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边防雷达连

彭光成

　　去到潼南县武装部，正好接兵的同志在场，看样子武装部的人已把我的情况介绍给了他们。他们发给我新军装，并表示不要我参加体检了。过了没两天，我和我们县的新战友28人，由接兵的同志率领，乘长途汽车去到绵阳，与绵阳专区部分县（遂宁、蓬溪、圤亭、射洪、中江、三台）的新战友共305人汇合后，乘货运火车经成都南下泸州、隆昌，再转乘大卡车，经贵州毕节、威宁到达云南宣威后，转火车来到昆明巫家坝附近的土桥，开始了为期40天的新兵集训。

新兵分为三个中队，每个中队三个排。我们排长叫孙彬，是个少尉，副排长由一老兵担任。305人的接兵总领导是一位叫李高润的少校，北方人，满脸络腮胡子，大家叫他李政委。还有一位大尉军衔的医生姓王，也是建国前入伍的老革命。我们到达土桥第二天，有几位新战友很早起床，就约着去机场看飞机，被机场警卫人员阻拦后，电话通报到新兵队，看飞机的战友在新兵队受了批评。过了没几天，因身体和家庭复查不合格退回原籍五位，剩下整300人。

新兵训练多以排展开，主要内容是整理内务、走队列、步骑枪射击、投掷手榴弹等、整天翻来覆去就这些项目。我走列队的正步不太好，主要是不稳；投手榴弹因臂力小投不远；射击三种姿势（卧、立、跪）都不错，每次基本是优秀。感到最不舒服的事，是300人同住一个大房子的地铺上，虽然四周通风可以，仍觉得睡觉有股臭味。新军装只发了一套，很久得不到换洗，军衣还可以与衬衣换着洗，裤子就根本没办法，中间只好利用星期天休息把军裤脱掉赶快洗晒，穿一短裤蒙住被子睡觉，等裤子晒干后，跑出去收回穿起来 。40天新兵训练快结束时，大家最盼的是分配去向，一般认为技术兵最好，尤其都想开汽车，最怕分去当炊事员。训练结束前一天，全体集合宣布了新兵分配工作岗位。我们班和另几个班分去学雷达，虽不知道雷达是什么样子，但总感到新鲜。

随后我和被分去学雷达的战友一起从昆明启程，经贵阳上京广铁路到郑州，再转火车朝西，经西安到达西安与宝鸡中间一个叫蔡家坡的车站下车，乘雷达学校派来的大卡车朝北，经约两小时到达目的地——陕西省岐山县雷达操纵学校（也叫雷达34团）。该校新进学员来自全国各地，分三个大队，每个大队三个中队，每个中队三个排，我在一大队二中队二排七班。中队长姓汤，听说是国民党投诚的老兵，上尉军衔，一位姓朱的副连长和一位姓王的副指导员，两位副职是中尉。我们排长姓宋，58年兵，又黑又瘦小，住在我们班宿舍旁。我们班共12人，全是潼南人，在巫家坝训练就是一个班，来军校编为七班。班长郑桂林，是和我高中一个班的同学，也是新林人，我是副班长，还有一个叫李宗平，是高中同年级三班的，他当了团小组长，其余是潼南各校的初中毕业生。

我和团小组长都很支持桂林班长工作，三人商量这半年军校学习，一定争取个先进班，为潼南争光。在校学习相当紧张，开始学理论，有电工基础理论、无线电原理及雷达原理等。每隔一段时间就考试，每一科目结束时总考。教员讲课非常认真，我记得有一位理论课教员，进教室开始讲课到下课，从不拿讲稿，声音洪亮，层次清楚，没一句废话，奇特的是，讲课的最后一句刚落，学校下课号声就响起，大家都为之惊叹。他和学校另两位教员被评为郭兴福式教员，是全校师生在广场上集合时，由主管教学的校领导隆重宣布的。理论课结束，就开始上机操作，雷达面板开关旋钮密密麻麻一大片，从开机到调试要动用不少开关。教员带领一组接一组上机，教操作程序、动作和是否调整到最佳位置等。经反复多次后，也要进行考核。最后，理论课的分和操作课的分加在一起计算出总分和平均分。学校纪律作风要求也是很严的，内务、打扫卫生后检查都戴白手套到处摸。集合走路、跑步要整齐，我们中队这方面太差，问题出在指挥口令上，除连长外，副指导员和副连长都不行，我们排宋排长更差。有两次由他带中队去饭堂吃早点，由于队列不好，被大队长叫带回宿舍前重走，害得我们早餐都没吃饱就赶紧又排队集合去上课。有一次，我不小心上厕所时把腰带掉了，回来两小时后才发现，那两天我找排长反映，向中队领导报告，看有哪位捡到还给我，但始终没消息。我只好硬着头皮去大队部（全大队一个厕所），见到大队长报告了丢失腰带的过程，他一面从旁边一木柜里取出腰带递到我手上，一面说：“保管好，不要当校官（少校以上可以不扎腰带）。”我接过后敬了一个礼，退了出来。事后班里不少人对我说，大队长太凶，排长、中队长可能明知腰带在大队部，也不敢帮你去要。

