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国历史 作者 剑走边锋

老百姓

第一章 沦陷
一 许国，姜姓，炎帝之后。
　　根据《国语》记载，炎帝的后人伯夷在尧帝时期做了秩宗——主管郊庙的官员，周代的姜姓诸国，就是伯夷的后人。但在《国语》的其他篇目中，又有不同记载：尧舜时期，炎帝的后人担任四岳之职—。四岳在当时是分掌四时、主持四月祭祀的重臣，也是四方诸侯之长。这位四岳大人后来辅佐大禹治水有功，被舜帝赐姓为姜，成为炎帝的正牌后嗣。这位与大禹一同立功受封的四岳，他的后人在大舜时代和夏王朝期间，建立了申、吕两个姜姓国。很明显，《国语》的两种记载相互矛盾了。有没有这种可能：舜帝时代的四岳本就是伯夷的后人，两者一脉相承呢？从现有的《尚书》等资料来看，二人年代过于接近，可能性也不大。比较起来，四岳说被更多的资料所采纳，相对也更可信一些。但无论如何，到了商代，这些姜姓的炎帝后裔已渐有沉沦零落的趋势了。
　　姜姓在周王朝的勃兴，要特别感谢一女一男两个了不起的人物：一女是周太姜，她是周太王的妻子、王季的母亲、周文王的祖母，这位伟大女性在整个周王朝备受尊崇，甚至有周人认为，姜姓诸国在周代得以封建，就是托了她老人家的福气呢；一男则是更著名的姜太公（吕尚），这位文王的肱股、武王的岳父、周国的太师，对于周王朝的建立更是居功至伟。因为这两个人，姜姓在姬姓建立的周王朝简直贵不可言。其直观表现，就是齐、许、申、吕四个姜姓诸侯国的光荣建立。说起来，申、吕本是虞夏旧国，在周朝属于重建；齐国是姜太公的封国，地位最重实力也最厚；而许国，则是典型的新建小国。
　　据记载，周武王把一个叫文叔的姜姓贵胄封在了许地——今天的河南许昌附近，爵位是最低一级的男爵。这样，文叔就成了许国的始封君，这个姜姓小国从此也就正式开张了。文叔之后的许国历任国君，他们的官方称谓叫作“许男”。
　　许国所处的这块地方，其实早先已有其他族群居住。在夏时，此地为祝融八姓之一的昆吾所居，据《竹书纪年》记载：“（夏胤甲四年）昆吾氏迁于许。”《左传》载楚灵王的话说：“昔我皇祖伯父昆吾，旧许是宅。” 原来，昆吾与楚国人的祖先季连，同出自黄帝——颛顼（高阳）——重黎（祝融）一脉，而且两个人都是陆终之子，是亲兄弟，所以作为楚国人的楚灵王把昆吾称作“皇祖伯父”。到了夏朝末年，昆吾氏作为夏人的同盟被商人所征服，《竹书纪年》记载：“（夏桀二十八年）昆吾氏伐商。……三十一年……商师征昆吾。……三十一年商自陑征夏邑，克昆吾。”商人攻灭了昆吾，此地遂为商人所有。后来周武王灭商，这块地方就被封给了文叔。
　　按照周人封建普遍的做法，被封的诸侯会带着自己的一群族人前来封地定居，此外周天子一般还会赐给他一些民众一同前来，当地的原住民通常也会变成新诸侯的民众，这第三类人里面，可能就有昆吾的子孙。总之，“许”这块土地老早就与楚国人有着一定的瓜葛，这似乎预示着，后来的许国人也要与楚国人发生一些牵扯不断的关系。
　　作为一个小国，许国人在西周的记载中并不常见，许男的身影在周穆王时期曾经出现过：据《穆天子传》，旅游专家周穆王东巡河南诸地时，曾在洧水上接见并宴请许男，这件事娱乐性很强，并没有太大的实质意义。但到了西周的最后，他们还是卷入了那场著名的西周灭亡之乱中。
　　事情是这样的：西周的最后一个王——周幽王，荒谬无道，宠信美人褒姒，最后过分到要废掉自己的王后申后，除掉太子宜臼，改立褒姒为王后，褒姒的儿子伯服为太子。宜臼只得逃亡到外祖父所在的申国避难，幽王还是不依不饶，命令申侯交出宜臼，申侯拒绝，幽王居然发兵来攻；无奈之下，为了女儿和外孙，申侯干脆联络曾国、犬戎攻击幽王，这一战发生在公元前771年，幽王身死，褒姒被犬戎虏去，繁华的都城镐京也被戎人劫掠一空，成为废墟一片。太子宜臼最终被立为周王，是为周平王。看到镐京破败，平王干脆迁都洛邑，建立东周，西周从此灭亡。这一年，是公元前770年，也是东周的第一年。
　　同为姜姓的许、吕两国也作为申侯的支持者加入了这场博弈。此时当值的许男，是许国第十任国君许文公（似乎名叫姜兴）。《竹书纪年》记载：“申侯、鲁侯、许文公立平王于申。”可见周平王立为周王，是在申、鲁、许三国的支持下实现的。支持血缘亲密的申国一方本是很好理解的事情，当时天下大乱，孰是孰非已经无人去问。但一个事先难以预料、事后也难估算的“事故”也发生在这场战争之中：周幽王的叔叔、周王朝的司徒、郑国的始封君郑桓公也与幽王同时被杀死了。
　　许文公自然无法逆料：数十年后，原本处于陕西境内的郑国将作为许国的近邻而存在。与一个实力更强且有血仇的国家做邻居，那是什么情况、什么滋味？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死者郑桓公和郑国的情况。郑桓公姓姬名友，是周厉王的小儿子，周宣王的庶弟。宣王二十二年，姬友被封于郑（在今陕西省华县境内），获得伯爵，根据诸侯以国为氏的习惯，现在我们应当叫他郑友了，这一年是公元前806年，郑友三十三岁。宣王之后是幽王，幽王八年（前774年），郑友被任命为周王室的司徒。当时的宗周已是一片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高危景象了，担任司徒仅仅一年之后，郑友更加感觉危机就在眼前，为安全计，郑友打算将封国迁出王畿以避祸。请教周太史，太史伯为他详细分析了当时的天下大局，并指明了出路：棋落天元——在天下之中的济洛河颍之间谋求立足和发展。于是，利用职务之便，郑友将郑国的人员、财产寄存于这一地区的虢（东虢）、郐两国。又过了两年，就发生了西周灭亡的重大历史性灾难，幽王被乱兵杀死在骊山之下，郑友一同遇难。这一年，郑友（现在应该叫郑桓公了）六十八岁。
　　郑桓公死后，郑国人拥立其子掘突为君，这就是郑武公。实践证明，这位掘突的确是很能挖掘和突击的，“武”的谥号也十分准确。他在位27年，顺利平灭了虢、郐、焉等几个中原小国，郑国定都于新郑——现在的河南省新郑市，并迅速站稳了脚跟，并成为当时具有不俗实力的强国之一。前744年，武公去世，他的大儿子寤生接班，这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郑庄公。但庄公在位的前二十余年，绝大部分精力被牵制在了国内，他要时时提防母亲支持下的弟弟共叔段抢班夺权，直到公元前722年，也就是郑庄公二十二年，终于熬到弟弟发难，庄公后发制人，迅速平叛。此后，庄公才可以把大量的精力投向郑国周边乃至整个天下。
　　公元前722年，也是《春秋》开始记事的一年，学名叫“入春秋”。入春秋这年，在郑国南面百余里的许国，当值许男是第十一代国君许庄公，他的名字叫茀，一说叫苴人。
