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2018年5月18日，我陪同父亲来济南某医院复查治疗。非常时期，处于国内疫情尾声阶段，来省城大医院看病自然受限制很多，心情有点紧张忐忑。人人必须戴口罩，进院要出示身份证，出示电子健康码，测体温，按规定路线鱼贯而入，鱼贯而出。众多门卫保安身着制服，列队严阵以待，手持测温枪，恪守职责，决不放过一个“可疑分子”，似乎抗战电视剧里某些场景，———百姓出城进城要接受严格盘查，要有良民证才能通行。</p><p>进院后，再进病区还要接受检查，找主治医师不得随意进入医生办公室，医生找患者或其家属谈话一般要在楼道谈话，办公室门前拉上红色警戒线，就这样层层把关，严控严管。这一切都能理解，也能配合并遵守。</p><p>但无形中给患者及其家属心理上增加少许沉甸感受。</p> <p>5月18日上午到医院挂上号，办理住院手续待定，听别人说，非常时期，限制床位，所以，办理住院手续就不那么顺畅了，得等，据说，得等有办出院的，才给你办入院，即使办了入院手续，也未必有床位，你只能挂床在外租房子住着，什么时候有床位了护士站再通知你！难啊！焦急啊！得想办法啊！于是乎，我在下午一点半左右就在医生办公室门前等着候着，等着负责给我父亲看病的主任医师来上班，机会终于等来，这位主任医师居然是第一个来上班的，我趁无人之时，跟进办公室递上早已准备好的红包，主任医师客气了一句，我像做贼一样迅速退出门去。到下午四点，终于办理了住院手续，并且有两人间的床位！哎，莫非红包真起了作用？</p><p>答案——那是肯定的了！</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