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顺五十多年前的武斗

辽宁吕宪日

对于肆虐长达10年之久“文化大革命”，用什么样的形容词来为它下注脚都显得苍白无力——动乱、浩劫、悲剧、惨祸、噩梦、暴行、痛彻心扉、不堪回首……前几天闲来无事上网浏览，偶然间搜索到“抚顺7000”网站上的一篇文章——《那一年的7月27日》，看过内容摘要，不禁心头一震：“每年到了这一天，我总是说：‘又到7月27日啦！’好像这是个特殊的日子，其实倒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只是我觉得一年当中好像这天最热。另外，我总忘不了那年——1967年的7月27日，那天，抚顺市区发生了一场规模很大的武斗……”

   抚顺武斗集中发生在1967年，大约从这年的夏初开始，一直持续到第二年的夏末。那时，我是抚顺第七中学14岁的学生，从棍棒乱抡、石块横飞，到刺刀见红、大刀乱砍，再到枪声阵阵、炮声隆隆，我在莫名惊诧之余并未感到太大的恐惧和害怕，因为那时年龄还小，不懂得死亡意味着什么。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只有在电影里才能看到的八路军和日本鬼子、解放军和国民党部队、志愿军和美国侵略者拼死搏杀的场景，为什么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大地上，在一根苦藤上同呼吸、共命运的阶级兄弟之间，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的工人阶级内部，竟如此猛烈、如此疯狂地上演？他们谁是正义、革命的一方？

    望着横七竖八倒在马路边的尸体，望着黑土地上斑斑乌黑的血迹，望着弹痕累累和被坦克炮弹轰出好几个大洞的建筑物，(当时是抚顺市医院)我的心在颤抖、在战栗、在撕裂、在滴血，不是搞“文化大革命”吗？怎么真枪真刀地动起武来了？这到底是要触及人们灵魂的“文化革命”，还是不仅要触及灵魂，更要触及皮肉甚至要夺人性命的武装战争？

      抚顺的“抚联”“红工联”是两个群众组织，这两派的“武斗”的事情是相当多。因为抚顺有一个修理坦克的六四零九厂，武斗时不仅有枪、炮，还有坦克。全市性的武斗，不仅死了不少人，还造成停工停。

    1966年5月《中共中央通知》(即《五一六通知》)下达后，抚顺市委对市“文化革命领导小组”进行了调整，并迅速召开全市党员大会，传达贯彻

《五一六通知》，号召全市党员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

　　从6月初开始，在中学出现了矛头指向学校领导的大字报，并迅速蔓延到各个学校，很快掀起以学校领导和教师为批判对象的“斗黑帮”浪潮，造成学校停课，处于混乱状态。7月上旬，抚顺市委开三届十次全委(扩大)会议，研究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会议按照中央指示精神，决定把运动重点放在文化、教育、新闻部门和市级党政机关。会后，有关单位立即掀起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高潮。

在破“四旧”狂潮中，红卫兵以打倒“反动学术权威”为名，给一大批科学家、工程师、名演员、老教师等戴高帽、挂牌子、押上街头、广场批斗、游斗。各民主党派的负责人全部“靠边站”，被当成“国民党残渣余孽”、“特务”、“反动资本家”等批来斗去，有的还被抄家。在破“四旧”中，抚顺的名胜古迹遭到严重破坏。位于大伙房水库上游的《萨尔浒山之战述事碑》碑亭被捣毁，此后，石碑被迫迁移到沈阳故宫内，元帅林内的大批明清石刻、石雕被推倒，高尔山观音阁的塑像、牌匾等被砸毁。

    当时，抚顺东七路是连接市委和市人委（即市政府）的重要交通要道，沿途有市妇联、团市委、市十一中学、工人俱乐部、市邮政局等，其西端与中央大街相交，这里有市公安局、新抚区机关等重要单位，往南走有矿务局、抚矿供电部、抚矿总医院、抚矿运输部，往北走就是站前广场和东西一路。

     因此，这一带不仅是全市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中心地区，“文革”爆发后理所当然成为“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四大”）的竞技场、大舞台，成为各种造反派、群众组织竞相争夺、相互角力的桥头堡、前哨站，最终也就成为了武斗期间杀戒竞开、血染大地的屠宰场和“革命战士”、“造反小将”为自己心中的理想而英勇献身的殉难地之一。

