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天里,旧时东北人习惯猫冬,那时的东北真的好冷,你看装备就知道,狗皮帽子、胶皮乌拉、棉手闷子、羊皮袄。看气侯更明显,西北风总是嗷嗷的,总有来自西伯利亚的冷风,“败家”尔湖的寒流。每个冬天都注定银装素裹。但恶劣条件依然无法阻挡孩子们游戏的天性,堆雪人儿,不知太是太文化,还是在我们眼里太无聊,总之,很少。打雪仗也不过就是第一场雪的游戏,更多的都有野性呼唤自然的味道。比如说这里的冬天捕鸟那可比孤单的迅哥儿在百草园里捕鸟热得多了,一群孩子,有时年轻一点儿的大人也参与。在野外,清理出一大片儿空地儿,白茫茫的天地间,这一片黑土特别显眼。在黑土上安装好自己捕鸟的夹子,少的十几盘,多的几十盘,谁的夹子多谁清的地儿也越大。诱饵是谷穗儿上的一小瓣儿,安装好夹子,然后就热热闹闹地去树林或者蒿草丛中去哄鸟了。那时我们这里冬天最多的一种鸟叫铁雀,数量很多,飞起来就是黑压压的一片,似乎也有点傻。遇到空地儿就落,看见谷穗儿就叨,有时因为争食一盘夹子能打俩。所以每次看见鸟落过,奔去时都是满满的收获,拿回家少的烧着吃,多了会用鸟肉和咸菜一起炒,都是现在吃不到的美味。还有套野兔、捕山鸡等,要求能力更高,我们这不是山区,也没有打猎为生的,虽然当时没有资源保护法,但也真的没给大自然造成实质性的伤害。觉得我都有点儿絮叨了,打冰尕儿、滑冰车儿、哧溜滑什么的就不说了。反正那时孩子没几个手上不长村皴、指上没裂痕的。因此我们小时候也用过化妆品,蛤蜊油嘛!冷的厉害大家就在一起“挤香油”:“挤啊挤,挤香油,挤出粑粑换糖球。”挤不过你就在边上冻着,还得承受失败的滋味。这就是游戏的竞争。

  再说游戏中的竞争,其实现在和平年代让人如醉如痴、最有魅力的文化就是体育文化,也就是体育文化展示出的竞争魅力。我们的教育除了应试,很少培养学生良性竞争的意识和能力,一家一户,独自“圈养”的孩子,想要什么、想取得什么胜利,多是用哭闹等无赖的手段获取的,我们的竞争文化真的让人唏嘘。但我童年时光的游戏不是这样,倒很像乡土的、迷你的、儿童版的体育世界。许多游戏都是有竞争的,有竞争的游戏就是有规则的,所有的规则都是必须遵守的,竞争是有输赢的,输要认,耍无赖是可耻的;赢有奖励,更是荣誉。比如说小时候常玩儿的游戏,有扇“啪唧”、弹玻璃球、打尜、踢毽子等的每一项都有完整的方式和游戏规则,想赢需要体力技术智慧,甚至也有一些运气的成分。

以多数人都相对熟悉的踢毽子为例,既不同于现在简单的踢,也不同于单纯地为了耍花样儿,是两者兼顾充满竞争的游戏。有七种形式,连在一起成为一套,不知道谁那么有才,把七组动作编在一起,还用上了重复和顶针的修辞:踢、打、奔儿了、压;压、打、跪、踩、掏。这一种整套动作,竟有了中国文化的韵律感。我不想解释每一种动作了,很麻烦的,尤其是奔儿了,字和音我都不确定,就知道是用脚尖踢毽子。这里可以单项比,也可以成套比全能,可以个人比,也可以结成伙伴儿团队比。输赢条件是先制定,可以赢别的玩具,比如“啪唧”、玻璃球,也可以赢一捧爆米花、一把瓜子儿什么的。重要的事,竞争而来的胜利才是真的胜利。真开心不说,竞争出来的高手在伙伴儿心中是有地位的。现在发达国家的教育有许多这样的竞争游戏文化,而我们只吸纳了不许体罚......

