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一生幸此一面

秀夫

<p> ——追忆著名作家甘铁生</p><p><br></p><p><br></p><p> </p><p>01</p><p> 人的一生,有很多相遇。有的相遇,如擦肩而过的风;有的相遇,却如夜空中的火。</p><p> 我和作家甘铁生只见过一面,就这一面,我们成了莫逆之交。从相识到他2018年7月17日不幸离世,这么多年来,我们之间一直没有中断过联系。以前我总是认为,这是因为我们是乡党的缘故。随着时间的流逝,我越发相信,我们在骨子里是相通的,既有文字的相通,也有许多观念上的接近。他是我年岁上的长兄,也是我心中一盏不灭的精神之灯。</p><p> 第一次听说甘铁生的名字,是从毛道海先生那里知晓的。那一年,以写潜江风情著称的毛先生,在一次聚会中向我问起潜江大学问家甘鹏云的后代,说你身为记者,见多识广,应该知道这位中国近代著名学者的后人。他的名字和另一位作家相同,同样大名鼎鼎。毛先生高估了我,对于先贤甘鹏云,因为爱好琢磨地方史,我尚且略知一二。但对于在世的甘氏族人有何动静,的确一无所知。宽厚的毛先生没有让我当场难堪,只是提醒我,以后如果有机会上北京,应该去当面拜访一下作家甘铁生。甘铁生的母亲是甘鹏云之女甘世玲,他是甘鹏云的外孙。铁生随母姓,所以姓甘,也是我们潜江人的血脉啊。</p><p> “史铁生、甘铁生,中国文坛两铁生”,北京有作家史铁生,我们潜江也有作家甘铁生。“铁生”这样的名字,既有历史重重的烙印,也有朗朗上口的普通,好记!</p><p> 从此,脑海里留住了“甘铁生”这个名字。</p><p><br></p><p><br></p><p>02</p><p> 出于做记者的职业习惯,我好奇地上网查了有关甘铁生的资料。网上说得很简单:甘铁生,1946年生人,笔名紫峰,祖籍台湾台北,出生于北京,民盟成员,中国作协会员。代表作有长篇小说《都市的眼睛》《1965前夜》;中短篇小说集《秋天的爱》等。</p><p> 进一步了解甘铁生与潜江的关系,同样是通过毛老爷子,不过这次是先生的文字。大约在2011年夏天,老爷子发给我一篇题为《作家甘铁生》的文稿,我很快推荐给本报章华台文艺副刊,在8月26日发表。透过这篇文字,尽管还没见面,这位被毛先生称为“铁生老弟”的人,在心中的印象日益丰满、立体起来,不由得让人心向往之。</p><p> 毛先生介绍说,甘铁生的母亲甘世玲,为潜江末科进士甘鹏云第三房太太窦荣诚所生。而甘世玲的同父异母姐姐甘世瑜,又是辛亥元老李书城先生的第二任夫人——李书城正是甘铁生的姨父。不是老爷子说起,我以前还真不知道,潜江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两李”之一——李书城,是另一位潜江大家甘鹏云的女婿。</p><p> 我向毛老爷子要了甘铁生的手机号码、电子邮箱,存起来以备将来。每年元旦、春节期间,市委、市政府都要在北京举办潜江同乡联谊会。作为蜚声京城的文化名流,潜江人的后裔,甘铁生理应在被邀请之列。作为记者,我也有去采访新闻的机会。老爷子说,他是个不太一般的潜江人。过去,我们不知道,今天知道了,就不能让他游移在“外”,而应该让他“认祖归宗”,回到潜江来。</p><p> 可惜的是,随后一两年,市委、市政府举办的潜江北京同乡联谊会,我因为其它工作的缘故,都没有找到机会去联谊会现场采访,当然更无缘见到心仪已久的作家甘铁生了。</p><p><br></p> <p><br></p><p><br></p><p>03</p><p> 正因为有这样的缺憾,我对这位在“外”的潜江作家的关注越发频繁。每有空余,就不断收集他的资料,并千方百计找到他的作品来阅读。</p><p> 甘铁生是著名作家,中国作协会员,鲁迅文学院毕业的高材生。这是正儿八经的台面上的人物介绍。然而,鲜为人知的是,他是中国“知青地下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也是“白洋淀派”文学和“今天”文学社的重要成员。他的家庭背景和特殊经历,造就了他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独特成就和地位。</p><p> 先说甘铁生的祖辈。</p><p> “我是跟随着母亲长大的,对外公一家比较熟悉。”甘铁生在一篇题为《被洗脑的羔羊》的口述史里这样介绍说。</p><p> 甘铁生所指的这位“外公”,正是中国近代著名藏书家、方志学家甘鹏云。甘鹏云生于1862年,1940去世,享年79岁。尽管甘铁生没见到过这位长辈,但他少年时期一直跟随母亲居住在位于北安里六号外公的“息园”。家中的书卷气息,给他的成长和文学创作带来了不可磨灭的影响。</p><p> 甘鹏云,字翼父,号药樵或月樵,别号耐公、耐翁,晚年署息园居士、潜庐老人。甘鹏云的父亲甘树椿,字雨亭,号灵庵,晚号花隐老人,为潜江贡生。甘鹏云出生在潜江,少时从伯父甘霖、甘城读旧学。23岁获“博士弟子员”资格,并在城北马昌湖畔设馆授徒,馆名“深柳读书堂”。