毕业照

阿轰

<p><span style="font-size: 20px;">  2020年的夏天注定是会令全国所有毕业生们终身难忘的毕业季,因为“抗疫”取得战略性胜利后,“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任务依然艰巨,虽然历经数月居家隔离后的毕业生们已返校,但人员大规模聚集是万万不可的,于是取消毕业典礼、不拍毕业照的大合影成为这个毕业季的常态,令学子们嘘唏。</span></p><p><br></p><p><span style="font-size: 20px;"> 毕业照是每个人求学阶段和青春成长的总结,尤其是大学生们,拍完毕业照、走出校门,即是告别人生最美好的学生时代的转身,此后同学们天各一方,可随意挥霍青春的日子一去不复返,若要全班再聚齐已铁定成为不可能的事,毕业照便成为学生时代的最后定格。没有毕业照,像是少了离校前的最后那次隆重的盛典。好在现在手机普及,网络发达,平时随手拍下的照片多多,加之各种软件、模板丰富,想“创作”出毕业照成为轻易事,反倒是您“脑洞大开到何种程度”才是决定毕业照成败的最终因素。于是这几天网上各大学的“云毕业照”成为一道靓丽的风景线:有班级、小组或同宿舍的,有闺蜜、哥们或恋人的,也有社团、旅行、业余文体生活写照的,场景活泼,主题突出,令人眼花缭乱应接不暇,不得不佩服现代大学生们思维活跃和充盈的创造力,也非常羡慕他们在人生最美好的年华里能有精彩影像的记录留存,成为日后见证成长轨迹的印记。<span style="font-size: 20px;"></span></span></p> <p>  (▲选取部分各高校毕业照的集锦。)</p><p><br></p> <h1>  忽然想起我也曾有毕业照,于是翻了出来,没有几张,都是拙朴的黑白照片,年代久远,似乎在诉说着照片背后的故事。我们当年没有现在这好条件,五零后们的青春沉重且无色彩。</h1><h1><br></h1><h1> <b>我小学毕业时没保留毕业证书,没有毕业照。</b>我1964年秋季上了福建省漳州市公园小学,三年级时赶上了“十年动乱”,那是不堪回首的年代,老师成了“臭老九”和资产阶级反动知识权威被打倒。从1966年秋季到67秋季,全国学校经历了停课、复课闹革命的过程,我们渡过一年不上课、没人管、无聊空虚的时光。后来复课了,但学了什么东西现在都想不起来。到了1969年秋,中苏关系紧张,全国“备战备荒”,学校组织我们高年级开始在学校操场挖防空壕,继而挖地道。有活干,释放了我们过剩的精力,那是一段最欢乐充实的时光。我们这个班得益于一年级时的班主任严婉荣老师教诲,有着团结友爱精神,我们在劳动中又把这种精神发扬光大。那年秋冬,我们用自己瘦弱的臂膀齐心协力,居然在学校操场上挖了防空壕、挖通了地道,后来又开荒种玉米、地瓜、西红柿,到古护城河的壕沟挖沟泥做肥料、下乡参加秋收等,享受着劳动和收获的快乐。那时虽然同学们都过着清贫拮据的生活,但我们全班似兄弟姐妹。到中学毕业下乡后大家便不自觉的寻找原来的同学,班级队伍慢慢扩大,同学们平时还互有走动,到春节则要全班聚会,这传统已保留多年。外人很难理解我们小学同学为何有如此的凝聚力。</h1><br><h1> 我们从1964年秋入学到1971年春小学毕业,一共在校6年半,中间经历停课一年,到毕业前经历了一次秋季招生改为春季招生的学制调整,光是六年级就上了三个学期,到进漳州一中上中学时刚好是改为春季招生。记忆中我没有小学毕业证书,还以为是那年代管理混乱没发,觉得遗憾。但中学同届的蔡文华同学上的是华南小学,虽小我一岁却有小学毕业证书,像介绍信一样的一张纸。如此说来我应该也有啊。于是我询问了小学同学,林淑芸同学说她有,并马上给我发了小学毕业证书的照片。由此可见,小学有毕业证书,只是我没有拿到或遗失。听我大学同学刘正明说:毕业证书肯定有,可能没及时领,说不定还在学校档案或班主任老师手里保存。他说:2014年他们云霄一中的同学聚会,有好几个同学从原来的老师那里取回了毕业证书,还很新,老师代保管了40多年。