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王国维，初名国桢，字静安，号观堂，谥忠悫，1877年12月3日，出生于浙江省杭州府海宁州城。王氏家族世代书香，家学渊源及学人辈出的海宁乡风，对王国维的成长和人生道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p><p> 王国维自出生到1899年赴上海就读农学社及东文学社，他的童年、青少年主要在海宁故乡度过。四岁时，母亲凌夫人去世，他和姐姐蕴玉的生活主要由叔祖母照顾，而他的读书学习，则主要受到父亲王乃誉的影响。王乃誉攻书画、篆刻、古诗文辞，博学多才。1883年，他七岁起，先后从师潘紫贵（绶昌）及陈寿田先生，接受私塾启蒙教育，涉猎了传统文化的许多领域，并初步接触到近代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和维新思想，逐步形成了读书的志向和兴趣。1886年，全家迁居城内西南隅周家兜新宅。1892年7月，入州学，参加海宁州岁试，以第二十一名中秀才，与陈守谦、叶宜春、诸嘉猷被誉为“海宁四才子”。在州学，产生了对史学、校勘、考据及新学的兴趣。虽然家贫不能外出游学，他仍关心时事，研读外洋政书和《盛世危言》、《时务报》、《格致汇编》等。1898年正月，王国维踏上了赴上海求学的航程，由水路抵沪，入《时务报》馆。二月，入罗振玉所办东文学社。学习日文之余，兼学英文及数理等。这一年戊戌变法，六君子遇害，王国维深感不平，“颇有扼腕槌胸、搔首问天之慨”（据王乃誉《日记》）。</p><p> 1900年12月，在罗振玉的资助及藤田、田岗两位日本教师的帮助下，赴日本东京物理学校学习。次年农历四月因病返国抵沪，五月返家养病。八月后，赴武昌农学校任译授。王国维的编译工作，始自王氏在东文学社时期，日本留学后，他又在罗振玉办的《教育世界》发表了大量译作，继而成为该刊的主笔和代主编。通过编译，并加以自己的论述，介绍了大量近代西方学人及国外科学、哲学、教育学、美学、文学等领域的先进思想。1903年，应张謇先生之聘，任通州师范学堂（今南通师范学校）教习，讲授伦理、国文。期间，醉心哲学、文学。此时他以攻哲学为主，研究了康德、叔本华、尼采哲学，结合先秦诸子及宋代理学，蔚然有成。又攻西方伦理学、心理学、美学、逻辑学、教育学，所译心理学、逻辑学名著有开拓之功。他自称这一时期为“兼通世界之学术”之“独学”时期。代表作有《红楼梦评论》及《静庵诗稿》、《人间词》。此外王国维曾担任学部总务司行走、学部图书编译局编译。</p><p> 三十岁以后，转治文学。他第一次全面地向国人介绍了俄罗斯文学家托尔斯泰，并对莎士比亚、但丁、歌德等进行介绍和比较，介绍了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名著及英国十九世纪浪漫主义诗人拜伦等人。同时，王国维还对美学、词学进行研究，写出了著名的《人间词话》，对中国戏曲史进行研究，撰有《曲录》等多部著作，为《宋元戏曲考》的完成奠定了基础。</p><p> 1911年辛亥革命后，清政府解体，王国维携全家随罗振玉东渡日本，侨居四年有余。在罗振玉的帮助下，有机会静下心来做学问，研究方向转向经史、小学。他与罗振玉一家邻居，平时互相切磋，往返论学，协助罗氏整理大云书库藏书，得以尽窥其所藏彝器及其他石器物拓本，并与日本学者广泛交流。他治甲骨文字，始于此时。由于专力研究新发现的史料，并能以古文字学为基础研究古史，从古器物到古代书册、服装、建筑，所涉甚广，著述甚丰。此外，在戏曲研究方面亦有重大的突破，所著《宋元戏曲考》，被誉为“戏曲史研究上一部带有总结性的巨著”。这一时期，他的生活颇安定，学术上也更有成就，他自述此间“生活最为简单，而学问则变化滋甚。成书之多，为一生冠。”只因生计问题，有同乡邹安邀其返沪，为英国人哈同编《学术丛编》杂志，他不愿再以全家生活有累罗振玉，遂于1916年回国。在哈同“广仓学窘”《学术丛编》任编辑主任，兼仓圣明智大学教授。主要从事甲骨文字及商周历史研究，作出了超越前人的成就，曾参与编纂《浙江通志》，为江南著名藏书家蒋汝藻编《乌程蒋氏密韵楼藏书志》等。并将辛亥以来重要的研究成果编成《观堂集林》，对后世具有很大的影响。1921年初，马衡受北京大学委托，再次来书邀王国维出任北大文科教授，为其所拒。1923年春，溥仪要选海内硕学之士，王国维经升允推荐，到北京充任逊帝溥仪的南书房行走。按清代惯例，在南书房工作，大都应是进士、翰林以上学问渊博的著名人物，王国维虽只是布衣出身，以他的学识，与杨钟羲、景方、温肃三人同时入南书房工作，有幸得窥大内所藏，曾检理景阳宫藏书。</p><p> 1924年冬天，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驱逐溥仪出宫。王国维引为奇耻大辱，愤而与罗振玉等前清遗老相约投金水河殉清（清朝），因阻于家人而未果。王国维结束了“南书房行走”的工作，遂有崇仰他学问的胡适、顾颉刚等人推荐他担任新成立的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王国维推而不就院长职，仅任教职，讲授《古史新证》及《说文》、《尚书》等课程，从事《水经注》校勘及蒙古史、元史研究。他以精深的学识、笃实的学风、科学的治学方法和朴素的生活影响了清华学人，培养和造就了一批文字学、历史学、考古学方面的专家学者。