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兴安岭支边生涯回忆片断 （1970.12~1972.12） 谨以此纪念绍兴知青赴 大兴安岭加格达奇五十周年

金柏芳

一、抉 择

1970年 秋，我在绍兴县第二中学初中毕业。（该校原名为：绍兴稽山中学）

由于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教育系统尚来不及整顿、恢复正常的教育体制，使我们一大批初中生，无缘继续在校深造，而被匆匆地推上了社会谋生之路。

毕业分配有四个去向：

1、家庭经济特困者（人均月生活费不足八元）有望分配在当地厂矿企业工作，但数量很少，我班大约就2~3人；

2、参加浙江省（肖山）生产建设兵团；

3、赴黑龙江大兴安岭开发建设；

4、去当地农村务农。

我自衬，家庭经济还够不上特困者，分配到工矿企业的可能性不大。自道聪明，在一次与班主任，陈克敏老师独处时，表达了我想去浙江肖山建设兵团锻炼的意愿。

陈老师听完我的话后，似乎很惊讶地说：“噢？你愿意去浙江建设兵团呀！”

毕业离校在家，一秋日的午后，一位英俊军人来到我家，见到我好像很满意，嘱咐我作好准备，等候浙江建设兵团的录取通知。

此时家母在旁，因爱子心切，说我小时候身体欠佳，希望组织上能安排离家近一点的工作。随后，来访军人就详细询问了一些情况，家母一一作答。

过了一段时间，很多同学都接到了兵团录取通知书，我却没有，未免着急，就委托唐万安同学前去打听（因兵团招录人员，就暂住在他家的台门内）

次日早晨，万安同学告诉我，我的名字已在录取名单中被划掉了……。

家母知道实情后，内心懊悔不已，并多次去兵团招录人员的办公地守候，意欲更正、解释当初之误言。

我见母亲为此内疚伤神，心里也不是个滋味，毕竟家母出于护犊之心，尽管画蛇添足，但事已至此，也已无法挽回了。

为尽早结束，家母为此事的自责心态，我毅然地告诉母亲：“我要报名去黑龙江大兴安岭了”！家母唠叨了一些，路远迢迢、天寒地冻、如何受得之类的担心语。

记得当初我回答：“别人能过，我也一定能行”！还真有一股子“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的英雄气概。

于是我又回到学校，找到工宣队雷队长，要求报名支边去黑龙江大兴安岭。

雷队长神秘地告诉我，你们这个连去大兴安岭，是分配到加格达奇市区的，其余连队是要上山修路的。

就这样，因升学无门和家母在兵团走访中的一番“热心话语”，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开启了我闯北走南的支边生涯。兴许这就是命中注定的。人生如棋，落子无悔！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接下来就准备支边行囊，因家中经济拮据，未有添置新物，只带走了母亲嫁妆中的，一只纸皮薄板箱和锡泊作坊用过的实木书箱（自在兴安岭山上打了只木箱后，又将纸皮薄板箱寄回家中了）。

记得是杏贞（堂姐）领我上街，垫钱给我扯了二块卡叽布，做了二套衣服。家里又给我备了些绍兴香糕之类的土特产。

支边行李，是统一由当地居委会承办托运过去的。

临行前，家母（二舅母也过来帮忙）给我煮了一只“童子鸡”，把我关进里屋，让我一个人吃光。还真有一种“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的味道。

初中毕业证书

离开绍兴前，抱着姪子去照相馆合了个影

当年支边的出发地

二、 登上支边专列

1970年12月10日，绍兴一千多名平均年龄十八九岁的少男少女，穿着统一发放的军棉衣裤和棉胶鞋，拿着军大衣和狗皮帽。在县政府大会堂（现改为越城区政府，大会堂早已拆除）集合后，列队沿市区解放路向城北火车站进发。

