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 1995年到1996年,我受单位派遣,前往莫斯科学习。如今二十多年过去,沉沉往事也大多已如滚滚尘烟消失在时间的长河里,但仍有很多东西藏在我记忆深处,今年是我们前往莫斯科25周年,笔耕回忆以此纪念我们那段琐碎而又难忘的岁月。当然,25年过去,时过境迁,莫斯科早已今非昔比,万不可以以此做为去俄罗斯打卡的唯一参考。</h3> <h1 style="text-align: center;"><br></h1><h1 style="text-align: center;">(一)</h1> 1994年九月初的一天,室里要派我参加一个脱产俄语强化学习班,时间是三个月。为什么有这样的学习班?为什么是我?当时单位要进口俄罗斯设备,需要有人熟悉俄语,而我,“懂俄语”---其实我只在中学学过俄语,那时哈尔滨是反修前哨,所有中学的外语课几乎都是学俄语,我不过会几句口号“*****(Да здравствует председатель Мао Цзэдун)”而已。就因为这个,我稀里糊涂地被派去学习了。 <div> 9月5号开学,教师是第二外语学院的张金兰老师和邢老师,张老师用自己编写的俄语教材《电视俄语》给我们上课,这套教材当时已经出书,是正规出版物,张老师曾在莫斯科留学两年,邢老师是年轻教师,曾在对越广播电台工作过。</div> <h3 style="text-align: center">《电视俄语》主编张金兰</h3> 我们班开始是11人,全部来自院里各基层单位,讲课进度很快,不久就有一人主动退出了,退出时,他对我说,他了解的情况是,这是一个出国培训班,出国名额是10个人,班里就他学历最低,加上他学习跟不上进度,所以肯定被淘汰的是他。我这才第一次听说,我们这个班是要出国的!那个年代,出国,尤其公派出国是可望不可及、让人嫉妒羡慕恨的事,我不知道我是否有这个幸运,权当小道消息,听而置之吧。<div> 我们学习进度很快,俄语名词的六种变格,动词的六种变位,我们哗啦哗啦就学完了,口语课上,我们练习按人称变位,张口就来,一点都不打喯,难为我们这些成年人象小学生一样齐刷刷地背歌谣般大声背诵,想想摇头晃脑的画面,古人背书也不过这样吧。<br> 俄语字母里有一个卷舌音“р”,我怎么也发不出,邢老师安慰我“发不出就发不出吧,苏联人自己也有很多人发不出这个音,比如列宁”,这下,不光我自己,全班同学都受到极大鼓舞,再也没有人为发不出此音纠结了。</div><div> 老师很满意我们取得的成就,毕业典礼的会上,张老师欣喜地说,“多好啊,从刚来时连字母都不熟悉,到现在能说出基本句子,你们进步太大了”“你们现在去苏联不用做哑巴,基本生活的简单交流没有问题了”。<br></div> <h5 style="text-align: center">国内培训毕业典礼 后面中间的九个人是学员</h5> <p> 其实她太高看我们了,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的第一步,否则,我们就不用出国继续语言深造了。</p><p> 说是脱产学习,但期间单位仍有未了工作不能脱手要时时参加,又赶上评职称,我就革命生产两不误,时不时回室里应付各种事情。转眼到了年底,班里出国的信息越发明朗,甚至开始填表了,但同时室领导也在询问我何时结束培训,计划安排我的下一步工作。她一直对我很好,我不能釜底抽薪,记得当我小心翼翼地告知室领导,我们培训后的下一步院里安排时,她沉默了好一会(看来,她是真不知道有这一步,有点措手不及)。</p><p> 出国日期基本确定,同学互相之间也逐渐熟悉起来,家中老父久病卧床的有之,新婚燕尔的有之,金牌王老五有之,像我这样上有老下有小拖家带口的也有之,我是我们二院班里年龄最大的,也是班里唯一的女性,但也许我们那时都年轻,没人怜香惜玉,没人拿我当老大姐,我也不拿他们当小弟弟,倒是现在,他们见了我开始称兄道弟叫我童姐姐了。</p><p><br></p> 1995年3月9日,我们启程出发。机场候机楼很小,航天部去俄培训共25人,几路汇合,办完手续,所有国际航班的旅客挤在一个小候机室,熙熙攘攘,完全听不见喇叭的通知,眼看飞机起飞的时间到了,怎么我们还坐在远处聊天?