<br></h1> <p>  (▲林淑芸同学保留的公园小学毕业证书,印有最高指示,落款是漳州市公园小学革命委员会。)</p> <h1>  遗憾的是我们当年没有留下一张班级的毕业照,小学同学们对毕业照都没有印象,可以确定没有。在那年代里,拍毕业照是资产阶级思想的表现。</h1> <h1>  前几年我写回忆小学生活的文章时,很意外也很欣喜的收到女同学发来这张合影照片。照片摄于我们六年级结束后的1970年春节,是班里六位女同学和当时的校长、班主任的合影,大家都戴着毛主席像章,女同学们约13岁,清一色的“两把刷子”发型,清纯稚嫩的脸庞,真实的留下了六位女同学小学的形象,非常的珍贵,是唯一一张反映了我们同学当年形象的照片,我自认为,且可把这张照片当做我们小学毕业照的“局部”吧。<br></h1> <h1>  </h1> <p>  (▲后左起:柯丽珠、许水华、林瑶-当年公园小学革委会主任、当时的班主任黄荣洲老师;前左起:林漳卿、郑琳琳、黄惠珍、曾翠恋。)</p><p><a href="https://www.meipian.cn/xru90oi?share_from=self" target="_blank" rel="noopener noreferrer"><i class="iconfont icon-iconfontlink"> </i><i> </i>“故园”52年前__我的小学往事记忆</a></p> <h1>  </h1><h1> <b>初中毕业时英语老师李金麟给我们拍的毕业照。我的毕业证书在47年后才找到。</b>1971年改为春季招生后我上了漳州一中。那时划片区上中学,不用考试。中学时学制也有过一次调整,我自己都搞不清楚,困惑了许久,其实很多同学和我一样,说及此事都是一头雾水。好在蔡文华同学好记性,他对当时的情况记忆颇深,经他指点后我才搞明白。</h1><h1><br></h1><h1> 我们这届是1957、58年两个年龄段混合同时上初中的,所以人很多。入校后都按部队的编制以连(年段)、排(班级)相称。我们初一有两个连14个排:一连6个排,二连8个排,我在二连1排。当时我们有12个排在“三好楼”上课,七排和蔡文华所在的八排在“新华楼”上课,后因众所周知的原因、新华楼要改建为纪念馆,便把他们迁到平房的北教室上课。到了初二,取消连、排的军事化建制,把两个连合成初二年段,拆了两个排分流学生,剩下12个班,在“卫国楼”上课。我们初中上了完整的两学年(1971年春季到1973年春季)。</h1><h1><br></h1><h1> 初中毕业前,各班要拍毕业照了,那次是英语老师李金麟、我们私底下都按英语发音喊他“替且李”的帮各班义务照相。李金麟老师是侨生,戴标志性的黑框眼镜,文雅和蔼,他有一台高级的徕卡照相机。李金麟老师还有一手中医按摩疗伤的绝技,在运动会上受伤的同学一定会记得曾经让李老师按摩治疗的。记得照相是在校道上摆了两三排凳子,以新华楼为背景,各班轮流去拍,像流水作业,所以我们这届的毕业照各班都差不多。时隔多年,要感谢李金麟老师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初中毕业影像。<br></h1> <p>  (▲我班的初中毕业合影。第三排右一是班主任林雪娥,她是很认真负责的数学老师。我在第三排右六。)</p> <p>  (▲蔡文华所在的初二12班毕业合影。蔡文华在第三排右三;右四谢建军,后来我们一起下乡在浦林畜牧场,他是第二代知青手扶拖拉机手;右五王迪,军分区子弟,我们都是漳州一中校篮球队的。他们班后来被拆分了,有多名同学分到了我班。)</p> <p>  (▲李金麟老师和学生们在芝山红楼前的合影。第二排右一是李金麟老师,戴着标志性的黑框眼镜。第一排左四郭伟琳、左五韩峰。)</p> <p>  (▲2018年,李金麟老师从香港重返漳州,部分同学前往拜访。右四是李金麟老师。右起郭伟琳、卢时瑜、柯丽珠、李金麟、赵惠贞、王丽娟、汤涛、张国山。)