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三祖父周鼎先生

周代申

早就想写一篇关于我三祖父周鼎先生的文章了，但始终无法完成，原因有二，一是苦于少有详实的资料，我非常后悔当年父亲还健在时，为什么没有询问老人家关于三祖父的详细情况，只有他最清楚不过。二是每次提笔时，总是心如刀绞泪如雨下，纷乱的思绪，悲痛而又沉重的心情怎么也拿不起轻巧的笔，总是写写又放放。然而我却又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也要写一下三祖父，那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我的三祖父周鼎又名周启柱（1915一），比我二祖父周辛夫先生小11岁，比我父亲大一岁。由于三祖父在当时的六个兄弟姐妹中年龄最小，曾祖父对他特别疼爱，可能就对他疏于管教，这就是三祖父在日后的人生道路上许多地方不同于常人的缘故吧，比如他不谙世故，性格孤僻，人际关系差，喜欢直言无忌等，记得当年村里人都称他为“书呆子”，这个外号可想而知，只知书本知识，其他一窍不通的意思。但人们都说三祖父的象棋下得特别好，都说他棋艺高超，身边人与他对弈从无一人能胜于他。据说由于曾祖父的过度溺爱，祖父和二祖父还不服气，认为过度溺爱会害了他，养成他的坏习惯和坏脾气，祖父还对曾祖父说：“看你把启柱惯的，长大了怎么办”？于是祖父和二祖父也经常管教他，曾祖父去世后，二祖父便更像长兄如父般地管教他了。

三祖父只比我父亲大一岁，所以倒是始终像“同龄叔侄赛弟兄”般地渡过他们的青少年时代。他们解放前的读书、工作都是紧随二祖父身后的。1926年二祖父回村接替曾祖父教周氏私塾时，父亲和三祖父都是他的学生，后来二祖父到张治中创办的黄麓学校二部任教时，他们二人都随之直接插班小学五年级读书，再后来，二祖父进入黄麓师范教书，也把他们都带在身边。此后三祖父和父亲都分别在周边农村小学任教。

抗战爆发后，1938年上半年，巢县沦陷，二祖父和众多的师生及文化人不得不弃教流亡长沙，投奔张治中先生，当时称为跑反（其经历我已在《父亲》一文中详细叙述）三祖父和父亲紧随其后，后二人都进入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长沙分校学习，毕业后都被分到军需部门工作。父亲的这段经历老人家留下了详细的回忆录，而三祖父的这段经历由于我们后辈的粗心大意就永远不得而知了，也成了我永远的遗憾。

解放后，终生矢志乡村教育的二祖父迫不及待地从上海回到故乡，他要兑现他的乡梓教育承诺，他也同样想方设法把三祖父和父亲带回农村教书育人，他们都有共同的心愿，那就是想通过教育改变当时落后的农村面貌，父亲就在家乡的尖山小学任教，而三祖父不知何故在肥东县的长乐乡王宗二小学任教。这也给他们的噩运埋下了伏笔，对于三祖父而言，更是万劫不复的噩运。

1957年，全国性的整风反右运动开始了，当时教育战线首当其冲。二祖父的一生谨小慎微，他十分了解三祖父的性格，曾经专门分别把三祖父和我的父亲叫到一起，并严厉地咛嘱他们，在这次运动中千万不要乱说话，无论什么情况下，能不说话尽量不要开口，以免惹祸上身。但三祖父原本就是毫无心计的心直口快之人，估计回到学校后，早已把二祖父的话忘在一边。

整风时，肥东县各个学校的教师全部集中到店埠办学习班，封闭式管理。当时的做法是，先是党内整风，由党外人士帮助党内整风，由工作组诱导误导人们无顾忌发言，搞发言比赛，人人过关，口号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大民主。后来忽然根据发言的记录，划分右派，谓之“引蛇岀洞，聚而歼之”策略。也有的右派是直接内定的，如有历史问题的，家父就是因为历史问题，即使在运动中谨言慎说，也在劫难逃的戴上右派分子帽子。后来运动不断扩大升级，还硬性规定下达各个单位必须要划多少右派，大多数学校都有一半以上的教师被划为右派分子。如家乡的尖山小学七个教师就有四个人被打成右派，烔炀小学30个教师也有一半以上人被打成右派。而当时的右派又分为两种，即普通右派和极右派，普通右派大都开除公职，回到原籍接受管制劳动改造。极右派可想而知，肯定是在鸣放中言辞激烈，结局就不一样了，即进劳改队。运动后期，还对右派进行残酷的批斗和非人的折磨，各种方式无所不用其极，很多人因不堪羞辱和折磨，也有胆小怕事的人，他们选择自尽以示抗争。但当时我的三祖父居然挺过了这场运动。

该来的和不该来的统统来了，三祖父最终进了劳改队。一开始是在附近的白马山劳改队，后来又调到贵池山区劳改队，令人痛心的是三祖父就这么从此杳无音讯了。其实究竟死于何时何地永远是个迷，但尸骨无存永远是事实。根据我的推断应该死于三年大饥荒的艰巨期间。设想一下，那时候普通的老百姓都因生计而性命难保，更何况他在劳改队里的糟遇是何等的不堪设想。另外如果不是在那个特殊时期离世，最起码我们家里人会得到消息的，也一定会去给他收尸的。

三祖父悲惨的离去，把一个同样悲惨的人留在人间一一我的三祖母，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村妇女，独自一人艰难地带着几个孩子度日，头上还戴着一顶莫须有的地主分子的帽子顽强地走完了她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