　　二、公元前715年3月，鲁国迎来了郑庄公的特使。特使的名字叫宛，他此行的使命，是要促成并单方提前履行郑鲁两国之间的一项交换飞地的协议。
　　原来，两国各有一块飞地在对方的领土附近。郑国的飞地叫祊，地在今山东省费县境内。因为当年的郑桓公作为周宣王的弟弟，在天子祭泰山的时候要担任助祭，而参加祭祀是要沐浴斋戒的。因此，宣王就把泰山附近的祊赐予了郑桓公，作为他助天子祭泰山的“汤沐之邑”。
　　鲁国的飞地叫许田，在今河南省许昌市附近。西周初年，周成王营建王城（洛阳），有迁都之意，所以将许田赐予周公，作为鲁君（第一代鲁君伯禽就是周公旦的儿子）朝见天子的“朝宿之邑”——歇脚住宿的地方。后来虽然西周并未迁都，但周公当时坐镇洛阳管理东方，鲁君去见周公，还是需要一块地方歇脚的，于是这块地方也就一直挂在了鲁国的名下，这里还建有周公的别庙。
　　现在，郑国方面提议：既然宗周已经衰弱，天子久已不祭泰山，鲁君也很少再去朝见天子，这两块飞地对郑鲁两家也就丧失了实质意义，为了便于管理和控制，建议两家以飞地换飞地，实现双赢。
　　为表诚意，这次郑庄公派来的特使还主动率先将祊移交给了鲁国；同时，为了照顾鲁国人“礼仪之邦”的名誉和心态，郑国方面还细心地提出：郑国今后虽然不再助祭泰山，但是将改祭周公，不存在礼仪上的亏欠，鲁国方面也不必担心周公的别庙被荒废。
　　这笔换地交易，其实是春秋初期一个意义重大的政治事件和历史性事件，绝不像表面看起来这么简单和完满。下面，笔者试图对这笔交易的背景、意义进行简单的介绍和评价：
　　首先，协议欠缺合法性。周朝以礼治天下，天子祭祀泰山，诸侯祭祀先祖，都有明确和严格的规定，郑国方面悍然违背上述礼法，引用一句《左传》里面君子口头禅，就是“非礼也”，套用港片里面女士的常用台词，就是“非礼呀”！更严重的，土地为财富之母，按照当时的制度，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天子赐土，有郑重的法定程序，现在郑鲁两国把从周天子处得到土地擅自交易，显然是更严重的违法乃至违宪行径；更要命的，郑国人根本没打算把这件事情向周天子汇报，更不用说获得首肯了，所以，根据《史记?鲁世家》的记载，对于这笔明目张胆的非法交易，“君子讥之”。
　　郑庄公悍然提出和大力推动这笔非法交易，很大的原因在于对周天子的不满。本来，由于同周天子的密切血缘关系，郑武公、郑庄公父子一直兼任着着周王室的卿士，是中央政府的执政官，但是到了周平王晚期，平王不再专任郑庄公执政，而不断倚重于虢公（西虢国君）。郑庄公直接抱怨平王不信任自己，平王连连否认。

最后，双方居然决定互换人质：周平王的儿子王子狐到郑国来，郑庄公的儿子公子忽到宗周去，作为“信任抵押”。这就是著名的“周郑交质”事件。前720年春，周平王崩，接班的周桓王也就干脆直接把大权部分地交给了虢公，宣布虢公为右卿士，郑伯为左卿士。庄公立马还以颜色，这年4月，派大夫祭足领着军队践踏了温地的麦田，这年秋，郑国人又抢收了成周的粮食——简直是鬼子行径了。周、郑从此开始交恶。直到前717年冬，郑庄公才第一次来到宗周朝见天子，不聊周桓王也玩起了个性，对庄公十分无礼。庄公一怒之下，就启动了这笔藐视周天王权威的换地交易。
　　第二，协议具有互惠性。如果换地交易实现，则等于鲁郑两国各放弃了一块看得见吃不着的画饼，而同时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可控制、有收益的实地。郑鲁关系对郑庄公来说意义重大，下面予以介绍。
　　西周沦亡后，周天子实力大减，权威受损，特别是在平王去世后，这种历史趋更是势越来越明显了。现在和未来的天下，将是大国诸侯的天下。郑国一方面拥有一定的实力，同时在宗周担任要职，加以庄公的才略和雄心，也就在努力做着掌控大局的实验。当今的天下诸侯，俨然已经形成两个相互对立和征伐的阵营：一方是郑齐鲁三国的“连横阵线”，郑国的政治优势，齐国的国力优势，再加上鲁国的名望优势，这显然是一个强大的黄金组合；另一个阵营则由宋卫陈三国组成的“合纵阵线”，这三个国家，在国家和国君的性格方面，似乎都很有点愚直、固执乃至荒谬的特征，但这三国实力也自不弱，双方针锋相对，征伐不止。总体上说，还是“连横阵线”稍占上风，但现在正是双方要劲的时刻，通过这笔换地交易，进一步密切与鲁国的关系，对郑国而言也就意义非凡了。
　　第三，协议履行有困难。困难自然不在于祊，而在于许田。困难何在？只要分析下这个地名就可以明了：这块地接近许国，而且已经被许国人开垦和利用起来了。这样，许田的所有权在鲁国，但被许国实际占有，郑国是什么都没有。郑国人刚刚搬来中原不足百年，急于拓展生存空间的心态是昭然若揭的，这还是个贵族与商人联盟专政的国家，商贾气很浓郁的，特别重实利，特别爱算计，这块肥肉怕是已经让他们眼馋很久了。但是，要想完成这笔交易，得到这块肥土，也就不仅仅是郑鲁两家的事，还要问问许国人是否答应。现在的困难是：许国人不答应。
　　三、郑庄公很有办法的。到了公元前712年，在设法拉拢陈国、卫国，孤立和打击宋国，并击溃了戎人的侵略后，郑庄公终于腾出手来，决心以武力推动交易，并彻底解决许国的问题了。
　　这年夏，协议双方——郑庄公与鲁隐公——在时来（在今河南省郑州市）会晤，协商换地交易的武力推动事宜。7月初，郑、鲁、齐三国联军围攻许国都城。对于这笔交易，齐国人不是当事人，出兵属于友情客串，鲁国人热情也不算高涨，所以就只能是郑国人担任冲锋队了。当时的郑国正处于蒸蒸日上的上升期，军人们斗志很旺，而许国过于弱小，总人口可能也就在一两万人左右，所以胜负是不存在什么悬念的。
　　但是攻城的过程还是相当精彩的。这一天是7月初一日。总攻开始后，郑国大夫考叔拿着郑庄公的大旗——蝥弧，率先登上城墙，眼看首功到手，不料背后居然打来了黑枪，另一个郑国人公孙阏在城下看得眼红，一箭把颖考叔射下了城头，当即毙命。原来，在战前分发武器装备的时候，两个人就因为抢夺战车发生过械斗。——但这只是个插曲，随后，另一个郑国勇士瑕叔盈再次拿起蝥弧，登上城墙，将大旗挥舞一周，高喊道：“国君登城啦！”郑军个个奋勇，很快就把许都攻陷了。许庄公仓皇望卫国逃亡去也，许国就这样被占领了。
　　7月初三日，郑庄公、齐僖公、鲁隐公三位国君进驻许国都城，开始商议善后。诸侯国这样擅自攻灭一个诸侯国，这在春秋初期，周天王余威尚在的氛围下，大家都还是有所忌惮的。还是齐国人最超脱，作为许国同姓同组的国家的元首，齐僖公高姿态地要把许国让给鲁国，毕竟这里有部分鲁国的法定领土。而鲁隐公也不愿意接这个热山芋，婉言拒绝了：“是君说的许国人不恭敬，寡人才随君前来讨伐。现在许国已经拿下，许人已经服罪，一切全由君来处理，寡人不敢与闻！”——鲁国人的言辞一向漂亮，把“交易”的事情盖得严严实实滴水不漏。于是，小霸齐僖公又向郑国推让。
