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忘初心 艰苦创业

二明

　　昨天，他们还是战斗在隐蔽战线上的地下尖兵。今天，他们已成为新中国劳改事业的开路先锋。原本他们可以身居大城市昂首阔步、尽显神威，可他们情愿在盐碱荒滩里挥洒铁锹、镰刀飞舞。

昨天，他们还在白色恐怖下与敌人机智周旋、英勇斗争。今天，他们已在劳改农场拯救罪人成为新人。原本他们可以阖家团圆、共享胜利喜悦，可他们情愿抛家舍业、远赴他乡艰苦创业。

他们就是誉为北京市公安局清河训练大队的“十七勇士”，他们是第一批踏入清河农场这片盐碱荒滩上的开拓先锋。

忆往昔，有红军“十七勇士”抢渡大渡河；看今朝，有创业“十七勇士”只身战荒滩。

1949年底，他们是第一批踏入到茶淀这片盐碱荒滩上的勇士，并在此安营扎寨，为勘察队能顺利进场做前期的准备工作。他们为什么要来这里，他们到底被赋予了怎样的使命，要想弄清这些缘由，就不得不从北平和平解放前夕说起了……

　　1948年底，北平解放在即。解放战争进入了历史的伟大转折，辽沈战役胜利，东北野战军麾师入关与华北野战军直逼北平。12月17日在保定，中共北平市委宣布成立，同时宣布成立市公安局，当时的名称叫“中国人民解放军北平市公安局军事管制委员会”，任命中央社会部副部长谭政文为局长，刘进中为秘书长，下设四个处和一个公安大队。当时北平公安局人员少、任务重，特别是肃清敌特的首要任务更重，为此中央电示各解放区情报工作战组，立即赶赴北平公安局报道，分配任务。1949年1月30日北平和平解放，象一场大雨过后整个社会秩序都需要恢复，历史遗留下一大批旧政权的残余势力，北平市聚集了八大特务系统的组织，有大小110个单位，有七、八千名特务。目前已有1600多名特务秘密自首或公开登记，为了搞清他们的历史罪恶和组织情况，彻底肃清特务残余，使社会得到安定。在军管处叶剑英同志和市委彭真同志的指示下，经中共中央社会部和北北平市委批准，于1949年2月26日在东城区北新桥炮局胡同成立“北平市人民政府公安二处清河训练大队”。对已向政府秘密自首或公开登记的部分特务与及在解放前夕从东北、华北各省潜逃到北平来的国民党军统、中统组长以上的特务骨干实施集中管训，逐个审查、弄清问题、分别处理。炮局胡同原是日伪时期和国民党时期关押要犯监狱的所在地，像吉鸿昌、冯玉祥将军也曾关押于此地。

清河训练大队隶属于北平市公安局二处管辖，属于副处级单位，安林同志任大队长兼政委，李路任副大队长，刘茂田任副政委，下设秘书室，负责人苏波：审讯组，负责人梁文英，6月份公安局又任命李一平为副大队长。“清河”这两个字是时任北平市公安局二处侦讯处长冯基平同志给起的，寓意为用清澈的河水洗涤掉他们身上的罪恶、灰尘和不干净的东西。清河训练大队的成员大部分来自于北平情报委员会地下党冀东情报站的同志，安林曾是这个情报站的负责人，他们常年隐蔽在地下与敌人斗智斗勇，可以说是非常熟悉老对手们的脾气秉性，几个回合下来，被管训的人员很快就揭发检举出了3500多名潜伏人员，此时的炮局监狱早已人满为患，如何安置他们便成为管训干部们棘手的问题。正值七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根据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对于反革命分子不能坐吃闲饭，必须加强劳动改造的指示精神，中央决定在远离北京的地方建立一个大型的改造基地。建国后北平市改为北京市，北平市公安局也改为北京市公安局，原公安局长潭政文调入广东省兼任公安厅长，由公安部长罗瑞卿同志兼公安局长，冯基平同志为第一副局长，主持常务工作，清河训练大队更名为北京市公安局清河训练大队。

1949年11月16日，根据北京市委“为使清河训练大队关押的国民党特务和反动党团骨干分子不坐吃闲饭，加强劳动改造”的指示，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冯基平同志委派副大队长李一平、副政委刘茂田和二处副科长梁文英等同志两次赴河北省宁河县茶淀地区考察，寻找场址。他们发现京山线茶淀车站以西有一片一望无际的盐碱荒滩，经与当地县政府联系，并结合查阅历史资料，得知是原民国和日伪时期没有开发成的旧农场。经初步考察，地处蓟运河、曾沽河、金钟河三条河流环抱中的这片一百多平方公里的荒滩上水源充足，开垦后种植水稻是没问题的，不仅有条件建设成农林牧副渔生产基地，为国家提供大量农副产品，而且交通方便，背靠京津唐等大城市，面对渤海湾，地域平坦辽阔，是一处非常理想的劳动改造场所。

