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邮电新村

亦农

四平路上的邮电新村，是当年同曹杨新村一样出名。我在邮电新村出生长大，并度过青葱岁月，人生的起点，寻梦的家园，都在邮电新村。

邮电新村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初，邮电企业为改善职工福利，兴建的大型居民区，地址为四平路621弄。村内布局合理，居住舒适，花园草坪，应有尽有。一条石子路两旁的梧桐树，枝叶茂盛，绿荫遮阳。砖木结构的二层楼房，红瓦白墙，整齐排列。后村有一所邮电职工子弟小学，是我读书的小学，后更名为四平一小。村外的北面，当时还有一大片农田。村内有几个花园，一年四季，花卉茂盛，鸟儿单飞。

村里住着几百多户人家，以村内中心花园为界，分前村与后村。新村的门牌号码，一边为单号，住户是邮政职工，一边为双号，住户是电信职工。

在邮政上班的投递员，都配有一辆自行车，下班时可以骑回新村存放。邮政与电信同属一个邮电行业，但从事的工种千差万别。可在同一个新村里居住，自然成为左邻右舍，彼此往来，串门聊天，且各户人家的子女，几乎是同时代成长的玩伴。那年各家各户，生活条件相差无几，“新三年旧三年，缝缝䃼䃼又三年”是常态。小时候家里老大穿过的开裆裤，老二老三接着穿。到了上学年龄，背上书包进课堂，放学之后，又聚拢一起捉迷藏，直到听到各家姆妈“回家吃饭了”的叫喊声，才曲终人散，各自回家。童年的美好，年少的记忆，都存留在新村里，正是抹不去忘不了常相思。

当年的邻居，亲近和睦，友善相处。村内有双职工家庭，也有单职工上班，双职工且子女少的家庭，经济稍为富裕，子女多的家庭，就略显拮据，但邻居之间从不嫌贫爱富，说三道四，而是和气相待，彼此关照。哪家有难处或麻烦，相邻们也会尽力相助。

记得村内的几个小花园，是我童年的去处。花园有专人打理，绿油油的草坪上，迎春花，月季花，菊花，梅花，四季种栽。我家住在前村一号，离前花园近在咫尺，每天晨起，推开窗户，就能闻香见花。村口沿路有个电话亭，是全村同外界通讯的窗口，那位纯朴的北方大爷，接到电话，催人接听，叫起的声音特别洪亮，仿佛要让全村的居民都从窗户里伸出耳朵，听他的叫号声。有时候他忙不过来，还会让家人小辈帮忙挨家递条子。可爱的大爷影子，一直梦萦我的脑海里。整个新村有几个大妈每天清晨，风雨无阻，把村内街面扫得干干净净。新村环境优美，道路整洁，绿树成荫，鸟语花香，处处显得温馨有味。

新村里一条石子铺砌的弹格路，是村内的主要通道，它纵横交错，把整个居民的门幢串连一起。小时候经常走在石子弹格路上，时常听到家长里短的邻里之语，时常见到急冲冲上下班的大人影子，时常碰到打闹嘻笑的同年玩伴，时常闻到家家户户的烟火香味。每当清晨或黄昏，总有一阵阵在石子弹格路上轻舞飞扬的骑车声，传进我家的窗内，知道家长们上班奔忙或下班回家。这条留下过往生活画面的石子弹格路，是当年邮电新村的记忆带，也记录了我茁壮成长的缩影。

石子弹格路两旁的梧桐树，是新村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孩子们也喜欢在周围寻玩打闹。炎热夏天，遮阳乘凉，三五成群，树下嘻闹。酷暑之下，知之悬在树上，叫声不停，贪玩的伙伴，会不顾烈日暴晒抓知之。到了傍晚，夕阳西下，住在底层的家庭，会搬出小桌子，全家人围在一起吃晚饭。还有各家各户会拿出小凳或凉席，在后门口乘凉聊天，男男女女，各占一半，海阔天空，胡吹海侃。这时候“新民晚报、晚饭吃饱”清脆悦耳的声音，也会随着习习凉风拂耳而来，回荡在村内。有时候在乘凉时，还经常听到前村的双号里，传来一位男生唱着青衣女声的京剧唱腔。可惜这么多年，已忘了这位仁兄的姓名。但是他唱腔婉转，念白有韵，嗓音圆润，声音缠绵的京戏，还依稀记得。白露一过，弹格路格外热闹，午后总见到众人围观，观战小时候仅有的娱乐——“斗蟋蟀”。