沿街不少市民夹道欢送。

火车站月台上聚集了很多前来欢送的亲朋好友。

　　停在月台上的是绿皮黄杠的那种火车。

知青们按连、排、班的顺序上车，硬座席上早已贴好了每个知青的名字。而我的名字和女生贴在了一起，一直没好意思去坐，就挤在男生席上。

刚刚安顿好，列车就“哐当”一声，徐徐启动，顿时月台上、车厢里不约而同地暴发出一片哭声。

是的！告别家乡和亲人的那一刻，它触动了人内心深处的那种最柔弱的感情。车厢里的哭泣声，直到杭州站时，才渐渐平息。

专列上的早餐是预发的饼干，中、晚餐是送的盒饭。记得专列在山东附近临时停车时，看见窗外有很多乞讨儿童，伸手要食，我们就将早餐饼干丢给了他们。

绍兴出发时，政府给每个连队配了一名护送干部。负责我连的是一名小个子中年人，穿着与我们一样的服装，笑容可掬地穿梭在车厢之间，为我们解惑答疑。

列车行进途中，有一个连队的文艺演出小分队，来到我们车厢表演节目，节目中还带着浓浓的文革色彩。

绍兴出发时的二排人员名单

我们二排共48名战友，其中有向阳公社8名、跃进公社11名、二中同学29名。我任排长，严仲珍女同学任副排长。

记得途中，陈福英战友发问，我们的二排长是谁呀？我才亮了个相。

记得有个男同学，白天坐着打嗑睡，一不小心倒栽葱状地摔在地上。四天四夜的硬坐，全仗着血气方刚，也不觉难熬。大家嘻嘻哈哈，热热闹闹在一起，也觉快乐。

真可谓“少年不识愁滋味”。

12月14日晚8：00左右，我们的专列驰过长江，驶过齐鲁平原、华北平原，出山海关，驶入东北大平原，过松化江、嫩江，又驶入了大兴安岭。经过四天四夜的长途跋涉，专列喘着粗气，终于在大兴安岭的加格达奇车站停了下来。

专列在到达目的地之前，广播通知：外面很冷，要准备在火车上过夜。后来又通知准备下车，叫大家穿上所有衣服，戴好帽子。

记得我穿了自家备的小棉祆和发的所有棉装。大该是穿的太多的缘故，在上车时（脚蹬轮胎，手扒着车厢板）费了很大的劲，才勉强跨过解放大卡车的栏板。

敞蓬卡车在漆黑的街道上颠簸前行，不大一会儿，感觉凛冽的寒风，已经穿透棉袄，前胸后背都是冰凉的，风吹到脸上像刀割一样疼，鼻孔两翼内好象有薄冰异物存在。

此时气温在零下40度。

到了加格达奇制米厂，住进一个由礼堂临时改建的大通铺宿舍，里面四周及中间（有二排）是用木材制作的床铺，大约可住80人左右。

在中间靠门口的铺位端，砌有一个燒煤的取暖炉子，烟道是通向室外的。炉子上总放着一把冒着蒸汽的铁皮水壶。厂方专门安排一名老师傅，负责燒炉子。

初步安顿完毕，我们就去隔壁食堂用餐，吃的是细粮面条，它是将事先煮好的面条泡在冷水中，捞出来每人一碗，并在面条上加一勺已调制好的卤汁。

第一次吃这款面条，感觉淡而无味。有战友向炊事员反映面条太淡，她们没听清楚，事后被误传成：你们刚来就想吃蛋。

三、加格达奇制米厂

加格达奇制米厂，就是粮食加工厂。旁边紧挨着粮库。我们连大多数战友在制米厂，一小部分人去了粮库。

记得厂部曾组织我们去参观过面粉加工车间。天气晴好时，还可见厂区内，用芦蓆晾晒玉米碴子的场景。

冬天的感觉是冷。而大兴安岭的冷，更是那种寒风刺骨钻心般的冷。

这里最低气温曾到过一52.3度，冬季漫长达7~8个月，年平均气温在一2.8度，无霜期仅90~110天，曾被判定为不适合人类生存和活动的高寒禁区。

记得有一天我在街上，碰到同厂的会计，委托我把她的自行车捎回厂，我没带手套又不好推辞，我就裸着双手骑一会儿、推一会儿，不大一会儿，双手就冻僵麻木了，这是我第一次领悟到冻手的滋味。