27岁时,胸怀鸿鹄之志的甘鹏云,不愿继续当私塾先生在潜江度过平庸的一生,于是离开家乡“出门求师”。至1902年,他参加本省乡试,终于中举,次年参加会试,又高中进士,位居“二甲第三十名”。已四十一岁的甘鹏云,成为历时一千多年选官科举制的最后一批进士之一,从此他以进士之身跻身于清末民初士大夫之列。他一生辗转多地,北上幽燕,西抵三峡,东渡日本,曾出任黑龙江、吉林财政监理官,杀虎关税务监督、吉林国税厅筹备处处长、吉林国税厅厅长,山西省烟酒公卖局局长兼山西省清理官产处处长等职,时跨清末民初。</p><p> 然而,甘鹏云本质上是一介文人。1917年6月,甘鹏云对政局深感失望,乃以亲老归养,电部辞职,从此结束了“宦途生涯”,隐身北京一隅,作了“息园居士”,一心只弄学问。</p><p> 甘鹏云一生酷爱书法、碑拓,也嗜好藏书。当年,在家乡潜江苦苦求学之时,他就收集书籍10万余卷,藏于“将庐”书斋。令人痛惜的是,1923年一场洪水袭来,书卷被尽数吞噬。归隐“息园”后,他将四处收罗的藏书一一整理,总计20余万册,充斥着这里的十二间屋子,俨然家中拥有一座小型图书馆。 </p><p> 日夜与书为伴,皓首穷经,甘鹏云平生纂述等身。他一生的著作可分为校刻、编订、纂述、著述、诗歌等多种形式,不少于50种,总计约310余卷之多。此外搜集珍藏了从秦到清各代的碑拓4110余种,多写有跋识。晚年主修《湖北文征》,辑录湖北地区元、明、清三代文献,入选作者二千七百多人,成书550卷,是考据湖北近代文化历史的重要文献。他收集整理的《潜江贞石记》八卷、《潜江书征》四卷、《潜江文征》十六卷、《潜江诗征》十六卷,纂述的《潜庐类稿》十三卷、《潜庐诗录》六卷,《潜庐随笔》六种十三卷、《潜江旧闻录》八卷等等,为家乡潜江留下了极其珍贵的史料。</p><p> 然而,甘鹏云毕生的心血最终还是付之东流。他曾在诗中悲怆地写到:“凄凉身世都无限,但恨无人读父书”。后来,“这二十几万卷线装书,有些在五十年代卖给了国家书店。国家书店是否收藏,也只能打个问号了”。至于“父亲一生的著述,在‘文革’时期,‘破四旧’,继承人害怕,一把火,化为灰烬。”甘鹏云的女儿甘世珊,在《回首息园》一文中披露了这批宝贵遗产的最后归宿。</p><p> “存一方文献,作史学偏师”。尽管历经劫难,但甘鹏云著作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还是得到后世学者的充分肯定,其学术思想广为流传。祖辈的治学功绩,并没有给甘铁生带来荣誉:“1949年以后,由于外祖父曾经从事过‘封建官僚’一类的工作,被归列为残渣余孽的范畴。而我的外祖母、母亲则是‘封建遗少’的典型人物”。</p><p> 历史风云变幻,竟然如此吊诡。“湖北名家”翻个面,就成了“旧式家族”“封建残余势力”,在无情地扫除之列。背负家庭出身的“原罪”,甘铁生自然也成了“余孽之余灰”。</p><p><br></p><p><br></p> <p><br></p><p><br></p><p>04</p><p> 如果仅仅如此,尚有喘息之机。而恰巧甘铁生的父亲,也很不一般。</p><p> 甘铁生的祖辈母系一支是地地道道的潜江人,有确凿的史料记载,毋容置疑。但我注意到,在有关甘铁生简介里,他的祖籍为台湾台北。至今搜寻网络,仍有媒体把他称为“台湾作家”。我所知道的甘铁生,一辈子都生活工作在大陆,怎么会和远隔海峡的台湾扯上关系?心中不免疑惑重重。及至后来读到甘铁生访谈录,才明了其中的缘由。</p><p> 甘铁生说,“父亲赖正哉是台湾台北人。祖上有点土地,家境殷实。早年,父亲考上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系,毕业时赶上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他在当时日本殖民下的台湾不好找工作,就到大陆来了。后来在军阀齐燮元的部队里当日文翻译官”。</p><p> “长得倍儿精神”的赖正哉,在担任翻译官期间,看中了燕京大学音乐系毕业的大家闺秀甘世玲,并于1942年与之结婚,生下二儿一女。甘铁生出生于1946年,是孩子中最小的一个。抗战爆发,齐燮元的部队投靠了亲日的汪精卫南京政府。1945年日本投降后,赖正哉随即被民国政府收编,但因其伪职人员的身份,总是时时处处受到排挤。于是借口自己在台湾的父母孤老多病,他告假只身返台省亲。临行前,赖正哉许诺,不日定来接全家迁台。谁知他前脚刚刚离开,内战随即爆发,国民党亦败退台湾。至1949年后,两岸音信完全隔绝,父母再无来往。直至上世纪90年代,一个极其偶然的机会,一家人在分离近半个世纪之后才得以再次相见。此时,赖正哉已垂垂老矣,甘铁生也年近半百。</p><p> 因为在日伪军的部队里工作过,赖正哉顺理成章地成了“汉奸”。离去的人可以脱得干系,留下的人却不得不承受一切。好在解放初期核查家庭成份时,甘铁生的母亲机灵地在家庭背景一栏内写了个“离异”,相当于与丈夫赖正哉划清了界限。后来,母亲的成份被定为“职员”,属于家庭历史有问题、但没有历史罪恶和犯下血债的“城市知识份子”,逃脱了“汉奸家属”的藩篱。