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贵在恒，活到老学到老：老一辈革命家的读书故事

心中有梦想，世界有阳光

读书，要静心而读，守住心灵深处的宁静。在明媚的春光里，树荫下，一本书，一把椅子，一杯清茶，读起来，你感到是那样的清静，那样的优雅；在寒冷的冬夜中，书房里，一本书，一个人，一盏孤灯，手不释卷，你又觉得是那样的幽静，那样的惬意。这是一种“板凳甘坐十年冷”的读书境界。

读书不仅要坐下来，还要能读进去。书间如梦，一尊还酹明月。书读进去了，就会沉醉其中。真可谓时光现在最佳，江山如此多娇，风景这边独好。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阅遍人间春色，人与书就会融为一体。这是一种“书人合一”的读书境界。

古今中外多少事，一切都付书本中。书籍犹如巍峨的高山，绵延不尽，读书到一定的程度，就会高屋建瓴，对事物的认识就会更深更透，人的心胸就会无限宽阔，显示一种博大的胸怀和宏伟的气魄。这是一种“天人合一”的读书境界。

千江有水千江月　万里无云万里天。人生有限，学海无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读书到最后，就深感到自己的渺小，所以要毕生践履，倡导一种不断攀登的精神。天长地久有时尽，此“读”绵绵无绝期。这是一种 “时人合一”的超越空间的至远至臻的境界。

我们的老一辈革命家文韬武略，美名天下。他们喜欢读书，每人读书都各有不同特点。今天，我们选取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的读书故事，展现给大家。从他们爱看的书中，也能体现其执政智慧。了解他们的读书方式，亦可以带给我们一些启发。

毛主席一直很忙，可他总是挤出时间，哪怕是分分秒秒，也要用来看书学习。他的中南海故居，简直是书天书地，卧室的书架上，办公桌、饭桌、茶几上，到处都是书，床上除一个人躺卧的位置外，也全都被书占领了。为了读书，毛主席把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都用上了。在游泳下水之前活动身体的几分钟里，有时还要看上几句名人的诗词。游泳上来后，顾不上休息，就又捧起了书本。连上厕所的几分钟时间，他也从不白白地浪费掉。一部重刻宋代淳熙本《昭明文选》和其他一些书刊，就是利用这时间，今天看一点，明天看一点，断断续续看完的。

毛主席外出开会或视察工作，常常一带向箱子书。途中列车震荡颠簸，他全然不顾，总是一手拿着放大镜，一手按着书页，阅读不辍。到了外地，同在北京一样，床上、办公桌上、茶几上、饭桌上都摆放着书，一有空闲就看起来。

毛主席晚年虽重病在身，仍不废阅读。他重读了解放前出版的从延安带到北京的一套精装《鲁迅全集》及其他许多书刊。有一次，毛主席发烧到39度多，医生不准他看书。他难过地说，我一辈子爱读书，现在你们不让我看书，叫我躺在这里，整天就是吃饭、睡觉，你们知道我是多么地难受啊!工作人员不得已，只好把拿走的书又放在他身边，他这才高兴地笑了。

认真地学，反复地读。

毛主席从来反对那种只图书、毛主席从来反对那种只图快、不讲效果的读书方法。他在读韩昌黎诗文全集时，除少数篇章外，都一篇篇仔细琢磨，认真钻研，从词汇、句读、章节到全文意义，哪一方面也不放过。通过反复诵读和吟咏，韩集的大部分诗文他都能流利地背诵。《西游记》、《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等小说，他从小学的时候就看过，到了六十年代又重新看过。他看过的《红楼梦》的不同版本差不多有十种以上。一部《昭明文选》，他上学时讯，五真正十代读，六十年代读，到了七十年代还读过好几次。他批注的版本，现存的就有三种。

一些马列、哲学方面的书籍，毛主席反复读的遍数就更多了。《联共党史》及李达的《社会学大纲》，他各读了十遍。《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列宁选集》等等，他都反复研读过。许多章节和段落还作了批注和勾划。

不动笔墨不看书。

几十年来，毛主席每阅读一本书，一篇文章，都在重要的地方划上圈、杠、点等各种符号，在书眉和空白的地方写上许多批语。有的还把书、文中精当的地方摘录下来或随时写下读书笔记或心得体会。毛主席所藏的书中，许多是朱墨纷呈，批语、圈点、勾画满书，直线、曲线、双直线、三直丝、双圈、三圈、三角、叉等符号比比皆是。

毛主席早年在湖南第一师范上学时，曾阅读批注了德国泡尔生著的《伦理学原理》。在10万余字的原著上，他用工整小楷写了一万二千一百多字的批注和提要。在他移居长沙清水塘时，他这本书曾被一个同学借去。直到1950年，这位同学才托周世钊先生带还给毛主席。毛主席又高兴地翻阅了自己写在书中的批语。