1949年12月9日，副大队长李一平赴天津筹建劳改农场驻天津办事处。科长梁文英带领训练大队的16名干部、12名警卫人员和22名有专长的被管训人员，赴河北省宁河县第五区宝源村，开始建场前的准备工作。12月16日正式组成了劳改农场筹备处，由李一平、梁文英负责，下设办公室及技术组、会计组、采购组、保管组，并组成了测绘、规划设计勘察队，包括工程师、技术员、采购员、公务员和炊事员等23名干、勤人员及25名有专长的被管训人员。由勘察队在一个“龙井”的小村庄旁边搭起了席棚，垒起了锅灶，便顶着寒风开始在这片荒滩上实地勘察。凛冽的寒风席卷着整个盐碱荒滩，遍地干枯的荒草和红碱蒿随风飞舞，白茫茫的荒滩滴水成冰。勘察队的干部、警卫战士和测绘人员吃着相同的高梁米就咸菜，喝着用冰块化成的苦涩咸水，白天冒着风寒在野外实地勘测，夜晚在帐棚内那微弱的煤油灯光下绘图、制表，对所有的农田地块、用支、排支、干渠、道路、桥涵等进行整体规划设计，为尽快的拿出建场规划和财政预算报告，他们不畏艰苦、不分昼夜拼命的工作，很快就完成了勘察任务。

1949年12月27日，北京市市长聂荣臻呈请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批准，经政务院周恩来总理批准同意在茶淀地区建立劳改农场，并指示财政部、公安部、农业部、水利部及河北省政府等部门，在开办经费、警戒设施、农场水利规划和建场所需物资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财政部长薄一波指示中国人民银行以2400万斤小米作为建场经费，经银行核减为2000万斤小米，分三次折实贷款方式（约人民币200万元）。公安部从公安总队抽调一个营的兵力，担任武装警戒和安全保卫工作。农业部和水利部派专家来场指导帮助设计规划，地方政府协助农场设立邮政、银行、税务和电力通信等业务。诸多强有力的支持，为新中国建立第一个大型劳改农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50年2月24日，清河训练大队长安林站在马架子窝棚前宣告了“北京市地方国营清河农场”正式成立。场部设在宝元村，安林任场长兼政委，李一平、梁文英任副场长，刘杰三、刘茂田任副政委。下设四个科、五个大队，每个大队有三个中队，另设运输、技术、文教三个直属中队。清河农场为副处级单位，隶属于北京市公安局二处。同时，北京市公安局清河训练大队的建制撤销，“清河”两字被延续下来，传承给了清河农场。但“清河”两个字并非只有清河农场独自享有，在清河农场成立之前就曾有“北京市清河袜厂”，地址在阜成门大街18号，隶属于清河训练大队第七中队管理，可以说清河袜厂是北京劳改企业的第一家工厂。1950年清河训练大队撤销后成为独立单位，改称为“北京市清河电机针织厂”，刘向军任政委兼厂长，于1951年11月并入北京市监狱（监狱于50年7月由人民法院移交给公安局），刘向军改任北京市监狱监狱长，为了在生产上统一对外，北京监狱成立了北京市清河联合工厂，生产项目包括织布、印刷、铁工及织袜等。清河袜厂的“金双马”牌商标，当时在北京享有盛誉，世界上第一双变直型为脚型的定型袜就是从这里生产出来的。将织袜机由单色线改为双色线，使袜子曾加了不同色彩，这在同行业中也成为了领先的佼佼者。1950年6月28日，北京市公安局成立管训处，接管原二处的所等辖的监狱和农场，贺生高为处长，安林为副处长。管训处以后又陆续成立了北京清河煤矿厂、北京清河缝纫厂、北京清河化工厂、清河电梯厂、清河印刷厂、清河建筑工程大队等。这些企业都隶属于管训处直接管理，多年以后这些厂家有的移交到北京地方工业局和建筑工程局，也有的并入北京监狱、第二监狱、良乡监狱和延庆监狱等。