最幸运的是,三个孩子弃父姓、随母姓,更避免了日后遭遇重大麻烦。</p><p> 父亲在台生死不明,但留在大陆、连父亲面都没有见过的“遗腹子”甘铁生,从此心中却蒙上“汉奸父亲”的阴影。这样的阴影,几乎笼罩了他一生。</p><p> 在当时极为讲究阶级出身的火红年代,甘铁生历经了各种一浪接着一浪的政治运动。他少年在息园度过了一段平静、安逸且又淘气的日子。及长,他的家庭背景投射出的心灵轨迹,无疑是挣扎的、灰暗的,甚至是扭曲和叛逆的。可想而知,甘铁生的人生道路多么曲折。而恰恰这一切,为他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不同凡响的独特底色。</p><p> </p><p><br></p><p><br></p> <p><br></p><p><br></p><p>05</p><p> 了解到这些,更渴望与这位极具“传奇”色彩的作家见面。</p><p> 2010年,潜江举办曹禺文化周,甘铁生作为曹禺文化周贵宾,被邀请回潜江参加系列文化活动。踏上了先辈生活过的土地,追寻外公在潜江文化历史的足迹,这一刻,我想对于甘铁生来说,应该是幸福的。</p><p> 这是甘铁生第一次回乡。那些天,他被安排住在城郊的七喜大酒店,参加活动的地点也多半在那里。他的日程安排得满满的,既要参加各种活动,又需在会议间隙寻亲访友,目不暇接。我则在城区跑文化周开幕式、闭幕式特写,拍照片、写社论。来宾采访人物中,甘铁生也不在指定我采访的对象之列。</p><p> 几天之中,忙忙碌碌,东跑西颠,熙熙攘攘,日夜赶稿。阴差阳错,待回过头来联系,甘铁生已返回北京了。</p><p> 这一次,我们在共同的家乡,遗憾地擦肩而过。</p><p><br></p><p> </p><p>06</p><p> 不过,机会还是很快来了。</p><p> 2013年3月,市政协准备出版一套文史资料系列丛书《我是潜江人》,为潜江在外的名人“树碑立传”。因是市政协委员、常委,又爱好文学写作,承蒙信任,组织上安排我采写《杜鸣心:大音希声》一书,计划在两年内完成。</p><p> 杜鸣心先生是潜江人。他是中国著名作曲家、音乐教育家,中国音乐“金钟奖”终身成就奖获得者。在中央音乐学院工作了半个多世纪。脍炙人口的《红色娘子军》《鱼美人》等芭蕾舞剧的音乐配乐,就出自杜鸣心教授之手。这下好了,我得以有常常去北京采访的时间,能见到甘铁生的机会自然就会多了起来。</p><p> 这年3月,我第一次去北京拜访了杜鸣心教授,开始着手先生传记写作的事。因为是集体公务活动,这一次,我没有主动联系甘铁生。待到4月,我再次北上京城,因时间匆匆,诸事紧促,又一次错过了计划。至11月下旬,为杜鸣心先生传记的事,我第三次来到鲍家街43号中央音乐学院。心里暗暗定下,这一次一定得见见这位“家乡的大作家”。当晚,在西便门附近的锦江之星安顿好后,我便与甘铁生电话联系。此时,甘铁生正好在北京,于是约好次日白天我采访结束之后,晚上一聚。几个文友在一起喝喝茶、说说话。</p><p> 那时候,甘铁生住在朝阳区亚运村汇园公寓,毗邻鸟巢。在电话里,他告诉我说,两地相距并不是很远,乘地铁五号线、十号线很快就可以过来。并说在五洲大酒店茶艺馆预定了席位,这里是他常常接待朋友们聚餐、品茶的地方。</p><p> 对于这次见面,我满心期待。他的声音从电话里真切地传来,不徐不疾,一口标准的京片子。平缓的语调,听得出满是笑意盈盈,甚至十分谦虚的语气。这些年做记者的采访经历,平常也接触过形形色色的人物。芸芸众生,面相德行各异,我积累了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看人标准:越是成熟有本事的人,为人越发谦逊低调。这是一个人处世的风度与豁达,也是心中的坦荡和自信所在。每次识得一人,是优雅还是粗鄙,几句话中就可以判断个八九不离十。</p><p> 论年龄,我比甘铁生小十七八岁,但在我心中,我们不是隔辈分的两代人。这样的感觉,一直贯穿于我们往后的交往当中。</p><p> 次日下午四时许,我正采访杜鸣心先生,突然接到甘铁生的来电。我在想,晚上的聚会还早啊,该不会是有什么变故吧,心中却有一丝担忧了。“秀夫,实在对不起,晚上的聚会恐怕不行了。”电话中,他语气有些急促,但感觉得到有着平复之后的镇定。</p><p> “甘老师,您那里有急事了吗?”</p><p> “我下午去医院检查了一下身体,原本就是准备查一查常规。这几天身体不太舒服,腹疼。拍片之后,医生让现在就住院继续观察几天。秀夫,不好意思啊!”</p><p> “甘老师,您在哪里住院?我采访完后就去看您,一样是见面。”</p><p> “还是不要了。现在我和家人在一起。你来,我多少得抽空和你聊一聊。实在不方便,等以后一定会有机会的。”</p><p> 话语虽然婉转,但可以想象得到,他一定是遇到了不得不做出这样决定的事情。我心里自忖,何况他是去了医院,还有医生的叮嘱。“甘老师,不要紧吧?”“没事的,我平时喜爱爬山、打球、冬泳,做各种运动,身体棒棒的。