　　郑庄公当然不愿意也不能拒绝，但对许国如何处理，的确是件很费脑筋的事情，既要得到实利，又不能因此而背负太大的政治恶名。于是，聪明的他想出了“分治许国”的办法——一个放在当今的国际大局下都显得时髦和光鲜的方案。就这样，许国的领土被一分为二。
　　郑庄公是这样安排的：庄公让许国大夫百里辅佐许庄公的弟弟许叔，居处于许国西部，他动情地对百里说道：“此次上天降祸于许国，是因为鬼神不满于许君的行径，而借寡人之手进行惩罚啊！寡人何德何能，连自己的亲父兄都不能和睦，怎敢把此次战役当成自己的功劳呢？寡人有个亲弟弟（共叔段），也是不能和谐相处，竟让他流亡在外受苦，哪有德行久享许国？请您暂且辅佐许叔妥善管理这些许国人吧，我会派我们的阿获留下来帮助您的。如果寡人有幸能得善终，上天又依礼撤消了对许国的惩罚，恐怕会令许君回来重掌许国。到时候敝国对贵国有所请求，贵国怕是也会像对待老姻亲那样，屈尊应允下来吧？希望您千万不要容留别人居留在这里，跟个寡人争夺这块土地！我们郑国的子孙恐怕将来连自己的覆灭都挽救不了，又怎么有能力占有许国呢？寡人让您在这里据守，不仅是为了许国，也是为了巩固我郑国的边境啊！”
　　——话说得漂亮，严严实实，但实质内容无非是以下冰冷冷的四条：第一，在许国建立傀儡政权；第二，郑国保留在许国的军事存在；第三，许国今后要惟郑国之命是听；第四，倘若许国人试图借助他国力量复国，郑国将有权利再次占领并永久拥有许国的土地；第五，许国人有义务保证郑国南部边境不受他人侵犯！对比当今世界霸国占领他国后的处置措施，是不是与此很有些神似，甚至还不如我们的郑庄公寤生呢？
　　同时，郑庄公派大夫公孙获领兵占据许国西部，对他交代：“咱们的器物、财产，一律不要安置在许国境内。我死之后，你马上带兵撤回郑国！我们的先君新来在此地定居，现在王室已经沦落，大周的子孙们也越来越没出息。许国是太岳之后，而今上天已厌弃了周朝，我们哪能与许相争！”
　　此次分治，居然被《左传》中的君子评价为“有礼”，说是“度德而处，量力而行，相时而动，不累后人”的“知礼”做法。恩，仅从利益考量的角度看，可能还的确是这样的。
　　此次郑国方面出兵许国还有一个花絮：事后为了平息国人对颖考叔遭受毒手的怒火，郑庄公居然命令全军，每一卒（100人）捐献一头公猪，每一行（25人）捐献一只狗或一只鸡，用来作为大家诅咒那个射死颖考叔的坏蛋的道具。
　　其实，当时的郑军里如果真的没人知道是谁干的，后世的史家自然也不会知道。庄公用这种“恶毒妇”诅咒的方式瞒天过海地帮助凶手躲过刑罚，那是因为凶手名叫公孙阏：这个“公孙”，若为桓公之孙，则是他的堂弟，若为武公之孙，则是他的侄子。而颖考叔，当年也是有恩于郑庄公的，他通过教庄公挖地穴，使得庄公在不违背誓言的情况下，见到了与自己曾有过节母亲武姜，从而避免了不孝的不利名誉。
　　——寤生，就是这样一个复杂的人。其实，此次分治许国并非一分为二，严格来说是一分为三的：在法律上属于鲁国领土的那部分“许田”，作为郑国通鲁国交易的标的物，被直接划入了郑国的领土。
　　前711年3月，郑国特使再次来到鲁国，又送来了玉璧，算是用祊地再加上玉璧，来换取“鲁国”的许田，可见这块许田价值不菲。就在去年底，鲁桓公刚刚刺杀了自己的庶兄隐公，刚刚上台，急于修好友邦，也就不像原本有些迟疑的隐公，痛快地确认了这笔交易。
　　而许国，也从此进入了长达十余年的被分治和军事占领时期。现在大家可以体会到“客体”的含义了——你只是被研究和处断的对象，你的态度、你的选择对他人没有任何意义，甚至对自己也没有。眼下的许国，就是大国强国们的客体，也是这段历史的客体。
　　四 许国这段悲惨的被占领史，一直持续到公元前697年。公元前701年7月，郑庄公病逝。庄公在位43年，生前身后事颇有点像后来的霸主齐桓公。庄公留下了十几个儿子，他死后，郑国也发生了兄弟争位的激烈斗争。本来庄公生前已经立了太子忽，但其他几个儿子也是各有背景和能量。在庄公死后不久，宋国人谋立本国女子所生的公子突，为此还绑架了郑国执政祭足，祭足只得就范，公子突就成了新一任郑伯，是为郑厉公，太子忽流亡卫国；到了前697年，郑厉公与本来支持太子忽的祭足发生了矛盾，被祭足逼走，太子忽被接回来做了国君，是为郑昭公；前695年，召公又被大臣高渠弥所弑，高渠弥另立昭公的弟弟子亹为国君；第二年，齐国人路见不平，诱杀了公子亹和高渠弥，于是，祭足再次出头，从陈国接来了昭公的另一个弟弟子仪做国君；子仪在位14年之后，到了公元前680年，流亡在外17年的郑厉公（公子突）派人杀死子仪，再次回国复辟，厉公再作国君，一直做到前673年才寿终正寝。这样，郑庄公身后，他的四个儿子先后或者交叉做了28年的国君，可以想象郑国在这些年里的混乱程度。而许国的机会，也就在郑国的内乱中出现了。
　　郑庄公死后，新即位的郑厉公并没有遵守庄公的遗训，从许国撤军，厉公也是个贪婪狠毒的角色；直到前697年5月，厉公被驱逐，郑昭公当了郑伯，才算是兑现了庄公的诺言。随即，在许国西部边境呆了15年的许叔终于重返许都，当上了许国的第十二任国君。接着，齐襄公与鲁桓公在山东境内的艾会晤，商谈许国事宜，毕竟，两国在当年都是直接的当事人，灭人之国，在当时并非什么体面的事。就这样，在齐鲁两国的认可之下，许国终于成功复国了。而那位15年前流亡的许庄公，也就这样终老于卫国了。
　　在接下来的将近20年时间，由于郑国内乱频仍，国内不稳，也就无暇再来欺凌许国。直到前680年郑厉公复辟，许国面临严峻的危机，但就在此时，春秋时期伟大的第一任霸主齐桓公已经基本掌控了中原大局。齐桓公的霸业高举尊王攘夷的大旗，小国们的安全基本得到保障，而且，齐与许本是同姓同祖之国，许国也就跟着齐桓公，享受了40年和谐温暖的黄金时代。在这40年里，许国还涌现出一对令人感佩的模范夫妇，以小国人的勤勉和挚诚，在大国如林的春秋时代，闪出几片魅力四射的美妙浪花来……
　　这里需要再考究一下许国国君的世系问题。这个守国与成功复国的许叔，在许国的历史上功不可没，但他的身份目前还没有被确定下来。根据杜预《春秋左氏传集解》和《春秋氏族谱》的说法，许叔是许庄公的弟弟，名郑，谥号桓公；而在姚彦渠的《春秋会要》里，许叔就是许穆公，名新臣；在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对此未加研判，但是又将许叔复国的那年认定为许穆公元年。可见还是间接采纳了后一说。
　　在没有更多材料以得出定论的情况下，这里还是倾向于前说。因为，如果许叔就是许穆公，那么他守许西边长达15年，后来又在位长达42年，前后57年，似有过长之嫌。同时，根据他的夫人——我们后面的女主角许穆夫人生于公元前692年左右的事实，夫妻两个的年岁未免差距过大，一是不大可信，二是也实在是太有点唐突佳人了。