有一段时间倡导干部代职或下连当兵，学校政委常青来到我们中队代理指导员一个月，他是河北人，38年参军，办公桌玻璃板下还压着他在延安同七八个战友们与毛主席的一张合影，我们感到政委太了不起了。但他在中队对我们每个学员都很亲切，有一次晚饭后，我们去菜地劳动，因为多是四川籍战友，他用电影《抓壮丁》的四川口音说什么王保长、玉子娃的婆娘……，逗得大家都笑起来。后来王副指导员专门给我们交代，对政委要尊重，不要太随便，政委是上校了。他代指导员结束回校不久，便调北京任空军雷达兵部副部长。

我和郑桂林都积极要求进步，向中队党支部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但后来中队领导回答：学校党委明确，因在校时间短，学校一律不发展党员。我们不灰心，在65年五月底毕业时，我们七班被评为中队的四好班，为潼南争了光。毕业后，学校指定我和郑桂林负责，带领全校30多名四川籍战友从进校的原路顺利地返回到昆明，住进了昆明西坝的一个旅馆。两天后，由军务处赵炳彦处长陪同昆指李发应副主任来看望了我们。

65年6月中旬，我经昆指和思茅三十六团两次分配来到了离中缅边界直线距离不足十公里的澜沧雷达五连（后改为一连）。这儿距离昆明800多公里（昆明到思茅498公里，思茅到澜沧320多公里。澜沧县城到连队28公里），坐了五天公共汽车。就这五天汽车路，我就有三点感慨：一是山高路险，有的地段望不到山谷，有人形容说，如果翻了车到山沟，包饺子都可以了。二是百姓太穷，沿途看见的人穿得破烂不堪。每到一地吃饭都有一些要饭的人在边上候着，我看到心里难受，每吃上一顿饭就留下一部分饭菜。第三是进版纳后，就见到穿各式服装的少数民族，感到很稀奇。

澜沧县叫拉祜族自治县，听说解放后从澜沧划出去一个西盟县、一个孟连县，但该县虽人口不多，面积仍然很大，除拉祜族外，还有哈尼族、佤族、傣族、苦聪族等等，但还是汉族人口最多。

我们连队所在地在该县的东岗区旁，离县城28公里。我们雷达操纵员一行7-8人，到连队后被分到两个雷达排，我和3位分到513排，其余分到407排（以雷达命名）。除雷达两个排外，还有无线电班、油机班、警卫班、记录班、炊事班，共计近100人。因为是边防警戒连，两部雷达轮换从不间断开机，内地雷达是单机，基本是待命开机，就是下命令才开机。所以，边防警戒连任务就重多了，人员也相应多了。我们连还有两个重大任务，一是地面敌情复杂，中缅边界蒋残匪号称一个军，随时来捣乱，除破坏地方政权外，就是突出针对我们的雷达连。大概在67年，团里向我们传达过昆指首长的指示，说空军吴法宪司令员（政治局委员）专门给昆指首长打电话，叫要加强澜沧雷达连的对敌防范，蒋残匪破坏的重要目标之一是要把这个雷达炸掉。对此，给我们连配备了一只军犬，这也是所有雷达连的唯一一只军犬。二是我们去到当时的连队是老阵地，还在八公里外修建一个新阵地。常言道，雷达兵是这山望到那山高，其实只说对了一半，除选择山高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反射面。既要山高又要反射面好，因此存在一个雷达试架，再选择阵地问题。待阵地好后，通过雷达开机看探测范围，再决定是否建永久阵地。所以建新阵地是连队一个十分艰巨而紧迫的任务。新建阵地要修路、挖地平、建工作室（半地下）、找水源、盖房子，每天派出二十多人去新阵地劳动，中午送饭，晚饭前才能回来。为此团里专门给我们连配了一台旧卡车（比解放牌小），负责送人接人，到工地送饭、拉木料等等。

我刚去连队时的一段时间，连里情况很差，听说这是全团的后进连队。原因有二：一是该连队（除我们排）是从东北成建制调来的，大部分东北老兵都是超期服役，加之生活不习惯，他们想家、想亲人。他们常说，东北平原多么好，黑土地多肥沃，没想到来到这个穷山沟。他们主要表现是自由散漫，其实我对老兵们还很体谅，认为他们军事技术好，干起正事来不马虎。老兵们最喜欢包饺子，连里几乎每星期要吃一次饺子，各班排自包自煮。我向老兵学包饺子，老兵告诉我，真正技术是擀饺子皮，他们手把手教我擀饺子皮，后来我达到可以供四人包的水平了。老兵们对我很客气，都亲切地叫我小彭。两年左右，这些老兵终于如愿以偿复员回东北了，别看他们平时骂骂咧咧，离队时却依依不舍。二是连里干部不够团结，有的身体有病，严重影响了连队建设。对于这样一个任务特重，现状又差的连队，团党委及时采取了措施，大概在我去后的三个月左右，就换掉了全部三个连干部。