我至今还记得伴随着高音喇叭声嘶力竭的大呼小叫，一辆辆全副武装的“装甲宣传车”在大街上往来穿梭，而车上或站或立的“战士们”，头上戴着安全帽或包着红头巾，手持大刀片或红缨枪，嘴里叼着匕首，怒目圆睁，面目狰狞，一个个凶神恶煞一般。这是武斗起始阶段“革命战士”的装备和形象——那时还没有发展到动枪动炮，他们使用的武器还停留在大刀、长矛、匕首和石块砖头等冷兵器时代。值得一提的是那些“宣传车”，说它们“全副武装”一点也不过分——它们从上到下全都用厚厚的钢板包裹起来，正前方用钢轨焊成三角形，好似军舰的舰首，其实是为了冲撞和突破对方的街垒和障碍物；为了防止对方的攻击，凡是透亮的地方都用钢丝网罩了起来，车厢里装满了木棒大刀和石块砖头等“武器弹药”；驾驶室上方立着戴军帽、穿军装的毛主席的画像，两侧脚踏板上分别站着全副武装的“革命战士”，车身上书写着“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的林彪手书体题词和臂佩红袖章、手捧“红宝书”、挥动如椽的巨笔，批判揪斗“地富反坏右”等“牛鬼蛇神”的造反派形象；为了增强宣传的效果，车的四周都安装了大功率的高音喇叭，每当听到大街上响起“无产阶级革命战友们，革命的同志们，我们是……”就知道这是某某组织的宣传车开来了，也意味着一场武斗可能就要爆发了。所以，“装甲宣传车”也就有了一个恰如其分的别名——“武斗车”。

抚顺的大型武斗，除了“7.27”、“8.16”而外，比较著名的还有“抚联”进攻西部的大反攻、“红工联”抢夺“325”军火库等，最后一场大型武斗，是“抚联”进攻301厂，多亏解放军及时到现场制止了武斗，301厂才没被战火破坏。身处“革命斗争”的风口浪尖和两派你争我夺的激战漩涡，所有居民百姓不得不为自身的安全考虑，想尽一切办法，使尽浑身解数，力所能及地采取五花八门、千奇百怪的自保、自卫措施。几乎每家每户都用两三厘米宽的纸条或布条，呈“米”字型地粘在窗户、门的玻璃上，远远望去好像全城的大小建筑物上挂出了无数面的英国国旗（当时人们只能从电影中看到这种个性张扬、风格怪异的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国旗），以防备玻璃被击中、震碎迸溅伤人。临街住户的防范措施更是高出一筹，有的在室内把厚厚的棉被蒙在窗户上，有的在室外把木板钉在窗户框上，把窗户遮盖得严严实实、密不透亮。很多人晚上不敢在床上睡觉，而是把被褥铺到地上混沌过夜。

    社会秩序土崩瓦解，混乱状态和动荡局面像瘟疫一样弥漫扩散开来，真是人人自危，家家惶恐。许多楼院的居民纷纷自发地组织建立护楼看院“联防自卫”队伍，有人的出人，有力的出力，用铁架子、电线杆、跳板等在胡同口、院大门筑起层层障碍物，并昼夜不停地巡逻、值守。铁锹、镐头、耙子以及木棍、铁棒都拿来用做自卫的武器，有的居民把钢管的一头削成30度的斜角，这绝对是一种杀伤力级强的武器。

      就连小脚老太太也拎起了炉钩子、火铲子。爱搞小发明、小创造的年轻人也大显身手，自己动手制作了火药枪及火药，在罐头瓶、铁皮盒等容器里装上火药和铁钉、钢珠，做成了威力巨大的地雷和炸弹，还有的把汽油灌进汽水瓶子里，当作燃烧弹……最有趣的是联防队员们的装束了，头戴柳条帽，腰系武装带，脖子上扎着白毛巾，手持木棒、钢管和自制的扎枪，实在找不到可以用做防身的家什，竟把家里的铝盆扣在了脑袋上。不论居民群众的“联防”、“自卫”工作做得多么严密，在杀红了眼的“革命战士”面前也显得十分脆弱和不堪一击，更难以真正保障自己的人身安全。

