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 张贵山 作</h3> 张勇烈士（1951年10月—1970年6月3日） 1969年4月25日，张勇从天津下乡到内蒙古呼伦贝尔盟新巴尔虎右旗额尔敦乌拉公社白音宝力格生产大队插队落户。在下乡短短的13个月里，她勇闯“三关”（语言关、生活关、劳动关），与牧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被牧民亲切地称为我们的“乌恩琪”（蒙古语：忠诚）。1970年6月3日，张勇为保护国家财产——生产队落水羊只而壮烈牺牲，年仅19岁。她用自己的行动，践行了“青春宝贵属人民，誓将青春献人民”的誓言，成为全国知青的楷模，影响了整整一代人。 新巴尔虎右旗思歌腾（蒙古语：知识青年）广场张勇烈士塑像 文革期间，有一首广为流传的知青歌曲《我爱祖国的大草原》。在那个以语录歌为主的中国音乐舞台上，这首歌的诞生，为那个单调、贫乏的特殊年代吹来了一缕别一样的春风，成为那个时代经久不衰的经典歌曲。<br> 可是，这首歌的词作者50余年来在我心中却成为一个谜，我在写作《一个烈士的生前身后》（2016年出版）一书时，曾广为查寻，没有结果。还问过张勇的弟弟张健，“这首歌词，是张勇写的还是她牺牲后别人为她写的？”他也不清楚，因为他没有看到确凿的证据。<br> 于是我在写作《一个烈士的生前身后》一书时，开篇的“序”中只好这样写道：“‘我爱呼伦贝尔大草原，一望无际像绿色的地毯……’这是四十多年前，传遍大江南北的一首歌唱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的歌曲。其流行与浪漫的情怀，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显得尤为迥异。这首歌，有人说是出自一个天津女知识青年之手，也有人说是在她因公牺牲后，别人为她写的。” 纪实文学《一个烈士的生前身后》一书封面 尽管当时很无奈地这样写了，但想解开这个谜的想法一直萦绕在我的心中。<br> 2018年5月，我有幸受徐占江主任之邀，到海拉尔参与“新巴尔虎右旗思歌腾博物馆升级改造布展征集小组”工作。为了寻找文革时期知青下乡的珍贵资料，29日下午，徐占江带领我和吴香花、于冉到呼伦贝尔日报社资料库，查找1968—1978年这10年间的《呼伦贝尔报》合订本，查找有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和张勇烈士事迹的有关报道。从下午上班，我们四个人一直查到晚上快6点，人家都下班了还在等我们。这一次的收获非常大，我们查到了许多珍贵的历史资料，其中就包括《我爱祖国的大草原》最原始的记载。由此可以佐证：《我爱祖国的大草原》歌词的作者就是知青烈士张勇。 《呼伦贝尔报》当年刊发的张勇烈士遗作，诗歌《我爱祖国的大草原》 我们查到了1971年1月12日的《呼伦贝尔报》，在三版上刊发了“张勇同志遗作”诗歌《我爱祖国的大草原》。1972年《呼伦贝尔报》又一次刊发了用张勇遗作诗歌谱成曲子的歌曲《我爱祖国的大草原》，当时明确注明了“张勇烈士遗作、工人房成水曲”。只是第二段歌词略有更改，第二段的第二句“红旗飞舞绿浪无边”，改成了“红旗如海绿浪无边”，将“飞舞”改成了“如海”；第三句“主席‘四卷’指方向”改成了“雄文‘四卷’指方向”。将“主席”改成“雄文”。众观整个歌词，只有四个字的改动，想必是作曲时为了歌唱所需，曲作者或是哪位诗歌爱好者帮助修改的，使这首歌词唱起来朗朗上口听起来更加清晰入耳。尽管如此也没有影响署名时标注的“张勇烈士遗作、工人房成水曲”。就此我们可以认定：这首歌的词作者就是张勇，无疑。 工人房成水为张勇烈士遗作谱写的歌曲《我爱祖国的大草原》原件当年刊发在《呼伦贝尔报》上 但是，我在后来内蒙古文化出版社出版的“主编包•布仁《呼伦贝尔歌曲选》”中发现，作者发生了变化，不知什么原因，词曲作者变成了：“作词群力、作曲房承水”。作词由“张勇烈士遗作”变成了“群力”。曲作者“房成水”变成了“房承水”，虽然只是“成”与“承”的一字之变，但与最初的署名有了变化。我想这可能是编者在注明时，由于音同字不同出现了听觉或打字时的误写而成。可词作者的署名改变却是莫名其妙，让人不得其解。加之许多人在收录传唱老知青歌曲时，往往都不标注作者，这也是文革那个年代所谓“反对个人英雄主义”，提倡“集体创作”而留下的后患和恶果。 刊有《我爱祖国的大草原》歌曲的歌曲集 《呼伦贝尔歌曲选》中，收集注有“作词 群力”的《我爱祖国的大草原》 我又查阅到1970年11月17日，《呼伦贝尔报》四版刊发一首诗歌“千里草原披彩虹”作者是“海电厂工人房成水”，而与我听到的作曲者是当年“海拉尔铁路分局水电段的工人业余作曲家房承水”略有出入。不知他们是否为同一个人，对此我没有进一步考究。 《呼伦贝尔报》刊有“海电厂工人房成水”写的诗歌《千里草原披彩虹》 我们通过查找当年的报纸所刊载的史料，足以证明了这首歌的词作者就是由张勇下乡后创作的诗歌谱曲而成。50年后，为张勇烈士证明《我爱祖国的大草原》署名权，或者说为她争得著作版权，也能让我们和她的亲人一样，得到些许的欣慰。 作者（右）与张勇之弟张健夫妇在克鲁伦河岸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