（张政委和我排战友）

新来的指导员叫王祖修，50年代初参军的武汉人，曾先后在两个连队任指导员，这两个连都保持了先进。他是我们连的主心骨，有丰富的政治工作经验，平易近人，以身作则，快40岁的人了，常带病坚持工作。可以说哪有问题有困难，哪里就有指导员的身影。他的爱人从武汉来探亲，带着一个两岁多的小女孩千里迢迢来到边防，看到炊事班忙，她去帮忙摘菜，连队那几天为准备军地联欢，有几个人在排跳舞的节目，她主动指导，很是内行，看上去比指导员起码年轻十岁，夫妻俩恩爱有加。夫人刚来时，连长和副连长都叫指导员晚上不要查岗了，指导员坚决不同意，我当时在场，连长为此事已向指导员发火了，指导员也未被劝动。从那以后，指导员没耽误一个晚上查岗。当时连队晚上有四个固定的哨位，一个流动哨，这个流动哨就由连里几个干部，包括排长、电台台长负责，每人每晚起码也要两个小时，这个流动哨的人就是查岗的干部。

新来的连长叫赵兴年，河北人，55年参军，是团里技术处的老技师。连长话少，但说一不二，有较强的管理能力，有些战士怕他。30出头了还未结婚，背后我们都说连长是个老光棍。他爱打篮球，常看见他晚饭后抱着一个篮球到球场上召唤人，他本来皮肤就黑，穿着个白背心、白球鞋，更显得黑白分明。在球场上连长话多了，久违的笑声出现了。

　　我刚到连队时，看到状况不好，自己也想干几年就回去了，这就是当时的所谓“活思想”。后来连干部换了，连队气氛很快好了，我也随之改变。有一件事和三个人触动了我。一件事是吃忆苦饭，我在连队时吃过两次忆苦饭，也发过言，因为在旧社会时间短，我记不起事，但忆苦时我流过泪。讲到一个贫农出身的孩子能读到高中毕业，泪水就止不住了，我初中开始读住宿，六年里得到不少助学金，我要感谢共产党，我的眼泪一半是感恩党而流的，一半是为我勤劳善良的母亲而流的。三个人，一个是王指导员，他对我的影响很大。特别值得提的是指导员在部队一直很优秀，但职务就是上不去，听说原因是他家庭成份高一点。在那个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明眼人都明白为什么，但指导员明知“进步”不了，仍显得那样坦然。那样对党对军队的忠诚令我难忘。第二个是我的一个战友杨昌培，我们同是一起参军，他分在另一个雷达排，因为业务技术稍弱，更主要是炊事班需要骨干，就把他调去了炊事班。他既当炊事员，又当司务员，司务长的工作他也做，一直勤勤恳恳任劳任怨，被评为团里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他和另一连的谢发明一道，到团里各连宣讲他的事迹。我至今还记得他在事迹报告里的一句话：“开始调到炊事班想不通，觉得是高射炮打蚊子。”第三个是炊事班杨班长，59年安徽兵。我认识杨班长的几年里，他除了干活还是干活，总没见他休息过。他文化低，话不多，凡是来自各方面对伙食的意见，他都虚心接受，从没有听到反驳和解释过，真是名副其实的老黄牛。67年，已超期服役的他被批准复员了。我那天早上因为上早班，和班里接班的几个战友提前去饭堂吃早点，看着杨班长还在为我们做饭，就问他：“你今天不退伍吗？”（我以为有变化），他回答：“我叫他们多休息一下，不要早起了，我再做最后一顿饭，今后想给大家做饭也做不成了。”听了这个话，我鼻子发酸，连祝一路平安的话都说不出来了，吃了几口饭，泪水一直流到进了雷达工作室。