我这急性子忍不住去登机口询问,人家瞪大眼睛说,“是你们?”“你们这么多人,喇叭里反复通知好几遍了,你们都没有人听到?”“要不是你们已经托运行李,要不是你们人多是一个集体,我们就丢下你们起飞啦”。<br> 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坐飞机,有点紧张。与我坐在一起的是五院的一位帅哥,人长的高高大大,他从上飞机就更紧张的不行,两手死死抓住椅子扶手双眼紧闭,好一会儿才微微睁眼,问我:“现在到哪儿了?”<br> 我回答:“还没起飞呢”,他白紧张半天了。<br> 旅行中我特别喜欢看窗外风景,不管是飞机还是火车,我都能痴痴地歪着头看上好半天。飞机飞行在前苏联的西伯利亚上空,从空中看贝加尔湖让我兴奋不已,西伯利亚此刻还是冰天雪地,居高临下看见的非黑即白。八小时后,飞机飞临莫斯科上空,此时是莫斯科的晚上,莫斯科的城市轮廓灯火璀璨,我很激动。飞机降落在谢里梅捷沃2号机场。<br> 当时距苏联解体时间刚刚过去几年,新组成的俄罗斯联邦还处于断臂求生的痛苦之中,机场很大,但设备陈旧,路面坑洼不平。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我们看着还是很堂皇很现代化。通关很慢,队伍分成两列,本国人一列,外国人一列。怎么那么慢啊,排了好长时间终于轮到我了,海关姑娘非常漂亮,真的很漂亮,尽管她面容严肃、工作效率奇低,但我还是几分讨好几分卖弄地用我有限的俄语单词由衷地夸她“Какая красивая девушка(多么漂亮的姑娘啊)”,她抬起头微笑了,回答我“Спасибо(谢谢)”。 <h5 style="text-align: center">初来乍到,小伙子们刚在楼下踢完足球,我象不象教练</h5> <h1 style="text-align: center;"><br></h1><h1 style="text-align: center;">(二)</h1> <div style="text-align: left;"> 我们一行三个单位共25人,二院的10人分在了两个学校,我和其他单位共13人分在莫斯科邮电通讯学院(Технически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связи и информатики),地点位于莫斯科城西北,在地铁“октябрьское поле(十月田野)”站的南面。我们还有几个同学分到了“莫斯科航空学院”,离我们还有好几站的地铁路程。我们的班长是部里指定的来自三院的小刘,个子不高,派头不小,开口说话,总爱先拉长声“啊--。。。。。。这个这个啊。。。。。。”到现在我也没有明白为什么是他领导我们,年龄小,工作时间短,也不是党员,更谈不上组织管理能力,总不会领导看他更像领导所以指派他吧。他上来就先给我们一个下马威,分配房间分给自己单独一间,其他男生两人一间,我则和来自三院的女生小徐同住。</div><br> <h5 style="text-align: center;">学校主楼</h5> 我们的学校,(那时译作“莫斯科邮电通讯学院”,现在怕是早就跟风改译成“通讯与信息技术大学”了),1921年建校,走进主楼,我立马有了似曾相识的感觉,与我的母校哈工大的教学楼建筑风格极近,一样的雕梁画栋,一样的粗实厚重,一样的因为暖气管漏气,大厅里的潮气混杂着水汀地面水汀楼梯散发的微微湿热的气味令我倍感亲切。二战期间,学校有几百名师生先后参战牺牲,主楼的光荣墙上刻着他们的名字,看到这面墙,又令我肃然起敬。<div> 上课第一天,教室离宿舍很近,穿过宿舍楼前的小花园就到了。系教研室办公室里,阳光普照,窗台上摆满绿植,丝毫不像我们当时国内的办公室那么冰冷没有生气,我看见了办公桌上的一束鲜花,忍不住又用我有限的俄语知识夸赞道:“Какие красивые цветы(多么漂亮的鲜花啊)”,严格说来,我这句话说的不仅十分应景,而且语法完全正确。教研室女主任听见很满意,对身边人微微点头,咕咕噜噜地说了什么,大意是说“嗨,她说的没错”。