</p> <h1>  由于当时实行初中直升本校高中的政策,不用考试。我一直以为这样就不发初中毕业证书了。事实上我们是有毕业证书的,因为蔡文华同学就还保留着,1973年1月颁发,和我的高中毕业证书样式一模一样,应该是漳州一中的统一模板。如此看来,我没有毕业证书仍然是在哪个环节出问题了,悔之莫及。<br></h1> <p>  (▲蔡文华同学保留的初中毕业证书。样式是漳州一中统一的模板。)</p> <p>  (▲林淑芸同学说她也有保留初中毕业证书,只是多年前被别人借走未还;她还保留着初一下学期的《学生情况报告书》,她的毛泽东思想教育、语文、数学、农业基础知识、外国语五门功课获得“优”,军体课“良”。还有一段老师的评语:全学年表现较好,受到连部表扬,本学期被评为劳动积极分子。家长意见栏盖了家长的印章。)</p> <h1>  直到过了47年后的2020年12月,我在整理准备捐赠给母校厦门大学校庆一百周年的史料时,很意外的从故纸堆里发现一个透明塑料袋,打开一看,居然是我高中一年级的《学生情况报告书》,里面竟然有我的初中毕业证书,和蔡文华的毕业证书一模一样。这一意外收获令我欣喜半天。</h1> <p class="ql-block"> (▲我的初中毕业证书。)</p> <h1>  《学生情况报告书》是一九七四年度第三学期,按理说一个年度只有两个学期,而这多出来的一个学期,就是蔡文华同学说的“高中学制调整,高一有三个学期”的第三学期。真相大白,都对应上了。</h1> <h1>  里面有德育(政治思想表现),以小组鉴定代替了。智育一栏里的政治、语文、数学、英语成绩均填上“公假”,是没有考试还是其他什么原因现在记不起来了;物理和化学是“优”。</h1> <h1>  还有一张告家长通知书,主要是提出暑假要求和各班“护校”的时间安排。</h1> <h1>  代表德育成绩的是“自我鉴定(主要优缺点)”,是我的笔迹,很符合当年模式化的风格。</h1> <h1>  体育成绩和学工、学农、学军的具体表现。在受过何种奖惩一栏里写道:本学期被评为“三好生”和“深挖洞”积极分子。</h1> <h1>  家长意见一栏空白。</h1> <h1>  </h1><h1> <b>高中毕业时有毕业照,终于拿到了毕业证书。</b>1973年2月,我上了高中,此时学校把初中的12个班压缩到8个班,在“劳动楼”上课,将部分同学转学到二中、五中。我的班级一直保留,其间补充了许多分班后转过来的同学。</h1><h1><br></h1><h1> 高中又赶上了学制调整,又要改为秋季入学,所以我们从1973年2月到1974年7月的三个学期为高一。</h1><h1><br></h1><h1> 那时学校已恢复共青团组织,我是学生干部,积极向团组织靠拢,记得是在初二时入了团。前不久有同学发来一份1973年3月2日共青团漳州市委会005号《关于建立共青团漳州一中委员会所属支部委员会的批复》文件,十分珍贵。文件批复成立74届的高二(1)至(10)班的团支部,每个班支部有三名支委、其中一人任书记。有许多熟悉的名字。</h1><h1> 批复我们75届的8个班成立第一、第二两个团支部,4个班为一个支部。我那时是3班的,荣幸的担任第一支部支委。</h1><h1> 第一支部支委五人:杜高升(1班)、付秀芬(4班)、许闽峰(3班)、韩峰、汤涛(2班);杜高升任支部书记,付秀芬任副书记。</h1><h1> 第二支部支委五人:柯丽珠(5班)、张灵聪(7班)、林勇(6班)、牛正建(7班)、刘振汉(8班);柯丽珠任支部书记,张灵聪任副书记。<br></h1> <p>  (▲共青团漳州市委会的批复文件。)</p> <h1>  到1974年秋季入学时我上了高二。我有一张写着高二(3)班的合影,没有写拍摄日期,照理说高二是没必要拍全班合影照的,现在明白了,这张照片应该是拍摄于1975年的春节前,因为1975年春季的最后一个学期我们将分班改为专业班制,这是在全班即将解体之前拍的“散伙”照以留念。