　　我在连队的四年里，感受到苦的几个方面：一是战备任务重。上机时要全神贯注，我们当时面对美国侵略越南，空战不少，但主要还是防止U—2和无人侦察机入侵。特别要警惕B52轰炸机。操纵员训练后来都由我们自己负责，难度也是很大的。上机时新老搭配，出问题老的要负责。二是夜间不上机就站岗，时间都很长，正常休息得不到保障，特别是后半夜起来非常难受。我从起床到工作室，30多米的路都不想睁眼睛，曾在小道上踩过两次蛇。三是防备地面敌人来炸雷达，夜间站岗也不能放松。那几年连里夜间曾出现三次放枪，一次是枪走火，第二次是发现树林有动静，一位哨兵开枪打伤在树林行走的老母猪，第三次是一个新兵因为紧张，看见一棵向日葵随风摆动，以为是敌人来了，一梭子弹打了出去，全连起来，闹了笑话。有时团里或地方民兵通报了敌情，我们带着军犬去埋伏到大半夜也没收获。四是吃水用水困难。我们自挖水井在半山腰，离营房可能快200米，全靠挑水上山，每天安排人给厨房挑水。各班排洗漱用水轮流去挑，都有一个洗脸的架子，洗衣服和洗澡都到水井的下边。五是文体生活单调，连里除了一个篮球场外，还有一个乒乓球室。我们排有两三个战友分别会拉二胡、吹笛子，休息时也吹一吹。每逢“八一”或春节，县区会派人来慰问，场面还是挺热闹的，我最记得的就是多次演过“阿佤人民唱新歌”的舞蹈。最高水平的演出是65年下半年，空政文工团下到我们连的慰问演出，他们来的当天开了一个座谈会，随后演出歌舞。我最记得的是舞蹈“洗衣歌”。演出结束后，他们开始做好事，打扫卫生、到各班排找衣服洗......。连队开会或吃饭前，要列队唱歌，除唱军歌外，那时时兴的是毛主席语录歌，全连毛主席语录歌基本都是我教会的，我声音不洪亮，但自觉识谱还可以，矮子里面出“高人”嘛。我尽量让大家活跃起来。比如，有一个星期天下午休息，我看到战友们没精打采的样子，就去找到军犬员小吴，请他把军犬领出来和我们玩一玩儿。他想了想告诉我，把你们排的胶鞋都拿到球场上来，然后叫大家扔到各个角落，有的放到了营房后看不见的地方。他指挥军犬将这近20双鞋一只只用嘴衔了回来，在球场中央排列得整整齐齐，每人的两只鞋尖与鞋跟相互对应，没有一只是放错的。重新打乱后，又来一次，军犬如同紧急集合一样，又迅速地完成一遍。这个表演吸引了全连不少战友围观，不少人惊呼，军犬嗅觉太灵了！

　　在艰苦的岁月里，我也有乐趣。感到几个方面：一是连队所在位置气候好，景色宜人。夏天不太热，冬天最冷也在零上五到六度。山高但海拔低，特别是雨季，一些云彩在山间飘来飘去，像是一朵朵棉花，有时又把座座山围起来，冒出一个个明朗清爽的山峰，真是“一览众山小”，美极了。二是连队团结友爱的气氛。互相关爱帮助，小到互相洗衣服、洗澡互相搓背，大到病了互相顶上班、做病号饭，困难危险任务争着上等等。大家相处随便，自然就不说什么“请”和“感谢”的话。部分同志还有外号，开玩笑时喊一下也是乐趣。如我们排长颜绍明，61年湖南兵，外号颜排骨；班长周正春，61年湖南兵，个子瘦小，能写会画，外号大个子；电台台长李树双，63年辽宁兵，聪明伶俐，外号李双双......。好像上上下下都没有说假话、耍心眼的。三是军民关系特别好，我们不远的地方是回隆乡，叫大回隆，还有一个小回隆，实际上是两个大村子合为一个乡。我们每到播种和收割季节都要参加助民劳动，过节时要去村里做好事，主要是挑水、打扫卫生、理发等，我那时就学会了理发。我们平时一到村里，老百姓都把我们当贵宾对待，请我们到家里喝茶，吃饭时给我们敬酒。无论乡政府或老百姓个人来连里卖猪、卖鱼、卖鸡或水果，我们都不会讲价，因为他们给我们的价很低，讲价也不利于团结。我仅举一例，我67年底当排长，有一个月发了工资，排里一战友对我说：“排长都发钱了，你有什么表示？”我说给三块钱，你们去两个人到村里买香蕉。结果去了一个河南、一个陕西的战友，两人挑回香蕉时满头大汗，香蕉埋在菜地旁，我们全排十九人足足吃了半个月。四是过年过节很热闹。除地方来军民联欢外，就是连里的聚餐，杀猪、杀鸡、杀羊，大家动手热闹又兴奋，那时我们每月大概要买三头猪来杀，我也学着杀过一头猪，猪血喷了我一身。我们有一次杀了很多鸡，煮熟后，两人分一只吃，吃不完第二天接着吃。连队伙食很好，油水大大的。每天只有0.625元的伙食费，但物价便宜，加上自己种了不少蔬菜，伙食费没出现过超支的。我们刚搬来新阵地时，一块比较平坦的坡地上满是杂草，但土质不错，要除掉杂草变成菜地太费力，我就想了一个办法，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点火烧，烧的灰还可以做肥料，当时一把大火红彤彤，我不禁想起“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著名诗句。