记得又有一天早上，晨练出操，我拿起掛在脖子上的铁哨子，刚放入嘴中，竟将舌头粘住了，使劲一拔，带走了舌尖上的一层皮，疼了好几天才愈合。

12月份的加格达奇，正进入隆冬季节，赶上下雪的时候，真有一种令人心旷神怡的感觉，天上飘着雪花，纷纷扬扬，转眼间一片银白世界，肃穆静谧。

太阳出来时，雪花有着细碎的银光闪烁。远处灰白色的山峦蜿蜒起伏，朦朦胧胧，近处的山又特别清晰明朗。

道路上，雪压着雪，中间留下几道深深的车辙。赶牛车的老汉，穿着羊皮袄和毡靴，戴着狗皮帽坐在车头前甩着鞭子，脸上的眉毛和胡子，都染着一层厚厚的白霜。

老牛呼哧呼哧地喘着白雾，拉着车子咯吱咯吱地在雪地上碾转前行。

道路周边，有一撮撮矮小的民房，房顶上的烟囱吐着白烟。每个家似乎都有一个，用木板条或拌子垛围作栅栏的院落。

为抵御寒风侵入，房屋四周的墙都抹着一层厚厚的泥巴。

周边的江河都已结成了冰。河床边上一丛丛枯芦苇在寒风中摇曳。有人在冰上行走玩耍，大卡车也在河面上姿意行驶。

在江南长大的我们，头一次见到这梦幻般的冰雪世界，着实感到好奇。

到制米厂后，厂方安排我们政治学习和军事训练。并加强了连、排领导。一位部队刚转业不久的高个子连长，负责我们军训。一位上海知青，魏国忠担任我排排长（他的女朋友小王担任三排排长）。

记得有天晚上，睡得正酣，突然一阵紧急哨子声把我们弄醒，连长催促我们抓紧穿衣，紧急集合，列队后向某地徒步前进，好象是走到一个江边，连长告诉找们：警报解除，原路返回。

　　加格达奇制米厂时二排战友名单

69年3月，中苏曾发生过珍宝岛事件，所以每当冬季，与苏联为邻的黑龙江主航道封冻以后，战备形势就会紧张些。

让我们参加军训拉练，也在情理之中，八亿人民八亿兵嘛。

我们这批知青，六个月后就转为正式工人。工资每月有四十多元（含地区津贴在内）。

离家时，知道母亲手头不宽裕，所以每月发工资，总要寄回去一些以作添补。后来母亲也常给我寄些伙食品慢件过来。

大兴安岭的消费水准也不低，记得绍兴出发时，统一发放的棉胶鞋，因鞋面沾水冰冻而断裂，去街上鞋铺补一下，就化去1.6元。恰巧，正逢我三哥在牡丹江空军部队退伍复员，寄给我一大包军用衣物，其中有一双反毛军皮鞋，很漂亮又得时。

食品比较匮乏，主食：每月1斤大米，9斤面粉；余下就是高梁米、玉米碴子和玉米粉之类的粗粮，四两油，半斤糖，六两肉。

副食：主要就是土豆、白菜（放在地窖里贮存的）和粉条、海带、黄豆之类的干货。猪肉、鸡蛋、家禽也有一些，（都是冰冻的）但数量不多，逢年过节才供应。

好在当时年轻，胃口好。也能适应。

住在集体大通铺宿舍，好象没有洗漱间下水道，大家洗脸洗衣服的水，都外门外泼，天寒地冻，没几天门口的冰层，就越结越厚，把大门冻住了，人员进出也不方便，记得我们要经常刨冰清理。

在制米厂的几个月，厂方除了组织我们学习、军训和偶尔干点零碎活外，似乎没打算分配我们去各车间上班。

无所事事，难免惹事生非，记得是我们二中同学与某公社战友，发生了一次摩擦纠纷。厂方发现后，居然召开了一个类似批判会形式的现场会，这种文革惯用的手法，用在知青身上，未免过于苛酷了些。

