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八一校—献给六一儿童节告别保育院       七岁以前的记忆是迷蒙、混沌的，在那些时隐时现支离破碎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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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八一校

—献给六一儿童节

告别保育院

       七岁以前的记忆是迷蒙、混沌的，在那些时隐时现支离破碎记忆中，有姥姥那对裹得紧紧的小脚、那布满皱纹的脸庞和那双特别慈爱的眼睛，然而，和姥姥在一起的幸福日子并不长久，她回山东以后，我就被送进了位于十二街的部队保育院，这个十二街好像在成都的南部，它后来成了西藏军区招待所，我父母休假回川都是在这里居住。

        依然是支离破碎的记忆：保育院的大房子里排列整齐的小床，湿冷的冬天长满冻疮的双脚，因为贪玩而尿湿棉裤羞于声张的窘迫，被老师鼓励将父母托人带给的糖果友爱地分给小伙伴的自豪以及事后的沮丧，还有小伙伴手里让我羡慕得要死的万紫千红面霜小圆铁盒。在幼年的记忆中没有父亲的威严，没有母亲的慈祥，也没有姐姐们的关爱；那时我很少见到他们。爸爸妈妈远在西藏，两个姐姐都在住宿学校上学。还有两张照片证明着这些记忆的真实性：一张是那时姥姥与我的合照；另一张是保育院每年定期给我们照的照片中保留下来的一张，这些照片是为西藏的家长们照的。而保留下来的这张当时着实让我的父母吓了一大跳：我患了腮腺炎，左边脸肿得很大，而时不我待，肿着脸还是把像照了寄了。我父母不知情，以为我长成了怪物，很长一段时间都不开心。

       我记不清到底在保育院呆了几年，我没有任何印象了。只记得一个夏天的中午，本该是午睡时间，却被老师叫到走廊集合。几十个小朋友将一楼的走廊挤得满满的，我不知道要发生什么事，只是不用睡午觉了，有点莫名的高兴。这时，只听老师激动地对我们说：孩子们，你们已经七岁了，该上小学了！今天送你们去八一校，从今天起，你们就是小学生了。

       接着，我们每人拿着一袋食物，被安排登上一辆大客车，客车载着我们向成都郊外驶去。坐在晃晃悠悠的车里，不睡午觉的高兴劲儿已经荡然无存。因为保育院的老师没有上车，取而代之的是一个陌生的男人，我们像突然失去了庇佑的孤儿，有点茫然不知所措。

        夏天的这个下午，我们来到了位于老西门茶店子的西藏军区八一校。

西藏军区八一校

   西藏军区八一校的校址是茶店子八一路22号。现在的茶店子已经属于成都市区的一部分，宽阔而繁华。然而，四十多年前的茶店子，却是成都郊区的一个小镇，当时这个房屋低矮，街道狭窄的小镇被广大的农村包围着，八一校的四周都是农田，只有一条不太宽阔的黄土路通向茶店子小镇，通向外面的世界。

       八一校很大，校舍排列整齐就像军营，生活区和教学区分得很开，操场似乎大得无边，周边长满荒草。还有一个用于全校师生集会的广场，校长（我记得姓包）经常站在广场一边的台子上讲话。

二姐、蘸水笔和红色凉鞋

   我进八一校的时候，大姐已经从那里毕业，在附近的成都二十中上初中和高中。二姐还在八一校，那时的姐妹关系因为缺少家庭的聚合显得很淡漠，我在八一校整整三年时光，在学校里似乎只见过二姐一面，那就是我进入学校的那一天，二姐跑到我所在班级的教室外，隔着玻璃窗对着我笑嘻嘻地晃动了一下她那玩得灰不溜秋的小圆脸，对旁边的同伴说了几句话，（可能是说：看，那是我的妹妹），然后就不见了。

        这天，老师先带我们到教室里坐下，只见讲台上堆满了本子，墨水瓶和蘸水笔。老师对我们说了一些好好学习之类的话，然后让我们挨个到讲台前领学习用具。在保育院的时候，我就一直羡慕姐姐们用蘸水笔，今天终于有了自己的蘸水笔和墨水瓶，高兴极了。

      一直站在旁边的一位女老师这时走上了讲台，她叫我们把学习用具放进课桌的柜子里，然后说要领我们去学生宿舍。

       这就是在以后的三年里和我们朝夕相处的生活老师，她姓杨。

       第一次见面我很不喜欢杨老师，她可能也很不喜欢我，缘起一双红色的凉鞋。到了宿舍，我一眼就看到墙角堆着几十双凉鞋，我还注意到其中只有一双是红色的，其余都是黑色的。杨老师为我们安排了床位后，就开始发凉鞋，这时我举起了右手，要求发言，然后我说我想要那双红色的凉鞋。杨老师非常生气，严肃批评我自私自利，个人主义，不仅没有给我那双红凉鞋，还罚我在同学们自由活动的时候站在门边。我当时很伤心，特别想念我在保育院的老师们，我对未来的生活产生了一种恐惧，直到不久的将来我成为杨老师得力的小帮手以后，这种惧怕的心理才彻底消失。

三位老师

   八一校的每个班级都有严格的配制：一位生活老师，一位语文老师和一位算术老师。语文老师和算术老师只有教学任务，所以不止教一个班。而生活老师要全面管理一个班几十个学生的吃喝拉撒，事无巨细都要操心，所以一个生活老师只能负责一个班的学生。