等几天如果情况容许,我会联系你的,好吗?”听了这话,我不敢再坚持去打扰他了,只是心中默默地为他祝福:一切都会好好的,应该没有什么事的。</p><p> 可直到我要离开北京之前,也没有接到他的来电。几天的采访结束后,我还是忍不住打了电话过去,那头是一阵忙音。猜测他的处境与不便,心里孤孤地,乘坐G556次动车,我踏上了回家的路途。</p><p><br></p><p><br></p><p><br></p> <p><br></p><p><br></p><p>07</p><p> 这次未遂的见面,在我心中留下了“疙瘩”:“甘老师的身体究竟是怎么啦?”</p><p> 转眼间到了2015年。春节过后的一天,毛老爷子给我打来电话,说有空到家里来一下,有要事相商。我去后,老爷子从桌子上拿起一个厚厚的信封,递给我说:你看看。我打开牛皮纸信封,首页顶头“甘铁生”三个字跃然眼前,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兴奋和亲近。“振雷,这是上次我给你介绍的北京作家甘铁生寄来的。”老爷子叫着我的学名。估计这时候,他老人家还不知道我和他的“铁生老弟”,已经约过一次没有见成面的会了。</p><p> 信封里,装有甘铁生撰写的散文《外公的息园暨墓地(暂定稿)》。“铁生和毛羽的爱人,都是北京的作家。这一次,他托岚岚寄给我他写的这篇文章,说家乡的人和事,在家乡的杂志上发表,才是最相宜的。”毛羽是老爷子的大公子,彼时在国家广电总局任职。卢岚岚是老爷子的大儿媳,也是有名的小说家、电影编剧。</p><p> 潜江市作家协会编有会刊《雷雨文学》。毛老爷子是作协的顾问,我是这本文学杂志的编委之一,找我来办此事,顺理成章。回家后,我仔细拜读了这篇27000多字的散文,沉浸在他优美而哲思的文字里。随后,我就其中一些不甚清楚和需要了解的细节,再次联系上甘铁生,进一步对文稿进行核实和修改。</p><p> “真的不好意思,上次你大老远来北京,都没有机会招待你一次。”甘铁生一开口,没有提及任何有关书稿的事,倒是先道起歉来。我关心他的身体,他告诉我不用担心,应该是以前做肾脏手术留下的后遗症,在医院住了一段时间就好了,还说计划来年去澳大利亚等地旅行访问。他声音爽朗,中气十足,让担忧的愁云一扫而空。</p><p> 4月初,甘铁生寄来了订正的《外公的息园暨墓地》电子文稿。我注意到,在文档标题前有一个不起眼的数字“18”。这个“18”,应该是他最后一遍订正文稿的次数标记。一个享誉文坛的作家,为修改一篇寄给地方作协内刊的文字,前前后后打磨了近二十遍。他的认真,他的坚持,他对文学的虔诚,对他人建议的重视,由此可见一斑。</p><p> 我在心中,升起了对他的敬意!</p><p> 《外公的息园暨墓地》分为三个部分:记忆息园、外公的淡出和寻找外公墓地。实际上是借寻访“息园”,写出了甘家三代在风云变幻的岁月中,所经历的面目全非的巨大变故。甘铁生说,写这篇文字,我是在与故去的先人对话,这种对话能让人升华。</p><p> 这篇甘铁生特意寄回家乡发表的专稿,以《外公的“息园”》为题,在这年的《雷雨文学》夏季号刊登了出来。面世的文稿,内容有很大的删减。标题也在我的建议下,最终确定成这个样子。</p><p> 在此之前,我们多次通过微信、邮件和电话商议文字细节,可谓字斟句酌。出于发表保险的原因,我还擅自做主,对一些自认为的敏感词句进行了删改。从编辑的角度,我提议最后一节“寻找外公墓地”与家乡潜江的关系不大,经与他商量,也进行了适当的缩减。其实我清楚,这篇文稿的价值,很大成份在这一节作者与外公的虚拟对话上,是诘问,是控诉,也是灵魂深处的反思。删减后的文稿,无论在文采还是思辨性高度上,都打了折扣。这种潜意识的“自我阉割”,对一个作家来说,多少是沉重甚至是憋屈的。但他很体谅我的良苦用心,最终,毫无保留地支持了我的做法。</p><p> 如今想到这些,内心总有一种说不出的遗憾。他对删改结果的认可,对自己心爱的文字的割舍,实际上是认同了当今写作维度上的某种默契。这种只能意会、不可言传的“共情”之下的隐痛,时常缠绕着我,以致至今都不能原谅自己。</p><p> </p><p><br></p> <p><br></p><p><br></p><p>08</p><p> 这年的3月26日,我写下了这样的日记:“今日收到北京作家甘铁生先生寄来的《长篇小说选刊》2015年第二期,其中刊有其原发于《十月》的长篇小说《妖道》。很荣幸,今晚要沉下心来认真拜读!” </p><p> 《妖道》讲述的是一个爱鸽如命、训鸽成痴的中年男人万海,用进入鸽子梦的道法,即“妖道”来识鸽、驭鸽最终反遭鸽子驭使的故事,充满中国传统传奇小说的特色。</p><p> 这部小说首发于《十月·长篇小说》,一经面世,即被评论家誉为“现代聊斋”、中国版的《盗梦空间》,是“围绕中国梦文化、鸽文化、当代市民通俗文化和现代主义文化的一次文字冒险。假实证幻,余韵悠然”。</p><p> 甘铁生的写作题材,从1979年在《今天》杂志发表首篇小说《聚会》起,到《第四次慰问》《人不是含羞草》《野玫瑰》《秋天的爱》,从《都市的眼睛》《背叛亲情》《闲人浪语》到《1966前夜》,以至《被洗脑的羔羊》等等,无一不在他经历过的“现实”基点上立足升华,铺展成篇。