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张罕见的照片，毛主席靠边站，居最中间的是他

八一⭐老黑

我们通常看到毛主席与人的合影，基本上都是他居中间，甚至最中间。建国后是这样，即便是在革命战争年代，毛主席也经常站在中间地带，不会靠边站。

然而，还真有那么几张照片，毛主席靠边站，站在最边缘，站在最中间的居然是他，个子不高，野心不小，能力不高，自视甚高。他就是王明。

你瞧，这一张是1937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与会成员的合影。前排左起：项英、凯丰、王明、陈云、刘少奇。后排左起：康生、彭德怀、张闻天、张国焘、林伯渠、博古、周恩來、毛主席。

王明在1937年11月由苏联回国，此時的他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

自从遵义会议之后，毛主席就成为事实上的领导核心，可他很谦虚地站在最边上，倒是王明这个对党、对革命同志曾经犯过大错误的人一点也不谦虚地坐在前排最中间，那是只有最高领袖才能坐的位置。

还有这一张，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主席团的合影。左起：毛主席、彭德怀、王稼祥、张闻天、朱德、博古、王明、康生、项英、刘少奇、陈云和周恩來。

毛主席仍然很谦虚地靠边站，所不同的是他站在了最左边，周总理（当时是党的副主席）也很谦虚地站在了最右边。

1938年，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撤销长江局，免去王明的书记职务。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后，此時的王明在延安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中国女子大学校长、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主任、中央委员等职。

朋友們数一数吧，王明还是站在最中间的位置，感覺太自高自大、自以為是、恬不知耻了。

没有想到，这个世上居然还有这种人！

再看最后一张，仍然是1937年11月王明回国后的照片，左起：张闻天、康生、周恩来、凯丰、王明、毛主席、任弼时、张国焘。毛主席没有站在最边缘，而是往中间靠了，但是站在最中间地带的依然是王明。

回国后的王明，不为革命着想，在武汉和延安的毛主席对抗，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使革命力量又一次遭到严重损失。

此前，在很长一段时期，王明一直是一个影子式人物，在莫斯科遥控博古指挥中国革命。批评毛泽东的主张，想借此打击毛泽东，削弱他的影响。

另外，错误估计了敌我力量，盲目听从共产国际指令。他们不了解根据地的实际情况，盲目乐观地估计革命形势，主张进攻中心城市，取得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在和敌人对垒时，主张硬碰硬，“先发制人”，給中国革命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損失。

抗日战争爆发，他才回到国内，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

职务不高，但他却是苏联支持的人物，他自視甚高自我感覺良好。所以，大家也都不得不给他点面子。

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王明受到了严厉批评。直到1945年4月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作出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彻底宣判了曾统治党4年之久、影响党达14年之久的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死刑。

王明，原名陈绍禹，字露清，1904年出生在安徽金寨县双石乡（时属安徽省六安市）码头村人。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自幼聪颖，有深厚的旧学基础。

早年参加过学生运动，在五卅运动中加入中国国民党；1925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长江局书记等职务。

1927年夏，捏造“浙江同学会”事件；1929年夏掀起了更大的“中山大学风潮”，使用一切卑劣的手段，发起对瞿秋白和中共代表团的攻击，致使瞿秋白被解除驻共产国际代表的职务，許多人受到开除党籍、团籍、学籍，送到西伯利亚作苦工的处分，也使有些人自杀，有些人莫名其妙地“失踪”了。

1930年从苏联回国后，以马克思理论家自诩，打着“反对立三路线”旗号，1930年年底，王明带头，罗章龙、王克全、何孟雄等起哄，集中攻击三中全会和瞿秋白，撤销了瞿秋白、李立三的政治局委员。

在1931年1月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夺取了中央领导权，至1934年间，在党内推行了一条以教条主义、媚苏亲苏为特征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按照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指示，派特派员和中央代表到各苏区进行反右倾斗争，导致“肃反”严重扩大化，严重伤害了大批忠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中高级党政军干部。同时，疯狂迫害毛澤東，对革命事业造成了极大危害。

抗日战争开始后，王明又回到国内，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否认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主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放弃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抗战初期在武汉任长江局书记时给党带来很大损失。

中共“七大”之前，王明主要从事妇女和统战工作，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中国女子大学校长、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主任、中央委员等职。“七大”以后，中央决定由王明担任新成立的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主要研究党的政策以及起草法律条文。

1946年6月，中央又成立了法制问题研究委员会，中央仍任命王明为该委员会主任。

解放战争时期，王明领导该委员会出色完成了制定陕甘宁边区宪法草案、全国性的宪法草案等工作，还在山西参加过一段时间的土改。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王明任政务院政法委员会副主任。

1956年9月召开党的“八大”前夕，中央曾于8月上旬致电在苏联治病的王明，希望他在身体允许的情况下回国参加会议。9月8日，王明回电表示因病无法回国参加，向中央和“八大”主席团请假。

党中央和毛主席从党的利益出发，仍提名王明为中共中央委员的候选人。这样，王明在“八大”上仍被选举为中央委员。但他长期留居苏联，加入苏联国籍，化名“马马维奇”“波波维奇”先后撰写、发表《论中国事件》、《列宁·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整风运动”是“文化革命”的演习》、《中国共产党五十年和毛泽东的叛逆行为》等书，恶毒攻击中華人民共和国，攻击毛主席，歪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叛党叛国。

1974年3月27日病逝于莫斯科，葬于新圣女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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