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接见

吕书涛

　　敬爱的周总理关怀我们学外语

石永祥

1970年是珍宝岛战斗后的第一年，苏联在中苏边界陈兵百万，两国关系异常紧张。中印边界战云密布，印巴边界剑拔弩张。毛主席号召：“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反对任何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特别要反对以原子弹为武器的侵略战争。如果这种战争发生，全世界人民就一定要以革命战争消灭侵略战争。从现在就要有所准备！”。全国都在深挖洞，……，在这样的形势下，11师选派我们12人作为首届工农兵大学生去北京大学参加英语和印地语短训班学习。其中我、王增庆、王克孝被分配学英语。

刚到北大，校领导告诉说，我班只有7个人，这是周总理定的，并说总理说的，他以后要检查我们的学习呢。教我们的王式仁老师是语音最好的老师（他曾教过西哈努克的拉那烈王子）。 在老师和我们的共同努力下，很快打开了教与学的新局面。由于当时的大环境影响，老师开始上课时放不开，总是先征求学员们的意见。“今天我们准备学什么……，好吧？”经我们做工作，说，王老师，我们解放军学员就是您的学生，是真心实意向老师学习的，你毕竟有多年的教学经验，不要有顾虑，按您的想法大胆的教，如果有什么问题，我们会个别到您房间跟您交谈。师生们都憋着一股劲，提出了一周拿下语音关，气死帝修反！ 大家坚信实践出真知，废寝忘食、百读不厌、百问不烦。从早到晚，朗朗读书声不绝于耳。这期间，校系领导、八三四一支左同志隔三差五的到我们班听课。国庆前夕，每天还有练正步走，准备着国庆游行。我们多次向听课的领导实地表演战场喊话、抓俘虏和作战俘工作。1970年11月7日被告知：国务院将来人。下午，国务院科教组组长刘西尧带着十多个工作人员来我们班听课。课堂搬到了公共教室，那里地方大，容纳人数多。同来的有马里、王海容、杨德中等同志。课上了20几分钟，相互交谈了。最后，刘西尧宣布，今天在课堂的人，晚上九点集合，去国务院办公室。听了这话，我想“八成是要见总理了”，我们激动的心蹦蹦地跳，生怕没听准。我禁不住问坐在身旁的杨德中，有没有我们？刘西尧听见了，就大声说，都有。我们这才放下心。回到宿舍，大家都换上新衣服，心里老想着总理要有更重要的事的话，我们怕见不到他老人家了。好不容易到晚上九点，我们就到预定地点，上了大巴车，校领导才说把成都军区带队的指导员叫上。带队的李鸿儒（原52师副政教）上车后便出发了。天黑无月亮，路灯又暗。下车后发现是北海公园前边桥的西边，说是中南海后门，门卫查了人数和证件后进入，进门向南又向西一拐到了目的地。这是一个古老的砖木平房，地是砖铺的，墙壁是粉刷的。我们脱掉大衣，挂在西墙上排列整齐的衣帽钩上。刘西尧招呼大家快坐下。这房中间南北方向放着一张盖着白桌布的大长桌子，紧挨桌子放着许多软面木椅子，大长桌东西两边各摆了两排课桌椅子。东边坐着科教组和外交部的王海容、冀朝铸等多人。西边第一排坐着我们学员，后边是学校有关人员。刘西尧要王海容坐到长桌南顶头，她说“我不坐这儿，总理来又看见我了”，又招呼我们向前坐到大长条桌边，知道总理将坐那儿，大家没有动。晚上11:20，周总理从里边走了出来。我们睁大眼，看见总理好像从正式场合刚来。他的左胸带有毛主席头像和为人民服务字样的小方纪念章，左腋下夹着一大摞书籍文件。我们激动地站起来，可劲儿地鼓掌，热泪盈眶，这就是我们敬爱的周总理！走到长桌北端，总理示意掌声停止，他放下文件，环视了一下大家，说:“老师们，辛苦了，那七位学员都来了吗？”。我们马上立正站起来，总理点头让我们坐下，他这才坐下，戴上老花镜，看着文件问：“王式仁同志是哪位？”，王老师听见总理叫他，不知是激动还是紧张，嘴唇有点哆嗦，身上颤巍巍的。他赶紧把随身提的小包放靠在桌腿下面，站起来。总理过去拉着他说：“来来来，到这儿坐。”王老师就在长桌一边挨着总理右手边儿坐了下来。总理面向王老师说：“说说你们是如何用毛主席的哲学思想指导教学的？” 老师因紧张，声音小。总理就把自己面前的一个麦克风转到他面前，声音还小。总理又站起来拉着王老师说：“来，到我这边来说。”见总理要拉他到桌顶头总理的位置，王老师忙说：“总理，让学员们讲吧。”