这篇有些“神神叨叨”的小说,与他的其它作品相比,还真有些不大一样。</p><p> 我记起了他在《外公的“息园”》中曾经描述过的一段:“在息园最北头的小夹道背阴处,还有一排终年不见阳光的房子里,也搬来了好几户。我认识了其中一个单亲母亲带着男孩。这个叫小明的孩子爱养鸽子。在靠后山墙处拉了个铁丝网圈起的鸽舍。我很喜欢鸽子,常常跟着学,帮他照看鸽子,有时还到宣武门鬼市上去淘换鸽子或买鸽粮。要不就帮他放鸽子、招鸽子。他也很愿意带我玩。”很显然,这部作品从儿时的这段经历幻化而来,依然继承了甘铁生小说的写实风格,但有着上天入地、出神入化的构想。他把少年时期的一段平凡经历,用魔幻现实主义手法,移花接木,点石成金,找到了观照现实的新的入口。</p><p> 这样的写作手法,在他晚期的作品中,越发体现得明显。</p><p> 那段时间,我正陷入一洼人生低谷。从新年始,因琐事争吵,家人在正月搬出去分居;在单位,因小人告状诬陷,不久即被立案审查(尽管后来证实是无事生非);兼有亲戚借款赖账不还,远遁消失;年后,大雪纷飞中,父母因病相继住院,不得不隐瞒所有实情,日夜陪伴照料;三月,永益舅爷上吊自杀身亡;挨至四月,清明前夕,凄风苦雨中,母亲猝然离世。官司、传票、笔录、讨账、奔丧……,人生打击,桩桩件件,短短几个月内,接二连三。待办完母亲大人丧事,体重陡减20余斤,形容枯槁,人如皮影。白天勉力上班,照顾妮子上学,晚上则独自舔舐伤口。长夜茫茫,何处方是出口?哀伤至极,终于抵抗不住,彻夜失眠,继而转为抑郁。“凌晨两点吃药,勉强入睡。至四时,噩梦中醒来,大汗淋漓。辗转内耗许久,迷糊中挨至天明。6时许,替妮子梳头,送其出门上学。又一天开始了……”就这样,恍恍惚惚,日复一日。</p><p> 远在千里的甘铁生,似乎洞悉了我的苦痛一般。他或许并不知道,这些及时赶到的文字,犹如甘霖,让我在深夜的黑暗中,跟随他奇异灵动的笔端,“入梦、盗梦、食梦、置梦、控梦”,真个是亦真亦幻,超然世外。这段时间,我用他的文字疗伤,在文字中警醒,也逐渐从伤痛中捞出自己,慢慢变得坚强。终于可以直面现实和人性中的种种,熬了过来。</p><p> 这或许端的是息息相关,心领神会,温暖的直指人心的文字力量。</p><p> </p><p><br></p> <p><br></p><p><br></p><p>09</p><p> 我将这期《雷雨文学》夏季号样刊寄给甘铁生,随后,他又给我寄来他的小说《1966前夜》、散文集《浮光掠影游丝录》,还有现在少有人提及的《背叛的亲情》。</p><p> 在被他的文字打开心灵大门的同时,我对他的文学创作原动力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通过与他邮件交流,我逐渐从他冷峻而又清醒的文字里,找到了逻辑上的“根”。</p><p> 自然,他的家庭出身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纵观甘铁生的社会生活以及文学创作,他几乎一辈子都在“救赎”“反思”中苦苦追寻。由于他不为时代所容的家庭背景,他需要不断剥离旧的自己,淘洗成长史中某些根深蒂固的东西,从而求得心灵上的宣泄与平衡,因而他的作品更多地显示出独立的思考和深刻哲理。</p><p> 同时,在他的成长过程中,巨大的时代变局,也给他的文学创作刻下了深深的烙印。</p><p> 1966年“文革”发动时,甘铁生正就读于清华附中高三632班。清华附中是红卫兵运动的发源地,“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中学生甘铁生,不由自主卷入到革命的“滚滚洪流”之中。</p><p> 风暴铺天盖地,席卷而来,“狗崽子”甘铁生,不知道如何去面对这种场面——他既没有资格造反,也不可能“保皇”。“我在这场风暴眼里漫无目的地流浪,上午去清华,下午去北大,明天去地质学院,后天去北航,革命派和保皇派相互撕杀,斗得如火如荼。”甘铁生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切。他像一片凋零的落叶,还没落地就被刮到一边去了。</p><p> 唯一的出路是,甘铁生虔诚地希望能通过自觉革命,进而背叛家庭的不懈努力,拿到一张革命队伍的入场券。</p><p> 这一时期,他发自内心的对旧式家庭进行“重新认识”,积极争取“进步”“向党组织靠拢”,由此不惜背叛亲情,和亲人划清界限,彻底与旧家庭决裂。他真诚地自我反省,批判、检举、揭发母亲和整个家庭,以求得自我完全脱胎换骨。他批判外公甘鹏云娶了三房太太,是个彻头彻尾的封建遗老;他把家里一切认为“封、资、修”的东西——包括藏有外公出殡打幡、喇嘛念经,“反动军官”父亲身着军装、威风凛凛挎洋刀骑高头大马照片的相册,从家里抄来交给学校的红卫兵组织;他将母亲爱描眉、爱擦雪花膏,每天上班前总要擦一遍皮鞋的生活琐事写进思想汇报;他当面揭发母亲交往过的男士,并威逼砸碎外公留给母亲唯一的嫁妆——一面雕花镜;他甚至一边向可怜的母亲讨要生活费,一边又鬼迷心窍地幻想家里地窖里藏有成吨的金条,要挖出来献给国家。