　　到连队大概三个月，我当了班长，66年3月10日入了党。到67年我们排长因固定在东岗区支左，我负责了全排工作，年底正式当了排长。68年在连党支部的正确领导和全排战友努力下，我作为先进排的代表出席了昆指召开的学习毛著积极分子代表大会。68年底，我们排三个班被评为先进班。这里有一个小插曲，军人大会全票通过三个班为先进班，报到团里后，团政治处给指导员打电话说：513排评得太多了，要拿掉一个班。当时正在开支委会，指导员把电话内容讲完后，征求我的意见。我说，随便拿掉哪个班都可以，我负责做工作。连长说，下午就开军人大会了，把团首长的意见在军人大会上讲一下，再举一次手，举手少的那个班就拿掉。大家赞同连长意见。可是军人大会上，指导员已经讲明了团首长的指示，全连战友对我们排三个班还是全票通过，当时我非常激动，激动的不是多一个班少一个班的荣誉问题，而是战友们对我们和我个人的认可。当晚我好久未能入睡，我感到自己并没做过什么了不起的事，作为个人要做个总结的话，就十二个字：“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事。”

　　我们排的战友来自全国各地。贵州：吴光禄（63年3月）；武汉：华永成（64年9月）；河南：张二旺、孟金选（66年3月）；湖南：刘志清（66年3月）；四川：彭光成、勾成满、刘国宝、王太忠（64年9月）；安徽：汪立群（65年1月）；上海：范永海、秦秀福、陈志鹏、周德胜（68年3月）；陕西：张忙得、张米仓、董兴凯、董明朝（68年3月）。全排三个班，每个班两个战勤组。上机时只一个战勤组，多数时间是包括训练，就全班上，因为训练室就在雷达工作室旁。作为一个雷达排这么多人，在全部雷达团也是不多的，因为是边防警戒雷达，加之地面敌情复杂。

　　我认为我们能评为先进，除连党支部、连首长正确领导和全排战友努力外，我这个当排长的自然起着一定作用，我给自己的定位就是四个字：当好仆人。这个定位一直贯穿了我的整个人生。

　　当时是号召学习“老三篇”，在全党、全国、全军的热潮一浪高过一浪。我们营的朱教导员带头在我连军人大会上一字不差地背完“老三篇”。后来的场合，指导员也背，我们当排长、电台台长的也得背。当时“天天读”一个小时，基本都是学“老三篇”。那些日子里，我反复思考，张思德、白求恩、愚公的精神集中起来就是为人民服务，我们是服务者，那就是仆人，服务对象是人民。要做好服务，应像白求恩一样做纯粹的人，应像愚公一样不怕艰难险阻，这种精神支撑并鼓励着我。我当排长的命令一宣布，排里几个战友议论着马上要去连部给我搬干部床，被我制止。我排全体住在一个长条的钢架房里，两排很整齐，中间一过道。我身体瘦小，与大家同睡床板也很舒服，为什么要换一个宽一些的床而拉开距离呢？为了把全排工作做好，我首先做到了起好模范带头作用，无论战备值班、严格的作风纪律、规章制度遵守或生产劳动的参与，我处处带头。和战友散步，发现机油班的战友推大油桶太费力，马上上去助一把力；炊事班太忙了，我帮忙去劈柴、洗菜……。实践证明，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我把自己当仆人、当普通一兵，排里的战友也就跟上来了。比如，洗漱用水要到半山腰去挑，每个班排都搭了一个洗脸脚用的架子，另配有两只水桶和一个扁担。我看见水快没了，就主动去挑水，大家也就争着去，在用水上，排里就没有专门轮流安排的，争着挑水习以为常。

　　对于思想教育和管理工作，我始终认为思想教育最重要，思想领先了，团结的氛围就有了，严格的纪律和规章制度也能自觉遵守，管理也自然上去了。对规章制度，大到三大条令，下到团、营、连的各项规定都够多了，我不再搞繁琐或层层加码，比如连队规定外出时必须两人以上，我绝不会搞成必须三人以上等等。对于思想政治工作，范围内容广，方式很多，比如集体政治学习、连里点名、班排开会、文化娱乐、看报纸听广播等等。我们原有一位老教导员叫周景友，是辽宁人，45年参加革命。我们在劳动休息时，请他讲战斗故事，他文化不高，但讲话层次清楚，每次讲他参加过的塔山阻击战都很生动细致，他参加了此战役，立过大功，我们都深受教育，这也是思想政治工作的一部分，会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我在排里注意思想政治工作，但全排集体学习或开会，我不爱讲大道理，常用一些事例来说明大道理，也简短，大家容易接受。我作为排里的头，注意身教重于言传。我喜欢个别交谈，这样更具针对性，也便于掌握一个度，战友们也易于接受。比如几位陕西战友，朴实、能吃苦，但自尊心强一些，讲他们缺点或弱点时，只需点一下就行了。几位上海战友，聪明，学雷达也快，但体力劳动很弱，他们种菜时必须有农村战友帮带，他们接受批评不错，我批评他们就“狠”一些。

