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叔叔一一田沅

田海雄

记得还是在伯父田汉平反昭雪之后，每年的春节和清明节那天，父亲总要在桌上多摆一双碗筷。我好奇的问父亲这是为何？他语重情长，面带沉重的说这是为你叔叔摆的碗筷。我说怎么我们都没见过叔叔？父亲说叔叔在淮海战役中牺牲了。后来我通过父亲的讲述和查看到的资料我逐步才对叔叔有更多的了解。

奶奶易克勤在30多岁就守寡，一个人坚持带养三个儿子，田汉，田洪，田沅。由于田汉聪明伶俐，刻苦好学，被奶奶的弟弟易象喜欢上了，并且将自己的女儿易漱瑜嫁给田汉，后来又帮助他们到日本去留学。在田汉未去日本之前，曾经在长沙师范读书时，奶奶为照顾他，奶奶带着我父亲从乡下搬到长沙城郊伍家岭，借住一个亲戚家里，靠自己卖茶，洗衣，织布为生，而我父亲每天就在大街小巷卖香烟瓜子扯麻糖，艰苦度日。而叔叔则放在奶奶的娘家，给别人家放牛，下田劳动过日子。后来别人提醒我奶奶要让孩子去读书，如是奶奶就将叔叔送进长沙县塱梨高小读书，他在学校里认识了同班同学廖沫沙，他俩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同窗共枕度过几载。

1922年田汉从日本回到上海，由于夫人易漱瑜生小孩后得病，送回长沙治疗，没想到她病情加重，在老家果园镇逝世，田汉带着悲伤和痛苦带着我父亲返回上海，不久他将母亲及叔叔接到上海，一家人又终于生活在一起了。田汉除在各个大学教书外，还创作不少剧本供学生演出外，还创作了不少革命歌曲。那时田汉是上海一面革命的旗手，而叔叔也在其影响下，在上海他也积极参加各种工人和学校的抗日运动，和廖沫沙等上街游行，贴标语，在一次示威游行中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关押了一年之久，要他供出田汉下落及左翼作家协会活动，都遭到叔叔的拒绝，因此他在牢里受到了残酷的毒打，坐过老虎櫈，受过电刑。身体受到极大的残害。他是由另一个在银行工作的同学雷光烈保外就医而救出来，雷光烈曾告诉我，他接他出狱时，是他去接的，当时叔叔满身是伤，长一身風子，混身发臭，头发很长零乱不堪。到雷光烈家时，他叫叔叔站在坪内，把衣服全部脱掉，然后换上雷光烈的衣服才进屋，再去澡堂全身洗漱一番，然后又带他到理发店去剪头。在他家吃了晚饭后趁天黑才回家与奶奶，哥哥见面。一家人在患难中再次相聚！大家感到无比的幸福和开心！有一天别人介绍一位女演员来家找田汉，她不是别人，她叫"蓝平“，（后来改名江青）她想参加上海文艺的活动，我父亲对她不感兴趣，田汉只好指派叔叔照顾蓝平的活动，白天叔叔带她去参加工人，学生的革命组织活动和演出，也带到百代电影公司去玩，让她认识了史东山，赵丹，司徒慧敏，金焰，廖沫沙等，晚上她就在我家吃饭睡觉。不久，抗日风火雄雄燃起。田汉一家老小又撤回长沙，1938年又和郭沫若来武汉按周恩来副主席的安排参加政治部三厅工作，武汉当时是全中国的抗日大本营，叔叔在抗日战争中决定和音乐家冼星海等人一起奔赴革命圣地延安，他们到延安后，脱去了城市青年的幼稚和理想，直接参入到大生产运动，参加鲁迅艺术学习，参加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他完全脱胎换骨了，成为了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由于他曾去过日本留学，能说一口流利的日语，组织上将他调到敌后训练队工作二年，如何将被浮的日军来为部队工作，训练日本鬼子如何为我军抗战服务。不久又把他调到山东军区武工队，长期与日冦进行八年的抗敌战斗，领导地方游击队与日冦进行面对面的斗争。只到解放战争前夕才调到华北野战军任营长。

在最后的淮海战役时伤病复发，经过多方抢救无效，在即将新中国诞生前夕光荣牺牲，享年45岁，没有结婚，无儿无女，独自一人埋葬在天津烈士陵园内。

在他逝世前，他与母亲和我父亲各写下了封遗书交给田汉，田汉把自己亲爱的弟弟牺牲的消息和遗书深深的埋在心里，直至田汉自己去世也没把这消息告诉母亲。他将遗书和去世的消息只告诉了我父亲，我父亲象保护自己生命一样保存了下来了这封遗书，文革中，红卫兵把我家翻了个底朝天，也没有抄去这封信，原来我父亲把遗书缝在自己的被子里，终于保存下来了，这封遗书至今己有70年了！

1979年四人帮垮台，迎来了田汉的平反昭雪。在开田汉追悼会期间，各新闻媒体，报刊杂志都发表了不少文章，有天我妹妹田伟在“北京晚报”上看到一篇文章，怀念田汉和田沅的往事，他们立即通过报社联系上了文章的作者，他叫"方之中“，任天津警卫区司令，曾经在20年代在上海听过田汉的课，在上海也认识田沅。1980年，我父亲和妹妹田伟前去天津拜访了他，我父亲说田沅牺牲在天津，不知现在埋葬在什么地方？方司令听后说，我会想尽一切力量来寻找，有消息定会告诉你们的。几个月以后，他来信告诉我父亲说坟墓通过一个班的解放军寻找，终于在烈士陵园找到了。墓地前面还立着一块墓碑，上面有陈毅元帅和郭沫若的题字。要我们去赶快前去认领，通过天津民政局和长沙民政局的联系，父亲派我和妹妹田灿前去北京和田申（田汉的儿子）联系，再三个人一道去天津。到天津后当天下午就去拜访了方司令员，他身体健康，说话如雷，他女儿说战争时期炮弹把耳朵炸伤了，所以说话很大一声。第二天方司令叫上几个解放军和我们一道去烈士陵园寻找墓地。在茫茫的一遍墓地里，看到的成百上千的坟堆，头上听到乌鸦的悲哀的叫声，在解放军的帮助下，我们将地底下的尸骨一根一根的捡了上来，然后他们拿去火化，我和哥哥田申两人肩抬着有200来斤重的墓碑，一步一步在高低不平的墓地抬了出来，我们决定将墓碑放至在宽街欧阳予倩家的葡萄树下保存起来。

当我们与方之中将军告别时，他连夜写了一首诗交给我们，表示他对叔叔哀思！我父亲说这次如果没有方将军的帮助，叔叔的骨灰永远也找不到，更不知流落何方？我们真要好好的感谢方司令员。不久，叔叔的骨灰荣归故里，成为了我省烈士陵园的保护对象和宣传资料！

多年来，我一直在寻找叔叔的照片，最终只找到二张合影照，一张是2O年代在南京燕子矶一家人的合影，我父亲说这是他拍摄的，还一张是他武汉拍摄的，也是三兄弟即将分手时的留念，在三兄弟分别的那晚，三人都流下了痛苦的眼泪。除这二张照片外，我再也找不到叔叔第三张照片了。

在我们即将回长沙的前夕，我们又去拜访了廖沫沙，他对田沅的感情真谓情深意长，对年轻时他们经过更是历历在目。他说他与田沅是一对酱油瓶子，是一对难兄难弟，他永世也不会忘记田沅对他关怀和爱护，当天他也写上一首诗要我们带回来长沙，后来我们把他发表在“长沙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