</p><p> 可是,他在“灵魂深处闹革命”的种种行为,遭遇的往往是冷眼频频。他发现,自己上交的相册就被扔在垃圾堆里。照片散落一地,无人问津。</p><p> 在清华附中读书时的甘铁生,身形瘦小,外号“干鸡”。遭到革命冷遇的他,更加少言寡语。“踏着枯黄的野草,看着荷田中枯萎的荷叶,我独自在圆明园的荒野中漫无目的地行走”。在认识到自己的种种“反叛和决裂”,不过是一场自欺欺人的笑话而已,他成了“逍遥派”:“我开始我行我素。我知道无法对抗他们,但是我可以消极。你为所欲为呗,我是但将冷眼看螃蟹,看你横行到几时”。</p><p> 他把这段刻骨铭心的经历变成了文字。后来,他写了系列散文,结集为《高中》,其中有些篇什收入《那个年代的我们》《名士自白——我在文革中》等集子中,向再次脱胎换骨的自己致礼。</p><p> 他告诉我说,1968年,他主动赴山西太行山插队,“到最艰苦的地方,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除务农外,他干过石匠、木工。在生产大队30多个知青都回城后,他孤身一人又坚持了两年,直到1974年才辗转回到北京。随后,他在印刷厂、食品厂当印刷工、锅炉工和门房杂工。 </p><p> 他说得轻描淡写,我却如听惊雷。我曾看过他插队时的两张照片:一张是他拉着满是木头的架子车,在泥泞中前行。他带着眼镜,躬身奋力,却面带笑容;另一张是他与知青们的合影。荒山野岭,杂树玉米之中,众人衣着整洁,眼望前方。唯甘铁生破衣烂衫,灰色外套口袋下,露出两个大破洞。他是心甘情愿的,满怀虔诚的,甚至五体投地的响应号召,在这个叫着大坪的贫困山村里,改造着自己,磨砺着灵魂。</p><p> 从盲从、封闭、迷信、浅薄而残暴的荒唐岁月中一路走来,他自认为“干了很多愚不可及的事儿”。在插队回北京省亲或者过春节期间,他与一批文学青年交往。他被郭路生(食指)的诗歌《相信未来》所震撼,感到了一股前所未有的文学的力量。在当时,知青们偷偷传唱着《世界民歌200首》及“苏修”歌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喀秋莎》。有些人甚至悄悄学起了跳交谊舞,快三慢四,不亦乐乎。人们开始反思过去的“伤痕”,向往光明的未来。</p><p><br></p><p><br></p> <p><br></p><p><br></p><p>10</p><p> 或许是外公的遗传基因起了作用,或许是他需要找到一线感情的出口,这期间,甘铁生拿起了笔,开始文学创作。他与同样在北京、又相隔不远的诗人江河、多多、林莽等朋友常常聚会。他们彻夜长谈,相互传看搜罗到的书籍,疯狂抄书,彼此交换读书笔记。1973年,甘铁生废寝忘食地创作了以知青生活为背景的中篇小说《第四次慰问》,并利用回城之际,在北京地下文化沙龙朗诵。小说绝望而警醒的笔触,产生了广泛共鸣,一下子在知青中流传开来,成为彼时“地下文学”的代表作。他去白洋淀看望在那里的同学,与后来成名的诗人、作家赵振开(北岛)、舒婷、芒克、徐晓、赵振先、周媚英、赵楠等一起,探讨文学,并在《今天》杂志创刊号上发表了小说《聚会》《原谅我,兄弟》。同在文学路上艰辛奔走的史铁生,也在《今天》发表了处女作——短篇小说《墙》。</p><p> 以后,他把自己的思考写进了长篇小说《1996前夜》。这篇小说虽然设置的时间为“文革”前,但从历史的关口切入并展开故事,塑造了以杨艳、曹慧子为代表的青年学生,用充满青春激情的热血,在阵痛中重塑灵魂的故事。</p><p> 凭借这些文学成绩,1982年,甘铁生加入中国作协。1984年,他考入鲁迅文学院,成为第八期创作班学员。结业后,他到北京门头沟文化馆担任《百花山》报主编。1987年,他调入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台声》杂志社,任记者、编辑。</p><p> 甘铁生在文字的怀抱中,终于找到“些许的尊严和智慧”。正如他的笔名“紫峰”一样,甘铁生闯入文坛后, 孤峰突起,傲然挺立。以后,他的小说《荒湖》获《人民文学》、工人出版社小说征文奖,《人不是含羞草》被改编成话剧演出并获奖;根据他的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中彩》,获戛纳世界大学生电影节奖。许多年来,他创作发表的小说、散文、报告文学、人物专访等,达600多万字。他的作品被海内外刊物刊登和转载,受到广泛好评。他自己也入选《中国当代艺术家名录》</p><p> “君子独立不惭于影,独寝不惭于魂”。写到这里,我突然想起另一位著名作家,他是大名鼎鼎的胡风。我细读过一本《胡风杂文集》。胡风早年发在《文学》《海燕》上的作品极富文学性,理性而思辩。只是过了1949,他就开始呐喊了,而后是检讨检讨检讨。“原罪论”让他吃尽苦头,受尽折磨。临到老了,被“囚禁”过的胡风,文字只叙述和呈现而少思辩,谈鲁迅,说莎翁,有一股子学究味。