　　67年临近老兵退伍期，指导员要我考虑一下排里走的人员。当时，吴光禄63年初入伍，我找他个别征求意见时，他向我提出希望再延长一年，争取入党，复员后工作好安排，未婚妻才不会断掉。我心里装住这件事，同意了延长他一年退伍。为了他达到入党条件，起码讨论他入党时大家能举手通过这一目的，我很用心。吴工作态度是好的，会一些木工活，经常为连里、排里修修补补，做了不少事。但这位老兵毛病不少，特别是虚荣性极强，哪个当班长了他没当上不高兴，做了好事也爱显露自己。我为了帮他克服弱点，在那一年里想尽了办法。如他做了好事，我在排里故意不表扬他，他争强好胜，我故意扫他的风头，他不知多少次当众或个别与我发生争执，有时气得手发抖。一个夜里我已睡着，指导员来我们排把我推醒后说：“吴光禄对你意见很大，认为你整他，现在还在连部坐着，我也难谈通。”我起床去连部，对他没有一点安慰，反而继续批评他，我想的是如果我退让，他的毛病难改，是对他不利呀。批完他后，叫他跟我回去睡觉，下半夜还要上机，他随后跟我回到了宿舍。我就这样长期磨着他，让他难过吧，我为他好，可我的目的能对谁说呀？更不能对他本人说，否则就成演戏了。过了近一年，由于他进步很大，党支部通过了他的入党申请，作为他的入党介绍人，我高兴，他更高兴。他退伍的前一晚，约我谈了很长时间，说了很多感谢我的话，最后说到：“排长，前些天有人告诉我，是你为了我入党费尽了心，我这才明白过来，以前是我错怪你了，太对不起你了。”我回答他：“没什么错怪的，顺利回家，抓紧结婚，早点生个胖娃娃吧。”他笑了。

　　上海68年入伍的一个战友叫周德胜，是个独子，他在排里年龄最小，家庭环境较好，他入伍初期的一段时间，由于部队管得紧，他不习惯，感到很受约束。我把他当小弟弟一样，经常把他带在身边，我怎么做也要求他怎么做，他洗了被子，晒干装进后，被子头我给他缝，时间一长，他自我约束力就强了。他父母对他比较宠爱，经常给他寄些小礼品来，如毛主席像章、针线包、糖果等，每次寄都是双份，其中一份必定送给我，我也很感慨。

　　 69年三月，我请假回老家探亲。入伍以来，我早到了探亲年限，但因工作太忙，加之想多攒一点钱，就拖了下来。这次回去，除了看望久别的母亲、弟妹外，还有两个具体任务：一是家里房子（茅草房）快倒了，我要回去买木料盖房子；二是重庆的三妈给我介绍了个对象，早就叫她女儿（我妹妹）写信来，要我去见个面。

　　我离开连队到达思茅团里后，组织股和保卫股两位负责同志要求我出趟差再回家。任务是把陕西68年刚入伍的三位新兵送回原籍武装部，一位是有点反动言论，一位是家庭条件不合格，还有一位是患夜游症。他们两位把具体情况介绍后，向我提出了注意事项，同时问我是否需要带手枪，我说枪肯定是不带，带在路上只有坏处。与三位新战友见面后，我们四人坐着长途公共汽车前往昆明，就在去昆明的途中，我患了感冒还发烧，到昆做简单治疗处理后，我们登上了从昆明至重庆的火车。可在贵阳转车后，到买饭时我才发现外衣口袋里的粮票和钱被偷了，数量不大，但关键是把从昆明寄至宝鸡的行李单子丢了，失去了取行李的凭证。我仔细回想，在去贵阳的火车上，有一个30多岁的男子没有坐票，就在我座位边上挤，因为我人瘦，就靠紧新战友让出点座位给他挤着坐下，我因生病有些迷糊，应该是那时下的手。从贵阳上车后，那个人不见了踪影，肯定是他干的。没有任何挽救的办法，只能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继续前行。到达重庆站后，我把三位战友安排坐在一起，叫他们哪里也不能去，只等我回来。在此短暂时刻，我马上先去买好了两小时后重庆至北京的20次特快列车票，接着跑到一个标明广播室的房间，说明了丢失行李的情况，请广播员马上给宝鸡站行李房的同志打个电话告知情况及我们的车次和时间。我听她在电话里讲：“有四位解放军同志从昆明寄出发往宝鸡的行李手续被盗，今天乘20次从重庆到北京的特快列车很快就要出发，请到时取行李给予方便。”此时我的心才放下一些，回去告诉三位战友车次和上车时间后，迅速去见了我三妈，见到了她和妹妹带来与我见面的对象，得知女方叫梁伟，是重庆机器制造学校的应届中专毕业生。与她们交谈了十来分钟后，我们四位登上了去北京的列车。

