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通化事件”——真实的抗日“神剧”

杨振东

“1：20。东北民主联军健儿千余人（开始仅500人）恶战2万关东军、汉奸暴动者，打死暴乱分子四千余人，其中日寇三千多人，大获全胜！”——

“中共通化分省委最厉害的一招，就是对敌先发制人的‘斩首行动’”——

“暴乱伊始，日寇围攻临时关押处。而民主联军只有一个班的看守兵力，万分危急关头，班长当机立断，用机枪将一百多名企图里应外合的在押犯全部‘突突突’击毙，从而避免了形势的恶化。”——

“平暴尾声，全城大搜捕，对昔日作恶多端残害我东北同胞、暴乱中负隅顽抗的日寇统统杀无赦！”——

“震惊中外的‘通化平暴事件’彻底震慑了东北境内关东军复辟势力，从此残余关东军服帖称降，再不敢轻举妄动！”——

……

——74年前，发生在东北长白山下真实的，我国抗日史上罕有的“抗日神剧”！

让我们记住这段惊心动魄的历史，记住这几位英勇无敌者名字：吴溉之（曾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党组书记）、蒋亚泉（曾任铁道部工程局总监察长）、夏骏青（曾任江西省赣州市市长、赣州地区副专员、吉安地区专员，交通部基建司副司长等职）、还有那位果断的班长、机智的供给股长沈殿凯、先500后千余勇士包括敢打敢拚的朝鲜义勇军战友（来自著名的李红光支队），还有时任东北民主联军通化支队司令员兼政委的刘西元（后开国中将）……

通化事件（亦称“二、三”事件）。1946年2月3日，辽宁通化（今属吉林）万余旧日本军人在国民党策动下进行武装暴动。由于东北民主联军事先掌握情报，控制了内应分子，端除了国民党暴动指挥部，以一千余人的有生力量粉碎了敌人疯狂反扑，打死暴乱分子四千余人，其中日本人三千多人。

一、事件背景

震惊中外的通化“二·三”日军反革命暴乱事件是蒋日特分子合流产物。通化市地处中国东北的东南边陲长白山区，南部以鸭绿江与朝鲜为界，北部与松辽平原相连，这里煤、铁、森林资源丰富，工业发达，交通便利，也是东北“三宝”人参、貂皮、鹿茸的故乡。在军事上，踞通化进可出东北松辽、退可守长白天险，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抗日名将杨靖宇、王凤阁将军均在通化为国捐躯。日寇统治时期，通化市是伪“通化省”省会，一九四五年“八·一五”之前，日本曾一度阴谋将伪“满洲国”国都由新京（长春）迁往通化，“八·一五”日本宣布战败投降后，八路军迅速进驻通化接收日军的投降，解放了通化，建立起人民政权和地方武装。随着国内政治军事形势的发展，至一九四五年年底东北军政大学、航空学校、炮兵学校（包括该校文工团，即原解放军总政文工团今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文工团前身）、中共辽东省委机关陆续迁至通化，通化市成为长白山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心革命根据地。

二、事件起因

与此同时，在通化城内， 流落在社会上的包括伪军、伪警察、日本军人在内的这些日伪残余，他们秘密地和潜伏在当地的国民党特务、土匪武装相互勾结起来，组织所谓“先遣军”“地下军”“铁血团”等反革命武装，策划暴乱，公然向我党我军进攻。频繁地对八路军进行暗杀和武装颠覆活动，企图用武力来消灭人民政权。为了将八路军逐出通化，他们曾数次组织伪军警土匪武装进犯通化，均被八路军粉碎。

1946年1月4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此前由八路军、新四军挺进东北部队组成的东北人民自治军，改称东北民主联军，林彪任总司令员，彭真任第一政治委员，罗荣桓任第二政治委员，吕正操、周保中、肖劲光任副总司令员，程子华任副政治委员，肖劲光兼任第一参谋长，伍修权任第二参谋长，陈正人任政治部主任。