毛主席动笔读书，还纠正原书中的错别字和改正原书中不妥当的标点符号。打开毛主席阅批过的书籍，可以看到他是怎样不厌其烦地将一个一个的借别字和明显点错的标点改正过 来，又将漏字一个一个地添加上去。

无所不读。

毛主席的读书兴趣很广泛，哲学、政治、经济、历史、文学、军事等社会科学以至一些自然科学书籍无所不读。

在他阅读过的书籍中，历史方面的书籍是比较多的。中外各种历史书籍，特别是中国历代史书，毛主席都非常爱读。从《二十四史》、《资治通鉴》、历朝纪事本末，直到各种野史、稗史、历史演义等他都广泛涉猎。他历来提倡"古为今用"，非常重视历史经验。他在他的著作、讲话中，常常引用中外史书上的历史典故来生动地阐明深刻的道理，他也常常借助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来指导和对待今天的革命事业。

毛主席对中国文学方面的书籍也读得很多。他是一个真正博览群书的人。

毛泽东之所以比同时代许多人站得高些，看得远些，从阅读角度讲，是因为他同时具备三个条件：一是拥有渊博的学问知识，二是注重阅读“社会”这本更大更厚的“无字之书”，三是能够把这两方面所学融会贯通。融会贯通，就是把书读“活”。

毛泽东读书又深又广，除了常用的马列经典和文史哲方面有代表性的著述外，还有兴趣读一些在特定环境中流传不广的书，并注意其中一些细琐的观点。中央文献研究室在编辑和整理毛泽东的著作和谈话时，对一些引文做注释，需要查很多书，有的就很难查到出处。

毛泽东善于把书读“活”，把书本知识转化为认识，把认识转化为智慧，把智慧转化为能力，把能力转化为实践，进而在实践中有所创造。他曾说，“社会是学校，一切在工作中学习。学习的书有两种：有字的讲义是书，社会上的一切也是书——‘无字天书’。”



周恩来出身于书香门第。牙牙学语不久，嗣母陈氏就超前地教他认字了。1946年9月，周恩来接受美国著名专栏作家沃尔特·李勃曼采访时说：“我小时候在私塾念书。从8岁到10岁我已开始读小说。我读的第一部小说是《西游记》，后来又读了《镜花缘》、《水浒传》和《红楼梦》。”

辛亥革命爆发后，周恩来带头剪去辫子，并接触进步书籍，他读光复会领袖章太炎的书和同盟会的杂志，读康有为、梁启超的文章。无论是章太炎难懂的古体文，还是梁启超的近体文，周恩来都认真阅读。周恩来的眼界随着阅读拓宽，思想得到升华，对事物有了自己独特的理解，所以，当其他同学还从未想过为什么要念书时，周恩来已经明确地提出“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致力于传承和发扬中华五千年历史文化。他说：“一个民族如果忘记了历史，就会成为一个愚昧的民族。而一个愚昧的民族是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的。”

在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笔下，周恩来浑身散发着中国古典文化气息，“他的教养，来自孔子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君子’和‘人上人’应具有的品德、智慧、尊严、宽厚、仁慈、决心、刚毅”。周恩来的读史状态同样令人颇多感慨。作为日理万机的国家总理，在病重体衰之际依然坚持读史，足以见出周恩来以历史先贤为标尺磨练和提升品格修养的不倦追求。

1943年3月18日，是周恩来农历45岁生日。他在重庆红岩村写下《我的修养要则》以明心志，其中第一条就提出了自己的读书方法：“加紧学习，抓住中心，宁精勿杂，宁专勿多。”同年11月，周恩来回到延安参加整风运动，对“要则”作出深化和补充，再次强调“必须从专而精入手”。这就是周恩来的“精专”读书法，即读书贵精而不贵博，重在深度而不在广度。

所谓“宁精勿杂”，就是读精品、读经典，不要不加选择地什么书都读。著名小说家赵树理曾说，读书也像开矿一样“沙里淘金”。经典著作凝结了中华文化主流精神，记录着时代的印记、回响和旋律，是人类思想文化创新的优秀成果，也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重要源泉和坚实根基。它们历经时间检验，始终屹立于历史长河，成为卷帙浩繁的文学殿堂中永恒的经典。读者沉浸其中、含英咀华，不仅能够增加人生阅历，涵养文化底蕴和生命情致，还能够在反复阅读中收获新悟，满目皆是不同的风光。正如苏东坡所说，“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唯有在“精”字上下功夫，多读精品，方能提高知识“含金量”。