</p><p> 和胡风晚年的“避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同样背负“原罪”的甘铁生却越发锐利,他“醒悟了过来”。他的文学创作,更加直面过去,警惕现实。他以非典期间北京修建“小汤山医院”为题材,写出长篇报告文学《七天七夜》,生动记叙了2003年春季万名建设大军仅用一周时间,建造出抗击非典定点医院的不凡历程。这部著作,由中国人事出版社于2004年出版发行。一经面世,即赢得好评如潮,被誉为活生生的“非典时期的特别档案”。</p><p><br></p><p><br></p> <p><br></p><p><br></p><p>11</p><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这世间有许多意外。对于我来说,没有什么比一个电话的“意外”更让人欣喜。</p><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2015年5月29上午。窗外下着瓢泼大雨,城市街道笼罩于一片雨幕之中。“人间五月天,最是读书时”,这样的时刻,书房成了唯一的好去处。9时许,桌上的手机响了。我拿起一看,来电显示的名字是“甘铁生”!</p><p>&nbsp;&nbsp;&nbsp;&nbsp;&nbsp;“秀夫,我在潜江了,你有空的话,我们见一面吧?”</p><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我按捺不住心中的窃喜:“甘老师,您什么时候来的?怎么一点音讯也没有。”</p><p>&nbsp;&nbsp;&nbsp;&nbsp;&nbsp;“我来两三天了。潜江邀请一批作家来实地采风,今天活动结束。下午我就要去荆州,然后明天飞回北京。”</p><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虽然知道他行程匆匆,但此次无论如何要见一面。我拿起雨伞,带上拙作《杜鸣心:大音希声》《风声之外》《八面诗风》,还有《若水》《雷雨文学》杂志若干,用一个小袋装好,冒雨赶往潜江宾馆与他相会。</p><p>&nbsp;&nbsp;&nbsp;&nbsp;&nbsp;“没有想到,秀夫,你这么年轻。”在房间里,见到神交已久的甘铁生,他的第一句话让我感动不已。</p><p>&nbsp;&nbsp;&nbsp;&nbsp;&nbsp;“甘老师,总算见到你了。”我们俩的手紧紧握在一起。</p><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眼前的甘铁生,与照片中的他相比,虽然精神头还在,但显得苍老许多。他身材不高,上穿白衬衣,下着牛仔裤,脚蹬黑色旅游鞋。面色不错,头发却已花白。唯一不曾改变的,是他炯炯有神的眼睛,在镜片后闪着睿智的光。</p><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我们似乎有说不完的话。他仔细翻阅我给他带去的刊物,边看边问,关心着家乡的文学创作队伍和现状。此时,雨声停歇,天色放晴,我们下得楼来,在林荫道上并肩漫步。他说着他的创作计划——写一部有自传体性质的小说《被洗脑的羔羊》,写“姨夫李书城及其子女”的回忆文章,写这几天在潜江的所见所闻……,并告诉我,近几年还将计划到国内海南三亚、澳大利亚等地旅行采风,为今后更好的写作积累素材。他鼓励着我沉下心来,好好写作,千万别为名利所累,这让我越发对他心生敬意。</p><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临了,我们俩合影留念的时候,我感觉得到,他的右手搂住了我的肩膀。我也不由自主,紧紧地靠向他。此时,他是我心灵上可以依靠的兄长。我们并排站在一起,红墙绿树前,留下了唯一一张珍贵的照片。</p><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那时候,我何曾想到,他自检查身体后,就知道自己已身患肾癌。只是一向不信命、不认命的他,仍没把病魔放在心里。他依旧写作,依旧在写作之余爬山,并坚持冬泳。与其是在锻炼身体,不如是在宣示不屈。他微信朋友圈首页的照片,就是攀爬北京香山时,在鬼笑石前的留影。鬼笑石在香山鬼见愁东南面,以常年大风凛冽,吹过时发出嗖嗖风声类似鬼哭狼嚎而得名。照片中,红衣黑裤、一身运动装束的甘铁生,遥望天空,头发在风中飞扬。他笑得那么坦然、那么自信。鬼笑石三个大字,被他踩在了脚下。</p><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我突然明白过来,那次我去北京与他的“未见之面”,正是他查出癌症的当天。他不忍朋友对他的担心,内心也不愿意认同这样的残酷事实,才谢绝了我去看望他的请求。</p><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甘铁生邀请我和大家共进午餐,我见到了同来潜江采风的著名作家任蒙、何存中。