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羊儿二三事

光明行

写下这个标题，我就知道许多人要读错。在古宋，不能按照普通话读成儿化音，那个“儿”字应该读成一声，尾音上扬，读成“羊ēr”。羊儿（ēr）有“可爱的”“小羊羔”的意思。舒羊儿，是我朋友舒德方的绰号。他是我中学时的同班同学，后来，又鬼使神差地成了我的学生。可惜，天不假年，英年早逝。本该严肃地写一篇祭文祭奠他。但是，关于他的生事背景一应资料，无从查找。这才发现，我们只是苍茫尘世间的两只蝼蚁而已。碌碌苟活的我，只能随笔行文，怀念亡友，感伤自己。回首来路，感概良多。

1962年秋期，因饥荒停办一年的叙永二中开始招生了。我俩成为了初65级一班的同学。他个子矮小瘦弱，第一天上学他爸爸背着他，从金鹅池乡下走路到古宋。哪知报到时，后勤处老师粗心大意，把他分到女生寝室，成为一时的笑话。为示烂贱易于养活，他爸给他取了这个女性色彩极浓的名字，很快就被人记住了。老师看他人小又机灵，安排他睡连二床的上铺。当天晚上他就在睡梦中滚下床来了。好在个子小，没摔坏。其时，灾荒年刚刚过去，饥饿的阴影还笼罩在人们心头。他每周来上学，都从家里背来几个黄南瓜，寄放在我家。学校食堂吃不饱，就让我奶奶给他煮好，他来加餐。我家住天主堂水井边上，奶奶是历经清朝、民国、共和国三朝的大家闺秀，极富有中国传统妇女的善良和爱心。她不能眼看着孩子光吃素南瓜充饥，每次都给他盛上一碗白米饭。所以，他一直和我们家保持着良好的关系。那时候，哪家都不富裕，穿的总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衣服总是大的穿过后小的接着穿。他大概是家里的老大，只能直接穿他老爸的了。我们和电厂的黄大汉、陈幺皮常在大操场打坝坝篮球，他穿着一条老爸的西式短裤来打球。两条细长的脚杆，在肥大的裤腿中极不相称地晃荡。黄大汉取笑他穿的是“裙裤”。像所有孩子一样，舒羊儿也追求真理，憧憬未来，学习勤奋，成绩优秀。他纯洁天真，温顺善良。多少有些怯懦，显得胆小怕事。开初我以为是乡下人进城，对陌生环境的恐惧而已。时间久了，才知道这是他的个性特征。他就像一只纯洁的小羊，温顺可爱。不知是谁，给他取了“舒羊儿”这个绰号，倒是名副其实，恰如其分。他自己也乐意接受。那时的他，就是一只无忧无虑的小羔羊。

初三时发生的一件小事，对他来说，具有历史性意义。事情的起因、经过、对错，已经无关紧要。小孩子开玩笑产生误会，闹到班主任老师处。老师不分青红皂白，单刀直入，厉声发问：“舒德方，李××是啥子成分？”舒德方坦然答曰：“贫下中农。”“陈××是啥子成分？”“不晓得，好像不太好吧。”“我告诉你，他老爸是反动军官，现在还在劳改。”老师接着问他“你家什么成分？”舒羊儿底气不足，小声地说：“地主。”老师激动地把声音提高了八度，高声喊道：“你为什么不帮着贫下中农说话，却要帮着反动派说话？这就是阶级本性决定政治立场嘛！”猛然间事情上升到阶级斗争高度。舒德方猝不及防，无言以对，仿佛一下子掉入冰窟窿里。尽管我们这些看热闹的围观者，大胆唏嘘表示不满，老师依旧唾沫横飞，慷慨陈词。最后以舒德方写出书面检讨完事。当事的几个同学也没当回事儿，早就忘到九霄云外去了。舒羊儿却痛苦地发现了自己先天不足，生而低人一等，被打入了另册。我们这才知道，舒德方家庭出生地主，他爸爸原是泸州市一大型国企的工程师，不知何故被遣返回原籍劳动。那时的政策，凡是“关、管、杀”子女一律取消入学资格。所幸他老爸虽有问题尚未被管制，他才得以上了高中，继续和我同班学习。但是，家庭出生象一块巨石压在心头，让他喘不过气来，以至于扭曲了他的性格。即使在文革初期红卫兵造反那个火红的年代，他也只随大流，参加游行、呼呼口号而已，绝不敢越雷池一步，再也没有年轻人的激情。那件事情以后，生性胆小的他，更是夹着尾巴做人，变成了一只“沉默的羔羊”。