邮电新村大门外，是四平路与新港路的交汇口，当初周围都是小巷小道，隔着竹片子围墙之外，有相邻的董家宅、奚家宅、姚登阁、蒋家桥和幸福村，几乎是自建的私家住宅，这些私宅大多高低不一的矮平房。住在那一片的同龄人，有的是同我一起进入北郊中学的同学。记得董家宅边上曾有过一个牛奶场，听大人说起这个牛奶场早年还雇了不少印度“红头阿三”在此挤奶度日。

四平路上有头道桥、二道桥和三道桥。头道桥下一条流淌的小河，从北向南，经虹口港汇入黄浦江。说起二道桥，曾经有河道，解放后被填实，紧俟着新村一条小道叫蒋家桥，就是当年二道桥的河水流经处。当时二道挢的沿街，都是小店小铺，记得我小时候，隔壁邻居金定杰大伯经常差我到二道桥帮他买油盐酱醋。村口一家饮食店还在，已改名叫“又一村”，它像一件陈年老古董，让我睹物追忆过往的旧事。三道桥离得远，它在四平路的东头，但离那里不远的同济大学游泳池，是我学会游泳的地方。

当年新盖的邮电新村，功能齐全。砖木结构的二层楼房，粉红色的瓦片覆盖，灰白色的墙体装饰，每个门号有六个室号，室内铺就实木地板，配有抽水马桶与大浴缸的卫生间，有合用的厨房间，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又安装了煤气灶。我们自小在新村长大，没有经历过当年那些住在小弄小巷，每天早晨拎马桶，生炉子的辛苦与烦恼。

想起邮电新村的往事，似乎就在眼前重现。邮电新村是我出生的纪念地，村里那条弹格路是我学会走路的石阶，而村内的四平一小是我心智开启的钥匙。当年父母对我的悉心养育与邻居呵护备至，其暖暖爱意一直深深地藏在我的心里，没齿难忘。

想当年，我住在邮电新村一号三室，同号邻居的家长们，待我如子，提携帮衬，金家阿爸，徐家阿爸，孙家姆妈等长辈的音容笑貌，始终记在心底。一号六室芝莉、小兰，同我年龄相仿，她们住在我家楼上，每当夜深人静，楼上孙家姆妈的山东话，总会传入我耳内。长得清秀的芝莉，是个文静的姑娘，说话总是轻言慢语，语气温柔；她的妹妹小兰，却像个“女汉子”，干练泼辣，直率爽气，姐妹俩一文一武，性格迥异。后来听到芝莉不幸过早离开人世，令人稀嘘不已。隔壁一室的金家，兄弟姐妹多，在我还在上小学时，金家子女都先后工作。大阿哥金城，高高个子，斯斯文文，交大毕业留校当老师，经常看到他急冲冲奔出家门，去挤55路公交车，赶往徐家汇交大上班，每天都是早出晚归。记得每年夏天，他都会捎来在学校实验室自制的冰棒，拿回家里，请我分享。我小时候体弱多病，大阿哥的夫人叫陈锡容，是儿科医生，不知多少次给我打青霉素。真得难忘对她的感恩之情。比我家几个姐姐大好几岁的金家大姐金月蓉，快人快语热心肠，从华师大毕业在杨浦区某中学当老师。她出嫁之后，也经常回娘家，同我家几个姐姐，有聊不完的话题，从小结成的邻里之情，都写在她们的脸上。亦文是金家最小的孩子，尽管比我大，但彼此十分亲近。当年他在上外读书，早晨天未亮，就看到他手捧厚厚的牛津英文书在苦苦背单词。他的好学，让我记忆犹新。楼上四室徐家的徐平、徐英兄妹俩，小时候一直是听话懂事的“好小囡”。我同自己的哥哥在外面玩 得“黑天洞地”，却从不见徐家兄妹俩跑到路外，与玩皮的小孩扎堆。他们的父母是双职工，一个在邮政一个在电信，在邮政支局工作的徐家阿爸，从来不对自己的儿女发脾气，总是忙忙碌碌做家务，管教子女做规矩。印像最深的是每年的夏天，徐家爸爸会利用中午的间隙，从离家不远的支局赶回家里，烧好每天晚上的菜肴，再去上班。徐家爸爸是我们这幢楼里的楷模。

