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那个让我魂牵梦饶的地方。 那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显得那般静谧安详。重又站在这片土地上,思绪随着那旧日的风重有回到我的童年。

我的家乡是中国版图上最北边的一个小镇,它的名字叫白云鄂博,蒙古语:富饶的宝山。白云鄂博矿山是世界上最大的稀土矿山,稀土矿储量3600万吨,占全世界的36%,占全中国的90%以上,被称为“稀土之乡”。这个小镇在包头市达茂旗境内,距中蒙边境满都拉口岸95公里,小镇外是一望无际的大草原,儿时我把这片草原亲切地称为白云鄂博大草原。

我是68年出生的,生我那年母亲25岁,父亲34岁。我是临晨3点出生的,母亲在生我的那天晚上梦见一条一米多长的蛇追的她无路可逃,生我后所以小名叫我梦龙。我前面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姐姐长我4岁,哥哥长我2岁,我6岁时母亲生了我弟弟。当时父亲是一个车间的工人,母亲在一个小矿点打零工。

那时几乎每个家庭都有四,五个孩子,我们在那个革命的大家庭里快乐的生活,生长。打我记事起,母亲每年过年总会给我们兄弟姐妹每人缝制一身新衣服,那时的布料不是的卡就是的确良,我们男孩子的衣服只有两种颜色,不是纯蓝的就是军黄的。

每年除夕夜穿新衣服是孩子们最兴高彩烈的事情了,穿上新衣服吃完饺子后,母亲小心翼翼的拿出锁在柜子里我们早已垂涎三尺的苹果和糖块给我们哥几个分开,而他们却一个也舍不得吃,父亲给男孩子每人分给一版鞭炮。分完糖果鞭炮后我们便三个一群,五个一伙的出门拜年挣糖块去了。

一年一身的衣服怎么够穿呢,每年总是小的孩子穿大孩子穿小了的衣服。我初中以前总是穿哥哥穿小的旧衣服,旧衣服上补上鲜艳的补丁的感觉还真是滑稽,不过那时家家如此倒也显得很正常了。好在母亲的手很巧,她尽量找和旧衣服相匹配的颜色加上她灵巧的手艺,我们的旧衣服总比别的孩子的旧衣服“漂亮”好多。

我从没上过幼儿园,那时总是大些的孩子带小些的孩子。好在当时的社会秩序很好,街上的车辆很少,拐卖儿童的犯罪分子还没出生,我们后来都一个个健康的长大了。

  72年秋的一天下午,父母都上班了,姐姐上学了,家里只有我和哥哥。一个四十多岁的阿姨匆匆进了我们家,她问哥哥:“你们家的布票放在哪里了?”哥哥很诚实的回答:“在柜上的一个罐头盒里。”她从柜上取下罐头盒,从里面拿了几张布票慌乱而去,头也没回地说:“你妈妈买布,布票没带够,让我来取”。傍晚,父母下了班,姐姐也放学了。妈妈正在动手做饭时我把这件事情告诉给妈妈,妈妈听后顾不上洗手便匆忙在罐头盒里翻了起来,随即一屁股坐在地上嚎啕大哭起来。父亲的一记耳光随即响在哥哥的脸上,姐姐和我吓的也哭了起来。你要知道,在那个什么都要供应的年代,那几张布票就是我们一家人一年的衣服啊。那是我第一次遇到的骗子,在我幼小的心里从此对骗子充满了仇恨。

那个年代什么都要供应的,布票,棉花票,粮票,肉票,煤票......。我6岁那年,父亲给我和哥哥每人挝了个小耙子,要我们每天和其他的孩子一样拣煤核。煤核就是煤没完全燃烧后剩下的部分。从此我和哥哥和邻居的其他小孩便开始了拣煤核的生涯。每天我们一群小孩子紧拥着锅炉房的倒炉渣车,炉渣倒完后我们就象一群饿疯了的狗一样扑了上去,用手里的小耙子使劲耙,拼命找那些没烧尽的煤核,然后把它们用手拾起放在自己的小篮子里,有时那煤核还冒着烟,我们的小手烫的跟红萝卜似的。有时禁不住那些大人们的诱惑,“谁帮他们倒炉渣,那这车炉渣就属于谁”。我们那时也是那些烧锅炉叔叔的小童工。到现在,我还对那些黑的东西情有独钟。