　　因此，本文暂定许叔为许桓公，而许穆公为桓公之子，桓公去世和穆公接班的时间又不可考，这里不妨就暂定于前680年左右。
　　这样，在下一章里，当值的许君就是第十三任许男——许穆公新臣了。 第二章 佳期
一
　　公元前678年，周桓王四年，吉月吉日。许国都城正在见证一场隆重的婚礼——它的国君大婚了。新郎，即位刚刚三年的许男新臣，与臣民们一道，拿出这个小国所拿得出来的一切，在每个细节，奉献着对高贵新娘的最大限度的敬意和热忱。新娘，来自卫国的贵胄，也以她独有的容貌、气质、礼仪、举止，完美填充着自己早已远播的芳声和婿家君臣的期望值。在这之外，许国君臣最深刻的印象是，这位美貌高贵的新任君夫人，脸上竟没有半点小女儿惯有的娇嗔，稍稍上挑的眼角眉梢，倒带着一丝普通及笄少女脸上难见的冷傲和沉定，回应着人们脸上隐藏在喜兴下面的那种有些怪怪的“微表情”。
　　此刻的许国人还不会意识到，这位远嫁而来的少女，将是整个许国数百年间留给天下、留给后人的最深刻的记忆。但现在大家都清楚的是，这位少女有着一挂离奇又很有些错乱的身世。
　　要弄清这位新任君夫人的身世，还要从几十年前的卫国说起。卫国，姬姓，始封君康叔，是周武王最小的同母弟。在东周，卫只是个中小规模的诸侯国，但它靠着以下三个品牌笑傲天下：荒谬的国君多、愚忠的臣子多、国祚的绵长（直到秦二世时才灭国）。且说卫宣公（名晋）就是众多荒谬国君中的杰出一员：还在当公子时，就与父亲庄公之妾夷姜私通，生下一子，取名急子。即位后，干脆就立了夷姜为夫人，急子也很受宠爱，宣公让右公子专门辅佐、照料他。
　　急子成年之后，宣公为他聘了齐僖公的女儿为妇。后来听说这个未来的儿媳美貌绝世，动了心，干脆在淇河之上建了一座华丽的行宫，取名新台，让迎亲的大臣直接把新娘接入新台，自己又当了回新郎。可怜的齐国女儿，一路上还憧憬着与卫国的年轻太子琴瑟和谐新婚燕尔的美妙场景，不料竟嫁了个皱巴驼背的老国君——一个本来应该是自己老公公的人。这名可怜齐国女儿从此也就有了一个跟定自己一生的称谓：卫宣姜。但生活总要继续，后来，宣姜为宣公又生下两个公子：大的叫寿，小的叫朔。母以子贵，公子寿不久就享受到与长兄急子同等的重视：宣公又任命左公子对他进行专门辅佐、照料。伤心绝望之下，原来的君夫人夷姜自缢而死，这样，急子在卫国的处境就更加不妙了。
　　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宣姜和公子朔母子两个极力在宣公面前诋毁急子，宣公终于动了食子之心，他派急子出使齐国，并事先在卫齐边境布好杀手，假扮强盗截杀急子。不料公子寿与急子兄弟情深，极力劝阻兄长不要前往，并力促他出国流亡，而急子的回答是：“废弃父亲的命令，要儿子还有何用？如果天下有这样的无父之国，我才有流亡的去处！” 公子寿无奈之下，只得用酒灌醉兄长，自己打着兄长的旗帜前往齐国，中途被杀手误认为急子杀死。急子酒醒后干警追赶，还是去迟了一步，于是向强盗自报名姓，也被杀害了。
　　前700年，卫宣公死，公子朔继位，是为卫惠公。此时的宣姜还处于30多岁的盛年，虽然贵为国君之母，但过早守寡总是件悲凉的事情。为女儿的实际幸福着想，齐僖公亲自出面，安排宣姜下嫁于惠公的同父异母兄弟公子顽（昭伯）。卫国在东周虽然号称民风开放，但总还没有齐国人来得生猛，公子顽先是拒绝，但迫于齐国方面的压力最后总还是从了。此后，宣姜又为公子顽接连生下五个 “毒树之果”，这五个孩子居然各个都是好样的，他们分别是：
　　长女齐子：后来嫁给了春秋霸主——她的舅舅齐桓公，史称长卫姬，为桓公生下长子无亏（武孟）；长子名申：就是后来的卫戴公；次子名燬：后来的卫文公；　次女宋桓夫人，宋桓公正妻，著名的宋襄公之母；小女许穆夫人，就是文首初嫁来到许国的少女。
　　卫俗荡，卫风淫。宣姜这套离奇凌乱的身世，当时就成为本国歌者们如猫见醒似的的好素材。据统计，《是三百》中，与这个女士沾边的就达29首之多，和她直接相关的也有11首，在整个为国地区的流传下来的诗篇中，将近三分之一的篇章都在议论着她的故事，这在先秦女性中是独一无二的。不消说，宣姜的几个儿女，就是在弥漫着有关自己母亲绯闻歌声的卫都朝歌度过了自己的青少年时光。当最受宠爱的小女儿用眼神或者用声音直接质问母亲的时候，宣姜大概只有沉默与呵斥，在女儿懂事之后，向女儿坦陈自己的人生遭遇和感悟吧。
　　这个世界上，男人之于女人，女人之于男人，相互间的需求和希冀是什么呢？当时是父系社会，我们权从男性的角度看看他们的需求：
　　《诗•周南•桃夭》云：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桃之夭夭，有蕡其实。之子于归，宜其家室。
　　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
　　——这是人们对新娘子的赞美和祝福，比喻很美，说白了也很朴实：灼灼其华，就是有美貌，让夫家有面子；有蕡其实，就是能生养，为夫家续香火；其叶蓁蓁，就是有贤德，能操持，让夫家和睦幸福。男人之于女人，需要的从来不就是这些吗？
　　反过来，其实女人之于夫君，所需求的无非就是这三条的B面：我漂亮你也得年貌相当，这样才琴瑟和谐；我生子你也要给予抚养照顾，让我晚年有依靠；我贤惠你也要对我好，这样才能相敬如宾。
　　对比以上三条，当年初嫁来到卫国的宣姜又如何呢：美貌就不用说了，否则不会发生自身被夺的故事；生养更没任何问题，前后七个；至于贤德，这也是她被诟病的，可是当初乍来卫国，就被带进入夫君老父的洞房，这是她所愿吗？她得已吗？
　　再从宣姜的需求这方面来说，当年的宣姜初嫁卫国，本应做今天年轻的太子之妻，明天盛年的国君夫人，后天荣耀的国君之母，可是这些，年老的卫宣公根本给不全她，这些幸福要靠卫国的两代人来共同完成！宣姜贪婪吗？最初的幸福被破坏，对她来说已是极大的不幸，她用毕生的时间孜孜以求本应属于她分内的幸福，最终得到的也只是支离破碎的补偿而已，她身心的痛苦和生活的碎裂又该找谁去补偿？淫乱的名声已经传遍天下，她又怎能去一一找人辩解？还有，在惠公四年，左右公子驱逐惠公出国并另立新君的时候，可能很多卫国人在拍手称快，谁又去体谅宣姜此时的危险和痛楚？若非惠公在齐国人的支持下最终回国，宣姜的结局又当如何？谁去管？对了，夷姜自缢、急子和阿寿的遇害，的确是宣姜造成的，可那也只是她要回自己幸福的不得已之举，如果说方法有欠厚道，谁又去厚道待她？谁又能在方法上实现完美？面对不幸，要求每个女子都去做夷姜式的自缢，公平吗？