同时，他自身的学术也更加精进，成果丰硕，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其论殷周、释甲骨、释钟鼎，处处卓绝，语语精到，皆出自己心得、发明和独创，对古代历史古代地理等研究做出重大贡献，博得海内外学人的推崇和尊敬。1925年2月，清华委任吴宓[mì]筹办研究院，并拟聘王国维为导师。王国维在请示溥仪后就任。此后，治学转入西北地理及元史。1925年9月14日，国学研究院普通演讲正式开始，王国维讲《古史新证》。1925年10月15日，加授《尚书》课程。与梁启超、陈寅恪[kè]、赵元任、李济（一说吴宓）被称为“五星聚奎”的清华五大导师，桃李门生、私塾弟子遍充中国史学界。1925年，王国维接受了清华学校的礼聘，此时，他名义上仍是溥仪的“南书房行走”，伴逊位天子读古书。1926年中秋刚过，长子潜明在上海病逝，王国维痛惜万分；挚交加亲家罗振宇又执意接回女儿，二人从此绝交。短暂的好时光从此结束。1927年6月2日，王国维早起盥洗完毕，即至饭厅早餐，餐后至书房小坐。王国维到达办公室，准备给毕业研究生评定成绩，但是发觉试卷、文章未带来，命研究院的听差从家中取来。卷稿取来后，王国维很认真地进行了评定。随后，王国维和研究院办公处的侯厚培共谈下学期招生事，相谈甚久，言下，欲借洋二元，侯给了五元钞票，王国维即出办公室。王国维雇了一辆人力车，前往颐和园。王国维吸完一根烟，11时左右，跃身头朝下扎入水中，于园中昆明湖鱼藻轩自沉。事后人们在其内衣口袋内发现遗书，遗书中写道“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p><p> 新旧之交，中西之会，一代学人，竟此永逝。阴阳晨昏，感慨有端；碧波浊流，谜团无绪。</p><p> 《人间词话》是王国维的代表著作，最初发表于1908～1909年之交的《国粹学报》。一百多年来，《人间词话》的学术影响越来越大，并最终成就其文学批评史上经典地位。</p><p> 王国维因为究心哲学，关注人间，故其词中频频出现“人间”一词，而这种频繁的出现又引起了王国维周围同学友人的注意，故时以“人间”相称，而王国维遂将这缘于静观哲学人生而意外获得的“人间”之号拈以为词集名。人间，《人间词》，《人间词话》，实在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p><p> 《人间词话》的理论价值主要表现在“境界”说，同时以此为核心，构建了一个较为成形的范畴体系：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造景与写景、隔与不隔、大境与小境、常人之境界与诗人之境界等。作者接受西洋美学思想，以崭新的眼光对中国旧文学作新评论。表面看，《人间词话》与中国传统诗话、词话一类作品之体例、格式，并无显著的差别，实际上，它更具理论体系。词论界里，许多人把它奉为圭臬，把它的论点作为词学、美学的根据，影响深远。王国维以“温飞卿之词，句秀也；韦端己之词，骨秀也；李重光之词，神秀也”高度评价了李煜的词，说它“神秀”，韦庄的词被称为“骨秀”，温庭筠的词称作“句秀”。王国维把多种多样的艺术境界划分为三个层次：“上焉者，意与境浑；其次，或以境胜；或以意胜。”王国维比较科学地分析了“景”与“情”的关系和产生的各种现象，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次提出了“造境”与“写境”，“理想”与“写实”的问题。“造境”是作者极逞“创意之才”，充分发挥想象力，使万物皆为我驱遣，“以奴仆命风月”，这正是浪漫主义创作方法的基本特征；“写境”则是作者极逞状物之才，能随物婉转，“能与花鸟共忧乐”，客观的真实受到高度的重视，这正是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基本特征。王国维还提出，“理想派”与“写实派”常常互相结合起来，形成一种新的创作方法。而用这种方法创作出来的艺术境界，则不能断然定为“理想派”或“写实派”。在这种境界里，“二者颇难分别，因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故也。”自然与理想熔于一炉，“景”与“情”交融成一体。王国维认为，这是上等的艺术境界，只有大诗人才能创造出这种“意与境浑”的意境。王国维还进一步论说文艺创作必有取舍，有主观理想的注入；而虚构或理想，总离不开客观的材料和基本法则。所以，“理想”与“写实”二者的结合有充分的客观根据。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两种创作方法相结合也有其客观可能性。</p><p> 境界论是王国维的创举。他在《人间词话》里写道：“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他又根据创作主体的主观介入程度把境界分为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 。他还在这部专著里提出人生成大事业、大学问必须经过三种境界：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此等语皆非大词人不能道。然遽以此意解释诸词，恐为晏、欧诸公所不许也。</p><p> 人间有词话，词话留人间。</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