所谓“宁专勿多”，就是针对某一领域有重点地阅读、深入地思考，不要浮光掠影、走马观花地泛览。人的学习生涯是无止境的，而时间和精力是有限的，虽然难以穷尽天下之书，但可以读专、读透一个领域的书籍。毛泽东阅读了《战争论》及大量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才写下客观评价战争局势的《论持久战》；郑板桥言传身教，曾写信对儿子说：“凡经史子集，皆宜涉猎。但须看全一种，再易他种。切不可东抓西拉，任意翻阅。徒耗光阴，毫无一得。”无所不能的人实为一无所能，无所不专的人其实一无所专，只有对一个领域的书籍反复诵念、深入思考、领略精髓，才能把书读活、读深、读出自己的理解，并把书中的理论知识用于指导实践。

周恩来的“精专”读书法，并不是让我们穿凿附会、咬文嚼字，那样只会“拘泥于章句而疏忽于会意，活脱书橱也”。而是提倡一种去粗取精、苦心孤诣的读书态度。郑燮在《板桥自序》中说，“读书求精不求多，非不多也。唯精乃能运多，徒多徒烂耳。”只有精心研究、反复揣摩文章的“微言精义”，才能愈读愈懂，愈思愈清。读书就像品茗，虽然茶水的颜色和飘逸的茶香较易辨认，但茶中三味，却要细细品之才能体会得来。

周恩来出自地地道道的书香世家，因此很小就养成了爱读书的习惯，并且一生与书为伴，与书有着深厚的情感。周恩来的“精专”读书法意义深远，启示良多，值得我们勤学善思，学以致用。

蔡锷是南方进步共和派青年领袖之一，他对早年的朱德有很大的影响。1909年3月，朱德考入云南陆军讲武堂，努力学习军事。朱德常去听蔡锷讲课，他为蔡将军敏捷的思维和渊博的学识而心悦诚服。朱德对蔡将军的敬慕之情，随着听课次数与日俱增，蔡锷对此也渐有察觉。师生二人之间的友谊随之建立起来。

一天黄昏时分，朱德登门拜访蔡锷，蔡锷热情地领朱德走进了书房。朱德看到琳琅满目的书籍，钦佩不已。为不耽搁将军过多时间，朱德赶忙提问。蔡锷一一作答。道别时，蔡锷还借给朱德孟德斯鸠的《法意》，让他阅读。自那以后，朱德常常出入蔡家，成了蔡锷书室的常年借阅者。他通过蔡锷书室，读到了大量传播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书籍，还读到了大量来自外地和国外的共和派秘密报纸与杂志。

“我只要拿得到报纸和书籍，一定不放过”。

在战斗的余暇里，朱德从不放过一分一秒的学习时间。每天，尽管他有许多事情要做，但他只要能找到军事和政治书刊报纸，都会挤时间精心阅读。而且一边阅读一边仔细划线，不放过一字一句。

朱德回忆他在战争年代的经历时说：“我只要拿得到报纸和书籍，一定不放过；可是那些年找书籍杂志看也不是容易的事情。有时从上海寄来几包书，然而大家都争先恐后地去抢，等我去拿时，早就分光了。那时候，我决心增加对马列主义的认识，凡是我们能找到的这类书，我都反复地研究。在敌人的第一次‘围剿’里，我们缴获了许多有关军事战略和战术的书籍和小册子，我都看了，对我们部队很有好处。”

记笔记是终生坚持的学习习惯。

即使在烽火岁月，记笔记也是朱德的要紧事。他保存下来的长征记录中，许多是用铅笔写的字迹很潦草的笔记。虽然是他在战斗间隙或是在深夜临睡前匆匆记录下来的，但是，其字体都仍然雄浑道劲，文笔流畅自然。短短几行字，有的记录了某一战役或战斗成败的原因，有的记录了人民群众的生活情景。

上世纪90年代初，康克清将朱德生前的119本工作笔记献给了中央档案馆。这批笔记写作时间自1947年至1969年，达23年之久。这批珍贵的朱德笔记本内容相当丰富，归纳起来主要有：一是朱德参加中央常委会或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问题的发言要点；二是朱德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以及与中央其他领导碰头会的笔记；三是各省、市、自治区领导向朱德汇报工作时的摘记；四是朱德在全国各地参观、视察、调查研究、参加会议和出国访问时由秘书代笔的记录；五是朱德自己写的读书笔记、大事记和抄录与创作的几百首诗词。它们涉及人民战争、军队建设、党的建设、外交事务、经济建设、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等许多方面。

终生不忘挤时间抓紧学习。

在硝烟弥漫的革命岁月里，朱德战马驮着的马褡子里，总是装着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籍和报章杂志。他常常是白天行军、指挥作战，晚上在老乡的炕头上，点起油灯学习至深夜。像《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论持久战》等名著，他都不知读过多少遍。有的书皮破了，他就用红布包起来。

不仅是认真研读中外政治、军事理论名著，朱德还十分注重总结人民军队的经验和教训，并亲自研究撰写出来。1938年，朱德写出了近10万字的《论抗日游击战争》一书，并在《前线》杂志上以连载的形式发表。