　　把所有这些不幸归咎于卫宣公的荒淫和荒谬，可以吗？后世的史家或许可以这么一写了之，但是宣姜不会这么想，人生一世，际遇难料，谁又能保证自己永远好运？那时候谴责又有何用？
　　关于这位小女儿的婚事，《列女传》还留下一笔颇有意思的记载：此女长成之后，先是许国人来提亲，接着齐国人也来提亲，卫懿公决定将她嫁到许国去，此女心中不愿，就委托自己的傅母向国君转达：希望嫁到既近又大的齐国去，将来一旦卫国有难，也好说动齐国人赶来帮忙。但卫懿公不听，还是把她远嫁到许国来了。后来卫国被狄人攻破，懿公这才知道后悔。在《列女传》里，卫懿公居然成了这个女孩的父亲，而且后来没被狄人杀死，显然违背基本史实，不足为信。但可信的是，作为一个卫国公室的贵胄，这女孩对自己的未来去向是没有决定权的。
　　或许，宣姜会这样叮嘱即将出嫁的小女儿：若幸福来临，千万要牢牢抓紧；若他人夺我幸福，一定要辗转追回……
二
　　事实证明，这位远嫁许国的小女儿，要比它的母亲宣姜幸福得多。许穆夫人的幸福生活，首先归功于她的丈夫许穆公，不但是位年岁大体合衬、在“夫德”方面没有留下任何不良记录的合格的丈夫，纵然许国渺小，对于一个女人来言，有这样一个夫君也已经很可疑接受了；第二，归功于眼下的许国正处于一个难得的得到尊重、享有国际主体地位，并且国际环境最为安稳的一个时期，而这，则是由于霸主齐桓公的出现。第三，还要归功于齐许两国的亲密关系，在这一点上，许穆公夫妇都有功劳。从历史上说，两国本是同姓同源的关系，血浓于水；而许而齐桓公本人既是许穆夫人的舅舅，又是她的姐夫，这样的姻亲关系自非寻常。另外，卫国是夫人的母国，宋君则是她的另一位姐夫，与这么多国家存在密切关系，许国的生存环境当然不错了，在这方面，夫人的贡献显然超过了国君。
　　前679年春，齐桓公召集宋桓公、陈宣公、卫惠公、郑厉公在鄄（今山东省鄄城县）相会，《左传》记载：“齐始霸也”。这一年是齐桓公七年。其实早在两年前，齐国已经组织过一次诸侯大会，不过桓公霸业的确立，这次的鄄之会才是公认的标志。前678年12月，齐桓公、宋桓公、鲁庄公、陈宣公、卫惠公、郑厉公、许穆公、滑伯、滕子会晤于宋国境内的幽（在今河南省兰考县）。请注意，这是许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参加诸侯的会盟，从此，许国作为齐国霸业的坚定支持者、作为一个真正的“主体”，昂首走上了历史的前台。
　　历史地看，齐桓公霸业的出现不但是许国之福，更是当时整个华夏世界之福。东周的前90年，正是周天子权威沦落，中原诸国混乱和内耗的时期；此消彼长，也正是南北两路敌人蓬勃发展，实力迅速上升的时期。就在桓公称霸的档口，北边的戎狄与南方的楚国几乎同时爆发，向中原腹地发起猛烈冲击。当时的情形被形象地描述为：“南夷与北狄交侵，中国不绝如线”。以至于100多年之后的孔子还后怕地回忆：没有管仲（齐桓公霸业的设计师和执行人），咱们现在怕已经是披发左衽的蛮族了吧？
　　先看北面：前674年冬，齐国伐戎；前664年，北燕受到山戎攻击，向齐求救，齐桓公于这年底挥师北上，一直打到原来的孤竹国境内，第二年才班师回国；前661年，狄人攻击邢国，齐人救邢；前660年，狄人攻入卫国都城朝歌，卫几乎亡国，又是齐桓公组织诸侯相救，并帮助卫国重建。
　　在南面，就在齐桓公称霸的同时，楚国经过文王、武王两代国君的开辟，早已消灭扫平汉水北岸的众多姬姓小国（汉阳诸姬），国土拓展到河南南部，矛头直指中原。因为这条战线与许国的邻居兼世仇——郑国，关系密切，这里着重介绍一下郑国的情况。
　　天下之中的位置和它浓厚的商人品性，使得郑国人常常有左右逢源、火中取栗的冲动，但是在齐楚两个大国针锋相对的大局下，这个国家作为两大国争夺的前沿，根本无利可图而且自身也是险象环生的，可惜郑国人总是很难弄明白这个道理。
　　前679年春，也就是齐桓公始霸的这年，刚刚复辟的郑厉公就参加了齐国组织的鄄之会，但就在这年秋，郑国军队又趁齐国有别的事，趁机侵袭了邻居宋国。前678年夏，宋、齐、卫三国联军伐郑，以示惩罚；这年秋，楚文王又北上伐郑，理由是，郑厉公回国复辟，为什么迟迟没告诉楚国？郑国人两头受气的时代算是开始了。这年冬季，齐桓公组织幽之会，郑厉公又来参加，表示顺服。前673年，郑厉公去世，其子捷即位，是为郑文公。之后郑国似乎又与齐国发生了不愉快，前667年6月，齐、宋、陈、郑四国国君再次结盟，陈国、郑国算是再次投入了齐国的怀抱。第二年秋，郑国再次受到来自楚国方面的军事打击，齐宋两国发兵来救，楚军连夜逃跑。按说，现在的郑国自身已经危机重重，但根据《左传》记载，前665年，郑国军队居然又发动了一次对许国的侵袭。这次战役来得怪异，但史料记载非常简单，来龙去脉也不明确，不过似乎对许国的危害并不是很严重。 郑国连续遭受来自楚国的攻击，齐桓公开始酝酿沉重教训楚国的问题，并于前662年与宋桓公会晤，商量此事，但接下来的两年，又发生了北狄侵入中原腹地的严峻情况，搞得齐桓公应对不暇，前660年12月，也就是齐国人忙着对付北狄，帮助邢国、卫国重建的时候，《春秋》还留下了一条记载：“郑弃其师”，看来是受到了来自楚国的重创。前659年秋，楚国再次伐郑，现在的齐桓公已经基本腾出手来，齐、宋、郑、曹、邾五国国君在柽（在今河南省淮阳县）会晤，研究对策。前658年冬，楚军又来侵袭郑国，并俘虏了郑国大夫聃伯。前657年秋，齐、宋、江、黄四国国君会晤，商讨伐楚事宜，不料这年冬，楚人又来伐郑，郑国人这次真有点吃不消了，郑文公甚至产生了附楚的想法，多亏大臣劝阻，才没成行。
　　到现在，围绕郑国，齐楚已经双方进行了20多年的争夺，聪明的齐国人终于弄明白了两个问题：第一，齐国地理位置偏东，频繁出兵争郑，成本过大，难以持久，必须尽快转移齐楚两家的较力方向；第二，楚国人很会死缠烂打，实在是个难缠的对手，不给以沉重打击是不会有任何效果的。这次，齐桓公终于下了最后的决心：选择最佳维度，直接讨伐楚国！
　　齐国人把突破口选择在了蔡国，至于找的借口，既光明正大又有点狗血的味道：一名蔡国美女曾是齐桓公的爱妾，一次两人驾舟游玩，美女恶作剧地把船摇个不停，吓得桓公变颜变色，赶紧制止，这美女一时兴起，居然视若罔闻；桓公一怒之下就把她送回了娘家，但也并未明说要断绝关系。蔡国人擅作主张，将美女另加他人了。现在，既然有战略需要，这起普通的民事案件也就成了重大国际争端。前656年春，齐桓公召集宋、陈、卫、郑、许、曹六国国君，组成七国联军，出兵突袭蔡国。蔡国哪里抵挡得住，迅速溃败。七国联军顺势南下，攻入楚国本土，楚成王赶紧派使者前来接洽，齐国人慨然祭起“尊王攘夷”的大旗，义正词严指责楚国人不向尊天子，言语稍有不合，桓公挥动大军继续前进，进驻于陉（在今河南省郾城县），虎视眈眈，此时已进入了这年夏季。不久，楚国方面再次派大臣屈完前来和谈，联军才稍稍后退，与屈完结盟之后，方始撤去。