一年之季在于春，为了抓紧时间开荒种地，从建场之日起用了二十多天，分别从北京、天津、唐山等地运来了一批汽车、马车、骡马、犁杖、锹镐、种籽等生产资料，有200多名干部、职工，500多名卫营战士和1600多名被管训人员，分三批从北京乘火车来到茶淀地区，当天就搭起了供三千多人居住的席棚，虽然简陋，但却很整齐规范，在四面彩旗迎风飘舞的环绕下，显得绚丽多彩、威武壮观。

为了实现当年建场当年收益的目标，确保当年开垦的7000多亩地能够适时种上，引水浇灌是当务之急。清河农场引水种稻的水源就是生产的命脉，从七里海引水到清河农场主要靠的是中央引水干渠，这条干渠也叫杨虎子河，原是日伪时期开挖的，但由于多年未清理，早已变成一条支离破碎的臭水沟。干渠南北长近二十公里，有十多公里需要重新开挖，疏浚的总土方量就有六十多万立方米，而且务必要赶在插秧前完成疏浚任务，那时没有任何机械设备，全凭大板锹和扁担筐。此时正值三月份，春风吹拂、冰雪消融。随着场长安林同志紧急动员令的发出，全场所管人员纷纷表决心，要通过艰苦的劳动脱胎换骨，重做新人，一场2000多人的挖河修渠大会战打响了。

劳动刚开始几天，各种问题便接踵而来，这些曾经的军警宪特人员，过去哪里干过农活，没干多久体力就透支了，有的铁锹不会使，满手磨出了水泡，有的俩个人仅抬着半筐土，就被压得呲牙咧嘴、东倒西歪，出尽了洋相。几天下来，大部分人都是腰酸背疼，有的肩膀被压肿了，有的是腿打不了弯，虽然一天才干五、六个小时，但个个无精打采，躺在草铺上哼哼唧唧。有的干脆就装病不出工，出现了很多消极怠工、抵触劳动的反改造尖子。一个军统特务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

“……荒漠席棚，风雨不遮，一日三餐高梁米，终日不得一饱，名为管训，实则受难，晚间遍体疼痛，辗转不能成眠，精神肉体两受毒刑……”。

有的还趁机散布不满情绪，抵制劳动，抗拒改造，使大会战的进展受到了严重的影响。面对着出勤率日益渐少，劳动工效越来越低，照此进度会严重影响到水稻插秧计划，很难完成北京市制定的当年建场当年收益的目标任务。公安局副局长冯基平与安林、李一平、梁文英等领导深入现场，通过分析研究后，明确指出，必须要惩恶扬善，严格管制和打击那些敌视政府、抗拒劳动的反改造尖子，对那些认真劳动、效率高的人予以表扬奖励，不论好与坏都与服刑长短挂钩。同时要抓好生活和伙食，真正做到从政治和生活上关心他们。通过再次动员，重新鼓舞了士气，使他们看到了希望，有了奔头。大队和中队的领导干部，除了现场组织和指挥劳动外，很多同志都同他们一起装土抬筐，每当遇上烂泥和积水的地方，干部们都率先跳到刺骨的泥水中，带头挖泥。当被管训人员看到干部们与他们干的是一样的活，吃的是一样的饭菜，住的是一样的席棚，无之不被感动，继而又激发了他们的干劲。肩膀压肿了，垫上棉袄继续抬土、挑筐，路面泥泞难行，就用麻袋片背泥块。还有人创造了土滑车拉土方法，提高了运土效率。工地上一片热火朝天，掀起了你追我赶的竞赛高潮。

清清的蓟运河水源源不断地流进了农场的中心干渠。大片的盐碱荒滩被开垦出来，只用了20天的时间，完成了5400亩的插秧任务。

转瞬间，金秋十月。在这古老的蓟运河、曾沽河、金钟河之间的荒碱滩上，自开天辟地以来，第一次展现了一大片映着金色阳光的绿洲。

清河农场经过艰苦创业实现了当年建场、当年收获的目标。这是新中国创建劳改农场以来的第一个奇迹，第二个奇迹就是通过劳动改造，使被管训人员过去那种旧的思想灵魂得到了清洗、净化，能够自食其力地成为了新人。

有一个特务在给家人书信中这样写道： “余读书廿载，做官十余年，眼光短浅，只留下一段肮脏史，不堪回首；现在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晨观旭日，晚浴夕露，水渠纵横，绿茵遍地。真是吸不尽的新鲜空气，唱不完的自由之歌，虽手朕足胝，容貌黑黢，但在疲劳之下，方知饮食之甘，休息之舒。身居此地，其又何求？所以愿以农场为终身所托……”