第二天一大早，列车到达我们的目的地宝鸡站。去到行李房间，房门紧闭，我迫不及待地敲门说明情况，只听一女同志在房里回答：“你们的行李到了，过15分钟来取。”等到打开房间时，那位女同志立即把所有的行李交给了我们，并再三问齐全了没有？我表示了诚挚的谢意，这颗悬着的心终于落了地。随后我们找到离公共汽车站最近的旅店住了下来，我对三位战友说：“你们的家分别在三个县，我只能送走一位再回来送一位，这样算下来，没有特殊情况我得花六天时间，你们一定要听我招呼，不能乱走，因涉及手续及你们的户口问题，找不到你们就办不了手续，同时希望你们注意安全。”我留足他们的伙食费，他们都表示了配合的态度。我第一位送的是凤翔县的，最后一位送走太白县的。到太白县那天很冷，山上堆积着不少雪，这是一个人烟稀少的山区。我去到县武装部，住在部里一个招待所，床位很少，房间设施很差。部长亲自给我生火取暖，他看上去是一个很朴实的人，不停地说：“对不起，我们的条件太差了。”我说你不用客气，我是一个农村人，吃苦习惯了。第二天，从太白回宝鸡的路上，公共汽车中途停下来休息时，一股风吹来，一个渣子进了我的右眼，我睁不开眼直流泪，揉来揉去都解决不了问题。这时听到身后一位中年女同志的声音：“解放军同志，你怎么啦？”我回答后，她说：“让我给你看看。”她让我坐在车里的椅子上，一面给我检查一面说：“你放心，我是医生。”她掏出手绢小心擦拭，却怎么也弄不出来，反而让我更疼得眼泪直流，怕弄伤我，她停了一下，把我眼皮撑开翻起，用舌尖把那片渣子舔了出来。在场围观的几位乘客都为之感动，鼓起了掌来，那一刻，我非常激动，医者仁心啊，为了一个陌生人不受伤害，做出这么温暖又勇敢的举动。我连说几声：“谢谢。”她也连声回答：“不用谢，不用谢。”我联想起重庆站的广播员和宝鸡站行李房的同志，不禁感叹，天下还是好人多啊！

我完成移交任务后一身轻松，感冒也快好了。在宝鸡呆了一天，看见满大街红红绿绿贴满标语，有的街面还拉上横幅，不少人在一起跳忠字舞，一片热闹景象，他们在庆祝党的九大胜利闭幕。当天下午我乘火车从宝鸡抵达绵阳，第二天早上从绵阳乘长途汽车翻山越岭，下午到达双江。我的小弟光和来接我，挑着行李渡过涪江回到了我离别近五年的家乡，感到家乡的空气是那样的甜美和新鲜，家乡的一草一木是那样的温馨。彭家院的男女老少知道我回来都沸腾了，来看我的人一波又一波，不停地问这问那，完全像办酒席一样。我叫弟妹们给他们发从昆明带回的糖果、香烟，母亲高兴得合不上嘴，只有我五叔说：“我怎么看光成晒黑了，人也瘦了，是不是云南太阳光太强了？”

家里的茅草房太旧了，还在不断倾斜，连大门都难关上了，再这样下去会很危险的。经打听，重新建房其他材料花钱不多，我们家乡的竹子很多，瓦片生产队就有，关键是缺木料，我们那里的木料多数是川西产的，通过水路运来（就是把多根木头绑在一起，由人掌握，用流水冲力运送）。常年来国家木料指标控制很紧，而黑市木料根本买不起。据说只有区、县才有权批木料供应，当时我们双江区的军管会主任姓袁，是五十四军驻双江部队的一位指导员，区里一切权限都归他。此人霸道，脾气很坏，全区上下都知道他的外号叫“原子弹”，我明白我们家修房子的木料只能找这位“原子弹”了。回到家的第三天，我去双江区政府见到了他，我还没说几句，他就说要马上去开会。我只好中午在街上随便吃点东西，等着下午上班再找他。见到他进办公室后，我跟了上去，很客气地对他说：“袁主任，我是新林人，参军后一直在云南国界上守边防，现在是一名边防排长。我已经离开家快五年了，这次回来探亲的主要任务是给家里修房子，家里房子已经快倒了。今天来向你反映，是请求你批点木料，我家很穷，弟妹年小，我当排长一年多来积累了点钱，就是为了修房子，虽然不够，但其他的我另想办法，只有木料无论如何请你开个恩。你军龄肯定比我长，现在掌着一个区的大权，但我们都是当兵的，解决这个困难只能靠你了，你如果不信，可以派人随我去调查。”随后我拿出团里开具的请地方政府给予建房关照的证明。没等他开口，我就先讲了这么一大堆。他听完后从头到脚看我一遍，又问了一下边防的情况，可能要核实一下我是否是边防军人吧，然后又强调了木料指标太少的问题。看他脑子很好用，对我态度还好，我接着半开玩笑对他说：“袁主任，要是换着你是云南人，我在云南坐你现在的位置，你从四川来找我，我肯定会帮你一把。”他大声笑了起来，又聊了几句，他大笔一挥批给我了近两立方米木料，我高兴极了，告诉他：“我哪天来双江请你吃饭，再见！”回到家后，彭家院的人知道了这事儿都夸我办了一件大事。两天后，我办好了买木料的手续，并付完款，之后由我五叔组织了十几个壮劳力，从涪江边上把木料抬回了我家。剩余修房子的事，只好由五叔牵头，母亲和弟妹们一起处理了。因为十多天的假期，我还要会会同学、熟人，同时办一些别的事。