与此同时，蒋介石出于发动内战的考虑， 欲占领通化造成对东北民主联军南北夹击的战略态势。但是那时国民党中央军远在关内，占领通化鞭长莫及，地方小股土匪武装的袭扰又难以奏效。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反动派认为通化有数万名日本人，特别是其中有六千名已缴械的日本关东军可以利用， 而此时已经投降的日本关东军也妄图浑水摸鱼，东山再起。战败之前，日本军部就曾将通化视为最后盘踞的老巢，打算把日本天皇也迁移到这里。尽管天皇已宣布投降，但关东军司令部仍暗中发出指示：要求除在铁路干线上的日军部队解除武装外，在偏僻山岳地区的日军要尽可能地避免解除武装，保存力量。关东军藤田实彦125师团残部3000余人，就是遵照这个指示，潜伏于通化老爷岭山脉深处。日本投降后，通化实际上悄然成为日伪反动分子负隅顽抗的大本营，他们妄图再度“复兴满洲”，恢复日本人的宗主地位。

暴乱核心人物是辽宁省国民党头目李光忱、日本关东军第125师团参谋长藤田实彦大佐和汉奸国民党通化党部主任孙耕尧。

为了加速这个反共卖国协议的实施，从一九四六年一月中旬起，蒋日特务分子加紧勾结，经过数次密谋一项旨在消灭东北民主联军、占领通化，建立“中日联合政府”为目的，利用春节期间守备空虚之机，由日蒋特务共同指挥，日本关东军旧军人为主力的“二·三”暴乱计划的保密。在未下达暴乱命令之前，知悉该秘密计划的人员仅限于国民党辽宁省党部、国民党通化县党部负责人和少数蒋日特务分子。为了保守暴乱行动的秘密，电台通讯改用密码，不仅如此，辽宁省国民党头目李光忱还亲自指示藤田大佐暴乱行动时“要化妆，走路三步一回头，拐弯抹角朝后看”等注意保密事项，真可谓机关算尽。

这个藤田，究竟是何许人也？ 他出生于日本鹿儿岛县。1921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33期，10月16日被授予下士军衔，开始军事生涯。1930年8月授步兵大尉，1932年11月日本陆军大学校第42期毕业。歩兵第23联队中队长，历任台湾军幕僚副，第六师团司令部副，战车第二联队练习部副，1936年8月晋升少佐。1937年10月作为独立轻装甲第2中队长参加过淞沪会战。1939年3月晋升中佐，12月任陆军省军务局副，大本营报道部部员。1940年12月1日任内阁情报局第一部第三课课长，负责收集中国方面的军事、政治、经济等情报。1942年6月26日任战车第一联队联队长。（后来的日本著名作家司马辽太郎当时就是他的部下）8月1日晋升大佐。1945年1月25日任第125师团参谋长，编入关东军序列，担任吉林省通化地区的守备作战任务，多次率部对通化地区进行“扫荡”作战。

日本投降仅仅三个月后，就真的等来了机会：1945年11月20日，日军池田中将向国民党东北南部先遣军司令莫德惠推荐了藤田实彦，并送来了一纸委任状——任命藤田实彦为“通化前进区司令官”，并命令藤田负责搜罗通化各区日军的散兵游勇，对抗共产党部队，配合迎接国民党中央军的接收。 “官帽”是有了，可作为一支战败之军，凭借什么“名正言顺”的政治口号起事，却让藤田实彦颇伤脑筋。想不到此时另外一个人也急不可耐地期待与藤田实彦“合作”，他就是国民党通化县党部书记长孙耕尧。

孙氏乃一野心勃勃、投机善变的党棍政客，日本人统治时他出任伪职，宣传“日满协和”；国民党回到东北后他摇身一变，几经运作，居然变成了代表“中央正统”的国民党通化地区一把手。可是通化此时已是民主联军的天下，无兵无权的孙耕尧做梦都想改变县党部“皮包公司”的现状，夺取通化地区的实权，为“党国”献上一功。正当他急火攻心之际，国民党派来的特务帮他“联络”上了同样在潜伏待机的藤田实彦。 、

孙耕尧了解到藤田实彦不仅在日本人中极有威信，而且手中还握有大量“筹码”：在通化他暗中就有3000部下可供驱使；还有被东北民主联军缴获的七八架飞机和数十辆坦克，虽说编入了共产党的航校和炮校，但藤田实彦可以策动其中一些日军飞行员和坦克手随他起事。设想一旦有了飞机坦克加入暴动，那场面气势肯定非同一般了！