　　这次伐楚，虽然双方没有直接交战，联军方面还是显示了明显的优势地位，事实上也有效地遏制了楚国北上的势头，战略意义不可小觑。许国弱小，许穆公虽然也参加了这次军事行动，“捧人场”的味道还是相当浓厚的。但他这次绝不是一个简单的“打酱油”的角色：就在大军驻扎于陉期间，许穆公病逝了。
　　这年8月，许国人为穆公举行葬礼。根据周代的五等爵位制度，天子爵位是一等最高，接下来是公、侯、伯三个等级，子、男同属于第五等。诸侯在朝会期间死去，葬礼规格提高一等；在为天子作战期间死去，提高二等。此次伐楚既然是尊王的义师，当然属于“死王事”。许穆公本为男爵，许国人也就自豪地以侯的规格安葬了他们的国君。《左传》对此的评价是：礼也。《左传》随后还加了一句强调性点评：所以，诸侯也有穿上衮服，以天子的规格下葬的。
　　在整个许国史上，许穆公算是享受了最高的哀荣。你可以说这只是一种虚誉，但以蕞尔小邦之君，在这样可敬的坚定、忠诚和勤勉之外，你还忍心要求他更多吗？
三
　　“天不佑我诸夏，狄人荼毒卫邦。君夫人忧母国，念兄弟，此情此意，臣等感佩；不过君上也正在国中修战具、备财物，诸事端赖君夫人并力筹措，只要齐侯一令，我国立可出力相助，何敢怠慢？诚望君夫人暂先回去……”
　　“夫人即君上，君上即夫人。我许乃一小国，只宜谨守本分，听命霸主，此次君夫人慨然往卫吊唁，一旦大国不乐，祸至无日矣！当年我先君庄公稍有不慎，开罪于大国，以至都城沦陷，社稷几绝，老臣至今记忆犹新，每念往昔，痛心疾首，此等惨祸不能重演啊！”
　　“君夫人上国贵胄，闲于礼法。当知父母若在，自可归宁，现今之下，依礼只可遣使回去相问，断无亲身返国之理。实望君夫人暂抑私情，谨守妇德，母仪许邦，典范诸夏……”
　　素车素马，搁浅在通往曹邑的大道。一班许国大夫立于马前，在凛凛寒风中一边发着抖，一边慷慨陈词。车的前帷已经打开，车中贵妇，素服素面，素色狐裘，首无片饰，身无片玉，不知怎地，比起十八年前那个初嫁许国的卫国少女，反倒更添了几分美艳。但妇人此刻已是面沉似水，微红的双目不时瞄向路边逃难的百姓，满是关切和焦虑；她还留意到，车旁已经很围拢了不少陌生人——可能是各国的使团吧——远远站着，投来一种莫名和异样的眼神——她突然意识到，这正是自己当年初嫁许国时碰见的那种眼神……
　　终于，她将目光收回，落在车前站着的群臣身上，这些在许都就已听过N遍的车轱辘话让听得她双眉微蹙，再无半点解释的欲望。然而最终，她还是定了定神，努力把自己装在君夫人的模范之内。
　　“你等前来相阻，国君如何说？”
　　“君上深忧卫国之灾祸，深忧夫人之安危……臣等此次前来，已得君上明允。”
　　贵妇身躯微颤，面色、眼神立时冷了起来，咬了咬牙，吸一口气，再问：
　　“许男果然如此？”
　　…… ……
　　“君夫人容奏，臣等来时，君上还有一言：‘大夫可善言相谏，进退且听于夫人’……然方才臣等所言，实是为许国为君夫人着想，还望三思……”
　　眼看不是路，人群中最年长的大夫只好站出来说了实话。
　　“既如此，小童心意已决，多谢良言。”妇人神色稍稍转婉。
　　“若君夫人决意前往，臣等愿在曹邑郊外相侯，专待夫人归程。”
　　“诸位大夫可即刻返国，辅助国君筹备……另请转奏君上，南有强楚，也不可不防。当此之际，我许国上下务须戮力同心，以保无虞。”
　　群臣缓缓让开，素车缓缓启动，旋即加速，朝着曹邑驰去……
　　现在的曹邑，已经成了整个华夏世界关注的焦点。公元前660年12月，卫国境内突然出现狄人的大股军队。其实早在上一年春天，这股突入中原腹地的狄人就侵犯过附近的邢国，霸主齐桓公挥师来援，狄人撤去。此次行动，狄人吸取了去年的教训，行动极其诡秘迅捷。仓促之间，卫懿公亲自率兵迎击，荧泽一战，卫军全军覆灭，懿公也未能幸免。得知战败消息的朝歌臣民连夜弃城，向东溃逃。第二天，逃至黄河岸边，被到狄人赶上，又是一通惨绝人寰的屠杀，幸亏宋桓公前来接应，连夜护送卫国人东渡黄河，清点人数，整个朝歌城，居然只剩下730个遗民。
　　这时，卫国共、滕两座城邑的百姓也聚拢过来，加在一块共有5000人，这5000卫国人就在曹邑（在今河南省滑县）草草安顿下来，大家共立公子顽与宣姜的长子申为君，是为卫戴公。戴公迅速派人向中原各国求救。
　　赶到曹邑，许穆夫人终于见到了长兄。此时的戴公满脸焦悴和病容，他告诉小妹：此次卫国没有亡国灭种，多亏了二姐催动宋公及时前来接应，目前，大姐也从齐国传来消息，说是正在力促齐侯下决心来援。至于其他诸国，大家都有本难念的经，多还在逡巡观望之中……
　　许穆夫人听罢一阵心痛，不是吗？自己作为卫君的至亲，还不能说服许国来援，何况他人？而一个弱女子只身前来，除了问候，还有力量做点什么呢？
　　第二天，一首诗歌从曹邑传出，迅速飞遍中原各国。
　　载驰载驱，归唁卫侯。驱马悠悠，言至于漕。
　　大夫跋涉，我心则忧。既不我嘉，不能旋反。
　　视尔不臧，我思不远。既不我嘉，不能旋济。
　　视尔不臧，我思不閟。陟彼阿丘，言采其芒。
　　女子善怀，亦各有行。许人尤之，众樨且狂。
　　我行其野，芃芃其麦。控于大邦，谁因谁极？
　　大夫君子，无我有尤。百尔所思，不如我所之！
　　——是啊，方今戎狄猖獗，哪一国没有自己的难处？可是现在，一个小国的君夫人都可以力排众议，勇敢到达灾难的中心，难道我等只能效仿许国那些畏首畏尾空话连篇群臣？“百尔所思，不如我所之”，一个女子都可以如此毅然决然，何况我等须眉？再说，方今夷狄交侵，华夏诸国危若累卵，自当亲如一家，又何必论男人女人，何必分我国彼国？
　　许穆夫人后来得知，听到自己的这首《载驰》，霸主齐桓公立刻采纳了大姐齐子的建议，派出自己的长子——齐子所生的公子无亏，迅速出动战车三百乘、甲士三千人，来到曹邑戍守。齐军还带来一批珍贵的救援物资：赠送戴公本人马车一辆，祭服五套，牛、羊、猪、鸡、狗各三百只，制作门板的木材若干；赠送戴公夫人鱼轩（鱼皮装饰的车子）一辆，厚实细棉三十匹。
　　《左传》行文向来简练，但在此处不厌其烦地誊录了齐国的这份援助物资清单，绝非一时疏懒，而是作者明白这份清单在当时当地乃至对于整个华族的分量。千载之后重重读这份清单，心里依然倍感温暖。在某种意义上，这份清单向我们阐释了“华夏”两个字的全部内涵。
　　齐桓公是有力量的：前659年，狄人再侵邢国，齐、曹、宋三国出兵来援，赶跑了狄人，帮助邢国人搬家，邢国的器物财宝丝毫未损，这年6月，邢国迁都于夷仪，齐国有召集诸侯为他们修筑城墙；前658年春，诸侯又为卫国人修建楚丘城，作为他们的新都。据《左传》的说法：邢迁如归，卫国忘亡。