建国后朱德虽然身负重任，日理万机，但是，他的学习依旧孜孜不倦，从不放松。有一天，朱德带病坐在办公桌前看《列宁选集》。护士小郭看到他读了很长时间了也不休息一下，便提醒说：“首长，您身体不好，还发着低烧呢，该休息一会儿啦！”朱德摇摇头说：“学习好比人身上的血要流动一样，不能停息。正因为我年岁大了，更要抓紧时间学，才能革命到底不掉队啊！”小郭感动地说：“您年纪大了，眼力不好，让我念给您听吧！”

邓小平作为伟大的革命家和战略家，酷爱学习，喜欢读书。可以说，他的一生是在实践中读书和在读书中实践的一生。邓小平很喜欢看历史地理方面的图书，出门必带两本地图册，一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集》，一本是《世界地图》，到每个地方都要打开地图知道自己的方位。据邓榕回忆，邓小平还爱看字典辞典，常看的有《中国古今地名》《中国人名大辞典》。家里的《辞海》是中华书局1947年的版本，已被他翻得很旧了，折损的硬纸壳书皮是用订书钉固定住的。

据公开报道，邓小平还是武侠大师金庸在内地最早的一批“粉丝”，“你书中的主角大多历经磨难才成大事，这是人生规律。”这是邓对金庸小说的评点，也是对自己亲身经历的写照。上世纪70年代，当金庸小说在内地尚为禁书之时，恢复工作的邓小平从江西返回北京后不久，就托人从境外买了一套金庸小说。

关于读书，邓小平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曾说：“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这句话主要是从学习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要反对形式主义的角度说的。实际上，邓小平波澜壮阔的人生始终与书相伴，他爱好读书，涉猎广泛，是个儒雅的读书人。

他的夫人卓琳回忆与他相识的情景：“我觉得这个人还可以，他有点知识，是知识分子。”他的老部下刘复之说：“他好读书，在艰苦的战争岁月，我几次在行军出发前整理文件挑子，箱子里总装几本书，有马列的书，也有小说。我清楚地记得有一本是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

邓小平主张年轻人要多读书，同时要结合实际。他曾说：“年轻人首先得读点书，不读书不行，遇到问题解答不了。”1993年1月，他给孙辈们写了一封信：“我十六岁时还没有你们的文化水平，没有你们那么多的现代知识，是靠自己学，在实际工作中学，自己锻炼出来的。”“大本事没有，小本事、中本事总要靠自己去锻炼。”依靠自学，把书本上的知识在实际工作中融会贯通，这正是邓小平的学习之道。

空余时间要多读书。

新中国成立后，邓小平先是主政大西南，1952年到中央担任重要领导职务。1956年党的八大后，他成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担任党中央总书记长达10年。繁忙的工作没有给邓小平留下太多的空余时间，但是他从未放松学习，更没有远离书本。出差时也带一两本书，抽空就翻翻。

1969年10月，因“文化大革命”而被打倒的邓小平开始了在江西近3年的下放劳动生活。临行前，他没有任何的要求，唯独着意请示中央，让他带去了几大箱的书。他每天上午去工厂劳动，下午和晚上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读书，而且“每日都读至深夜”。这些书主要有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和历史、文学、戏剧等，以及一些回忆录、传记等。这些书籍陪伴他度过了艰难岁月。

他的女儿邓榕回忆说：“他最喜欢中国古典史书，特别是《资治通鉴》。《资治通鉴》不知道看过多少遍了，应该叫熟读。他通读二十四史，喜欢里面的《前唐书》和《后汉书》。还特别爱看《三国志》。”“政治人物传记看得多，主要是二战，跟他自己的军事生涯有关的，比如苏联的《朱可夫回忆录》等，他很注意地看过。”

邓小平还喜欢看地图和字典等工具书，办公室里有一部线装的《康熙字典》，已经被翻得非常破旧了。他在睡前还经常看武侠小说作消遣。他说，武侠小说最大的好处就是看了记不住，下次还可以再看，根本不用过脑子。

“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

好读书的邓小平不喜欢“掉书袋”，没有记日记的习惯也从来不在书上写字，一切都是在脑子里，一种精神的领悟。他说的话也都是大白话，每一个中国老百姓都听得懂。在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以常人难以企及的魄力与活力，开创了一个崭新的时代，阅读依然是他每天的必修课。他的秘书王瑞林说：“首长每天都要读大量的文电、资料和书籍，包括国外的很多资料，从不间断，所以他总有比常人更高的眼界，总能提出一些新概念、新提法，比如‘小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些想法彻底地改变了中国，融入了中国百姓的日常生活。”