骤然间获得这么一位“神仙”，孙耕尧大喜过望。1945年12月15日，他迫不及待与藤田实彦会晤谈判。几番密谋后，两人一拍即合，各取所需：孙耕尧需要“借刀杀人”，让日本人充当打手炮灰；藤田实彦欲借重国民党的“正统”地位，师出有名。

为了驱使日军残部尽快为自己卖命，在国民党通化党部与日本关东军的第二次谈判中，孙耕尧一口气痛快答应了藤田实彦提出参加暴动的三个条件：保证在通化的日本人不回国、不失业，并集体加入台湾籍。

看到孙耕尧如此急迫，藤田实彦心里一动，居然提出了第四个匪夷所思的条件：暴动成功后在通化成立中日联合政府，由国民党和日军关东军共同掌权。战败国居然要和战胜国共同在东北建立一个“国中之国”，这种滑天下之大稽的事情，利令智昏的孙耕尧就真的签字同意了。也许向来不择手段的孙耕尧准备利用日本人先消灭共产党，等中央军来了再干掉日本人，先哄驴拉磨，再卸磨杀驴！ 于是在国民党辽宁省党部执行委员会主任委员李光忱的亲自策划下，以国民党通化县党部执行委员会主任委员孙耕尧为首的蒋特分子与日本关东军滕田大佐等复仇主义分子几经讨价还价，达成以暴乱成功后成立“中日联合政府”为条件的日军暴乱秘密协议。

从藤田实彦提出的四个暴动条件来看，他之所以勾结国民党发动暴乱，绝不仅仅是为了保护在通化日本人的利益，而是幻想使通化成为“满洲复兴”的基地，完成前辈们的未竟“理想”。于是藤田开始粉墨登场，化名“田友”正式加入国民党。为了鼓动更多日本人加入他的队伍，藤田到通化日本居民中大肆进行反共宣传，说什么“要想回日本与父母妻儿团圆，就得拿起武器，准备战斗”。

谁料操之过急，藤田实彦意外翻了船。当时，管理日本侨民的“辽东日本人民解放联盟通化支部”（简称“日解联”），是日本人在通化的唯一合法组织，由共产党领导控制。掌握了“日解联”，就可以利用这个合法组织拉拢策反日本人进行暴动。就在藤田去收买“日解联”的领导时却被检举揭发，阴谋败露，被我公安机关逮捕，扣押在通化支队司令部。

藤田实彦这个一号“军师”被捕，通化的关东军复兴分子群龙无首，一时人心浮动。共产党方面也提高了警觉，通化专署加快了搜捕日本战犯的步伐，到1946年1月底，已经逮捕日军大尉以上战犯120余人。这更让孙耕尧和关东军残余分子坐卧不安，他们决定铤而走险，袭击通化支队救出藤田实彦。

出人意料的是，狡猾的藤田竟然自己逃脱了。

1946年1月13日凌晨，在日本内应的配合下，被关押在通化支队司令部三楼的藤田实彦，乘看守哨兵昏睡之际，将布条绳子一端绑在暖气片上，打开窗户将绳子扔到窗外，顺着绳子逃了出来。但是在落地时，由于惊慌没站稳，藤田把脚脖子扭伤了。

死里逃生的藤田实彦加紧与孙耕尧策划暴动。尽管双方各怀鬼胎，私下里互不信任，但臭味相投的目标暂时还是将他们拴在一条船上。1月22日，双方决定成立“武装暴动总指挥部”，下设三个指挥，总计1.2万人的暴动队伍基本形成，并精心制定了暴动时间、地点、信号、袖标、口令等，暴动时间最后敲定在1946年2月3日。

霎时间，通化上空黑云压城，大有天翻地覆之势。

三、阴谋败露

藤田实彦一伙做梦也没想到，由于他们行事不周，早在临近暴乱的十多个小时前，中共通化分省委就掌握了他们的计划和行踪。

1945年末至1946年初，东北民主联军对于敌人的破坏阴谋虽然一直保持着高度警惕，但是对于蒋日反动派即将发动武装暴乱的情况却未掌握，严峻的形势对东北民主联军的安全构成了极大威胁。