<br> 经过主任玛格琳达的简单考核,我们13个人分成了三个小班,考核过程不过是每个人简单自我介绍,她再问一两个问题。我被分到了B班。<br> 我们的教师完全不懂中文,但这不妨碍她们和我们交流,她们用简单的词句甚至肢体动作和我们沟通。主任玛格琳达,高高大大,五十多岁的年纪,当她问到我的俄文名字是“娜达莎”,她笑了,这个名字在俄罗斯应该非常古老和土气,等于中国的“金枝”“玉凤”一类的,估计早就没有人这样起这名儿了。但她说,她女儿也叫“娜达莎”,这令我有点惊讶。<br> 她接着说,她读书时,这里有许多中国人(那应该是中苏友好的五十年代),中国、俄罗斯很友好,后来,<br>她两手向外一挥,赶鸟一样:“Нет(没有了)!”<br> “Почему? я не знаю(为什么?我也不知道)”<br> “Потом(后来)”,她两手握拳相撞,表示关系恶化。<br> “Сейчас(现在)”,她又两手相握,又和好了。<br></div> 我们的德拉扎莉亚是一位矮矮胖胖的老师,戴着厚厚的近视眼镜,也是50多岁的年纪,她教我们时间最长,也特别细心和耐心。我长期以来有个毛病,如果某个音听错了,就一直将错就错,纠正不过来。比如小时候听着唱歌“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多少年来,我听着都是“我吃一个饼,来自老百姓”,而且自圆其说地认为,我们吃的饼就是老百姓种的粮食嘛,直到现在,听到的还是“我吃一个饼”。 <h5 style="text-align: center;">我们的老师,被我们背后称为“大胖”和“小胖”,小胖是德拉扎莉亚</h5> 我们小班共4个人,除玛格琳达外,还有两位教师负责教我们。我们的老师真是好老师,十分耐心,她们不给我们讲语法,估计讲我们也听不懂,于是就是听、说、写。许多口语的大量省略在语法上根本说不通,练习时,我们的语言经常被老师纠正“你说的这句话在语法上是正确的,但俄罗斯人不这么说”。以至最后学习结束,我的语言水平与国内学生的“哑巴外语”恰好相反,我是“说”比“听”好,“听”比“写”好,能说能听不会写。我说话他们都能听懂,但他们的回答就有点麻烦,因为我说一句,他们有十句等着回应我。而且“听”和“说”时少量的语法错误不影响交流,可一旦落笔纸上,一个字母错了都会被揪住。 <h5 style="text-align: center"> 毕业前最后一课,德拉扎莉亚老师和我</h5> 因此在学习中有时某个单词我发音不对,德拉扎莉亚就在我耳边一遍遍反复读这个词,读的我自己都难为情,我到底错在哪儿啦?但德拉扎莉亚始终不模仿我读错的发音,不告诉我哪里错了,她有自己的理论,她说,如果她模仿了错误的发音,正确的我们记不住,但错误的我们马上就会记住并再次模仿,那就更难纠正了。听起来全世界做学生的是不是都很顽皮,学好不易学坏倒是很快。<br> 学习很枯燥,但她们会想办法给学习增添一点乐趣,我们多次玩过一个游戏,老师准备了很多单词的纸条,按单词性质分成几堆,抓到的人要用这几类单词连起来造句,于是,“飞机在公园里跑步”“苍蝇在卫生间里给朋友买电影票”,这样无厘头的句子都出现过,于是全班都很开心。<br> 德拉扎莉亚还从报纸旧书上剪裁豆腐块大小的短诗要我们朗诵,在我看来俄文诗的词汇为了押韵完全无章法可言,所以经常查字典都查不到词意。但这不影响我的朗诵,我每每读出来,都是抑扬顿挫,只要知道大概意思,不要把赞美春天读的哀鸣遍野,不要把人物的忧伤读出欢天喜地就成功了 <h5 style="text-align: center;">德拉扎莉亚送我的生日贺卡,特意注明要生日那天早上打开</h5> 细心的德拉扎莉亚不知如何获知了我们班每个人的生日,每个同学的生日,她都会送上一份贺卡和一封信。记得我那年的生日是一个周末,她提前送给我一个大信封,嘱咐我不要提前打开,当时中国人还不习惯这么隆重的对待自己和他人的生日,我甚至都不记得我的生日已在眼前,她精心制作的贺卡和亲笔信使我非常感动。生日那天,中国学生没有一个人知道,是德拉扎莉亚的祝福和贺卡默默陪伴我度过了这一天。为此,我专门写了一篇作文给德拉扎莉亚看,她认真帮我修改。后来我回国以后,我们还保持了一段时间的通信联系,再后来,就都消失在时间的河流里了。 <h5 style="text-align: center;"> 玛伊雅老师</h5><div style="text-align: center;"><br></div><div> 玛伊雅,也是一个老太太,十分瘦小,脑后扎了一个揝,看上去就是一个普通俄罗斯大妈,但她比德拉扎莉亚活跃,她上课的口头语是拉长音的“Как(那么,这样)”,一天的课程结束时,她爱说“Всё(全部了,结束了)”,但偶尔她又说的是“Ещё(还有)”,借这细微发音差别,忽悠我们一把。<br> 俄罗斯民歌《卡林卡》,就是她上课时教给我们唱的。那时国内风靡一时的俄罗斯方块游戏就是这首曲子配乐。听她教我们唱,我才知道,这首曲子开头那么欢快,接下来变的悠扬舒缓,真不是游戏机作祟,原来花园里的姑娘就是这么能“作”。<br></div> <h5 style="text-align: center">我和老师斯维特兰娜</h5> A班的教师是一男一女两个年轻的老师,男老师长的很帅,典型的俄罗斯人长相,他曾在阿富汗战场当过兵,讲课时喜欢倚坐在桌角上,很受学生欢迎,但他很快就不见了。A班的女老师斯维特兰娜,喜欢穿色彩鲜艳的服装,口红也特别的红,与我们班老师不同,他们爱和班里的学生聊自己的私生活。女老师说,她已经结婚几年了,但没有小孩,因为“不敢养,养一个孩子要花很多钱”,家里有汽车,但很少开,因为“汽油太贵了”。 <h5 style="text-align: center;">我和娜达莉亚老师及其她女儿</h5> 在我们上课的第二学期,新来了一位女教师娜达莉亚,玛格琳达不再教我们了。娜达莉亚很瘦,比前三位教师都年轻,虽然她教学不如其他老师那么有趣,但她爱和我们聊天,弥补了语言练习的空间。她是新调到这所学校的,之前随丈夫带孩子在越南生活多年,她说,她不愿意离开越南回到莫斯科,因为莫斯科太脏了,空气不好。这让我们无意中受到了伤害,在我们看来,莫斯科空气已经很好了,她还不满意,那我们生活在北京的人岂不是长期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娜达莉亚有时会带着女儿来学校,小姑娘和她妈妈一样精瘦。我们结束学习回国前,娜达莉亚请我们去她家做客,我们给她们带去了鲜花做礼物,我还特意另外编制了一个那个年代正流行的花边吊篮送给她女儿。 <h5 style="text-align: center;"> 在娜达莉亚家做客</h5><div style="text-align: center;"><br></div><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 娜达莉亚的家是一套公寓式住房,两三间居室,进的门来是一条横向走廊,没有我们国内常见的客厅,房间的展示柜里是晶莹剔透十分精致的水晶酒具水具。另一个房间门口挡了一块围板,一条大狗在房间里趴着围栏监视着走来走去的我们,这是她家的一员,体积庞大,有点沙皮狗的意思。平日里这家伙来去自由,是我们来了他才暂时被囚禁,他满脸怨气地盯着我们的一举一动。我原来很怕狗,但从俄罗斯回国后,我再也不拍狗了,实在是见多不怪了。</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 厨房是方形,有十平米左右,其实这里就是全家的起居室,一侧是电炉料理台等,在另一端的角落布置了方台和一圈座椅,我们几个人一下午就和薇拉一直坐在厨房,在厨房看她备餐,在厨房一起就餐,在厨房餐后聊天。我们走时娜达莉亚母女打开门送我们,一步都没有迈出大门。后来才知道,与中国送客能走多远走多远不同,这还真是俄罗斯习俗的待客之道。</div></div> 我们的几位老师,有语言学家,还有教文学的,也有教历史的。于是在我们的学习中也不知不觉地被灌输着俄罗斯的历史和文化。我们学习的课文多是俄罗斯的历史,以至我熟悉俄罗斯历史胜过熟悉中国历史,俄罗斯民族历史悠久,但俄罗斯国家历史不长,我最记忆深刻的是,在我们国内看来史诗级的英雄成吉思汗,在他们那里是侵略欺负罗斯国二百多年的外国顶级强盗,成吉思汗曾经两次打到莫斯科,莫斯科被迫进贡长达一百多年,成吉思汗与他们是抹不去的罪恶深仇。这真应了中国的老话“我之蜜糖,彼之砒霜”。