更重要的，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邓小平总是旗帜鲜明地反对死读书，反对教条，反对本本主义。他说：“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长篇的东西是少数搞专业的人读的，群众怎么读？要求都读大本子，那是形式主义的，办不到。”“马克思主义是打不倒的。打不倒，并不是因为大本子多，而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真理颠扑不破。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蓬勃发展，提高党的理论创新活力，关键就是要有这样一种坚定信念和科学态度。

陈云同志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曾任中央纪委第一书记。

陈云非常热爱读书，也非常重视读书方法。他认为，各人的程度不同，环境不同，读书应该采取不同的办法。他说：“像我们这样没有什么底子，各种知识都很缺乏的人，要老老实实做小学生。要将现有的主要教科书一本一本地读，既不是弛怠，也不用着急，一步一步来。可以每个星期读三四十页，每字每句都要读懂，不懂的就要认真请教。”

陈云总结了五条读书方法：一是读懂一本书的办法很重要。有些人书拿到手上，这句不懂那节不晓，而又不曾想法一句一句地弄通。这样，没有益处，而且不能坚持，必然半途而废。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得下一些笨功夫，要读就读懂，不要一知半解。这种力求把书上的意思都读懂的办法，是达到融会贯通的必经步骤，得益更多些。二是学习理论一定要联系实际。如果书还没有读懂，就不要急于去“联系实际”，弄得牛头不对马嘴，还不如先把书上的东西读懂。读懂就是消化。掌握了马列主义的原理和思想方法，就会自然地同自己的实践经验结合起来，把具体经验提高到一般理论，再拿这种一般理论去指导实际工作，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三是读书要做笔记。这有两个好处，一是让你多读几次，一是逼着你聚精会神，认真思索，使你了解深刻些，而不像随便看过去那样模模糊糊。四是读书最好有个小组。几个人在一起讨论一下，可以互相启发，程度低的还可以得到程度高的同志的帮助。五是读书要与懒惰作斗争。要订出一个切实的读书计划，照着去办，坚持不懈。

陈云曾规定自己每星期至少读三四十页书，并且每字每句都必须读懂。正是日积月累的勤奋研读，使陈云能够敏锐地从经济与政治的角度纵观历史、认识世界。这为他坚持实事求是和创造性探索提供了深厚的理论、知识基础和开阔的视野。陈云的读书方法意义深远，启示良多，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学以致用。

刘伯承：“学一门就要努力学到手，就要力求精通，否则就永远是个半瓶醋”

刘伯承曾这样总结自己的学习经验：“学习，一定不要赶浪头，赶时髦，要考虑自己的条件，从实际出发，循序渐进，扎扎实实，学一门就要努力学到手，要力求精通，否则就永远是个半瓶醋。”刘伯承学的这一门是军事学。

大革命失败之后，中共中央决定派刘伯承到苏联高级步兵学校学习军事学。由此，刘伯承开始了钻研军事学的历程。被派往苏联学习的时候，刘伯承已36岁，这个年纪学外文已相对困难。但他从字母和发音开始，只用了两年多的时间就攻克了外语关，并取得了俄文和其他各科的优秀成绩。留学期间，刘伯承刻苦研读外国军事著作，积累了比较扎实的军事理论素养。

1930年，刘伯承学成回国，将这几年所学付诸实践。他担任我党专司军事翻译的军委编译科长，根据战争的紧迫需要，有针对性地翻译、校译了《苏军政治工作条例》、《苏军步兵战斗条令》、《合同战术》等多部苏联军事论著。

这里要特别提及校译《合同战术》的过程。这本书是苏联军事作家施米尔洛夫写的一部军事专著，由延安组织人员译出初稿后，送到太行山根据地交付刘伯承校译。1942年，刘伯承在该书评序中写道：“这本书在校正中经过三次反扫荡的作战。”他每到一个宿营地，处理完军务后，便铺开稿纸进行校译。当时环境极为艰苦，有时没有桌子，他就趴在床板、炕头上校看；有时连床铺都没有，他就坐在地上，在膝盖上摊开书稿翻阅。到了夜晚，他点起油灯，在微弱的灯火下，一手握着毛笔，一手拿放大镜，一边翻阅俄文原稿，一边查对俄汉字典，逐字逐句地仔细校阅。1945年秋，在指挥上党战役的紧张时刻，刘伯承以从容的气度，校完了《合同战术》全部内容。

据粗略统计，在战争年代，刘伯承参与翻译的军事著作总计数百万字。在烽火连天、军务繁多的环境下，还能从容自若、字斟句酌地翻译如此大量的著作，在中外战争史上都属罕见。刘伯承勤奋刻苦的治学精神，连敌军中的有识之士也感慨不已。鲁西战役后，国民党的一位军事将领在日记中写道：“有人告诉我，刘伯承廉洁虚心，不断求知，以与政府（国民党）将领比较，诚不啻鹤立鸡群，如此，两党战阵上之胜败，不问可知。”

