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中情结点滴

彩虹

三、实习知青

    一九六六年六月，史无前例的“文革”开始了。举国上下，一片动荡。校园里没有了琅琅读书声，取而代之的是激昂的口号声，教学楼、学习楼的灰墙壁和柏树上都齐刷刷地挂满了大字报。这突如其来的“运动”，让小小年纪的我们变得无所事事，不是学生斗老师，就是学生斗学生。百无聊赖的我，好不容易熬到该放暑假的日子了，学校通知低年级的同学照常放假，高年级的学长们则留校继续搞文化大革命。

     那时候革命热情高涨，放假之余，彭班长的母亲建议我们到农村去锻炼，我父亲也很支持，于是我和彭放军、牟永芳三人去到我班仅此的农家子女何秀英的家中，开始了一段准上山下乡的实习知青生活。何的家住在龙泉驿界牌公社保安七队，那个年代感觉与成都相距甚远，记得我们是从九眼桥乘班车去的。到了龙泉才见识到川西坝子的辽阔，真可谓一马平川，一望无边。天空是湛蓝湛蓝的，云朵像白莲花般的，地平线的尽头，还能看见白皑皑的山峰，农民说那是雪山。在我有限的记忆里，只知道红军爬雪山过草地的那个雪山，我真的以为那就是“夹金山”。我是个地理盲，现在回想起来，可能是“西岭雪山”的雪山吧？我们在何家住了一个月，其间我父亲还特意来看望我们。他是个喜好走动的人，乃至我后来下乡去冕宁以及再后来的工作单位等等，他都一一“视察”过。

     这是我第一次离开父母到农村，小学时也曾多次参加学校组织的支农活动，但那只是捡捡麦穗、刨刨玉米茬、拔拔野草等小儿科的劳动。这次长住在何家，和她同吃同住同劳动，体味地道的农村生活。依稀记得她家是茅草房，和十几户人家住在一个大院子里，院子中间是一块场坝，那是晚饭后老人和妇女们集结以及孩子们玩耍的地方，更是召开社员大会的场所。茅屋内是一个通铺，很像东北农村那种炕，再多来两个人也能睡下。何父是个敦实的中年人，个子不高，络腮胡，身穿黑色中式袢扣衬衫，腰间拴着一根布腰带，手里拿着半尺长的叶子烟杆，没事的时候喜欢吧嗒两口，一看就是个老实巴交的庄稼汉。

     那时的农村跳蚤成群，蹲在地上便可以清楚地看见密密麻麻的、黑色的、比大头针帽还小的跳蚤不断地往你脚上和身上乱窜。晚上睡觉时，也能清晰地感觉到它们在你脖子上、脸上、手臂上、腿上蹦跶，我被咬得满身都是大大小小的红色疙瘩，奇痒无比。当地人说，跳蚤欺生，可是她们俩就没我被咬得厉害。多少年以后，我才明白个中玄机，跳蚤、蚊子等昆虫的感觉和触觉器官是相当灵敏的，它们能品味出谁老谁嫩，比如，和我先生在一起时，蚊子就咬我；和我女儿在一起时，蚊子就专叮女儿。由于每天和跳蚤为伍，以致后来我不但能辨别出跳蚤的性别，还能分辨出身上的疙瘩是公跳蚤咬的还是母跳蚤咬的。公跳蚤个头小，黑色，还没有大头针帽大，母跳蚤的个头几倍于公跳蚤，金黄色，头、腹、尾以及脚脚爪爪都看得清清楚楚，逮住了一掐满肚子白花花的跳蚤蛋。公跳蚤咬的疙瘩小，母跳蚤咬的疙瘩又红又大又痒，好几天都消不下去。我是我们三个中年龄最小的，理所当然成了跳蚤们哄抢的美味。何秀英是本地人，跳蚤早已经喂家了，根本不咬她。

    七月的农活是薅草，稻秧已经长到齐腰深，大家在田头站成一排，先用耙子把稻田里的野草铲起来，再用脚踩到田里埋起来沤肥，我们也加入到他们的队伍里，依次循序渐进地薅到田的另一头。我后来因为腿上的疙瘩感染化脓了，农民说我遭了“粪毒”，叫我不要下水田了，安排我和一群老弱妇孺在旱田里扯稗子。那是我第一次学着认稗子，自有良莠不分、错杀无辜的时候。后来练就了火眼金睛，一逮一个准，稗子一般都比稻子长得高些，粗壮些，关键是杆部分叉的地方没有毛茸茸的白毛。

     吃过晚饭以后，我们经常在院子里开音乐会，各家各户的老老少少都围坐在我们身旁，我拉小提琴，彭放军和牟永芳吹口琴，好不热闹。有一天，牟永芳用一曲《刘三姐》中的插曲“多谢了！多谢四方众乡亲，我今没有好茶饭哟喂，只有山歌敬亲人，那敬亲人。”和社员们对起了歌，牟永芳是个很阳光的小女孩，头上扎着两条向外弯的羊角辫，笑起来很灿烂，和对歌的小伙子们一起，把晚会推向了高潮。大人们对我们赞不绝口，说城里的孩子就是不同，好能干哦！看得出社员们都很欢迎我们，我们也为能给大家带来快乐而高兴。