但是到了2月2日傍晚，距敌暴乱仅有十多个小时的时候，得意忘形的敌人将暴乱秘密泄露出来。原来2月2日傍晚，一个戴国民党微章的人，走在大街上被东北民主联军哨兵发现。在对其盘问中，该人吱吱唔唔回答不清，哨兵认为可疑将其押送支队司令部。经司令部严加审讯，该人全部交代了当晚敌人要搞暴动，以及暴动的时间、信号等重要情况。而在这天的下午潜伏在民主联军内部的内应分子及国民党特务头目孙耕尧分头秘密策反民主联军官兵参加暴乱的情况也很快为东北民主联军所侦知。

生死关头立下首功的，是辽东军区后勤兵工部供给股长沈殿凯。1946年2月2日午后，为策反我军要害部门工作人员，暴乱分子选定了沈殿凯作为拉拢对象。铁杆汉奸刘子周将沈殿凯带进暴动总指挥部，威逼利诱他“反水”。沈殿凯虽然参加革命不久，但立场十分坚定。他沉着冷静，不露声色，与暴动首要分子斗智斗勇，探听虚实，掌握了全盘情报。他假意答应敌人可以参加暴动，以回去取枪入伙为由摆脱控制，返回后火速向兵工部长吴云清汇报。在万分危急情况下，吴部长一面用电话与通化支队司令员兼政委刘西元联系，一面派车把沈殿凯送到通化支队司令部，当面向刘司令员作详细汇报。

“二·三”暴乱计划内容要点是：

1、提出了消灭东北民主联军夺取通化，成立“中日联合政府”的暴乱纲领任务。

2、确定了攻占通化行政公署，通化支队司令部、市政府、公安局、电话局、飞机场等7处重要目标；

3、组织总兵力为五万人的暴乱队伍（其中日军三万人，国民党指挥的地方武装两万人，内应分子八百人）；

4、利用内应分子夺取东北民主联军炮校坦克4辆，航校飞机4架，并用日军投降时埋藏起来的机枪、步枪、手榴弹等军火装备暴动队伍；

5、规定“山和川”为行动口令，市内以电灯闪灭为市内暴乱信号，在玉皇山顶燃放三把狼烟为市郊暴乱信号；

6、规定暴乱标志：日军佩带“暂编东边地区部队”臂章，蒋特佩带“暂编东边地区军政委员会”臂章；

7、暴动时间为1946年2月3日凌晨4时。

敌人的种种泄密为东北民主联军粉碎暴乱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从2月2日下午5时起，粉碎敌人暴乱的工作在中共通化分省委书记吴溉之同志的领导下紧张而迅速的全面展开：以通化行政公署蒋亚泉专员为首的东北民主联军作战指挥部，迅速下达了停止一切节日活动。党政军机关人员紧急动员，全副武装，进入阵地听命令。并火速催调援兵回师通化参加平暴。根据分省委的“分兵坚守，自卫反击”的抗暴方针，抽调通化支队、炮兵学校、朝鲜义勇军李红光支队组成机动兵力，配合保卫专署大楼、支队司令部、公安局、电话局、飞机场等重要目标。收缴一切留守日伪人员武器，清除内奸分子一百七十余人。 而中共通化分省委最厉害的一招，就是对敌先发制人的“斩首行动”。晚7时，通化支队司令员刘西元下令查抄暴乱总指挥部，立即逮捕孙耕尧、刘靖宇等首要分子。在铁的证据面前，孙耕尧不得不低头认罪，全盘交代了暴乱计划。敌人暴动的时间是2月3日拂晓4时。离暴动的时间只剩下3小时了。万分危急之际，通化分省委领导果断下令就地处决孙耕尧、刘靖宇、郑乃樵等5名首犯，置敌于群龙无首的境地，摧毁敌两个暴乱指挥所。这一切进行得既秘密又神速。随着暴乱时间的迫近，东北民主联军对市区局势的控制也逐步加强。

孙耕尧暴乱前因机密泄漏被我军事先逮捕，审讯后被判死刑立即执行。不料因为凌晨暴乱已经开始，电路被切断，行刑战士黑暗中没有击中孙耕尧。等到天亮时，暴乱溃败，我军返回驻地发现孙耕尧等暴动头目均活着，遂补枪击毙所有罪犯。