见他这么紧张，总理就说：“哪、你们学员说吧。”这时，总理身边一位穿四个兜的年轻军人提来了一个小黑板，挂在总理对面的柱子上，并放了粉笔盒和板刷。我们几个就轮流上去，边写边讲。从英语字母的发音到国际音标，再到连读。总理听得很仔细，不时站起来到跟前看。看到总理稳健的步伐，神采奕奕的精神，炯炯有神的目光，我们都为总理这么好的体魄而高兴。心想，他至少还能领导我们20年。看到我们讲完，总理回到座位上。他看书的时候戴上眼镜，问话时摘下眼镜，谈笑风生，像随意聊天一样，我们紧张的心情逐渐平静下来。总理抬头问道：“英文一共有多少字母？”，我们齐声回答：“26个”。“哪26个？”，见问这，心情平静许多的王老师说：“总理，他们会唱字母歌。”总理说：“好啊，你们唱唱。”我们就齐声无忌地唱了字母歌。总理连声称赞这个办法好。他说，学语言基本功很重要。又问英语有多少国际音标？48个，我们答到。哪48个？多少辅音？多少元音？多少清辅音，多少浊辅音，多少长元音，多少短元音？我们只回答了数字。这时，总理扳着指头问都有哪些？这下可把我们考住了。大家你一个他一个地往一块儿凑着，我们说一个，总理掰着指头重复一个，还是没有48个。总理望着我们，一边用指头敲着另一只手，一边问：“还有呢？还有呢？”，王老师忙说：“我们没有这样要求，只要求见到会读就行了。”总理有点儿诧异地说：“什么是基本功？这就是基本功。不要求，我想不通”。见日理万机的周总理如此细致的询问，我们深感学好外语多么重要，后悔平时要求不严、不高。总理翻着早送来的名册逐个询问。问到我时，点名“石永祥同志”，“到！”，我忙站起来回答。“你是哪里人？”，“陕西渭南的”，“关中那个地方，你们把苏联叫什么？”，我用普通话回答“苏联”，总理又问“用你家乡话怎么叫？”，我回答“苏栾”，杨德中说：“还有把我叫‘额’”，两个方言土话，惹得大家哄堂大笑。总理问“你的普通话什么时候学的？”我说，到北京大学以后学的。总理说“语言这东西就是这样，要有环境。”总理又问我是什么文化程度？我说初中。是公办还是民办？总理问。我没听清，就“嗯”了一声。对面坐的外交部的人大声七嘴八舌地嚷到：“问你是公办，还是民办？”，这么一嚷，把我平静下来的心又吓得突突乱跳，忙说：“是公办”。夜深了，总理还兴致勃勃地问着，身边的工作人员一会用盘子捧来热毛巾，总理擦了下脸，继续说话。我们又想一眼不眨地看总理，又想用笔记本记，生怕漏记一句话。一会又有人用盘子托着中药丸子，总理一边吃药，一边翻看课本。我们不断地加深着场景的印象。总理很快翻完我们的课本说，你们的课本只有红的，没有黑的，只有好话，没有坏话。他站起来走到我们面前问：“敌人骂我们，你们听不懂怎么办？是不是呼的踢他一脚”，说着总理做了个踢的动作。总理翻看课本的速度和结论之快，不禁使人想到总理会好多外语的传说。接着，总理逐人逐人考学习情况，让读一段英文，再翻译成汉语。这时，工作人员端来了夜宵。每人一碗小米稀饭，五个小包子。此情此景，不由得思绪万千，我们这些普普通通的战士多么幸运，多么荣耀，竟能受到名扬天下的顶级领袖周总理的如此关爱，如此关怀。不但座谈询问学习情况，还一同用夜宵。总理接着让我们读课文，说大家边吃边说。我们迟迟没有动手，刘西尧招呼说，大家动手吧！又听见对面的外交部的同志毫无拘束的呼噜呼噜的吃了起来，这才慢慢用筷子夹起小包子。当我们看见总理左手翻着书，右手直接捏着包子吃的时候，不约而同的放下筷子，用手吃了。“王克孝”，总理叫道，“你念一下第一段”。此时，王克孝口里正含着包子，立即站了起来，急忙囫囵吞了下去。看到王克孝那个样子，我们差点儿憋不住笑声，见总理仍坐在那儿听王克孝念完又翻译（回去的第二天我们才开怀大笑了一场）。我读的那段分两节，用AB表示。我见别人都一人读一段，以为我也是这样。第一节读完后，总理说翻译一下，翻译后，我便坐下了。这时，总理戴着眼镜盯着课本儿，耳朵还在听，没听见声音，老人家的目光从花镜上边透过来，连声“嗯嗯？”，我才反应过来，还有下节没完成。急忙站起来，完成了下节的读、译。这时总理取下眼镜问：“你是哪个部队的？”，我说：“7885部队的”，总理眉头一皱，问“哪个师的？”，“十一师的”，我回答道。王老师插话说“总理，他是前线来的”，总理问：“你们的师现在驻哪？”，“西藏米林县”，我说。总理又问：“你到山口上去过吗？”，“去过”，“哪个山口？”