       我记得语文老师姓李，是位二十来岁的年轻姑娘。她个子中等偏上，圆圆的脸盘，大大的眼睛，白皙的皮肤，长得比较漂亮，不知怎的，看到她就会想到红红的苹果。而她的更动人之处，是她的性格。她对待学生温和而亲切，总是面带笑容，从未见她对谁发过脾气。大家都很喜欢李老师，喜欢听她朗读课文时的娓娓动听，喜欢她讲解词语时的循循善诱；喜欢她周末带我们出去郊游，和从她口中缓缓流出的美妙故事。在李老师温和如春风的外表下，是一颗特别坚持的内心，对我们的要求一丝不苟，她要求我们写字一定要横平竖直，笔划顺序正确，她教育我们用词谴字一定要准确，比如的地得三字绝不能混用。不知是不是因为她，我很喜欢上语文课，所以我的语文成绩一直在班上名列前茅，

      教算术的曹老师是一位四十来岁的中年女人。她脸颊瘦削，身材瘦小，不苟言笑，看上去很严肃，开始我们都有点怕她。她的穿着打扮和言行举止在当时应该算是比较各色的：喜欢穿旗袍，高跟鞋，带珍珠项链。别的老师都是站着上课，她却一直坐着上课，还时常翘着二郎腿，露出大腿。我们都觉得她很＂妖精＂。不过她的课上得很好，也很认真，我想这也许就是另类的她还能留在部队学校教书的原因吧。还有虽然她看上去严肃，却从不惩罚学生，只是没有笑眯眯的李老师那么具有亲和力。曹老师在穿着和举止上的与众不同，让她在文革初期吃尽苦头；高年级的红小军们，首先就去操她的家，把她的旗袍、高跟鞋统统翻出来烧掉了。

     上学第一天就给我一个下马威的管生活的杨老师是个身材高大健硕，宽皮大脸，皮肤黝黑的中年妇女。她说起话来高声亮嗓，走起路来风风火火，用现在的话将讲就是缺少女人味道。她的性情很透明、直率，批评你的时候，毫不留情，而当她喜欢你的时候，也是毫无保留。后来也许是知道了我在班上成绩很好，加之我本身也不是一个刺儿头，所以杨老师慢慢改变了对我的态度，待我越来越好，很多事都要我帮着去做，有时甚至将她家里的钥匙给我，让我帮她拿这拿那。我成了她的小帮手。正因为这样，我才知道作为八一校的生活老师尤其是低年级的生活老师有多么辛苦，她们的工作有多么繁重。

铁门、土路和星期六

＂一条小路曲曲弯弯细又长，一直通向迷雾的远方＂，文革期间，我学会了这首苏联歌曲，那时我已经离开成都，离开了八一校，然而，每当我唱起这首歌的时候，脑海里就会浮现出一个画面：一条在暮色笼罩下的道路通向无尽的远方，我会不由而然地想起与这条道路联系在一起的一个少年曾经的沮丧和伤心。

      八一校的学生大致由两部分生源组成，一部分的学生（这部分学生应该占多数）其父母都在西藏部队里，而另外一部分的学生是西藏军区驻川办事处工作人员的子女，以及成都军区部分军人的子女。因为这部分学生的父母都在成都，也因为部分西藏军人回川休假需要与子女团聚，所以每个星期六的下午，学校里会开来好几辆大客车，将这三分之一的学生送回城里的家里与父母一起过周末，同时将从西藏回川休假的军人的子女送到西藏军区招待所与父母相见。

       与父母团聚的日子对于我们这些西藏军人的留川子弟来说弥足珍贵。因为大部分的日子我们只能在对父母模模糊糊的想念中度过一个又一个难熬的周末。

      我记得，每到星期六的下午，我们一帮留校的伙伴就会聚在一起，站在大客车停放地的附近，眼馋地看着那些幸福的同学们一个个蹦蹦跳跳地登上客车。然后我们会跟随着缓缓启动的大客车向学校大门跑去。

      八一校那高大的黑色的铁门总会在我们没有跑出去之前及时地关上。于是我们就扑在铁门的栏杆上目送大客车在它扬起的灰尘中隐没在那条土路的远方；这时，有些伙伴会离开铁门回宿舍了，而我和剩下的伙伴则留在校门口，不愿离去。

     我们是在等待我们的哥哥或姐姐。 那时，八一校只是小学，哥哥姐姐们从这里小学毕业后，就转到附近的二十中继续上学。我们知道哥哥姐姐就在附近，所以总希望他们能在周末把我们带出去玩。我的大姐（比我年长十岁）偶尔也来接我出去，这个偶尔，成了我每个周末的期盼；每个周六的下午我们都会在学校大门口，两手抓着铁门的栏杆目不转睛地一直眺望着那条土路的可以看到的尽头，希望那里会出现我们熟悉的身影。多数时候我们会等到暮色弥漫大地，黑夜悄悄降临，那条土路变得越来越短，我们心中的希望也变得越来越渺茫。

      很多年以后，我对大姐说起我儿童时代的周六情结，大姐感叹地说，那时我应该经常去接你们出来玩的。然而我很怀疑：如果时光真的流转到＂那时＂，我那年方十七八、没有多少家庭概念的大姐真的会经常来接我们吗？

     最近知道我的一位好朋友的老家就在茶店子，当年他还很羡慕我们这些吃住都在学校的军人子弟，我告诉他，当年我们却往死了羡慕他们这些天天可以回家看到父母的自由的平民小孩。（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