　　许穆夫人也有力量：她以娇柔的身躯，倔强的行动，哀婉的歌声，帮助危难时刻的诸夏各国把情感凝聚在一处。通过这次精彩的“搏出位”，她为自己赢得了华夏第一位女诗人的崇高名誉，为母国赢得了一丝盎然生机，也让许这个不起眼的小国在历史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一次驱驰、一首诗歌、一段亲情，将情、理、德、义四件美妙和伟大的元素结为成一体，聚于一身，千载之下犹能令人感喟、景仰。
　　这时华夏世界的人们，看着为卫国的存续而奔走和坚守的五个兄弟姐妹，会不会想起他们共同的母亲——那个声名狼藉的卫宣姜？现在他们是否已经明白，当年的宣姜辗转于数个男人之间，把自己弄得支离破碎，其实她只是要追回本该属于自己的东西？算下来，当年的卫国其实还是有负于宣姜，今天的宣姜——靠她的的子女——则是有大功于卫国。
　　行文至此，忽然想起一个很有些西化的词汇：正义（justice）。亚里士多德认为，正义是人与人之间实现分配的公平，正义分为分配正义和矫正正义，所谓矫正正义，就是通过一个矫正的程序，弥补分配正义被侵犯所造成的损失。如果用这一学说来审视宣姜的行为，或许可以得出一个相对接近的结论：宣姜的分配正义一开始就受到了侵害，对此她自己完全无能为力，更没有任何责任，所以，通过自身的积极行为去实现矫正正义，这是她应有的权利。而事实上，矫正正义的实现过程，不但个人的损失根本难以完全弥补，整个社会也要为此付出成本和代价——这是规律。那么，牺牲的美德是否应当提倡？例如夷姜的自缢和急子的赴死？牺牲自己成全他人，似乎的确是一种美德。在这里还想提及德国民法学家耶林的名著：《为权利而斗争》。在耶林看来，对侵权行为的姑息、对自身权利的放弃，都是对社会不负责任的行为，因为大家都这样下去，社会将不断堕落，法律也将沦为一纸空文。因此，主张权利，为权力而斗争，不仅是一个人对自身的义务，也是他对社会应负的责任。不同的是，耶林处在一个法制相对健全、司法相对公正的社会环境下，为权利而斗争显得十分光明。在两千多年前东方的社会环境下，一个女人锲而不舍地为自己的幸福权利而斗争，要付出的代价则是太大太大了，宣姜就是如此。但是无论如何，宣姜、许穆夫人母女俩个，走的都是“为权力而斗争”的路线，两人同样美丽和倔强，不同的只是，宣姜在悲惨地追求矫正正义，而许穆夫人要幸福得多，她是顽强地守住了自己的分配正义。孟子云：禹、稷、颜子，都是圣贤，区别仅在于际遇的不同，因此他们“易地则皆然”。这里不妨借用一下孟子的说法：如果易时易地，那么宣姜就是许穆夫人，许穆夫人就是宣姜，因为两个人的精神内核是一致的。 这次远行，许穆夫人并没有在曹邑待上很久。戴公被立为国君，但是很快就去世了，卫国人又立了她的二哥燬，是为卫文公。为大哥服丧，帮二哥操持，忙碌中的许穆夫人忽然又接到许国的来信：楚国挥师北上攻击郑国，郑军溃败，许国形势十分危急。虽尽管还有太多的情感来不及宣泄，太多的事务来不及处理，夫人也只得草草收拾行装，南返许都。毕竟，她是一个许国人。
　　此番为了母邦，她不顾许国群大夫的强烈反对，并且没有征得国君的许可就毅然上路，这在许国已经构成一次剧烈的政治地震。当初做了也就做了，现在既然又要返回，如何弥合与夫君以及许国群臣之间的裂痕，就成了许穆夫人必须面对的课题了。
　　对于坚守国都的穆公，许穆夫人应该也会十分理解地怀一份幸福与感激之情。作为小邦之君，有责任时坚决到位，没把握时决不出位，那是他应然和必然的选择，夫妻两个，一出一处，也可以说是“易地则皆然”的吧。只是，许都重逢之时，是久久的倾诉，还是无言的对视？
四
　　前面关于许穆夫人的故事，只是作者根据有关史料进行的一次尝试意义上的场景还原。而在事实上，许穆夫人的此次活动究竟是怎么样的：她最终有没有顺利抵达曹邑？此次返卫之行具体发生在什么时间段？这些都还是两千年来聚讼不止的争议话题。还有，这次华丽无比的“搏出位”，对夫人自己、对许穆公、对许国将有什么样的实质影响和后果？人们似乎也很少去关心。下面，作者试图就这些问题进行一些严格意义上的探讨，也欢迎大家指正。
　　第一个问题：许穆夫人有没有如愿抵达曹邑？
　　对此历来有三种观点：
　　一是认为许穆夫人根本没有成行，赋《载驰》仅是她在许国发了发牢骚。这种观点为《毛氏正义》等权威版本所主张。因为女子出嫁后，如果父母已经去世，依礼她是不能亲自回娘家的，这叫“义不得”。在这种“主题先行”的语境下，《载驰》中一些语句的解释就显得比较牵强乃至滑稽了：如“大夫跋涉”被解释成“卫国的大夫跋涉前来报告亡国的不幸消息”——卫国覆亡之不暇，来到小国告败还要派大夫这样的高官前来，真是不切实际；再有，许穆夫人说的“不能旋反”被解释成“然不能旋反我心中之思，使不思归也”；“百尔所思，不如我所之”这样的豪言壮语，也被解释成了“不如我所思之笃厚也”。这样一来，许穆夫人简直成了善于运用精神胜利法的春秋版阿Q了。
　　二是认为许穆夫人已经驱车上路，但在中途被许国大夫赶上并且拦回。朱熹就是采取的这种解释。应该说，这种说法比第一种更加接近《载驰》的语境，也不至于出现过多的滑稽解释。
　　三是认为许穆夫人不顾许国大夫劝阻，最终还是抵达了曹邑。近代人王先谦的《诗三家义集疏》持这种观点。
　　今天的读者去阅读许穆夫人的《驱驰》这首诗，其实意思很明白：诗描写的就是夫人仆仆赶路，许国群臣跋涉追上进行劝阻，而夫人断然拒绝返回许国、继续前行的场景。我们很难想象，如果许穆夫人最终屈从于许国人的压力而掉头返国，决心和情愫遭受摧折的她，如何还能写出如此豪情和决绝的文字来？就算有文字，那也只会是怨妇式的文字，而绝不可能是“百尔所思，不如我所之”这样豪气干云的句子。很显然，那些把这首诗解读为“自伤”的经学派，是为了遵循诗三百“温柔醇厚”的主题，故意扭曲了了许穆夫人的真实感情和历史真相，所以，才不得不在语句解释中出现那么多令人喷饭的牵强和阉割。
　　孔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既然是“思无邪”，许穆夫人当然就不会有违背礼法擅自回故国探问的行动——这好像很符合孔子的本意。其实抛开僵化的礼仪，许穆夫人忧心故国和心情和依然回国的行动，是多么地符合人之常情，多么地“无邪”啊！如此简单自然的情愫和行动，如果被定义为“义不得”，那真的说明周礼真是僵化得可以，也说明孔子“思无邪”的判断出现了偏差了。
　　其实，问题不在周礼，也不在孔子。关于许穆夫人回国吊唁的争论发生在许国，也发生在东周时期的儒学圈内。《韩诗外传》及《春秋繁露义证》二书都记载了孟子对这件事的评论：高子问于孟子曰：“夫嫁者，非己所自亲也。卫女何以得编于《诗》也？”孟子曰：“有卫女之志则可，无卫女之志则舛。夫道二，常谓之经，变谓之权。怀其常道而挟其变，乃得为贤。夫卫女行中孝，虑中圣，权如之何？”