是的，人们通过双手的劳动，不仅能够创造美好的幸福生活，而且能够洗刷人们思想上的污垢，净化人的心灵，使人生价值的理念在劳动中得到了升华。

　 创业与艰苦始终都是捆绑在一起的搭档，那时清河的创业者们所付出的艰苦是难以想象的，当年流传的段子就是创业者们真实的写照：“交通靠的是腿走，通信靠的是嘴吼，住马架子搭窝棚，吃高梁小米熬土豆”。也许现在的人不知道马架子窝棚是什么样，其实很简单，就是在沼泽的荒湿地上用铁锹挖个槽，用树桩子支个三角架，在离地一尺高用树棍搭成床，上面再铺张苇席，窝棚里点上个马灯，就成了安身之地。冬天，寒风凛冽，四壁透风。夏天，蚊虫叮咬，长虫钻来钻去满屋爬。雨天是外面大下，里面小下，外面不下，里面还下。可就在这种艰苦的条件下，创业者们依然在这片盐碱荒滩上辛勤的耕耘着。事实证明，只有付出了艰苦才能获得收获的回报。

清河农场的创业不仅仅是艰苦，还伴随着风险，甚至是危机四伏、惊心动魄。这种风险有的是来自于内部的反改造斗争，有的来自于附近土匪的骚扰和袭击。

建场初期，清河农场关押的大部分都是原国民党县团级骨干及军、警、宪、特人员，另有部分匪道首，这部分人来农场后仍然迷恋纸醉金迷的生活，幻想保留原来的官职，仍坚持反动立场。特别是朝鲜战争爆发后，极少数人员幻想着政局会变，美国会出兵中国，自己会旧日重来。于是造谣生事，抗拒改造的事件屡屡发生，甚至有的妄想伺机组织暴动，里应外合颠覆革命政权。1950年8月6日，破获了原军统兴安站少将站长冯*亭等6人，密谋组织“蒙难同志会”案，计划潜逃后拉上几百人的队到太行山上打游击，首犯被镇压。1951年8月22日，破获以严*禄为首的在狱内组织“新青年党”企图暴乱案件，首犯被判处死刑。还破获了几起阴谋组织集体越狱案件，如原军统塘大分局长杜*进多次勾结原军统北平站赵*华等4人，密谋潜逃未遂，后杜**独自潜逃回京，后被抓获枪决。同年12月，清河农场三大队（现前进北村址）破获一起阴谋组织逃跑暴乱案件，吴*云等人预谋抢夺民兵枪支“拉杆作案”待人多时打进三大队夺取干部枪支，劫狱扩大势力继续作案，阴谋败露后全部被隔离审查，首犯吴*云被送市局五处处理。清河农场内部的反改造斗争，从建场时起始终就没有停止过，最终都是以正义战胜邪恶而告终。

建场初期，清河农场周边社情复杂，经常有盗匪出没，因这里荒草茂密，适合隐蔽藏身。附近有从别处逃亡来的地主，有因人命案的被通辑犯，也有没来得及撤走的日本特务等，他们大部分都配备了枪支弹药，经常在此地打家劫舍、骚扰百姓。由于我们大量的开垦荒滩，清除掉了他们的安身场所，所以他们非常的仇视我们。为了防止武装土匪的骚扰和偷袭，干部们都配备了手枪等武器。全副武装的公安部队，在驻地周围设下固定哨，夜间则增加流动哨和隐蔽哨进行警戒看守，警卫营还增设了一个骑兵排，在所有工地、仓库、桥头及路口来回巡逻，以确保所有人员和物资的安全。那时来农场的干部大部分都是解放前地下党的情报人员，他们的身份还没有完全公开，他们相互之间也不清楚谁是党员，即使是传达上级党组织的精神，也要采取单线联系，密秘开会贯彻，直到1951年3月，清河农场以所属的大队为单位相继建立了五个党支部，到了5月22日，才正式公开党员的身份。他们常年在敌占区搞地下工作，个个都是情报专家，对付那些区区散兵游勇的土匪，就像小儿科一样容易。某一天，在清河农场二大队驻地，也就是现在的前进监狱，来了一个看似拾荒的小子正四处转悠，我们的老侦察员一眼就看出了是个踩点的小土匪，当时并没打草惊蛇。当天晚上土匪果然来偷袭驻地，但他们没想到咱们暗中早有埋伏，一顿机枪和手榴弹打的他们措手不及，等他们明白过来后，早已死伤过半，剩下的全部做了俘虏。鉴于当时的不安定局势，清河农场与当地政府联合清剿，彻底肃清了土匪的残余势力，使整个地区得到了安宁。