当时在航校、炮校等重要单位，已经发现了留用的日军驾驶员上了飞机，坦克手正往坦克里灌油，大炮旁边也有人在从事战斗准备，一切迹象都发出了危险的示警信号。各单位立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逮捕软禁了所有的内应分子，将飞机、坦克、大炮等牢牢掌控在人民政权手中，从而为平定暴乱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2月2日傍晚，离暴动仅剩6个小时。中共通化分省委火速召开紧急会议。这次暴乱规模之大，完全出乎预料。敌方总计兵力2万，关东军1万，国民党和土匪近1万，内应叛徒600余人。而当时共产党主力部队正在外围剿匪，整个通化的党政军机关都唱了“空城计”，总兵力只有朝鲜族义勇军的两个连，加上其他能参加作战的只有500多人，和敌人相比，是20倍之差。况且我军不少战士是刚刚扩征上来的，有的连枪还没放过，战斗力不强。

会议根据敌强我弱、时间急迫的严峻形势，决心采取几条果断措施：立即催调援兵，同时整肃纯洁内部，查出内应分子；武装机关干部、党员和工人自卫队；命令各机关单位、党员起模范作用，带领群众就地抵御，人在阵地在，决不退出阵地，等援兵到来后形成内外夹击之势，坚决平定暴乱。

但是，由于事出仓促，时间紧迫，当时只抓住了策动暴乱的几十个头目，并未全部摧毁敌人的指挥机构和组织系统，一场生死血战还是在通化不可避免地展开了。

四、平叛经过

1946年2月3日凌晨（农历正月初一）天色未明，通化市万家灯火，繁星闪烁，结束了14年亡国奴生活的山城人民在喜悦中企盼光复后第一个春节黎明的到来。当时钟敲响四下时，全市电灯突然闪灭两次而后全城一片黑暗，接着位于市区中心的玉皇山上三堆大火冲天而起，城区不同方向也响起三声长音哨响，顿时喊声响起，枪声大作，数千名日本关东军武装暴乱开始了。

暴乱匪徒们手持机枪、步枪，挥舞战刀在“武士道精神”和复仇心理的支配下，嘶叫着分数路向市内行政公署大楼、通化支队司令部、市公安局、市电话局、飞机场等重要目标发起疯狂的冲锋，妄图一举消灭东北民主联军，重占通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自卫武装五百余人坚守阵地，英勇抗击着十几倍的武装暴徒。由于兵力薄弱，我军制定了分兵把守的策略，抽调通化支队、炮兵学校、朝鲜义勇军支队各一个连为机动兵力，配合各阵地作战。

战斗中，参加暴动的日本关东军已完全陷于疯狂状态。他们除了少得可怜的手枪和步枪，大多数人手持最原始的大刀、棍棒、铁钩、斧头发起一波波冲锋。他们唯一可以壮胆的就是凭着一股“武士道精神”狂呼乱叫，然而这呐喊吼叫根本压不住民主联军怒吼的机枪。渐渐地，日本人高亢的喊声变成了绝望痛苦的哀号。那是一种以自我毁灭为代价的清醒疯狂。

暴乱前夕已经得到情报，日本人计划暴乱夺取共产党政权交给国民党。于是民主联军秘密将一百多名原关东军指挥官关押一处。然而关押地点被泄漏。暴乱伊始，日本军队围攻临时关押处。而民主联军只有一个班的看守兵力，班长当机立断，用机枪将一百多名企图里应外合的在押犯全部击毙，从而避免了形势的恶化。

之前日本投降时，曾有一支卫生部队表明愿意为中国军队和市民提供人道救援，民主联军便将这支由130名日本人组成的卫生部队成建制地保留了下来。不料这一天，该部队成为暴动骨干，残忍地用手术刀等医疗工具将中国军队的伤员统统挑死。 在这所野战医院被控制后，医院部队长柴田久中尉被处决。

