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夸风”、“共产风”在家乡刮过

戴教

我的家乡刮过“浮夸风”、“共产风”。那时因为小，不知道咋回事。只依稀记得拿着小碗和大人到大粥缸旁打过粥，后来听妈妈说过，那是生产队吃食堂。吃食堂的时代已进入了“人民公社化”。

查找了一段资料。

家乡那个年代刮“浮夸风”、“共产风”是个什么样子，我拜访了一位令人尊敬的老党员、老干部，今年已82岁，慈眉善目。他名子叫夏永和，原戴庄大队夏庄小队人。他17岁就出来工作，当了一辈子本土农村干部，他心地善良，积德行善，帮老农民说话，办好事，从不拿人家好处。为人谦和，不耍官腔，大人孩子都不推扳，当一辈子干部没有怨名。好人有好报，他现在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儿孙满堂，儿孙都有用。他身体很健康，眼睛不花，听力不差，思维不乱，口词清爽。他在家乡这一带是农村“百事通”，农村由初级社、高级社到“人民公社化”演变，“浮夸风”、“共产风”，他是见证者、经历者，也是参与者。

下面是他跟我谈起家乡“浮夸风”“共产风”的那些事：

我18、19岁时经历和见证了“浮夸风”和“共产风”。

1958年，“捷报”上宣传，一亩田可打13万斤粮食。我们这里还留下一块田（1亩田）稻子不割，等大家去验收，表示“捷报”内容真实。

后来上面通知去高邮开会，自带被子走马头庄去高邮，当时就住在高邮第二招待所，用稻草铺在地上。会期通知7天，结果开了25天，把睡在地上的稻草都扭烂了，逼报产量。实际一亩田只有几百斤粮食，逼大家争相报高数：500斤、600斤、700斤、1000斤、10000斤……（相当于“炸鸡”上码）。在开了几天会议之后，人称“红脖子”李万年（当时李古村大队长，参加过抗日战争、打过孟良崮。去世20多年，若健在94岁）不服，不同意大家的说法，说他们都是瞎报产量，打着小包袱头，在开会的中途就回来了，没有参加完会议。他是我们这里反“浮夸风”的第一人！

1958年下半年，开始“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提倡到共产主义社会不准吃粥，只准吃饭。不准在家烧，看住烟窗冒烟，谁家在家烧，捣烟囱。不准在家吃，吃食堂。当时明庄大队许庄小队，养了一趟鸭，有几百只。要把生产队鸭子全部杀光，紧吃，这个事持续了20天，饭吃不掉，有人把饭拿回家晒饭干，储存起来。这样吃了不到一个月，粮食紧张了。

后来，连续下了40多天的雨，大家对集体不是很关心，集体观念淡薄，任由豆子在场上发芽，稻在田里变老，无人问津，农民的劳动积极性不高。

1959年，又开始出现大旱，稻子快要成熟时，天不下雨，池塘里没有水，只能看着粮食干死，造成了很多粮食的损失。做饭需要烧火，家里没有草烧，有的人家实在没办法找到草，就到屋檐上拽屋子上的草下来烧，或者引火。

经历了风风雨雨几十年的家乡，现在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过去的“万代穷”（万庄戴庄明庄）现在叫“万代变”，（有人说叫万代富）。高邮高新区一座新城在这里崛起，二十多条大马路四处通达，到处是高层安置区，学校、医院也搬到这里，被拆迁的农民也像城里人那样生活，“梦不强意”（土话，意为做梦想不到的事实现了）！

家乡的“人民公社化”，夏老也是见证者、经历者、参与者。他介绍：

1956年，我当时17岁，就参加了初级农业合作社（简称初级社）和高级农业合作社（简称高级社），是初、高级社、人民公社的经历者和参与者。

当时我们这一带，戴庄、李古、万庄、明庄、常集等大队都属常集乡，常集乡的民兵总队长（相当于现在的人武部长）曹玉炳在戴庄大队的夏庄、徐庄小队搞初级试点。1956年，上面决定让3人（夏永和、许文龙、王学兰）去高邮参加成立初级社动员大会。当时的县委书记夏雨、县长洪坚在会上做动员讲话，会上唱了一首歌《馒头调》，其中有四句歌词我至今还记得：“三天不吃老黄牛，主家一听发了愁，小农经济鳖爬缸，户主合作有奔头。。。”歌词具有鼓动性，就是动员老百姓组织起来，参加成立初级农业合作社，只有走合作社道路，才能改善人民生活。在高邮开完会，回来就在夏庄、徐庄成立了初级社。

土改之后，走合作道路，老百姓很听话，开了一、两个会议（1~2天），大家积极响应，把土地证上交，由曹春江（初级社干部）评估，把耕牛、车等劳动工具交出来（归公），登记造册，承诺合作社有了收入分批兑现给大家。

后来初级社成立大会在徐庄（当时属5队）夏文林家门口召开，会上演了小戏：吕玉梅、夏平权（现为书法家，扬州供电局退休干部）、夏永和等参加演出，宣传初级社的好处。

1956年春，成立了初级社，初级社还未生产，1957年就变为了高级社，高级社生产一年，1958年大跃进一下子就成为人民公社。农民投入的耕牛、犁耙、车木农具等都变为了公用（充公），后来不了了之，农民未有分配。

我的感悟：当时农民非常拥护共产党，非常听毛主席的话，一个会议就成立了初级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