<br><div style="text-align: center;"> </div> <h5 style="text-align: center;">两个班随老师去克里姆林宫</h5> 莫斯科城里古迹很多,老师们时不时带我们去各种庄园、城堡、宫殿甚至教堂参观,然后絮絮叨叨地讲解历史,听得我们云里雾里。那时,莫斯科的旅游业还是无政府状态,但依仗老师的带领,让我们去到了之前我们不熟悉也不可能去到的莫斯科的许多无名却又有特色的地方,这成为我们的额外收获。 <h5 style="text-align: center">两个班随老师去库斯科沃庄园</h5> <h5 style="text-align: center">库斯科沃庄园今昔对比 </h5> <h5 style="text-align: center">库斯科沃庄园 宫殿舞厅</h5> <h5><span style="color: inherit;">随老师去卡洛明斯卡娅庄园。这里除中国人、非洲人外还有三个越南人,看得出是谁吗</span></h5><p><br></p> <h5 style="text-align: center;">卡洛明斯卡亚庄园,庄园今昔对比</h5> 我们与教师与教研室不都是一往情深风平浪静,开始上课后不久,我们发现在我们的教室里的最后方,有一块大蒙布盖着一批印刷品,那都是俄语教材,正是适合外国学生使用,但不知为何,我们的教材并不是它。不管那么多,拿回去做课外参考还是很有必要的,很快我们就人手一册,小心翼翼,防止老师发现。时间长了,到底还是被发现了,您觉得教研室会怎么处理?批评?收回?白送?No,都不是,狡猾的教研室!一天,老师们分头宣布:有一个好消息,教研室新进了一批教材,就在你们身后,将要发给你们每个同学,下课后你们自己去拿就可以了,成本费呢,总要有一点的,哇啦哇啦。。。。。。<br> 唉,可怜的我们,小心翼翼东躲西藏,到头来看的还是自己花钱买的书。 <h3 style="text-align: center">这就是我们人手一册的那本书</h3> <h5 style="text-align: center;">来自赤道几内亚的卡修</h5> 我们这些学生中,除中国人外还有越南人、阿拉伯人、日本人、非洲人等,有时教研室也会组织个国际活动,出去旅行是一种,共同联欢是另外一种。有一次是个什么节日,老师把我们几个班组织在一起,类似茶话会。<div> 来自赤道几内亚的黑人小哥卡修跳了非洲舞,他的舞姿很奇怪也很让我们窃笑不已,他的舞蹈总是左手一下右手一下的掏向自己的两胯间,什么意思?生殖崇拜?不明白也不敢问。我们中国人按黄海的提议,集体唱歌,《长江之歌》,可惜歌词都记不熟,三段歌词勉勉强强只唱了一段,小徐独唱了《红梅花儿开》。老师鼓励我们再唱一首吧,看着对面坐的日本学生,不知是谁恶作剧地想到了《大刀进行曲》,这歌词大家都会,我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人家也没得罪我们,规规矩矩的学生仔,我们是不是太不厚道了。但最后不管那些,我们还是冲着日本同学七起八不齐的唱了,边唱边笑,一首很有气概的歌曲被我们唱的笑里藏刀,唱的老师莫名其妙,唱的日本人心里直发毛。老师问我们,这首歌是什么内容?他们回答:这是我们上战场打击敌人时候唱的。----“可你们为什么笑?”----为什么笑?为什么笑,大概大家都觉得这个场合唱这歌,底气不足有点心虚和抱歉吧。</div> 每周一我的老师都会问问我们周末如何度过的,花几分钟聊聊天,记得有一次不知怎么聊到了台湾,她说“福摩萨”,黄海和张建立即警觉,更正她,“那是我们中国的领土,是我们的台湾省”。德拉扎莉亚马上醒悟过来,她从厚厚的眼镜片后面抬起眼睛,为我们的强烈反应吃惊。想必她们多少了解一点中国知识,她又不是台独分子,肯定不愿意成为我们的对立面。 <h5 style="text-align: center">“五一”节期间,俄罗斯共产党组织的游行</h5> 前苏联解体,我们的老师都不能理解,实际生活水平下降更让他们不满。那两年俄罗斯政局动荡,我们这些局外人十分热心,一有空就跑到市中心广场看他们游行辩论,回来我们就在课堂上讨论,请老师解释一些问题。