为了更好的生活,爸爸买了20多只小鸡。我们这个地方周围就是草原,每到傍晚爸爸都会把小鸡装上筐驮在自行车的后架上到草原上放小鸡。和爸爸放小鸡是我儿时最快乐的事情了,小鸡在草原上欢快的扑捉着蚂蚱,我在草原上欢快地奔跑。我会采一大把马莲花把他们编成一个花环戴在头上,我会用小木棍掐断四脚蛇的尾巴看它四处逃窜,然后看它丢下的尾巴跳舞。玩累了,我会躺在那柔软的草地上看夕阳映衬下的蓝天白云,那情景到现在还经常在我的梦里重现。

后来,鸡儿们渐渐长大了,它们开始下蛋。爸爸再不可能用自行车驮它们去草原放它们了。从此,去草原抓蚂蚱又成了我和哥哥的首要任务了。每天我和哥哥带着我们抓蚂蚱的工具,一个用钢丝编的笼子和一个专门打蚂蚱的拍子。那时我们家的鸡儿们根本不吃粗粮,它们的一日三餐全靠我们哥俩供养。养活它们成了我和哥哥的负担。一天,哥哥神秘的把我揪到鸡窝前,我见有几只鸡在地上抽搐,我便惊叫了起来。见我惊叫哥哥却手舞足蹈的跳了起来,我不解的看着他,他说:“你傻啊,咱俩解放了”。我恍然大悟,也随着他欢跳起来。原来,我们这里有了鸡瘟,每天我家的下蛋鸡都会死上几只,每当我家的鸡抽搐死亡的时候,我们哥俩就会高兴的欢呼雀跃。一天正当我俩唱着翻身农奴把歌唱时,爸爸铁青着脸站在我俩身后,“俩个小王八蛋,原来咱家的鸡都是你俩给念叨死的”随即俩人脑袋上各挨了一巴掌。

  那时的理发是发理发票的,我们家人多没有那么多的理发票,于是爸爸买了一个手推子承担起了我们几个孩子的理发任务。第一个做实验的自然就是我了,我当时读小学二年级。爸爸很内行的问我想要个什么发型,我说:“大平头,你行吗?”爸爸说:“没问题”,随即推子在我头上欢快的响了起来。“好了”爸爸刚说完,哥哥和姐姐便捂着嘴笑着跑了出去。我拿过镜子一看,我的脑袋便耷拉了下来。“爸爸,您这给我理的是大平头吗?简直一个锅盖头。”我不快的说。爸爸扶起我的头看了半天后说:“是不象,那我给你改成小平头吧”。随即推子的欢快声又在我头上响起,“好了”爸爸温和的说。我拿过镜子一照我更悲伤了,“这哪是什么小平头啊,这分明是个汉奸头嘛。”我不快的大声嚷嚷起来,爸爸也不快的说:“人好人赖还在那头上嘛,有出息的剃个啥头也照样有出息。”妈妈听见爸爸的喊声过来圆场:“给孩子再改改嘛”。于是那把推子的欢快声又在我头上响起,七改八改我被爸爸改成了秃头。我拿过镜子一照便伤心的大哭起来并发誓明天决不再上学。爸爸说:“你敢”。

第二天,我被爸爸连唬带诈从被窝里揪出送到了学校。我紧紧捂的帽子,就连上课都没敢脱。下课了,同学们嬉闹着,突然不知是谁将我的帽子揪了下去,又不知谁在我头上摸了一把,我羞的连头也不敢抬,同学们的笑声响遍了教室的上空 。“秃老亮,磨电棒,磨到北京找对象,找了三年没找上,气的老汉直尿炕”同学们一遍又一遍的戏谑声在我耳边响着。突然班里的最厉害的一个外号叫“大胖子”的同学在我头上肆无忌惮的摸了起来,一股被人羞辱的火瞬间窜上脑门,我大叫一声,从砖地上抠起一块砖头朝他的头上恨恨砸去。“大胖子”的头上瞬间血流如注。平时瘦小懦弱的我那天怎么了?从此 我一举成名,学校再没人敢惹我,我知道,这是父亲从头塑造了一个新的我。

现如今的孩子是体会不了、也理解不了我们儿时的那份纯真、快乐,那是我们那代人独有的生活。我觉得:那个年代的天比现在的蓝、空气比现在的清新、人情比现在的温暖、生活比现在更有意义……

这份回忆根植在脑海,怎么挥也挥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