　　——许穆夫人的行为符合孝道，思虑符合圣人，就算对礼仪变通一下，又有什么不可以？
　　礼有经，亦有权。如果你僵化地去理解和套用礼法而不知变通，必然出现类似《正义》中对《载驰》削足适履型的胡说八道，进而显得不近人情、面目可憎，这不是礼法的问题，还是人的问题。从孟子与高子的对话来看，当时的人们解读《驱驰》，内容是不存在任何异议的：许穆夫人就是违背礼法回了趟卫国。这种行为又如何被孔子列入了“思无邪”的《诗三百》呢？孟子的解释再明白不过：因为许穆夫人心怀一种可爱可敬的“孝” ，她的突破礼法就不但不被谴责，甚至还是“虑中圣”的！
　　孔子的儒学讲究“仁”与“礼”的结合与统一，而柔润细腻的人心与僵化冰冷的礼法之间总会出现矛盾和纠结，这时候应当如何进行价值判断？孔子似乎没有过多地关注和阐释这一问题，孔子之后，儒家也就分裂成了更注重规范的“礼派”和更关注人心的“仁派”，这个现象十分复杂，也很难进行简单的评判。但仅就对《载驰》和许穆夫人的理解来看，孟子的“仁派”无疑更符合实际情况，也更能服人之心。早在春秋时，一个南方人——吴国的公子季札就发出“中国之君子，明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的嘲讽，幸亏有孟子的出现，才有力扭转了儒学僵化和庸俗化的下滑局势。而等儒学发展到很有些陋儒化的“经学时代”，诸如歪曲《载驰》的拙劣表现就层出不穷了。
　　因此，在本文中，作者毫不迟疑地采信了第三种观点：许穆夫人最终是赶到了曹邑的。至于她有没有到卫国之后继续奔走于齐鲁宋等国家去“控于大邦”，四处求援？个人感觉未必，她感动诸侯来援的，不是靠身份和实力，靠的是她真挚的情怀，因此，有了《载驰》这首诗歌的产生和迅速流传，也就等于她自己已经在“控于大邦”了。
　　第二个问题，许穆夫人的此次返卫之行具体发生在什么时间段？
　　对于这一问题，历来的注家意见比较一致：发生在公元前659年春夏之交。因为《载驰》中明明写着“芃芃其麦”四个字：麦子已经很茂盛了。对此，笔者总觉得难以信服，在此提出自己的看法，供大家参考和指正。
　　个人觉得，许穆夫人此次返卫之行，应该发生在公元前660年年底，理由如下：
　　第一，符合《左传》本意。关于此次卫国沦丧和诸侯援救的事迹，保存在《左传?闵公二年》里。《左传》先是详细记述了“好鹤”的卫懿公在荧泽一战中军败身死、卫国都城臣民整体逃难的事迹，接着就是宋桓公在黄河边接应，立卫戴公为君，然后就是“许穆夫人赋《载驰》；齐侯使公子无亏帅车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这一连串的事件应该是在短期内发生，都在前660年年底。
　　《左传》是今人了解春秋史最重要的历史资料，这部书有着相当严格的记事逻辑：如果在当年的文字里记载其他年份发生的事情，作者都会用“初”的字眼进行提示，或者直接列明发生的年份，如《左传》在此篇还记述了此后邢国、卫国迁都的事情，作者明确记载：“僖之元年，齐桓公迁邢于夷仪；二年，封卫于楚丘。”而对于“许穆夫人赋《载驰》”的记载，《左传》并未标明是发生在其他年份，可见《左传》作者是认为此事是发生在前660年之内的，对此不存在太大异议的空间。
　　第二，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卫国沦亡，事情发生的十分迅速，以至于不但卫国都城的百姓措手不及仓皇逃窜，当时中原诸侯也很难在第一时间作出反应。反应最快的是宋国人，他们及时在黄河边接应，仅仅保住了730名卫都遗民，这已经是非常迅速的营救了。接着，宋桓公聚拢5000卫国遗民于曹邑，草草安顿后立戴公为卫国新君。在此同时，卫国人也应四处派人告难。
　　距离曹邑约500华里的许国很快就会得到消息，对于是否主动出兵援救的问题，许穆夫人与许国人发生争执，然后许穆夫人毅然决定只身赶往卫国吊唁，这一系列的事情可能会耽搁一些时日，但许穆夫人从许国赶往曹邑，驱车大概也就三天的路程，这样，从卫国溃败到许穆夫人赶到曹邑，大约也就需要15到20天的时间。许穆夫人创作《载驰》诗篇并将其送往各国，以及齐国人的营救行动都在同时展开，这一些列的时间均发生在前660年12月之内，合情合理。
　　就许穆夫人的做事风格来看，要她等到第二天春夏之交，与许国人争论得筋疲力尽之后再鼓足勇气自己去吊唁，就显得很不合理。而且，根据《左传》，“许穆夫人赋《载驰》”在前，齐国发兵援助在后，当时狄人猖獗，不允许齐国人等到第二年春夏之交才缓缓赶来，这也不符当时卫国的危难局势，也不符合齐桓公作为春秋霸主的行事风格。
　　第三，符合卫戴公“即位后旋即身死”的事实。卫懿公死后，宋国人立了卫戴公为君，而卫戴公在即位后很快也就去世了，接着是齐国人立卫文公为君。关于卫戴公的在位时间，目前的通说认为，戴公在位数日就去世了，根本没活到第二年开春，因此，公元前660年是卫懿公9年，第二年（前559年）就是卫文公元年了，卫戴公根本没有自己的纪年。而根据《史记》，卫戴公死于自己的“元年”的，也就是前659年，显然司马迁弄错了，这样的话卫文公在位就不足25年了，《史记》首先自相矛盾了。司马迁在对于列国的纪年是在马虎，错得太多，这个错误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载驰》诗中，许穆夫人表明自己回国是要“归唁卫侯” “唁”在当时是有严格用法的：“吊生曰唁”，也就是说，被“唁”必须是活人。而《载驰》中的卫侯，历代注家都明确认为是卫戴公。因此，许穆夫人出发前和在路上的时候，卫戴公应当还在人世，至少他去世的消息还没有流传开来。因此，许穆夫人此行应该发生在前660年12月，即卫戴公去世之前。
　　第四，关于“芃芃其麦”的问题。“芃芃”，茂盛的样子。“我行其野，芃芃其麦”，按照字面的解释，就是许穆夫人驱车行走在原野上，看见麦子长得茂盛。它的引申义，是说看见麦子长这么大了还没收割，许穆夫人担心卫国人的生活必然困顿（麦芃芃者，言未收刈，民将困也）。通过这一情景化的描写，断定许穆夫人此行发生在第二年春夏之交，就显得颇为理直气壮了。
　　其实，对照一下《载驰》前面的“陟彼阿丘，言采其虻”，我们就不难得出这样的判断：这种情景式的描写属于诗经中“兴”的手法，是为诗人铺垫感情用的，不一定是实指。我们总不能根据前面的“言采其虻”，就推说许穆夫人在匆忙赶路的中间，还会有空闲爬上山丘去采贝母吧？再则，当时的时间是周历12月底，大体相当于公历11月底，这时候小麦已经播种了一个多月，当时的气候比现在温暖，麦苗已经出土并且长势旺盛，也大体符合实际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