武斗期间，狂澜既倒，风云诡谲，每天都在上演着一幕又一幕幕变幻无常、结局叵测的闹剧、悲剧和惨剧，有的让人痛心疾首、扼腕失语，有的叫人欲哭无泪、仰天长叹……在抚顺，除了“抚联”、“红工联”及“八一兵团”（以退伍军人为骨干成员）、“八一红卫兵”（成员多是以军人、干部的子弟为主的青年学生）这样全市性的群众组织而外，许多工矿企业和大中院校等也都要成立了名称五花八门、实质都差不多的“造反”派、“革命”组织，如石油二厂的“油二司联”、西露天矿的“红卫矿战斗队”、第二高中的“红旗战斗队”、煤校的“联总”、油校的“革联”、四中的“红卫兵造反团”……它们在“四大”和随后席卷全市的武斗中赤膊上阵，呼风唤雨，不遗余力地表现自己的无限忠诚和绝对坚定，真是个“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遗憾的是，他们在粉墨登场、激情表演之际，都忘了给自己如何退场、如何谢幕设计一个方案，更没有预料自己会有“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凄凉下场。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各派的英勇战士为了自己的理想和主义矢志不移、前仆后继地拼死搏杀、血洒沙场，我们的父辈们为了看门护院、保家卫楼而手执棍棒、日夜巡逻，我们这些“少年不识愁滋味”的十三四岁毛头小孩子也不甘寂寞，尤其是那些从小就爱调皮捣蛋、经常挨爸妈掌掴棒打的顽皮“小太岁”们，这回更是天不怕地不怕，好像吃了豹子胆。每当枪声停息，我们就立即出现在硝烟刚刚散去的街头、广场，忙着打扫战场，拣拾“战利品”——子弹壳及“革命

战士”们遗落的各种物件。我们还会站在弹痕累累、千疮百孔的造反派据点前，细数墙上枪眼弹孔的数目，绘声绘色、半真半假地讲述自己的见闻和感受。至于围观那些倒卧在地、永远不能重新站起的死难者，起初还有点儿忐忑、有点儿打怵，时间长了、看得多了，也就麻木了、迟钝了，心里只剩下一团团的疑惑和迷茫。

岁月不留情，弹指一挥间，武斗的乌云黑霾已经散去五十三了，但它刻在我们这一代人心灵深处的伤痕却不能真正平复，它似乎成为了一个不敢提起又不曾忘记的禁忌。记得在儿童公园人民烈士纪念碑后身、友谊宾馆后山琥珀泉边以及雷锋公园、沈抚铁路沿线……都曾矗立着许多武斗死亡人员的“烈士墓”，有的还相当壮观，高大的墓碑上记载着墓里人的生平简介和英勇战斗的事迹。不知不觉中，这些坟墓早已不声不响地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得无影无踪，而那些在武斗中驰骋杀场、力扭乾坤的风云人物也渐渐从人们的记忆中褪色和淡忘。武斗，不仅摧毁了人们的肉体、公私的财物、社会的秩序和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更重要的是重创了人们的信心、信念和彼此之间的信任、相濡以沫的仁爱，撕裂了民族的情感和社会的和谐。那年代，有多少家庭因毫无意义的武斗而失去了父亲、丈夫、兄弟姐妹，又有多少家庭因派性斗争而解体、破裂、失去安宁。只是因为分别参加了对立的群众组织，多少夫妻反目、兄弟成仇、父子对立、情侣绝情、好友交恶、同学决裂、同事分道扬镳！

“亲不亲，阶级分”；“亲不亲，路线分”嘛！世界上最亲的亲人也会因为立场、观点不同而成为势不两立的仇雠，出言不逊，大打出手，甚至酿成血案。一对夫妻分别参加了相互对立的群众组织，常因观点相左而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闹，甚至相互厮打、扭成一团。一天，夫妻二人又为派性问题激烈地争吵起来，突然，妻子冲出家门朝自己所在组织的指挥部方向跑去。丈夫愣了一会儿，忽然明白了什么，急忙出门推起自行车就走。没走多远，后面就有几个提着“三八大盖”的人追上来并不停高声叫喊：“站住！站住，再不站住就开枪啦。”丈夫被押走了。好在指挥部的头头考虑到他们是两口子，教训他一顿后就把他给放了。唉，“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