1950年南京军事学院成立后，刘伯承忙于军事教育管理工作，每天很少休息，几乎把全部精力都花在钻研军事科学和培养中高级军事干部的事业上。他努力学习古今中外的军事科学知识。除了中国传统的兵书，他还注意研究毛奇、拿破仑、克劳塞维茨、苏沃洛夫、鲁登道夫等外国著名军事家的军事理论和指挥艺术，注意研究古罗马战史、拿破仑战史、日俄战争战史和两次世界大战战史、战例等，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

为了读到更多的军事书，刘伯承尽一切努力搜集中外军事书籍。他曾托时任我国驻印度大使的袁仲贤从国外给他买军事书籍，也曾向何长工要当年红军大学的教材。为此，何长工和他订了一个“君子协定”：红大教材可以拿走，但是，军事学院出什么教材也要送一套来。

刘伯承不断总结中外战争经验，形成自己的军事理论。他提出了生动形象的“五行术”，在“五行术”中把我军看成战争主体，把任务当作中心，把敌情看作前提，把时间和地形看作物质条件。他常说：“五行不定，输得干干净净。”刘伯承一生专注于钻研军事学，在我军军事理论研究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叶剑英：“抓紧时间工作，挤出时间学习，偷点时间休息”。叶帅生前办公室写字台桌面玻璃板的下面放着这样一张字条：“抓紧时间工作，挤出时间学习，偷点时间休息。”叶剑英根据自己的切身体会总结出来的这一座右铭，凝练地揭示了处理工作、学习和休息之间关系的基本方法。

关于工作，叶剑英认为要“抓紧时间工作”。在叶剑英看来，不管是不是规定的八小时工作时间，不管是不是吃饭时间，不管是不是睡觉时间，只要工作一来就马上去做。今日事今日毕，绝不拖拖拉拉。

关于学习，叶剑英认为要“挤出时间学习”。1964年3月7日，叶剑英接见勤奋学习毛泽东著作的人民解放军某部三连副指导员廖初江，在询问了廖初江学习毛泽东著作的情况后，叶剑英表扬他善于挤时间，勤奋自学。他对廖初江说：“学习的时间主要是靠自己挤出来。努力挤，就有；不挤，就没有。”这句话来自于叶剑英的亲身体会。早上，他一般会早起一会用来读书。《辩证法唯物论诸问题》这部近33万字的书，就是他连续用9个早起的时间读完的。白天工作间隙，他常用来读书看报，自学外语，主要是英语。吃饭和散步的工夫，他用来听秘书根据有关资料汇报国内外形势。晚上入眠前，他也是习惯性地读会儿书。他读过的书上记载的时间许多都是深夜12点以后。如在《马卡洛娃讲演集》一书的倒数第二页背面边白上记载：“阅过，18／10，1951年，1时15分，于北京北长街81号。”又如在《论农民的社会主义改造》一书的最后一页正面边白上记载是：“阅完，1952年2月21夜，12时45分。”还在这里题写了“珠江江上月如钩，夜阑人静好读书”两句诗。

此外，叶剑英还会利用外出视察途中和住院休养的时间读书。如《掌握布尔什维克领导经济的方法》一书，就是他在视察工作的途中读完的。记载在该书《按劳取酬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一文的第四页背面天头上的时间地点是“8／3，1950，正午，离开岳阳北上”，记载在本书最后一页背面边白上的时间地点是“8／3，1950，阅完，于岳阳、武汉间”。又如阅读《当前苏联军事学说与战略的关系》一书时，记载在本书最后一页边白上的时间地点是“10／3，1956，在301医院”。

这样一来，叶剑英的休息时间更少了，只好“偷点时间休息”。他有时工作累了，就坐在那里闭上眼睛休息一会，5分钟、10分钟就可以了。叶剑英认为，为了革命建设的需要，再辛苦、再劳累也值得，必须养成主动抓紧时间、挤时间读书学习的习惯。叶剑英曾经谦虚地说：“我这个院长（指军事科学院院长——引者注），实在惭愧，脑子里的科学也不多。怎么办？要么爬上琅琊山，要么退休，解甲归田。还是要爬山，科学的大山要爬。马克思五六十岁才学俄文，干到老，学到老。人生就要干，要斗争，要战斗，过前进的人生。”

被誉为“延安五老”之一的谢觉哉，是中国共产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也是杰出的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他的一生，是革命奉献的一生，也是勤奋好学的一生。他留下的百万多字的日记、千余首诗词和数十万字的《谢觉哉文集》，具有重要的历史和文献价值。他才思敏捷，文情并茂，被林伯渠誉为“清词如海复如潮，健笔春秋百万刀”。这得益于他几十年如一日地坚持读书，与书为友。1966年7月，他作《攻书》一诗，蕴涵了其读书的心法：“读书如垦地，斩棘铲不平。读书如攻城，坑道要打通。剩勇追穷寇，寸土在必争。痛打落水狗，不使逃再生。排除其糟粕，缴获其精英。如斯读书者，方可为之攻。”他把读书视为“攻城”，把书本上难懂的地方比作敌人的堡垒，主张要坚决攻下来。谢觉哉的“攻城式”读书方法在今天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扫清“障碍”