由于敌众我寡，又是分兵坚守，反暴乱战斗十分艰巨；我军阵地险象迭出。在各阵地中专员公署大楼的自卫反击战斗最为激烈。暴乱开始后，日军队长佐藤和国民党特务分子周洪汉指挥近千名日军和国民党匪徒混合编队的暴乱分子，依仗人数众多和武器上的优势，疯狂地冲击行署大楼。坚守行署大楼的我军战士在行署秘书长夏骏青同志的指挥下，临危不惧，冒着弹雨与敌人展开白刃战，用生命和鲜血保卫专署大楼。尽管如引顽强的抵抗，暴徒还是冲上了二楼。在这危急时刻专员蒋亚泉同志处决了威逼他投降的警卫员（内应分子）后，立即来到战士中间边指挥边鼓励战士英勇杀敌。暴徒占领二楼后又向三楼发起了强攻，大楼守军决心与专署大楼阵地共存亡，与进犯之敌展开殊死博斗，大楼内杀声、枪声响成一片，形势万分紧急。就在这危急之时，通化支队、朝鲜义勇军的机动部队赶到，从背后猛攻暴乱之敌。敌人腹背受创，在我军猛烈夹击下终于溃败，除少数逃窜外，大部被歼，专署楼内楼外敌尸堆积满地，血污斑斑。

末代皇帝溥仪的皇弟溥杰之妻嵯峨浩正好此时也被关押通化。与她一起的还有溥仪的皇后婉容、福贵人李玉琴。此外还有一个老太太是溥仪的奶妈。这些伪满皇族成员也卷了进来。

嵯峨浩出身于日本皇族近亲嵯峨侯爵家族，在日本控制满洲国时期，因为溥仪没有后代，日本人认为溥杰和其未来的子女很有可能成为继承人，故而决定选择一名日本贵族女子嫁给溥杰。嵯峨浩为日本贵族侯爵嵯峨实胜的长女，被军国主义分子强行安排与溥杰相亲，两人后于1937年在东京结婚。虽然是政治婚姻，但两人婚后却意外幸福圆满，嵯峨浩非常欣赏和爱慕溥杰。如今，溥杰和溥仪都在坐牢，而嵯峨浩等人则被我军控制在通化。

嵯峨浩也是这次暴乱中日军营救的目标之一，一开始日军行动确实非常顺利，成功得营救出了嵯峨浩。然而在全局中仍然惨败，面对蜂拥而来的我军增援部队，日本人不得已让嵯峨浩自己逃亡，后在大搜捕中被俘。

就在日军拼死血战时，通化国民党一伙却是最软弱的，这伙人没有一个人出现在战场，而是躲在家里“坐山观虎斗”，企图坐收渔人之利——日本人成功了他们就大摇大摆出来接收通化政权；日本人要是失败了，他们就赶快溜之大吉。

在我军民共同反击下，到晚6时许，仅两个多小时各主要战场暴乱基本平息，下午全城戒严，各部队和广大市民一齐出动打扫战场，进一步搜捕溃散隐匿之敌。

民主联军终于以较小的代价，共毙俘暴乱日军近四千人，其中校级以上的军官八十八名，取得了抗暴斗争的胜利，从而避免了历史的逆转和更大的流血。

五、平叛之后

搜捕籐田实彦

民主联军掘地三尺，也没发现暴乱的重要策划者、诡计多端的藤田实彦。就在全城大搜捕中，他再次逃脱了。

原来，在暴乱发动之前的2月3日凌晨3时，藤田实彦派出的传令兵在通化龙泉街一带被民主联军逮捕，他预感大事不妙，遂下令烧毁所有暴乱文件，然后带着指挥部其他人员，转移到一个叫千叶幸雄的日本内应家里，躲进天棚。2月4日上午，在朝鲜义勇军支队的挨家搜捕中，藤田实彦终于落网。

此时，落网的藤田实彦全然变成了一个畏缩可怜的老头，再没有当初那副不可一世的“武士”影子。藤田被捕时十分狼狈，他脚上缠着厚厚的绷带，那是从通化支队司令部跳楼逃走时摔伤的。也许自知大势已去，审讯过程中藤田非常配合，几乎有问必答。他老老实实交代了自己的身世来历，以及参与策划组织暴动的全部过程。

“活标本”狼狈受审，羞愤而亡

通化市丁字街“裕丰厚”商店大楼，是全市人流最密集的地方。为了彻底揭露国民党勾结日伪法西斯的阴谋罪行，1946年3月8日起，一场轰动四方的反革命武装暴动展览，就在这里大张旗鼓地举行。