好像有点儿忽略的女孩子,一样好多,好精彩。就说两个女孩子的游戏吧。跳皮筋儿可能是全国流行的,那是几乎接近体操的游戏,皮筋从脚踝、腿弯、腰、腋下、脖颈、一直升到举过头顶,从蹦跳到翻着跟斗,没有足够的身体素质和技术是无法完成的。竞争是残酷的,也是精彩的。

再说一个只有东北和有少数民族特色的游戏,叫欻嘎啦哈。不说传统渊源,而游戏本身也是充满技巧,挑战和竞争。据说更早的时候还是北方游牧民族姑娘的陪嫁品之一呢。

  还有,游戏的吸引力也大大刺激了孩子的想象力创造力和进取精神。那时因为穷几乎所有孩子的所有玩具都是孩子自己或者在家长帮助下自己制作的。“啪唧”自己找材料,自己剪,自己磨;玩弹弓,自己踅摸V型的的树杈、废弃的车内胎自己治;自己用木板制作木制的手枪、用铁丝自行车链条做火柴枪;自己的冰车儿、自己的键子、自己的鸟笼、自己的夹子、自己的风筝......大多都是大人帮助着,孩子们学着,慢慢的孩子们自己都会了。因为你想尽兴、你想拥有的多,你就得自己会做。这方面儿,我的父亲做的不好,我的动手能力也差,除了简单的“啪唧”,我没有一样自己的制作的玩具。但是我也有我的办法,12岁之前,同龄孩子,甚至包含大几岁的是孩子当中,我是唯一看过课外书的人。这得益于我的父亲,他高小毕业,可以读报纸,算是农民堆儿里的文化人儿。他喜欢教我识字,我对十字也有兴趣。所以没上学前,他认识字我都认识了,我不认识的字他也不认识——没有字典。所以七、八岁左右就常常翻看家里仅有的几本儿烂书:没头没尾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还有一本儿若干年之后才知道可能是《东周列国志》,而且还是通俗版本,有一本完整较新的《呐喊》,真的是看不懂,也就算了。记得较深刻的还有一本当时的新书,是写太平天国英王陈玉成的,应该是有形势需要的资料,所以曾国藩是大大的坏蛋。以致现在我对曾国藩还是有点耿耿于怀。虽然嘴上承认他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楷模,但对其做官升官保官的本事还是颇有微词......回到话题上来,就是我用我的文化给我的玩具起名字,让小伙伴儿们吃惊,羡慕,然后换他们的我不能制作的玩具。最突出就是“啪唧”,我们那里那时的“啪唧”是自己用纸壳儿剪的,还有专在沙子上玩的用废弃油毡纸剪的,而且都需要精心磨制了才好用。和网上现在说的那种叠的不一样儿,和后来商店里卖的也不一样,玩的花样更多,技术更高。比如赢不仅仅靠翻,还有“钻”,就是你的“啪唧”顺着缝隙钻到对方“啪唧”的底下,要是你能扇起对方的“啪唧”,翻过来落下后还能压在你的“啪唧”上,这叫“翻钻”,可以赢双份。而“啪唧”起名字的这个文化,15年后在商店里才看见,什么《三国演义》、《水浒传》里的人物,而我那时就是在“啪唧”上自己写。伙伴们也给玩具起名字,大多都是头子、老大、老二什么的,而我的玩具叫不可一世、常胜将军、上将军乐毅、武安君白起......再夸张白唬着给他们讲故事,于是一个有名的“啪唧”换几个没名的“啪唧”,几个有名的“啪唧”,换一个玻璃球儿,几个玻璃球儿换一盘夹子......讲个故事借一回冰车儿、用几天鸟笼等等。总之,我小时候的玩具或是竞争中赢来的,或是用一点伎俩“骗”来的。现在想想没有自己的创造力,还是有些悲哀。人家换给你的东西,都是不好或是淘汰了。比如说夹子,换给你的夹子,你去捕鸟,诱饵被鸟吃了,鸟飞走了,你的夹子才想起翻。大的东西换不来,比如冰车就只能看人家的脸色借......