　　

谢觉哉认为，读书的第一步要善于运用字典、辞典等工具书，把不认识的字词、不理解的语句查清弄懂。他十一岁时就读完了《春秋》《诗经》《书经》《易经》《礼记》等，但读《昭明文选》《八铭塾钞能舆集》《小题正鹄》这类书时，教书先生无法讲解明白，甚至连教识生字都有困难，他便凭借《康熙字典》读一点古典小说之类的作品。他参加革命后，有一次去沈阳执行秘密任务，其间在一家书店买了一本日文版《列宁主义十二讲》。他不懂日语，但依靠《日汉词典》硬是把这本书啃懂了。读这本书使他认识到大革命失败的原因，主要是没有掌握枪杆子，没有获得政权。他在思想上实现了一次飞跃，马列主义水平提高了一大步。

“以一驭万”

　　

谢觉哉一生爱好读书，并且注重妥善处理泛读和精读的关系，努力做到“以一驭万”。他读书范围非常广泛，史学、法律、天文、地理、文学、艺术、农业、医学、教育、哲学等古今中外的书籍无所不包。他谈到，“我也赞成多看书，即除精读之外，还看一些书，老话叫‘涉猎’，或叫‘走马观花’。然而，“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知识是无穷无尽的，人的精力却是有限的。谢觉哉主张有重点地读书，要精读和常读有关马列主义和毛泽东的著作，一字一句地反复阅读，以做到常读常新。他在日记中有关于阅读列宁《两个策略》的记载，一个月之内读了三次：1944年3月21日在日记中写道，“上午读‘两个策略’，觉脑疲”；4月1日又写道，“复读‘两个策略’”；4月20日第三次记载，“复看‘两个策略’”。他说：“对于重要的书，必须精读，比如像《毛泽东选集》那样的书，就应选择若干篇，句句读通，过一个时期又读，联系到当前的实际来读，才能受到他的益处。”他读过的毛泽东著作，都标有注释，用不同颜色的笔画满了一层又一层的圆圈。

寻根“补读”

　　

在军事上，打通坑道是攻城的关键一环。谢觉哉认为，在读书过程中要用心，反对“囫囵吞枣式”的读书。对于书中的疑难问题，一定要本着寻根究底的态度，把不懂的弄懂，不清楚的搞清楚，千万不要似懂非懂甚至不懂装懂。为了充分学习理解中央精神，他用从兰州带回的小笔记本将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会议报告及领导层的发言内容一一记录，然后还将自己认为最有意义的事件、心得与资料密密麻麻地写满了一本，包括我们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方针政策及领导抗日战争的经验总结，以便于充分透彻领会要领。此外，他还提倡读书要“补读”，补读与工作有关的业务知识，指出“读不易，补读更不易”。1931年谢觉哉到中央苏区毛泽东处工作，到的次日拟了一个会议通知，被毛泽东一字不留全改了，问其原因，只答复两个字“你学！”他经过认真总结，意识到原因在于“言之无物，文不对题”。“你学”一方面是“向人家学，学正面经验，好的”；另一方面是“向自己学，学反面经验，不好的”。这次“碰钉子”的经历使谢觉哉对“补读”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辨书”去莠

　　

书籍是时代的镜子，书上的知识是前人实践经验的总结。每本书都有存在的价值，但有些古籍和外国著作，难免会存在一些糟粕。在读书过程中，谢觉哉提倡“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原则。读书时需要培养和锻炼辨别是非良莠的能力，既要汲取先进正确的思想方法，又要把落后甚至错误的东西及时剔除。他上学时就认真阅读和研究了明末进步思想家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等人的著作以及清朝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主张维新变法的论著，因此他开始由朴素的反封建文人逐步向革命的新文化战士转变。1944年7月31日，读《容斋随笔》后他在日记中记载：“看旧书很有益，可以知道历史，吸收经验。尤其司法部门。不是空翻翻，而是要看出好处及破绽所在。”同时他指出要“把书中不对的地方识别出来，明白它为什么不对”，只有这样才能开卷有益。

深思“贯通”

　　