在“反对国民党特务勾结日寇残害中国人民”的醒目标语下，藤田实彦被五花大绑押上来，作为活展品现场示众。两位全副武装的民主联军战士站在他身后，手里端着明晃晃的刺刀。往日威风凛凛的藤田实彦大佐满面凄惶，站在凳子上低垂下头，对着黑压压涌来的人群不断喃喃自语：“我是日本军阀，法西斯分子，所以惹起这起暴乱事件，致使很多日本人无辜死伤，通化的诸位将要把我恨之入骨髓了吧？”围观的中国人大声斥骂着这个贼心不死的日本鬼子，纷纷朝他吐口水、扔东西，如果不是执勤战士守卫，恐怕他早被砸成了肉泥。

每当日本人走过藤田实彦的面前时，他就会把腰弯得更低，深深地鞠躬赔罪道：“对不起你们了，对不起你们了！”这是藤田实彦的由衷之言。如果不是他误判大势，诱导煽动，怎么会有那么多日本人盲目跟从，最终命丧异国，暴尸冰雪？

据事后统计，参加这次暴乱的敌人总数共计13300余人，《朝日新闻》后来报道日本死亡者约为1090名，我方累计俘敌3000余名。活捉藤田实彦的五连连长高应锡还回忆道：由于关东军投降时宁愿把大批囤积的军用物资烧掉，也不肯分发给饥寒交迫的东北老百姓，许多困苦不堪的中国人恨死了日本兵，他们扒光了被打死日本人的衣服，将所有值钱的东西都搜走了，甚至连嘴里的金牙也被敲了下来。

原本把自己当作日本人“救星”的藤田实彦，现在才知道他其实是将同胞引向黑暗绝望的深渊。参观完此次罪行展的日本人，无不对藤田实彦切齿痛恨。一位叫谦道生的日本人在《通化日报》发表文章毫不留情地说：“对那害死许多民众珍贵生命而该死的藤田参谋长，我们谁还喜欢看见他呢？他完全是个旧时代的、无用的废物。”这种痛恨持续很久，许多日本人在战后的著作中还不约而同地说：“战败已经过去5个月了，日本人没有了武器还发起暴乱，怎么能够获得胜利呢？怎么也想不到藤田大佐会策划出如此愚蠢的行动来。”

一连多天的展览从早到晚，围观群众络绎不绝。在人们的唾弃下，羞惭交集的藤田处于极度悲哀和绝望中，突然患了急性气管炎和肺炎，病情急速加剧，经抢救无效于3月14日死亡。这一天，恰巧是藤田实彦的生日。

可以说，藤田实彦是窝囊被捕，狼狈受审，最终羞愤而亡。可以想象，这个当年在南京城下威风八面的“铁甲武士”，堂堂帝国陆军大佐，如今却成为待宰羔般任人围观的“活标本”，他内心想必充满了无尽的耻辱与悔恨。作为一名终生追随“武士道精神”的军人，他没能像西乡隆盛那样“洁身自决”，而是惭愧交集地屈膝投降。他把自己和同胞的命运都赌给一场暴乱，最后不但没能成为“复兴满洲”的功臣，相反却在中日两国都成为千古罪人。

搜捕漏网分子

战地漏网人员包括日本暴民和国民党党部人员遭民主联军全城整整两周的地毯式大搜捕。暴动策划者和主谋者无一漏网，几千参与者不是被击毙就是被俘。一千八百名日本人或战死或被枪决，三千多日本男性被集中关押。

据中日双方的记载，数字有出入，但最保守的估计是一千八百日本人（日方有说3000余人的，也有一万多人的，当时通化周边共有日本投降军人和平民五万人）被击毙。通化的中国市民在日本人十四年的统治下，生活在高压恐惧的赤贫中，对日本人深恶痛绝。尤其是日本人在投降后仍然觉得高中国人一等，宁愿将储备的战略生活物资包括棉被军服食粮焚烧了也不给市民一粒粮食一件衣服。一些胆大的市民试图在火中抢回些粮食也被日本降兵打伤打残，导致暴乱后通化市民怀着强烈的复仇心理对日本人无论是战斗人员还是平民纵情泄愤。

更让中国人不可饶恕的是关东军卫生部队的残忍。抗战胜利后，关东军卫生部队投降并表明愿意为中国军队和市民提供人道救援后，八路军将这支130人的卫生部队成建制地保留了下来。不料后来这支部队在暴动中成为骨干并残忍地用手术刀等医疗器械将中国军队的伤员统统挑死。在这所野战医院被制服后，医院部队长柴田久中尉被处决。