由于南北方存在地域、文化及生活各方面的差异，使我们在短时期内，很难与当地相融合。

随后，厂方似乎对我们知青的影响越来越差。连每个月的工资也分作两次发放，大该怕我们计划不当，寅吃卯粮。

五个月后，上级决定，我们也要去加格达奇筑路营修路了（厂方选、留了十名战友）。

四、加格达奇筑路营七连

（上 山）



1971年5月中旬，冰雪融化春回大地，加格达奇渐渐地坡上了绿装。七连杜迎春连长到制米厂，接我们上山。

那天一早，我们只带了些随身用品，就徒步向筑路营七连驻地进发，（大约距加格达奇有70里路）。

出了市区就渐渐进入林区。大兴安岭的山脉低缓、绵长。到处都是高大笔直的松树，一会儿是一大片落叶松，一会儿又是大片苍翠的樟子松、马尾松、榆树、杨树、大片的桦树，雪白的树干，极其朴素纯美，如雪似雾。

我们途经开阔的草甸子，沼泽地和灌木丛。没有路，只是照着依稀可见的脚印，前行。

初春的大兴安岭，满目葱翠，山花烂漫，布合声声，小溪潺潺，树上的小松鼠上蹿下跳，一派生机盎然。有此美景相随，我们也不觉得太累。

我们走走息息，直到黄昏时分，才走到六连驻地附近，（已走了60里地）大家在一个较大徒坡的榛子丛里休息时，不禁都睡着了。连长用脚一个个将我们弄醒，初春的夜晚，寒气凝重，睡久了会得病的。我们强撑着起来，走到六连驻地帐蓬，不管男女，倒在床上和衣而睡。六连给我们烧了一锅疙瘩汤，又叫醒部分战友，勉强喝了一点，还是倒头睡去。

次日上午，我们继续前行，到达自己七连驻地。

粮库的战友作为先遣队，已于早些时日，带上生活必需品，上山寻找水源，并在附近平坦的山坡边开辟了营地，砍伐附近的杨木杆，搭好了帐篷和床，建起了食堂等生活设置，使我们制米厂的战友上山就能入住。

（ 筑 路 ）



加格达奇筑路营下设八个连队，1~7连是由我们浙江知青组成（其中有一个连为架桥连），八连全部是当地知青。

我们修筑的是加格达奇一红花尔基的战备公路（简称加红公路）每个连队负责修10里路（七连就距加格达奇70里），完成任务后，连队就继续向红花尔基方向搬迁，修筑下一个10里路。记得我们七连好象是搬迁了三次。

连里配一位经过短期培训的施工员，施工前，先找到上级测量队留下的公路中心桩，恢复公路宽度，然后就清除路幅内的路表草皮，砍伐小树灌木。

没有机械设备，只有扁担、土篮、铁锹、铁稿、铁锤、钢钎、雷管、炸药和几辆手推车。

最危险的活是开山放炮，炸平高岗和冻土，填平山谷。兄弟六连有名战友，因排哑炮不慎而失去一只手，一连一位女战友因冻土层塌落被埋，而献出了年轻生命。

一旦发生工伤事故或出现危急病人时，只能就地砍几棵小树，邦上绳索做个担架，选几名力气好的男知青，轮换着抬往几十里外的加区医院。

记得有一天我值日，向周伯衡战友借了块手表。早上7点吹哨出工，一直要干到中午11点。由于食堂伙食缺少油水，又干重体力活，没到中午肚子就唱起空城计，实在难熬，我就提前了10多分钟，吹响收工哨子。事后周伯衡问我：是否提前吹哨了？我无以作答，报之一笑。

（住 帐 蓬）



住的帐蓬里，设有两个大油桶改造而成的取暖炉，炉子上的烟道，是用一节节圆型白铁皮管连接而成，伸出帐蓬外。炉子里燒得是木柈。

冬天，我们战友们轮流值班烧炉子，夜班的战友，多数会提前去刨些冰回来，在炉子上化成水，擦擦身子洗洗衣服。

炉子燒的很热，靠近炉子的人，有可能烤焦头发，而远离炉子的人，早上起来脚下的被子，还可能会和帐蓬冰冻在了一起。幸亏当时营部给我们每位知青发了一块毛毡垫，隔寒保暖。

冬天就不能筑路施工了，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上山砍树，劈柴（劈柈子），取暖，保命。