上山下乡运动结束了红卫兵运动，高中“毕业”立即“就业”——我下乡鸭屎田，他回乡金鹅池。天各一方，都忙于地里刨食，无暇往来。我们都曾在耕读小学代过课，我从事的文化类杂活较多，他大部分时间则在生产队下苦力挣工分。不久听说他结婚了，对象好像有点残疾，看来他已经绝望了。有一次我从生产队回家，爸爸告诉我，前几天，舒德方抱着他出生不久的孩子，来我家看望我爸妈。请他吃饭时，我妈得帮他抱着孩子。他十分严肃地对我妈说，“我这是个儿子。”“伯母，我知道你们是正经的好人家，我才让你抱。要是别人，我是绝不会答应的。”听了这话，我心一沉，一时间五味杂陈。这是我的同学，还是现代版的闰土？那话中透出许多信息：对友谊的认同；传宗继代思想；过度的自我防范；苦苦挣扎于物质贫穷之上的苍白荒芜的灵魂……。我意识到，一种可怕的变化，正不知不觉地在舒羊儿身上发生着。

毛主席去世那年，我在半边街迎宾旅馆当茶倌。逢场天，东门口自由市场人头攒动，热闹非凡。茶馆里座无虚席，人声鼎沸。我正忙得不亦乐乎，舒羊儿突然神色慌张地出现在我面前。问他啥事，他结结巴巴，语无伦次，好不容易才搞清楚。原来他拿了一斤把自制的茶叶进城卖，以期换钱买盐，补贴家用。突然，发现市管会老肖从远处走来，他起身就跑，连茶叶口袋都忘了拿。我告诉他，现在政策有些松动，你那点茶叶不算投机倒把，不是资本主义尾巴。我让他自己或者和我一起去找老肖要回茶叶，他不敢。我只好自己去把茶叶拿回来。老肖说，“他跑啥子嘛，又不是认不倒。”小镇上的红卫兵杀向社会，也结识了各阶层朋友，他们两也算老相识了。我把茶叶交给舒羊儿时，问他你怕啥子嘛。他说，怕市管会把他扭送派出所。那时候无产阶级专政的力度可想而知，一只待宰的羔羊，形同惊弓之鸟。

高考制度改革，我考上大专，毕业分配到高县师范任教。拨乱反正，全面平反的浪潮，掀翻了压在所谓阶级敌人子女头上的大山。改革开放，结束了阶级斗争的国策。那是一个知识溃泛的年代，他一个高中生，自然成了专职的民办教师。政治上解脱了，家庭经济条件也有所好转。当得知他以优异成绩考入高县师范民师班时，我着实为他高兴。但是当他站在我面前时，还是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变得高大英俊，膀阔腰圆，精神抖擞，充满自信。卑微之气，荡然无存。形象就如电影里解放军连长，光彩夺目，当年的小羔羊变成了一头高大雄健的牯牛。民师班学制两年，一年在校学习，一年回乡实习。校园里课堂上，他敬执弟子之仪，私下里我家里，我们推杯换盏，抵足而眠，畅谈人生，共叙友情。毕业后，他作为公办教师正式分配到家乡任教，继续读函授，提高学历。我则辗转迁移到外地谋生，每次回老家探亲，时间短暂，无暇会面。断断续续地听到他的消息，替他走上正常人生轨道而高兴。

他去世一两年后，我才得知这噩耗。当时只是悲哀，感叹好景不长，人生苦短。今天回首，感到他的早逝，与前期苦难生活相关。强大的国家机器碾压个体精神的同时，更是无情地摧残了他的肉体。舒羊儿短暂一生，是那个时代的缩影。从中我们可以悟出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历史短暂的折腾，可以摧毁个人的一生。形如蝼蚁的我们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只希望平平安安地走过属于自己的人生。改革开放，搞经济建设，不再瞎折腾。国家得以发展，个体得以解脱。可惜啊，舒羊儿！你的大半生都在苦难中挣扎。你没有过上几天正常人的生活，生命就结束了，不能和我同享晚年的安康和尊严，痛哉惜哉。安息吧，舒羊儿——我的同学，我的朋友！

这是我们初中的毕业照。前排左起第三人就是舒德方同学，第二排左起第一人就是我。我是男同学中唯一穿鞋的，也只是一双皮草鞋，轮胎作的鞋底，其他同学都是光脚板。

这是文革时期和吴锡惠老师的合影。具体时间大约是1967年夏天。第二排右边是舒德方同学。

六八年当兵的初中同学李家刚回乡探亲时同学们的合影。后排右起第二人是舒德方同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