，我说：“则里拉山口”，又问：“山口上能听到印度兵讲话吗？他们讲的什么语？”，我说：“当时听不懂他们讲的什么话”，总理“噢”了一声。这时，总理起身走到湖南籍的小李面前，顺手拉了一把椅子，横放在桌子面前，他斜坐着右臂放在桌子上说：“李日君，你将我名字读一下”。小李站起来，嘴唇动了几下，小声读到：“周总理”，总理说：“总理是职务，我的名字，周恩来嘛！”。对面外交部的大声说“没有关系，读周恩来嘛”，小李这才读了周恩来，总理听了说“噢，来字还不像”。这是在测试语音啊！总理回到座位上问，“王式仁同志，国际音标是什么时候兴起的？”，见王老师说不清楚，总理就朝左边说：“冀朝铸，你说呢？”，只见一个留着大背头戴着眼镜的中年男子站起来，一字一板的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兴起来的！”。总理接着说：“我学英语的时候就没有音标，能不能不要那个？”，王老师说：“对于初学者来说，不要不行”。总理又说了一些关于音标的话，接着问道：“chairman主席这个词，chair是椅子，man是男人，是不是坐在椅子上的男人就是主席？”，答到：“是的，过去英国的皇帝就是坐在椅子上的”，“那么，大臣们都坐在哪里？”，“大臣们都是站在下边”。总理又说：“要是主席坐在凳子上呢？”，“……”。几句风趣的对话，不时引起大家欢快的笑声。是啊！我们对一个词就缺乏词义搭配的研究。总理又问道：“英国人和美国人讲英语有什么不同？”，冀朝铸说：“英国人讲英语不卷舌，美国人有点卷舌，比如英国人将工人叫worker”，王海容站起来又接着说：“美国人叫worker”，她用美国发音读了一下。总理听后说“区别不大”。总理话题一转，问我们“你们听中央台的新闻吗？”，“听”，“今天我们国家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随口齐声说：“今天咱们和智利、意大利分别建交了”，总理微笑着问“智利在哪里？上海来的说”，上海籍来自13军的卢家强答“在欧洲”，哈哈哈哈，这个常识性的错误，引起对面坐着的外交部的人前翻后仰地大笑。“王增庆”，总理点名了，大家静下来了。王增庆有把握的答到“在美洲”，又问“南美洲还是北美洲”，王增庆答“南美洲”，“在东海岸还是西海岸”，“西海岸”，“它是什么形状？”，王增庆想了一下，说“是个长溜溜”。又是一阵欢快的笑声，这次不是笑答错，而是他的话，通俗形象又像陕西方言。接着，总理问意大利在哪里？在欧洲，大家齐声答对了。“意大利出了什么人？石永祥同志回答”，我站起来，一点儿也不拘束了，说“出了个大坏蛋”，“他叫什么？”，“叫墨索里尼”，我怕总理问更难的问题，只听见总理又问“他是干什么的？”，“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犯”，“不简单，不简单”，总理拍了两下手，赞许到。“二次大战时你们还没有出生呢，都知道，不简单，不简单”。只不过回答了这么简单的常识，总理便不住地赞扬鼓励，我想：“要是学的更好，懂得更多一些，他老人家不知该有多么高兴啊”。接着问在北大支左的某军副政委刘新，“你在北大那么长时间，外语学习的怎样了？”，刘欣站起来不假思索地说：“我年纪大了，学不进去”，我们听他当着总理的面那样说，都悄悄吐舌头。总理紧接着问他，“你多大了？”，“45岁了”，总理说“你进步挺快嘛”，刘又说“我一入伍就是团级”，只见总理以批评的口语，语重心长地说“毛主席都77了，还自学俄文，你45正是学习的时期”，几句话说得刘新，低下了头。总理对校领导说，要关心学员们，学习知识是多方面的，要善于学习，每个房间都要挂世界地图。看报纸，听广播，哪个国家发生了什么事情，在地图上找到他的位置。地理不一定专门学，一点点积累就会涨知识。学英语要知道英美的概况，还要知道印度的概况，最近有个叫马科斯韦尔写的《印度对华战争》，给学员每人一本，要有语言环境，没有外国人就自己讲，有机会要安排他们到广交会，上海码头去实习。你们青年人要勤学苦练反复实践，以后我还要考你们。 时间已到凌晨03:20，大家才恋恋不舍的离开。

悔的是没有照相留念，也没有让总理签名。

（2020年5月22日重新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