与同学合影

（ 山 上 生 活 ）



山上的生活条件异常艰苦，几乎与世隔绝，没有电话，没有电（每天每个帐篷发二根蜡烛）没有报纸，记得连部倒有一台熊猫牌半导体收音机，但深山老岭也收不到信号。连队有个通讯员，隔几天下山一趟，来回要走一百多里地，从营部取回信件。

食堂的伙食比起加格达奇制米厂来，要更差一些了。吃的都是干货：土豆干、西葫芦干、黄豆、海带、连酱油都是固体的，最好的伙食是咸猪肉，可数量不多，吃不了几顿就没了。

食堂人员都是我们战友，也是学着燒菜做饭，可能是山上冷的缘故，好象面粉总是发酵不起来，所以吃不到白馒头。

一年到头，几乎吃不到新鲜疏莱和水果，没有绿叶素，人体所需营养严重失衡，不少战友得了夜盲症，关烈老弟就得过，半夜到帐篷外小便，回来就摸不着门了。

（小 锅 灶）



记得夏天某一日，连部通信员回到连队告诉我们：你们从绍兴家里寄来的伙食品慢件，因营部拖拉机，沉陷在了二连附近的翻浆地段（沼泽地），无法给你们送上来，你们自己抓紧去取吧！于是我们一帮战友，赶紧动身出发，现场一片狼藉，邮件都散落在泥泞的草甸子上，各人翻找自己的包裹（有的已经破包散落），背上邮件，赶紧往回走，来回也有八九十里地呵。

老家一般寄些大米、面条、年糕干和鱼干、酱（咸）肉之类主副食品，改善和补充了当时山上饮食之匮乏。

收工回来，可见帐篷后面经常是炊烟袅袅，战友们各自垒起几块石头，支上小锅就做起了家乡的美食。关烈老弟烧的花椒咸肉煮米饭，我没少吃，又解馋又扛饿，那个味，真是香啊！至今难忘。

加格达奇筑路营七连二排名单

（下 山 背 菜 ）



记得是八、九月份左右，筑路营贾副教导员到我连蹲点，建起了大开水炉，为改善食堂伙食，安排我二排下山去营部背疏莱。

大兴安岭地处纬度较高，夏天早上，三点不到天就亮了，傍晚九点太阳才落山。那天我们一早就穿上矿靴，手执木棍，趟着露水就住营部走。

晨曦的兴安岭，鸟语花香，空气清晰。时不时地还能听到，从远处传来的各种野兽叫声，我们手持木棍，既为探路更为防身。

当地人告诉我们，一个在山里走，如有东西搭在你肩上，千万别回头，那就是黑瞎子（熊），一回头就会咬断你的脖子。

听说四连就有位战友，从营部带回一块猪肉，在回连的路上，真被黑瞎子给盯上了，这位战友还算机灵，最终把那块猪肉扔给了黑瞎子，才算躲过一劫。

一路上，我们见到过狼，它蓝蓝的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你，你不要怕，但也不要惊扰它，相安无事也就过去了，再说我们还有一帮子人呢。

怕迷路，我们基本是顺着已部分处理过的加红公路路床向前行，一些砍伐小树后留下的树桩，常常拌倒我们。

要过水网沼泽地，我们像猴子般地在塔头上跳跃前进，一不小心没站稳，就会掉进没膝深的水中，水仍冰凉刺骨，倒掉灌进矿靴中的水，继续前行。

中午时分到达营部，匆匆扒上几口高梁米饭，背上营里已给我们准备好的疏莱筐，就住回赶（怕天黑前回不到连里）脚上穿着的矿靴又热又潮，非常难受，看见营部人员穿的懒汉鞋（北京布鞋）都让我十分羡慕。