我们交谈甚欢,仿佛认识已久。这些文学前辈中,任蒙老师成为了我的微信好友,写作上的导师。“越是大师,越发谦逊,此为做人之道也”。我在当天的日志中,写下了这些话语。</p><p><br></p><p><br></p> <p><br></p><p><br></p><p>12</p><p> 他把在澳大利亚游历的留影发在朋友圈。在尖峰石阵那片暗红色的旷世奇景下,他叼着烟斗,脸上依然笑眯眯的。</p><p> 他把在悉尼歌剧院前的留影发给了我。尽管手里多了根拐杖,但他依然精神矍铄,目光明亮。</p><p>……</p><p> 时光荏苒,如云在飞。为采访写作报告文学集《我是潜江人》,我依然在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地东奔西走。期间,我们时不时通过电话,彼此问候。</p><p> 2018年7月中旬,恰逢蓝素radio的一班文友来潜,举办“散文名家及蓝素radio作品分享会”。我要参与接待,每日里忙忙碌碌。至21日,活动方告圆满结束。</p><p> 这天晚上,回到家里,照例上网闲逛看看新闻。突然,《新京报》的一条新闻跳入眼帘,一下子震惊了我:17日晚6时许,台湾作家甘铁生因病去世,享年72岁。</p><p> 看到这样的噩耗,仿佛晴天霹雳,不由得泪水盈眶。我真的不愿相信,这位刚过七旬的著名作家,我只见过一面的长兄,就这样离开了我们,告别了世界!</p><p> 甘铁生的去世,同样也在亲友们的意料之外。文化批评家解玺璋在当天的微信朋友圈悼念说:“前些天还听他在群里侃侃而谈,突然间就没了,让人难以接受”。</p><p> 连日心中苦痛,无处诉说。28日,我在网上搜寻到他写作的回忆录《被洗脑的羔羊》,一遍一遍地细读。从朋友的吊唁文章中知道,这篇长达数万字的口述史,在他逝世前两个月才完成。那时候的他,或许只是为了抓紧时间给人间留下自己的“心灵宝贝”,不曾想,这几乎就是他的临终遗言了。</p><p> 以写作《老井》《远村》而闻名的作家郑义,是甘铁生清华附中的同学,两人在太行山下一个叫大坪的小山村里插队,相伴近五年。对于甘铁生的不幸离世,他在悼文悲痛地写到:“过去是祖先生活、埋葬的土地,现在埋了亲弟兄。老同学中,史铁生去了8年,甘铁生也去了,我感觉到了生的孤独”。</p><p> 感觉人生孤独的,不仅仅只是郑义一人。有我,甚至有冥冥之中仿佛还活着的甘铁生。</p><p> 我曾注意到,在目光所及的甘铁生作品中,没能找到他哪怕一篇写思乡的题材。故乡是每一个作家写作的出发点,也是文学创作源泉,而甘铁生恰恰在这点上,付之缺如。这显得有些不大合乎情理,但现在,我十分理解他了:台湾,虽说是他父辈的家乡,但陌生如白纸,他没有心灵上的切身联系;北京,是他的生养之地。然而,他在这座城市里,体会更多的是挣扎的苦痛,他无法找到情感上的温暖共鸣。他的心,似乎一直没有合适的归处。</p><p> 或许家乡潜江,仍有外公甘鹏云期盼的眼神,目迎着他;或许潜江这片热土上,也有姨父李书城的精神,吸引着他。或许他已经感到,多次被邀请回来,质朴的父老乡亲正张开怀抱,迎接这位一生流浪在“外”的赤子。我在想,这正是他乐意与毛老爷子,与我,与家乡的人们频繁往来并恋恋不舍的缘故。</p><p> 他,已在归来“家乡”的路上。</p><p> “他是一位正直、坦诚,有胆识,有担当的作家”。熟悉他的朋友、评论家这样评价他。</p><p> “百岁浮生短,狂歌到白头”。不知怎地,即将写完这篇回忆文章时,这两句不知出处的词句,突然从我脑海里跳了出来。在我的潜意识里,甘铁生不仅是作家,而且更像一个一生都在寻找归宿的旅人,肉身的,心灵的。他一路“狂歌”着,最终无限接近地,在江汉平原腹地潜江这块祖先生活过的土地上找到。</p><p>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甘铁生没有远去,也不会远去。他正以另一种方式,活在人们心中。</p><p><br></p><p><br></p><p><br></p> <p><i><br></i></p><p><i>作者简介:</i></p><p><i> 秀夫,本名朱振雷,湖北潜江人。记者、编辑。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武汉市作家协会会员,诗歌专业委员会委员。“潜江诗群”重要成员之一。</i></p><p><i> 上世纪80年代中晚期开始文学创作,诗歌作品散见于《诗刊》《诗选刊》《诗中国》《长江丛刊》《芳草》《青年作家》《山东诗人》《湖北诗歌》《北美枫》《中国文化报》等报刊,已在海内外发表诗歌、散文、随笔等作品300余篇(首),入选多个诗歌选本。著有诗集《风声之外》《八面诗风》,人物传记《杜鸣心:大音希声》《绝唱》,报告文学集《我是潜江人》等。</i></p><p><i><br></i></p><p><br></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