那时孩子们用游戏的方式创造的快乐生活,绝对是那贫穷岁月里一道亮丽的风景。

  创造力,想象力的实现要通过劳动,为游戏而劳动,或者在劳动中游戏。

小时候儿有些游戏的快乐是用劳动争取的。比如要过年了,男孩子们都喜欢放鞭炮啊,现在的鞭炮是应景儿的,所以动辄都几千响。那时的鞭炮不少是为儿童娱乐的,所以我们都管它叫小鞭儿。一小鞭儿也就50到100个,我们也不能奢侈的这一鞭一鞭地放,那也没意思。我们是一个一个的发,拿着秫秆儿瓤做的火种,走几步放一个,走一家儿放一个,恶作剧,扔到女孩子堆儿一个、扔鸡窝一个......而且时间上年前年后要持续一个月,所以靠大人完全的施舍是做不到的,那我们就得要自己收集骨头破脸盆儿烂胶鞋等破烂儿,猪毛只能供销社收,还有捡粪卖给生产队。卖一次猪毛买一挂鞭炮要走十华里的路。我那时还特别喜欢年画,主要喜欢的是带有故事情节的连环画,像什么董存瑞呀、邱少云呀、草原英雄小姐妹什么的。由此想到那时我最喜欢的东西是小人书。现在想来,记忆最深刻的还真是毛主席的年画和样板戏里那美好的形象。毛主席常常提起,不说了,此时我倒是十分怀念样板戏留下的深刻记忆:李玉和的红灯、洪常青的大刀、杨子荣的马鞭、郭建光的手枪......真都是帅呆了、酷毙了;铁梅的辫子、喜儿的头绳、娘子军的芭蕾、龙江颂的歌声......都是圣洁的美,极至的美。

而父亲是不屑花钱给买这些的。现在想想那真是贫穷惹的祸,九口之家就父亲一个劳动力,父亲的心思全部放在一家人的生计上了,所以你喜欢你就得用自己的劳动去创造。

  说到劳动,我小时候这个贫穷的小村庄,七、八岁到十二、三岁的儿童,基本上是有重要劳动任务的,再大一点儿的孩子,若读书需要去50里以外的地方住宿,那就脱产了,不读书就在生产队里劳动了。所以每家最主要的额外收入养猪——割猪菜喂猪基本上就是娃们的活了。是劳动也是游戏,是游戏也是劳动。一家大的领小的,三、四家就十来个娃,一路叽叽喳喳,笑着闹着蹦着跳着,活也干了。伙伴儿中劳动最厉害的是有傲视别人资格的,同样的时间人家能割更多的菜,同样的时间,你还在忙着,人家已经悠闲地玩儿,或者帮助别人了,这都是令人羡慕的。何况大人还常夸,说人家长大了好说媳妇,或者能找更好的婆家......

想想那贫穷的日子,孩子们各种各样幸福的快乐,让穷日子一样充满着生机,充满了希望。

  我还在想,人的天性都是热爱大自然的;竞争能让世界更精彩更有魅力;这个世界所有实实在在看的见、摸得着的美好,都是创造劳动出来的结果。不是说出来,也不是写出来的。我们那时能自由地走向大自然,是大人们允许的,我们游戏中的竞争创造,包含劳动,那也一定是大人们言传身教的,他们在不经意间给了我们最好的游戏方式和最好的童年教育。

可是可是,但可是,现在我们对孩子游戏的天性有几多正视?我们给孩子报这个班、那个班是以游戏为目的的吗?我们问过孩子们喜欢吗?我们现在游戏中有几多重视规则、实践、竞争、创新、劳动等意识和能力的培养?

把游戏当作玩笑是人性的悲哀,忽略游戏是教育的悲哀。

读过一篇文章,因强烈的反感和惊悚记住了文章的点题句:“人生不是一次考试,而是天天在迎接突击考试。”读完这句话,我就有喘不上气的感觉。活得如此沉重,那人生岂不了无生趣?相反,我更喜欢人生游戏说,产生这样的想法。除了天性之外,是因为看了一本儿叫做《游戏的人》的书,作者赫伊津哈是一个以游戏角度审视人类的人,这个把战争都可以看做游戏的荷兰人,却是一个纯粹的反法西斯战士,而且面对法西斯不屈不挠英勇就义。所以我也觉得游戏的方式是人生最好的生活方式,游戏的态度就是最好的生活态度。

山川载不动太多的悲哀,岁月经不起天天的慷慨;一个人不能承受太多情感上的庄严,一个民族也不能承受太多凝重的历史。否则,那悲哀、那慷慨、那庄严、那凝重,会编织成精神上的樊篱。负重前行固然可敬,但背上不应该有枷锁的重量。抖落精神上的阴霾,卸下名与利的负担,以游戏的方式对待人生,是不是更符合女娲举绳泥以造人的本意?

好像说远了,远就远吧,反正是散文,但愿还有“神”在。回归本意就是那贫穷的日子里,在那一片文化也贫瘠的土地上,我的童年是快乐的、充实的,在与大自然的相亲相爱中,在充满竞争创造的游戏乐趣中,在潜意识里形成的劳动既是生活的过程中。奠定了我们那个时代许多孩子的生活态度和生活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