马不停蹄，按原路返回。走着走着又饿又累，伸手就往后背筐里掏出一个茄子，往嘴里塞，大青椒，干豆腐（千张）都很好吃，真叫饥不择食。好不容易在天黑前，我们回到了连里，将背上的菜筐交给了炊事班，如释重负，终于完成了任务。

这一天，我们来回走了140里山路，真像此美篇背景歌词唱的，我们这一辈“上山练过腿，下乡练过背”呵！

（ 小溪河 ）



记得离连部不远处有条溪河，溪河水清彻透明，水底下的河卵石清晰可见，水深仅到小腿肚。我们常在此洗衣服，也有战友在溪河里抓过鱼的。即便是三伏天，水也是冰冷的。

小溪水流湍急，永不疲倦般地奔向远方，遇到较大的石头或斜坡时，会发出哗哗的声音。

冬天来临了，小溪河开始结冰。起初冰层下，仍可见溪水在流动（可凿冰取水）。随着气温不断下降，发现冰层被鼓开了，溪水顽强地往上冐，鼓开了又被冻上，直至最后完全被封冻住。我被这溪水的坚强，而深深地感动。

冬天我们就用稿头刨冰，麻袋装回去融化了，做饭洗衣。

大兴安岭的阳光、空气和水，曾滋润过我们的青春。

（ 遇 见 山 火）



由于气候自然条件（大风干旱、干雷暴引发）和社会情况（人为）等原因，造成的大兴安岭火灾事故，每年都有发生。

我们曾见到过一次。一秋后黄昏时分，望着一大片开阔地以远的山脉后边，有带状的蘑菇白烟环绕，时隐时现的火光，照亮了山头夜空，尽管离我们较远，也让我们不寒而栗，有些女战友被吓哭了。

连部作好了防火自救预案。上级防火指挥部还派出了直升飞机，向灾区人员空投食品，我们连还在不远处，捡到空投下来的饼干。最终因火灾现场离我们较远，而未殃及。

（ 小 秋 收 ）



大兴安岭的秋天，就像泼了颜料的画布，黄的、绿的、紫的、蓝的、黑的、白的、姹紫嫣红，层林尽染。

秋天也是各种果子成熟的季节。营部要求各连上山采集蘑菇、木耳等山珍（名曰“小秋收”）。

山坡上，一棵倒地的白桦树，往往全身长满了黑木耳，能采一书包。我们三五成群在附近的山林采摘，有蘑菇，猴头菇一般长在树叉上，要跳起来才能摘到。最多的要数榛子，一株株的树，一人来高，很快能采到一大袋。

我们上交给营部最多的就是榛子。蘑菇、木耳等我们自己享用了。

大兴安岭的秋天是富足的。

（ 食 堂 款 失 窃 ）

72年秋日的一个上午，事务长来到连部，打开抽屉，发现装在盒子内的，拟返还营部的钱不见了（多少数额不记得了）。

当初，我正在连部打扫卫生，见此状后，我脱口而出：保护现场！又叫关烈战友，马上去工地向吕德才连长报告。

不一会儿，连长气喘吁吁地赶回连队，又命通信员即刻下山，向营部领导报告。

大该是次日，营部保卫科和上级派出所，两个人来到我连，听取案情汇报后作了研究部署。

组织全连战友，对帐篷周围（大该20米距离范围）进行了地毯式搜查，无果。

对全连战友的行李箱包，开箱检查，无果。

此时有战友反映，住在连部办公室的人员，也应该开箱（包）检查。连部就连长吕德才，副连长徐林生和我三个人住，侦破组人员没要求检查连长、副连长的行李。那就查我吧。他们问我，箱子里有什么东西？我回答，有我保管的雷管。他们叫我提前拿出来，剩下一些衣物，开箱查了，无果。

随后，侦破人员用放大镜，在失窃的办公桌下，找到了一个疑似锁头内的小弹簧。因我当时在案情分析汇报会时，仍反映过当日晚上，听到过有老鼠上桌，在碗中寻食的声响（那天晚上，我们吃完饭后，没收拾碗筷，就召开了共青团组织生活会）。侦破人员就拨着另一个办公桌上的锁头，问我是不是这种声音？

