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灯说话48：人形灯

王军云

        人形灯，也叫人俑灯，我把它们分成两大类。一类是仆俑灯，一类是童子灯。

        仆俑灯的滥觞是“执烛”，也就是在周朝的时候设置的管理和负责执火把的官员，因此，仆俑灯就伴随了整个油灯的发现史。

　　目前，国内考古发现最早的制式油灯是战国时期的，但总体数量有限。就在这有限的发现中，人俑灯就占了五盏。因此“这五座战国铜人形灯出土……表明人俑灯是战国时期最受人们喜爱的装饰灯具。这些人俑多显恭谨，当与当时执灯者身份为侍者有关，在灯具发现阶段，以现实生活中持灯侍者为原形，以艺术手法加以表现是合情合理的、正常的。”（《古灯饰鉴赏与收藏》孔晨 李燕著）这也是为什么我把这类人俑灯叫做“仆俑灯”的缘故。

汉代是青铜灯具发展的巅峰，而“仆俑灯”更是大行其道。其中，最有名的就数“长信宫灯”了，那个低眉顺目、面容姣好的侍女家喻户晓，享誉世界，我在写仿生灯的时候专门介绍过她，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在汉代仆俑灯的队伍当中，有一些特殊的人加入，这就是“胡人”。在古代，有把俘虏沦为奴隶的习惯。有汉一朝，北方以匈奴为代表的少数民族，始终是国家的祸患，为此也培育出了像卫青、霍去病等这样一些抗击匈奴的旷世名将。“胡人”就是对这些少数民族的统称，把他们的形象做成执灯的侍者，日夜为皇家屈膝服务，既表示了对他们的藐视侮辱，又解气解恨。

　　与长信宫灯一起出土于河北满城陵山汉墓的“铜当户灯”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一人单膝跪地，手托灯盘，灯盘上刻铭文“御当户锭一，第燃于。”“当户”是匈奴的官职，显然，这位是匈奴人，而且是匈奴的“公务员”，把他的形象做成执灯的仆役，反映了匈奴与大汉帝国的臣服关系。更有意思的是，北方因为与“胡人”为邻，对胡人有这种征服的心态是在情理之中的，远在天南的广州，人们居然也有这样的心理表达。在广州西汉墓出土了几件陶俑灯，和铜当户灯的造型几乎一样，人物裸体跣足，深目高鼻，张嘴吐舌，身上划毛，是十足的胡人形象。是为了表示与中央政府高度一致，同仇敌忾，还是本来就是中央政府的赏赐？不得而知。

　　瓷灯替代了青铜灯后，很多灯式就此失灭，但人俑灯却被变本加厉地继承下来。直到油灯被电灯取代之前，人俑灯一直倔强地存在着。我收藏了几盏清代的仆俑灯，她们或者是年迈的老仆，或者是风华正茂的侍女丫鬟，一贯还是那种低眉顺眼、小心翼翼、恭谨谦卑的表情，这种表情穿越时空，默默地传承了几千年！

　　而接下来我要说的另外一类人俑灯，却恰恰相反，他们总是笑意盈盈，欢快喜庆，这便是“童子灯”。

在自然经济社会，人，是最重要的资源与生产力，所以，子孙繁茂，人丁兴旺，多子多福，一直是史前各个历史阶段和历朝历代的美好追求，这种追求，表现在各种艺术形式和器物生产中，最直接的就是各种各样的婴戏图、百子图和婴儿造型。

镇江博物馆藏有一只唐代鎏金婴戏图小银瓶，在小瓶的腹部分三组刻画三幅婴戏图——斗百草、胡旋舞、杂剧，据说这是国内发现的最早的“婴戏图”题材。

　　进入宋代以后，童子题材的艺术品就更多了，从皇家器物到民间小玩意儿，各种材质，各种表现方式的童子艺术品比比皆是。比如杨柳青年画代表作“连年有余”的胖娃娃，武强年画代表作的“六子争头”，所有民间年画都有的“百子图”，瓷器上的“四妃十六子”等等。因为宋辽金夏至元明清，北方冲突不断，连年征战，生灵涂炭、土地荒芜、人丁凋落，人口锐减，人们对人口增殖更加渴望。也正因为如此才有明代洪武年间的大移民。

　　我收藏了几盏童子灯，一只童子荷荷灯，两盏童子托举灯。

童子荷荷白釉灯特别俏皮，一个漂亮的小男孩儿，光溜溜的，肩膀上扛着一枚荷叶，仿佛刚刚从池塘里尽兴戏耍而归，而那个肩上的荷叶就被巧妙的做成了灯盏。这是个水乡常见的情景，每每见到他，我就情不自禁地想起自己的童年。我的老家在文安洼，村子的四周全是池塘，炎炎夏日，远远地扑进池塘，是最惬意的享受。

　　两个托举童子灯，就没有荷荷的小朋友这么幸运了，他们被家长捉来举灯，实际是个辛苦的活，可他们正是不知轻重的年龄，就跟干一件很愉快的事情一样，表情愉悦又快活。这种童子灯，有的时候是童男童女一对，头上梳着小髽髻，身上只穿个小兜肚，唯一的区别是：男孩儿兜肚上画兰花，女孩儿兜肚上画梅花。他们脚下踩的是太平鼓，既辟邪又象征平安吉祥！

　　这些童子灯萌萌的憨态可掬，这种灯式，从宋代就有，都是“一个模子刻的”，千百年来代代相传，几无二致，所以，有时很难区分他们的年代。不过，不管什么年代，日日看着他们笑眯眯的，很快活，全不像仆俑灯那么死气沉沉的不情愿！

　　王军云，牧斋主人。喜文乐画好收藏，宅于一室，牧山牧水牧身心。所好皆出本心，每有所获，欣欣然，淘淘然。献于诸君，倘博一笑，幸甚；若得共鸣，幸莫大焉，或曰阿弥陀佛，同道同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