三号三室的俞家五兄弟姐妹，同我家情同手足，患难之友。小时候都把俞家玉正大哥当作可倾诉的“孩子王”，他就像“定海神针”为我们这些小字辈遮风挡雨。俞家玉鹏个子不高，但长得机灵，时称“智多星”。俞家小女玉健，直来直去，老是扮演“小大人”。其实，俞家同我家都隔着一面墙。当年两家小辈经常学着“红灯记”的台词说：拆了这柱墙就是一家人。还有三号楼上的吴家三兄弟同楼下吴家三兄弟，都是我小时候朝夕相处的大哥，他们的影子已深深地印刻在我的脑海里。住在五号的邻居家长与兄弟姐妹，都有过令人难忘旧事重提的趣味与快乐。五号一室的黄德顺“子承父业”，在邮电俱乐部当水电工，邻居之间有些水电小事，一叫他就来修理。五号三室的章氏三姐妹，年轻时如花似玉，章家姆妈大家闺秀，穿着得体，说话也是轻声细语。她的二女儿后来考上了清华大学。五号楼上的新国、建国与隔壁的张小平，同我都是“赤膊兄弟”。五号六室的方家也是知书达礼的家庭，方家有个女儿中学毕业，去了西安工作。那时还不知西安在何处。

邮电新村第一幢楼的一号至五号，后来也走有搬进迁出的人家，早期从三号搬出的李颂长辈，解放前就是民国邮政的文艺青年，他曾同在邮政工作过，后来经常在影片中扮演反派角色的演员陈述，熟识共事，在民国时期的邮政舞台共演话剧。解放后，李颂一直担任邮电俱乐部主任，是上海邮电职工企业文化的翘楚。三号楼上的吴坤林长辈，文革中同我父亲都遭遇过迫害，他还一度“发配"到南京梅山煤矿劳动，文革结束后，恢复官职，担任上海市邮政局副局长。还有一号的金家阿爸把自己的子女，个个培养成各行业的栋才，其中的三个儿子先后从上海交大毕业，二个留在交大当教授。三号的俞玉正从上海邮电学校毕业后，长期在邮电部520厂工作，一度担任过厂长助理兼一分厂的厂长。五号的张瑞是从部队转业的军人，仪表堂堂、姿态威严。孩子们看到他一直称“爷叔”打招呼。张瑞很长时间在上海邮电工会负责职工的福利事项，后来也是一位离休老干部。

邮电新村第一幢楼，好像是当年村内的“风水宝地”。其实不然，是当年的家长们，呕心沥血、费尽心思培育的土壤，让子女们根深茂盛，茁壮成长；是当年的家长们，辛勤教育，无私付出的执着，让子女们明理懂事，走上正途；是当年的家长们，凝聚友情，传承家风，让子女们珍惜缘份，心念旧情。如今新村还在，旧事存忆。曾在邮电新村第一幢楼生活过的邻居，已各奔东西，各自为家，当年的玩伴也走近了黄昏，但曾经的邻里之情，却无法忘念。梦回邮电新村追寻过往的新村旧事，依然珍藏在我的心里深处，挥之不去。

作于2020年6月11日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