当初，我非常平静地回答：没往拨动锁头的声响上去想，就以为是老鼠在碗筷中找食发出的声音。我想应该实事求是，不可出尔反尔，自找麻烦。

侦破组大约在我连工作了一个来星期，没有结果。其中也动议过，拟对猜测中的所谓“嫌疑”人，要采取逼、供、讯的刑侦手段来破案，最终因遭我们的极力反对，而放弃。

侦破组要回加格达奇前，我们上山，给加区派出所的公安人员，扒了几袋白桦树皮（生炉子引火用）带回去。

我们用公安人员上山带来的冲锋枪，在山上拍照留念。

这算是支边生涯中，一个不小的插曲吧。

　　用公安人员的冲锋枪在山上留影

徐林生副连长也端枪留影

（ 留 守 连 队 ）



71年春节来临，战友们都下山探亲回绍兴了。我因手头拮据，放弃了探亲假（记得还有何水林、季松海）

有一次，我与何水林同学同住在连部，晚上谁也不想烧炉上，临睡前把炉子燒旺后，二人就在被子上盖上所有衣服，钻进被窝睡了。

第二天早上，伸出脑袋，感到非常冷，又缩了回去，在被窝里跟何水林大声对话，”…起 …床…了… ”，并约定1…2…3后，二人一起起床。穿好衣服，赶紧点着炉子，老半天帐篷里才暖和过来。零下四十几度，没被冻死算命大。

春节的大兴安岭，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抬眼望去，一片银装素裹，分外妖娆。

我和季松海战友，踏着没膝盖深的积雪，在附近林子里，寻找有否落套的野兔和狍子之类的野味。

忽然在宁静的山脉后方，传来几声炮响，是正月开门炮？！是守望相助的八连、还是六连放的？他们一定是在和我们打招呼吧。走！回连，我们也放炮去。

我管着仓库里的炸药和雷管，就打开仓门，取出一包约20厘米左右见方的炸药（是用油纸包裹的），插入雷管和导火索，找不把合适的地方，于是就搬来一只食用后的豆油大桶，将炸药放在桶上，点燃导火索后，躲进了连部。

“轰隆”一声巨响，大地似乎被摇动了，插在帐篷三角架上的蜡烛也被震掉在地。我和松海急忙出去看，好家伙！院子中央的大油桶不见了，后来在帐蓬顶上，发现很多块油桶的铁皮，像弹片一样，好险啊，事后我才感到后怕，轻率鲁莽，险些酿成大祸。

我和松海约定：共守同盟，隐瞒此举，因为空油桶，是要返还给营部的。

（ 副 连 长 徐 林 生 ）

徐林生副连长，南京人，瘦瘦的高个，高颧骨，不善言笑，但博雅多识，亲善远恶。我们在一起交流，时常针砭时弊，有很多共同语言，让我有种一见如故，择善而从的感觉。

记得有一天，营部姓梁的驾驶员，（我们背地里叫他“梁野兽”）不知何故，在连部里拷打我们一位战友。我与徐林生副连长站在门外，愤概不平，摇头叹息，他说，X妈的，这样乱来，叫我如何再带队伍。

当我听明白，帐篷里挨打战友的原因，是因普通话不标准（绍普）而引发误解时，我冲了进去，替战友介释说，”我所干来骂你”，意思就是”我哪敢来骂你”。因梁野兽只听懂了”骂你”两字，所以兽性大发。经我介释后才收场罢休。因语言交流不畅，我们吃过亏。

又记得有一天，徐林生副连长独自在连主持工作，一早把我叫醒，起草一份“关于对XXX停职反省的决定”并加盖公章。

出工前召集全连战友集合，徐副连长宣布决定，态度十分严肃。（当时停职反醒是不发工资的）

72年初冬时节，我们已经知道，因省内统一调动，筑路营的大部分连队，要去大庆油田工作的消息。当时营部领导，有留我在加格达奇的意向，并通过连长，征求我本人意见。

如何去留，我找徐林生副连长商量，他认为加格达奇特区，建区不久，行事独特，不够规范，还是去正规的大庆油田发展会更好一些。当初我也不愿脱离七连战友，在这人生地疏之地，单打独斗。况且去大庆，离南方又近了千巴里路。