     我们还参加了队上基干民兵的活动。有一天晚上，天上下着滂沱大雨，屋外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我们跟着基干民兵排长出去巡逻。排长当年16岁，外号叫“莽猪”，虽说还是一名小小少年，可是显得很老成，额上刻着三根深深的抬头纹，宛若大人般地叼着根烟杆，背很驼，活像一个小老头儿，特别挑水的时候，腰和背弯成了一张弓，平添了几分沧桑。那晚我们四个穿着蓑衣，戴着斗篷，跟着莽猪在队里巡逻，五个人只有一把手电筒，莽猪不时地回转身来为我们照明。经过一片玉米地时，突然一道闪电如同白昼，紧接着响起一声惊天动地的炸雷。我向空中望去，天上现出一个篮球大小的红彤彤的火球，从右至左迅速地滚动着，伴随着隆隆的雷声，俨然一条奔腾的火龙，这奇异的天象景观今生今世只此一回，以后再也没见过。

     那时候一切都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基干民兵晚上巡逻的目的是监视地富反坏右的活动，谨防他们搞破坏。我们走过一家单门独户的瓦房，莽猪介绍说这是一个富农分子的家，他凑过去，把一只眼睛贴在门缝上，向屋内窥视，然后小声地对我们说：“是他婆娘，没干啥，打起光胴胴的。”我也好奇地凑过去，从门缝里看见一个中年妇女背对着门，裸着上身在做家务，我赶忙直起身，移开视线跟着莽猪继续巡逻。

     何秀英有个舅舅住在龙泉山腰上，大约离她家三、四十里山路，有一天何秀英带我们去她舅舅家玩儿，说好要锻炼革命意志，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向何秀英学习，打赤脚上山。可是临到出发的时候，只见她俩坐在小板凳上，低着头、默默地穿上了鞋，我狠狠心，咬咬牙，还是决定打赤脚。殊不知下决心易付诸行动难，那一路不知是怎么熬过来的，起伏绵延的山路是小石子铺成的，硌得脚底板好痛，我一直落在最后。何秀英自然是打赤脚的，她从小就打惯了赤脚，十个脚趾头像小蒲扇一样呈放射状排列，不像我的小脚丫子，中规中矩，上下一致。她一边走一边采撷路边的蒿草，好用来打草鞋，这样她有时会掉队，然后又跑着撵上我们，这一路她应该是最累的，可她显得很轻松。终于到了三面环山的舅舅家，仿佛进入深山老林，绿树成荫，氧气充沛，还能听到婉转的鸟鸣。这条山路就是今年五月和十几个同学开车去山上摘枇杷经过的路，她舅舅家还更高远些。那天在她舅舅家住了一晚，第二天才下山回到她家。已经忘记了我是怎么走回来的，可以想象第二天双脚更是倍受煎熬，只应了那句老话：不见棺材不落泪！

    一个月很快过去了，我们打点行装回成都。依然是那年月出门的标志性装束，一个塑料网兜网着一个洗脸盆和搪瓷漱口盅，肩上背着小提琴和一个行李包，里面装着几件换洗衣裳。到了九眼桥，在九眼桥农贸市场，从小酷爱小动物的我，花1元钱买了一只黄白色的可爱的小花猫，把它装在洗脸盆里，一路端着徒步走回了家。

     接下来发生的事令人黯然泪下。那以后的一个多月，到了打谷子的时节，牟永芳再度去了何家。在割谷子的时候，不慎伤了手指，感染了钩端螺旋体病，医治无效，不幸离世，年仅15岁。她和何秀英都是属兔的，彭放军当时14岁半，我还不足14岁。还记得我和同学们到成都市第一人民医院太平间去和遗体告别，那时一医院的住院部在春熙路的科甲巷，顺着科甲巷住院部的大门一直往里走，右侧就是太平间。太平间的地面下沉了一米左右，光线昏暗，寒气逼人，犹如来到地下室，冷冰冰，阴森森的。牟永芳躺在一个纱窗做的小木箱子里，面容很安详，身上穿着她平时常穿的那件粉红色细格子衬衣，像睡着了一样。可是仔细看，她的鼻孔、嘴角以及衬衣的前胸和领口满是血迹，那是钩端螺旋体病的晚期----肺出血造成的。后来我们又去了牟永芳家看望了她的父母，她哥哥接待了我们，他告诫我们生了病要尽早就医，不能拖延。还说一开始牟永芳自以为是患了感冒、咳嗽，直到后来肺出血，病情已无法逆转。

     那以后又过了几十年，当年的实习知青经历了正式的上山下乡，以及招工、上学、再就业，正值年富力强、踌躇满志的中坚年龄，彭放军又身染重病，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她万念俱灰，拒绝一切治疗，独自一人来到新津附近弥陀村的一个庙宇，与尼姑、居士为伴。尼姑们每天为她诵经祈福，为她悉心治疗。我班一个受她引领皈依的，和她下乡在同一生产队的付丽珠同学一直陪伴她，直到她生命的终结。

    今年五月，我们班同学相邀去何秀英家摘枇杷，不觉想起了那段往事，却再没有了她俩同行。四十九年前，我们同窗共读，携手去乡里，彼此相识，相知，相聚。四十九年后，三个实习知青就剩下我一个，同学阴阳两隔，带给我无尽的怀念。还有那位叫“莽猪”的民兵排长，也于两年前因病去世，同样令我十分感念人生境遇。

     前不久，我读到一本书，书中把人生比作一次旅行。降生人世，我们就坐上了生命列车，人生一世，就好比是一次搭车旅行。我们会遇见无数的旅客，他们之中有我们的父母和兄弟姐妹，有我们的亲朋好友，有我们的同学、同事，还有我们相濡以沫的知心爱人，他们会在某个车站下车，留下我们继续前行。我执著地相信在我们大家都要到达的那个终点站，我们还会相聚。。。。。。

2014.10.6.

今年五月与十几个同学去何秀英家摘枇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