其实这张照片里的同学并不全,有几个熟悉的同学不知何故没参加拍照。第二排左一陈丽丰老师,她教数学,讲课深入浅出;第三排左四黄逸山老师是班主任,教物理,平时话不多却呕心沥血;左五林策老师,教“农业基础知识”(生物),活泼热情;左六徐瑶生老师,教语文,上课生动,使我对语文产生了浓厚兴趣;我在第四排左六。</h1> <p class="ql-block">  (▲高二3班分专业班之前的合影。我在第四排左六。)</p> <p>  (▲高二七班团支部也在班级解体前拍照留念。第二排右二是张灵聪书记;第三排左一谢建军。)</p> <h1>  </h1><h1> 蔡文华同学曾问我说:“您怀旧文里有小学、中学篮球队、下乡生活的回忆,唯独没有中学的内容?”他这个问题问得很到位,我也曾经问过自己这样的问题。那时我们年少,从不同的小学来到班里,彼此陌生又少交流,加之受“读书无用论”影响,又常有挖防空洞、芝山开荒、下乡参加“双抢”和秋收、到糖厂学工、军训等等不用上课,心比较散,我也自然对班级关注不够,尽管我还是班干部;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从初一入学不久,就被杨祖涛老师选进校篮球队开始篮球训练,其间的1972、73两年还入选了龙溪地区少年篮球队参加集训和全省比赛,到高中时郑瑞祥老师当教练,那时我们已是当打之年,篮球成了我的精神归宿,我把更多的精力投给了篮球,队友胜于同学,以致于我和篮球队的队友们倒成了一辈子的挚友。<br></h1> <p>  (▲篮球队部分队员和教练,摄于1973年冬天。左起:左起周晓滨、郭伟琳、赵俊荣、教练郑瑞祥、于岳民、队长郭建增、许闽峰。)</p><p><a href="https://www.meipian.cn/oednzv2?share_from=self" target="_blank"><i class="iconfont icon-iconfontlink"> </i>伴我一起走过少年时光的漳州一中篮球队哥儿们</a></p> <h1>  </h1><h1> 那时高中毕业要上山下乡当知青已是趋势,学校为了使我们当知青后能有一技之长,便在1975年春季最后一个学期开启了自由选择专业班的形式,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分班了。专业班学的都是下乡后用得上的知识,如语文、机电、美术、腐殖酸(有机肥)、学医(赤脚医生)等等。我跟球队的于岳民、周晓滨、郭伟琳、胡勤建、杨晓章、张少伟说我们都选择报语文班吧,这样还可以成为半支篮球队。队长郭建增则选择了机电班。语文班上了一学期,从毕业照大合影题字看,我们还是高二。到了夏天,我们漳州一中1975届的宣告高中毕业,我们总共在校四年半,其中两年初中,一年半高一,一年高二。我总算搞清楚了困惑多年的学制,如愿的拿到了毕业证书。<br></h1> <p>  (▲高中毕业证书的封面。)</p> <p>  (▲我的高中毕业证书。左边印着毛主席语录。)</p> <h1>  毕业前夕我报名上山下乡,我们在新华楼前拍了三张毕业照的大合影。<br></h1> <p>  (▲我们语文专业班的毕业合影,摄于1975年6月,题字写着“漳州一中高二语文班毕业留念”。第三排左一是班主任张世涛老师,温文尔雅;第三排右一是语文老师陈如珂,功底深厚。我在第三排左七。)</p> <p>  (▲语文专业班报名上山下乡的所有同学和陈如珂、张世涛老师的合影。我在第二排右三。)</p> <p>  (▲漳州一中75届高中毕业生报名上山下乡的全体同学和老师们的合影。)</p> <h1>  <b>厦门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像是我在“浦林农大”的毕业证书。</b>1975年7月31日,我下乡来到浦林公社畜牧场当知青。早我一年下乡的是74届的学长们,他们身上保留着五零后这一代人吃苦耐劳、有集体主义精神的特点,大家有着“到广阔天地炼一颗红心”的壮志,战天斗地、自力更生建设新农村,还自豪的把浦林畜牧场称之为“浦林农(业)大(学)”。