于是，我婉言谢绝了营部的挽留。在与徐林生副连长临别时，我们互赠了纪念品。记得他还赠我一首诗，因我多次搬迁，诗稿不慎丢失，但还记得其中几句：

”初春夏末展……一朝萍水逢……情同手足亲……加红变通途……。”

　　我旁边就是徐林生副连长，后边是

八连调来的事务长，另一位是吕德才连长

72年12月上旬的一个黄昏，筑路营政工组长王枷彬，徐林生副连长等人，为我们送行。在加格达奇火车站，营部交给我，用麻袋装着的全连战友的个人档案，要我到大庆后交给接收单位。

就这样，我们在暮色苍茫中，告别了美丽的大兴安岭，结束了二年的筑路生涯。

73年初，徐林生副连长曾来大庆乘凤庄新三村看我，正巧我外出，未能见面，深感遗憾。后传说，有人在杭州见到他，还找了一位杭州女朋友。

苦于没有联系方式，就此中断联络，只能追忆相处片断，聊以自慰。

五、重游大兴安岭

在大兴安岭的两年，我们笑过、也哭过。快乐过、也痛苦过。爱过、也迷惘过。也曾有过青葱时代的单纯，幼稚，迷茫和困惑。

梦想的经历和羽化的过程，使我们逐步走向纯粹、温和、知性、包容、智慧、自信和稳健。

生命是一段旅程，酸甜苦辣的体验，谁说，又不是一份宝贵的财富呢？！

随着白发来临，我们更加思念，人生的起步地。

2018年夏，我们七连18名战友，开启了“忆青春 兴安岭寻梦之旅”。

当踏上加红公路，这块魂牵梦绕的热土地那一刻，我们激动、兴奋，感慨万状。48年前，我们在这儿挥洒过青春的汗水与泪水，留下了许许多多不可磨灭的记忆。

兴许是岁月艰难，度日如年的缘故吧。

岁月苍茫，四季更替。美丽的大兴安岭依旧山峦叠翠，碧波万倾，自然风光优美如画。

　　我们在四连修筑的公路上合影留念

桥下的溪河水，依然清澈见底，一路欢歌奔向远方。它见证了，当年我们浙江知青的筑路生涯，也见证着大兴安岭日新月异的改革发展。

我们男战友、女战友、大庆碎石厂战友……用各种排列组合留影，恨不得把所有美景都带回去

在加红公路旁万亩种子林前合影

　　感谢四连肖国强战友为我们倾心向导

加格达奇桥西，6万平方米的“知青广场”别具一格。铸铜结构的群雕像，坐落在广场中央，14个真人同比例的知青雕塑，是当年知青劳动、生活和娱乐的缩影。广场两侧的图文背景墙，展示了当年知青风貌。

滔滔黑龙江，巍巍兴安岭没有忘记我们。

我们在知青广场雕像前，欢呼雀跃，并高呼：“……我……们……回……来……了……”！

　　在加格达奇，“库图尔其广场"景点留影

加格达奇筑路营，各连代表在

绍兴支边25周年庆典会上合影

中国知青上山下乡，是共和国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知青一代人，与共和国患难与共，奋力拼搏，共同成长。

在艰苦的岁月里，我们用稚嫩的肩膀，担起了国家主人的重担。讲责任，讲奉献，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

我们经过意志的磨练，不断求索，成为共和国的栋梁。在改革开放的伟业中，勇于成为中坚，甘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铺路石，创造了新的辉煌。

中国知青一代的业绩，将永载史册！

本篇谨用绍兴知青的杰出代表、四连颜阿龙战友的一席话，作为结束语：

“我们都有青春，每个青春都有故事，每个故事都有遗憾，每个遗憾都有回味不尽的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