谢觉哉认为善于思考是人的本质，“人是有思想的动物，不会想，有愧于为人”。他将读书、思考与实践紧密结合，如果把学习与思考割裂，就会在工作实践中“碰钉子”、犯错误。他指出：“不‘学’只‘想’离开实际事物，离开历史经验，‘以感想当政策’，必然大碰钉子，所谓‘思而不学则殆’；只‘学’不‘想’，把书本当教条，不顾客观条件，生硬地拿现成公式去套，也必然大碰钉子，所谓‘学而不思则罔’。”他认为思考是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桥梁，“想”是“由抽象到具体又由具体到抽象，即是把所‘学’运到所‘用’上去”。只有在读书过程中联系实际进行思考，才能做到“领会贯通，作为自己的武器”，提高自己的知识和工作能力。

“毕生自修”

　　

水滴石穿并非一日之功，持之以恒读书才会有所提高。谢觉哉谈到：“读书要有恒，不是一夜长个长子，而是一点一滴地累上去。”他把读书比喻为人的生长，从婴儿到成人，是一个渐进的成长过程。他将读书与人格修养联系起来，认为读书可以养心，会在内心自然生长出一些正气、庄严与崇高，也会自然产生对知识的敬畏态度。此外，一个人要想学富五车，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在知识方面从无知达到有知，靠的就是日积月累。他认为：“社会上的事物与道理，天天前进。过去读的，不够今天用；今天读的，到明天又不一定适合。自以为够了，就得落伍。”这种自觉的读书态度伴随了其一生。他从4岁开始熟读古典诗词名著；上学期间阅读了大量国内外有关哲学和文学的书籍；参加革命后尤其爱读马列著作；新中国成立后工作之余阅读各类书籍；就连晚年患病期间，他还通读了大字版《毛泽东选集》四卷、《毛泽东军事文选》及有关资料，真正做到了“活到老学到老”。



王震：为了胜利完成进疆、戍疆任务而读史

王震常自称“大老粗”，人们提起他也往往想到他作战勇猛、行事果断的一面，却疏于了解他爱读书特别是从历史书中汲取智慧的另一面。

1949年10月6日至8日，王震和彭德怀、许光达、甘泗淇一起在酒泉同陶峙岳、郝家骏、彭铭鼎、曾震五举行会谈，商讨人民解放军进疆、起义部队改编等事宜以及中共新疆省委、新疆省政府、省军区等机构的组建问题。王震带领部队提前几天到了酒泉。酒泉古称肃州，是河西走廊上的古代名城。刚一到达，王震不顾鞍马劳顿，便令人找来大量历史典籍，认真翻阅起来。王震特地对汉代的张骞、班超出使和经略西域、唐玄奘西土取经，以及近代的左宗棠率部进疆的路线，进行了认真细致的研究。显然，王震此举是为了与国民党起义将领就解放军入疆和建设新新疆问题进行会谈做准备。

其实，早在解放西安的时候，王震就开始收集有关边疆政治、军事、地理、历史、宗教、民族、农业、水利等各种书籍和历史资料，在进军途中反复阅读。他的住处，床上、床下、窗台上、桌子上，到处都堆满了书，其中不乏平时不多见的古籍，如清代徐松撰写的《西域水道记》、俞浩撰写的《西域考古录》，以及《新疆私议》、《新疆识略》、《新疆图志》等，这些书籍有的因年代久远缺卷缺页，但偶得一见，他也颇觉欣慰。他从仅残存一卷的《新疆私议》一书中获益匪浅。此书列举了汉代以来经营西域的史例，论证了新疆安定对我国国防和领土统一的重大意义；针对1827年清政府平定新疆叛乱后的局势，提出加强军政建设，慎重处理民族关系，以及探明当地水道、开发水利、实行屯田、发展边疆经济和巩固国防等主张。书中记载的这些历史经验，对进一步补充和完善王震开发新疆、建设新疆的战略方针，起到了重要的资鉴作用。

王震在读史的同时，往往对历史上的人和事作出自己的评价，其中不乏有深度、有创见的观点。例如，新中国成立后，他曾对左宗棠作过如下评价：“左宗棠西征是有功的，否则，祖国西北大好河山很难设想。”“左宗棠在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历史情况下，力排投降派的非议，毅然率部西征，收复新疆，符合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是爱国主义的表现，是值得我们后人发扬的。”他回忆说，解放初期，我进军新疆的路线，就是当年左宗棠西征走过的路线。在那条路上，还能看到当年种的“左公柳”。走那条路非常艰苦，可以想象，当年走那条路就更艰苦了。他还指出：“办洋务的人也有所不同，有些是爱国的，有些是卖国的。像曾国藩、李鸿章，就不能和左宗棠相提并论。”原因是曾国藩、李鸿章是丧权辱国的，而左宗棠在福建办船政局，在甘肃办织呢厂，在新疆的屯田，客观上还是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对历史人物要一分为二，左宗棠一生有功有过，收复新疆的功劳不可泯灭”。王震对左宗棠能作出如此客观细致的分析，是与他认真研读历史并注意从中汲取历史经验是分不开的。

老一辈革命家们读书经历虽不尽相同、各具特色，却都充满着智慧，给人以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