我们现在知青微信群的群名就叫“浦林农大”。<br></h1> <p>  (▲浦林畜牧场知青的合影。每年春节我们都要聚会。)</p> <h1>  我们知青们还像是一个团结有朝气的班集体,我融入其中,劳筋骨,在艰苦枯燥的劳动生活中沉淀着。现在我会怀念那段生活,怀念苦难年华中的青春磨砺。1977年10月国家恢复高考制度,母校漳州一中把我们历届毕业生招回恶补文化知识,使我有幸成为了厦门大学的七七级大学生。下乡两年七个月后我离开了人生旅程中“知青点”那个驿站,从某种意义上说,厦门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似乎就是我“浦林农大”毕业证书的代名词。我感谢那段生活的给予。</h1><p><a href="https://www.meipian.cn/vee1k21?share_from=self" target="_blank" rel="noopener noreferrer"><i class="iconfont icon-iconfontlink"> </i>《我们的田野》__我的知青生活记忆</a></p> <h1><b>  我大学毕业证书的照片是第一次穿西装打领带拍的。</b>我是1978年的春天来到厦门大学报到的。又赶上改为春季入学的学制调整。那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年代,我们唱着《祝酒歌》,用的讲义是老师们油印出来的,同学们在知识的海洋里如饥似渴的吸吮,每天都有新事物涌现,精神处于兴奋状态,课余学生社团、文体活动亦丰富多彩。我们同学大都有下乡的经历,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求学机会。时代在前进,祖国美好未来的蓝图仿佛就在不远处徐徐展开。</h1><h1><a href="https://www.meipian.cn/1u9hlwpb?share_from=self" target="_blank" rel="noopener noreferrer"><i class="iconfont icon-iconfontlink"> </i><i> </i>厦大往事</a></h1><p><br></p><h1> 四年大学生活眨眼间就要过去了,1981年的冬天,我们毕业在即。毕业前夕,中文七七级班委和学生会决定给每个同学留下一份值得一辈子存念的记忆_《纪念册》,里面有我们班主任、辅导员和每个同学的个人照片。班里通知大家每人交一张个人照。周末那天,我们一班三组同宿舍的“309弟兄”们正在宿舍里讨论什么时候、穿什么衣服去厦门市里照相馆拍照,忽然有同学进来说:一组有人穿着陈松钦的西装还打领带去拍了照片。这可是非常重要的信息,那时我们以军装为美,从没想过穿西装打领带拍照的事,顿时大感兴趣,说一起去问问陈松钦。陈松钦羞涩的从箱子里拿出西装领带说“你们拿去拍吧”。大家试了下西装,板板正正都能穿得下,但领带怎么打却犯难了。陈松钦说“已经打好了,不要拆开,套上去一拉就可以了”,还帮我们演示了一下。事不宜迟,我们索性拿了衣服直奔照相馆。穿上西装领带怎么看都觉得人精神了不少。拍好一个人,要小心翼翼的把领带圈从脖子上取下来再套到另一个人的脖子上,领结也就大概齐的拉一拉再捏捏,感觉差不多放到了正中间位置就妥了。现在看来,我们那时纯属土包子,根本不知道要拉紧领结才显得利落。过几天取来照片,怎么看都觉形象气质提升了不少,于是心满意足的把照片交了上去。等纪念册拿到之后我才发现,全班有十几个男同学都是穿了这套西装领带拍的,除了脑壳不一样,西装领带都一样。<br></h1> <p>  (▲我们的纪念册,题字由我们著名的书法家朱守道同学所书。我们一班三组同学,上左起:组长张明亮、许闽峰、田力维、黄卷庄、钱政敏、叶子平、黄哲真、陈再田、张权斌、张红、钟悦英、王鸣。)