彭家院的父老乡亲见我回来都非常热情，很多家邀请我去吃饭，只有15天假期，轮流吃饭排队也排不过来。我感到很为难，不去吧，怕说瞧不起人家，因为有的邀请时就说叫我不要嫌弃；去吧，太麻烦，增加别人负担，那时的生活虽然比困难的59-60年有很大改变，但毕竟还是很穷，而我们那里请客吃饭起码要弄十个菜，少不了鸡鸭鱼肉，这些都得用钱买呀！再说，我自己从来是不太讲究吃的人，可能是穷惯了。我母亲知道我爱吃的，一是烟熏肉，我们家乡叫腊肉，特别香；二是豆腐；三是泡菜。家里煮上一锅红薯稀饭，里面放点儿青叶子白菜，一盘泡菜，一盘豆腐，我是最喜欢的了。

我为家里买好盖新房的木料，心就放下了。随后那些天，彭家院里的每家我都争取去坐一会儿，摆摆龙门阵，同时诚心地谢绝掉不少吃饭的邀请。彭家几百号人，长辈或哥姐都叫我光成，弟妹们都叫我光成哥，下一辈都叫我光成叔，从来不带“彭”字，这也使我感到特别亲切。我妹妹对我说：“哥哥，我看好多从外面回来的人，大家也没像对你这样热情。”我想可能是原来在家时，我对大家尊重，也爱做好事的原因吧。

在一位伯父家吃饭时，我去得比较早，看见他们把一只正生蛋的母鸡抓来杀，我说太可惜了，不要杀了，同时去抢着想放掉，他家几人上来阻拦，说：“光成，你几年才回一次家，杀个鸡算啥，以后又养吧。”还有一天在一个叔叔家吃饭，见他儿子（我称弟弟）从河里捕鱼回来，两只光脚丫冻得发红，我吃着这些饭，心里很难受。

    又一次早饭后，五叔来到我家，对母亲和我说：“我买了一只乌龟，要炖一天，光成晚上哪里也不要去，就来我家吃乌龟，补一补身体。”五叔喊我当然不能推辞了，晚饭前我来到他家，见他还在往灶里加柴禾，他把一个大锅盖揭开，让我先看一下这只乌龟。为我能吃上这只乌龟，他足足煮了一整天，劳动也没去参加。不一会停火了，他双手端上一盆带汤乌龟放在桌上让我吃，我劝他一起吃，但怎么也劝不动，我问起五娘，他说她带着小孩出去了，我明白是故意回避。他劝我认真吃，说到部队去也要有好身体，我吃着乌龟，鼻子一阵阵发酸。

    五叔是一个体格健壮、性格直爽、说话也随便的人，他对农村劳动样样在行。旧社会，他在彭家院地主家（仅有一户地主）当长工，长年和几位长工一起负责榨油。他劳动的地点叫做油坊，和地主的住宅连在一起。油坊很宽敞，房顶盖着瓦，墙壁是砖泥混合，房里安装着三套榨油设备，还有几口大锅做煎炒原料用。他们主要榨菜籽油，少量花生油，一进油坊，一股香味扑鼻而来。通过榨油，五叔练就了一副好身体。解放后，他被划为雇农，三十岁了仍是单身，后经人介绍，与本院一位叫永达叔的已去世教书先生的遗孀结合组成了家庭，生有一男一女，加五娘前面两个女儿共四个都是我的弟妹。我这次回家送给五叔一双部队发的胶鞋，让他劳动时穿，他高兴极了。几年后，我听弟妹说起，五叔穿着这双胶鞋到处炫耀：“光成给我这双鞋太好了，又合脚又耐穿。”

    利用这次短暂探家的机会，我拜访了几位小学、初中同学，其中一位就是那位家里养着一条嘴巴又黑、相当凶狠的大黄狗的同学，他叫刘国康，当了一名小学校长。我们叙旧的同时，我又问起那条凶狗来，他一一作答，使得我俩都笑了。

    临近假期满的前两天，我告别了母亲、弟妹和父老乡亲，乘长途汽车经130多公里去到重庆三妈家。她约来了那位梁同志，因不熟悉，我们没有更多的话，也不好意思互相多问。第二天，她的父母约我上他们家吃了一顿中午饭，我才知道她是独生女，父母年纪大一些，但精神很好。在他们家呆了大概三个多小时，两位老人都满是笑容，看样子对我很满意。两天后，我又告别了三妈和她女儿，还有这位梁同志，几天后顺利回到了澜沧连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