在国家杜马选举中,各党派都大肆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但最后出乎意料的是久加诺夫领导的共产党获胜,获得了22%的选票,第二第三名都在10%左右。我们的老师都声称没有投票给共产党,包括曾有二十多年党龄的主任玛格琳达。据说投票给共产党的都是老年人,但他们不知此时的党已非彼时的党了。 <h5 style="text-align: center;">举着斯大林像参加游行的老苏共党员</h5> 有一天,我无意中从报纸上看到一张照片,照片上登出一个记者的被害,现场触目惊心。我读完新闻又问了问老师及其他人,知道了整件事情的经过。前苏联从东德撤军时,曾处理了一大批剩余物资,包括房地产,这批款项有一部分进入了私人腰包。有记者调查了此事,并在报上登出调查结果及出示了物证,就在他要继续深入下去时,他被炸弹在自己房间里炸得面目全非,当场死亡,这是发生在去年10月的事,今年又有记者再次评论,并在报上指责现任国防部长格拉乔夫,标题是《小偷就应该进监狱,而不是当国防部长》。一场官司之后,记者被判刑一年,在这一年里有32位记者被害,除两人是在车臣战争中伤亡,更多的是被枪杀于自己的住所或其周围,当年的克格勃在国内做这种杀手职业还是绰绰有余的。我对老师说,我读了后很激动,没有想到俄罗斯会有如此厉害的暴力。我们的老师那么爱国,真不知回答什么才合适。 逐渐地我们开始写作文了,给你一篇短文或是故事,看完之后让你用自己的话复述出来,或是你充当里面的某一个角色,以此角色身份讲述出来,还要每周交一篇小作文,题目、内容、长短都自定。我很喜欢这几种方式,我曾经讲述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老师居然全都听懂了。我也先后写过几篇作文,先用俄文写出,再译成中文,老师会认真批改,我再把老师改过的地方记录到我的笔记本里。现选几篇作文翻译如下,<br> 因为是俄译中,看着有点咬舌头的感觉哈:<div> “<i>现在是秋天,很快冬天就要来临了,街上开始变冷,我没有冰箱,我想,多么冷的天气--这是天然冰箱,为什么我不利用它?<br> “昨晚,我决定用纸板做一个纸盒,以此用来保存食品,当我把她做好,我很满意。我做的很结实也很方便。不用担心她会摔落下去和被淋湿。一切都很好!我将她放到窗外,然后,把食品放进去了</i><br> <i>“今天早上,当时我还在睡觉,突然我听到了在窗外有噪声,我立即起床去看那盒子。盒子上站着小鸟们。我完全忘记了,还要防备鸟们。”</i></div><div><i><br></i> 这是来自我自己的真实事件,第一次发觉,鸟的嗅觉如此灵敏,盒子里有香肠,于是,第二天一大早就引来了他们,开始我不担心,以为反正他们也吃不到,谁知很快盒子就被他们叨出了一个洞,后来我不得不重新设计我的“冰箱”。</div> 再来一篇,看图说话,图画来自我们的教材: <h5> 这是我和我的丈夫。昨天,当我们走在街上时,我的丈夫久久地看着一个年轻漂亮时髦的姑娘,因为她穿的衣服十分摩登,她穿戴了皮帽、皮上衣、长裤和靴子。而我,旧围巾、旧大衣、旧裙子,所以连我的丈夫都不想看着我</h5><h5><span style="color: inherit;"> 但是,我不希望他看别的什么人而不看我,当时我立即决定买新衣服。我对丈夫说,我需要自己进商店,希望他在街上等着,然后,我进了服装店。</span></h5><p><br></p> <h5> 在商店里,有许多时髦的服装。开始,我试了一件带皮领的大衣,但是他太长了。然后,我又试了一件,站在镜子前,这件带毛领的大衣对于我很合适,我很喜欢,我买下了这件大衣。然后,又买了皮帽和靴子。</h5><p><br></p> <p>当我从商店里出来,我丈夫十分惊奇,不仅是因为自己的妻子多么漂亮,还因为这需要很多钱!</p><p> 现在,当我们走在街上,年轻的男子和年老的男子都回过头来看我,我丈夫走在我旁边,也只看我一个人。</p> 我还翻译了一首苏联诗人西蒙诺夫的诗《等着我》,至少我自认为,比当时《读者文摘》里同首诗篇翻译的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