</p> <h1>  我们是人生中第一次穿西装打领带拍照,很时髦、很洋气也很兴奋,咋咋呼呼的搞得动静挺大,当然不排除有人拍了后也会得意的到处去宣扬炫耀,于是女生们很快的也就知道了,她们不乏编剧高手,把我们这事略微加工编了个节目,在不久后的毕业晚会上狠狠的把我们“涮“了一把。穿西装拍照这事大家本来都心知肚明,女生们的节目里开局故意不说,慢慢的铺垫累积感情,直到最后才突然亮出“包袱”,引得全体同学老师哄堂大笑,搞得我们这些穿西装打领带照相的人很没面子。</h1> <h1>  我对这张西装领带照很满意,把它作为我毕业证书上的毕业照。毕业前夕,我拿到了厦门大学的毕业证书。<br></h1> <p>  (▲我的毕业证书。有校长曾鸣的签章。)</p> <h1>  1982年1月7日,我们全体毕业生在厦门大学建南大礼堂前的上弦场拍了一张毕业生合影,所有同学和任课老师都来了。我们把这张照片称之为班级所有照片中的“镇班之宝”。</h1> <p>  (▲我们的毕业照大合影。我在最上面一排左十。)</p> <h1>  从我们七七级开始,国家也恢复了学位制度,我们毕业论文通过后都意外的获得了“文学士”的学位证书。学位证书是离校后才补发的,拿到后大家都很高兴。那时还不知道要穿学士服戴学士帽拨穗这一说,多年后才知道要有此仪式。我把毕业证书夹在学位证书里面,从厦门带到北京,多年未动过。这次写此文时翻了出来,毕业证书红色封面的颜色都染在学位证书上,有的地方还粘连在一起,留下了像是有图案的底色。别具一格。</h1> <p>  (▲我的学位证书。有校长曾鸣和学位评定委员会主席蔡启瑞教授的签章。)</p> <h1>  再过几天,中文系公布毕业分配方案,全校又召开毕业典礼大会。恢复高考的第一届大学生们走上了分配好的工作岗位。</h1> <h1>  <b>我们把入学年看得比毕业年还重要。</b>恢复高考改变了我们这代人的命运。我们七七级是在1977年12月中旬进行高考、1978年春天入学的,七八级是7月高考、秋季入学。1978年底中央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改革开放”的伟大决定。这一年我们的命运历史性的和国家的前途紧紧的联系在一起。我们七七、七八级都习惯在“逢8”的入学年把纪念改革开放和恢复高考结合在一起。我们在1998、2008、2018年的春天都回母校纪念恢复高考入学20、30、40周年。尤其是2008年元旦,母校隆重举行《厦门大学七七、七八级纪念恢复高考30周年大会》,我们海内外近1500名学子都赶回来参加,会议结束后在上弦场的看台上留下了一张可谓是空前的千人大合影。<br></h1> <p>  (▲厦门大学七七、七八级纪念恢复高考30周年大会全体师生合影。)</p> <h1>  2018年2月21日,厦门大学中文系七七、七八级同学返校,和老师们共同举办了《纪念改革开放暨七七、七八级入学40周年大会》。当年我们入学时是风华正茂的年轻人,如今已是甲子人;更不用说当年正值壮年的老师们,如今也已白发苍苍的步入耋耄,有的老师已离我们而去。我们身披红巾,老师手捧鲜花,共同合影留念。这一年,我们七七、七八级同学绝大部分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这张照片也可视为是我们在社会大学里学成后的毕业照吧。<br></h1> <p>  (▲厦门大学中文系纪念改革开放暨七七、七八级入学40周年大会合影。)</p> <p><span style="font-size: 20px;">  青春易逝,岁月难留。如今又遇毕业季,年轻的学子们:“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span></p> (部分图文由同学提供。修改于2021年2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