据中方参战人员和日本人生还者描述，中国人杀红了眼。凡是口令答不上来了的，上去就是一枪；凡是躲在洞里或隐藏处的，二话不说手榴弹就进去问侯了；凡是躲地窖里的统统堵死出口和通风口一律活埋。直到第二天民主联军军通化司令部才下达命令：只抓不杀。此时，已经到处都是日本人的尸体。

全城大搜捕时，日本人的傲慢也害了他们自己。日本人自视甚高，入乡不随俗，中国的春节居然不在门外挂对联。于是民主联军挨家挨户大搜捕，只要不挂对联的统统被破门而入，成年男子一律被绑走。于是，通化的日本人无论是商社从业人员还是铁道公司职员，统统被关入大牢。逃跑是愚蠢的，只要露出此意就会招来杀身之祸。

其他方面

人民空军的发祥地也在通化，东北老航校主任教官林弥一郎，原日军航空队队长，后来成为空军司令的王海上将遇见林弥一郎都要敬礼，言必称“老师”。林弥一郎差点儿在暴乱前夕被枪毙，幸亏受到反战同盟主任前田光繁反对和后来的老航校副政委黄乃一力保才免遭错杀。林弥一郎（1911年9月2日 - 1999年8月14日），中文名林保毅，日本大阪府南河内郡人，日本陆军航空兵少佐。1945年日本投降后，林弥一郎率部投降八路军，后在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担任教官。他和他属下的第二航空团第四教练飞行队培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一代飞行员。日本专家称其为“解放军空军之父”。

原解放军总政文工团也发源于此，前身是东北民主联军通化炮兵学校文工团。暴乱中，该学校留用人员中的日本人试图开动坦克参加暴动被我镇压。

朝鲜义勇军部队对日本人无比憎恨，是共产党方面所有部门中唯一一个没有被敌人策反的，也是对日本人大开杀戒最彻底的。

附：事件中中共与其领导下的东北民主联军参与平暴的主要领导人：

吴溉之（1898-1968），字璇枢，曾用名武维扬，湖南省平江县爽口乡资源村人，生于1898年3月，出身于小业主家庭。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学习。1926年参加北伐，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被捕，后保释出狱，入贺龙部当排长，参加南昌起义。1945年出席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新中国成立后，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党组书记。出席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当选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委、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于1968年含冤去世。1979年8月，中共中央为其平反昭雪。

蒋亚泉，男，原名蒋信山，曾化名王木林。1902年9月30日出生，河北省遵化县人。1937年 8月初，跟随李大钊堂侄李运昌到河北遵化县鲁家峪一带参加抗日斗争，做交通员工作。同年10月，加入中共。曾任区长，密云等联合县县长。1945年9月下旬，蒋亚泉随冀热辽军区到达沈阳后，受冀热辽区党委书记、军区司令员李运昌委派到吉林通化地区工作，任通化专员公署和通化市人民民主政府专员兼市长。随后在通化地区建立了9个县市人民民主政府，为通化新政权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1946年2月2日参与指挥平定了“反革命武装暴动”。1946年底，他被调往中共东北局做民运工作。后随军南下，先后历任湖南省衡阳铁路管理局柳州分局工会主席和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衡阳铁路管理局教务处处长、铁道部工程局总监察长、北京钢铁学院总务处处长、总务长等职务。1977年6月8日病逝。享年76岁。

夏骏青，原名夏英杰。1910年出生于莱芜北古德范村（今属莱芜市莱城区）。1938年1月参加革命，是年7月入党。抗日战争时期，历任莱芜县委委员、县大队长，章丘县独立营营长，博莱县敌工部长。解放战争和建国后，吉林省通化行署秘书长、柳河县县长，江西省赣州市市长、赣州地区副专员、吉安地区专员，江西省建工局局长，国家建工部副局长、给水排水设计院党委书记兼院长，交通部基建司副司长等职。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为巩固根据地、建立民主政权、瓦解敌军做出了显著成绩，获得模范工作者称号。1978年去世。

刘西元（1917一2003），原名刘熙元，曾用名刘东元。江西省吉安县人。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开国中将。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人民解放军优秀的政治工作者。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7军首任副政治委员，总政治部副主任，兰州军区副政治委员，南京军区副政治委员等职。

【编辑/杨振东 资料源自网络及通化党史办有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