　　清河农场自创建那天起，就是在党中央和政务院的关怀下，在北京市委、市政府正确领导下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国家除了在财政、物资上给予大量的支援外，其它部委都给予过具体的指导和帮助。通过清河农场全体党员和干职艰苦卓绝的工作，为我国劳动事业积累了丰富的精验，并引起了海内外的关注。

从1953年开始，中央领导及民主党派领导人李济深、沈钧儒和著名作家老舍、曹禺等社会知名人士，先后到农场参观访问。有很多友好国家的代表团也来场参观访问，如朝鲜、印度、英国、民主德国、丹麦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的记者、法官、律师和法学家等，他们参观了监狱设施、农田、工厂，了解所管人员的生活情况、狱政管理、学习制度、生产组织等，当他们特地找一些所管人员谈话后都惊叹不已。这些人由强迫劳动到自觉劳动的思想转变过程中，他们受到了很大的震动。李济深当场题词“化腐朽为神奇，创造了人间奇迹”。有个外国学者称赞清河农场是“废铁炼钢的熔炉”，并深有感概地说：“劳动改造工作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办得这样好，在资本主义国家简直是无法想象的。这是中国为人类文明做出的伟大贡献”。为此，全国人大代表曹禺在人民日报上刋登了《朽木生出了绿芽》一文，高度赞扬了清河农场的改造成果。

为了总结推广清河农场改造工作和生产建设的经验，1954年，中央公安部11局的领导陪苏联专家来清河农场搞试点工作。在进一步总结经验之后，于1956年5月和9月，中央公安部先后两次来清河农场召开全国劳改管教、生产经营管理工作现场会、参观座谈会。清河农场在大会上介绍建场六年来的工作经验。在9月份的大会期间，公安部长罗瑞卿充分肯定了清河农场所取得的成绩，并号召全国劳改单位要向清河农场学习，提高劳改工作水平，在原有的基础上把劳动工作和生产建设搞上去。

清河农场在贯彻党的劳改方针方面取得了成功的经验，成为全国劳改战线上的一面旗帜。

　　大地无语，创业有痕；岁月无声，壮志长存。

创业者们当年没有豪言壮语，更没有积极请战，只是上级一声令下，打起背包就奉命前行，凭的就是服从命令和工作需要，凭的就是对党的劳改事业的热爱和忠城。清河的创业者用他们辛勤的汗水和无私的奉献为清河人留下了千秋基业，后人将沿着他们艰苦创业的足迹步步攀登，直到永远永远……

后记：

清河农场虽然获得了改造和生产双丰收，但没并有停止继续开垦荒滩的脚步，1956年开始向青龙湾挺进（原于家岭农场、现潮白监狱）。1958年继续向东引河（现潮白河）以西扩展，先后又建立了潮白河农场和金钟河农场。截止到1960年底，已开垦荒地23万亩，成为历史上开荒较多的年份。从1962年以后，因农场周边的村民不断的残食，在历史上出现了多次土地纠纷和争议，为了顾及农民的利益，在中央华北局李立三书记的协调下，多次的割让或置换，最终保留住了16.48万亩土地，并置办了土地所有权证。也不知道是历史的巧合还是天意，当初经北京市上报呈请中央政务院审批开荒面积上注明的也是约16万亩荒地，看来是天意不可违吧。清河的创业者们不辞辛苦，继续垦植，一度创造了历史最高记录，开荒面积达到了26万亩之多。虽然最后只剩下16万多亩土地，但是为国家扶持了一方的百姓，不但教会了他们种植水稻、果树及各种经济作物，而且还帮助他们贷水贷耕（即：扬水站给村民灌溉农田，拖拉机给村民耕地，秋天收获后再低息付款），提供各种农作物种子及生产资料，促进了周边地区的农业生产共同发展。

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当时北京是和平解放，傅作义的部队都是按和平起义的名义进行了整编，而在京城里的所有军警宪特，也是随着军队一起起义的。按当时的政策是对首恶人员进行重新登记，根据罪行在酌情处理。但在处理过程中还没有逐个落实，就赶上了多次的政治运动，直到文革时期，许多在职的老干部被打倒，致使处理落实政策被迫中断。这其中有很多人是属冤枉和无辜的，直到1985年底才逐渐分批次落实了政策，并对145名原国民党起义人员补发了工资和起义证书。原已经退了休的人员都按离休待遇办理，使这些人多年来所受到的不公和伤害，最终得到了彻底的解决。

　　清河农场的诞生，宁聚了许多老前辈们的心血，他们为了清河农场的建设呕心沥血，付出了太多的艰辛，融入了全部的情感。像市领导冯基平同志，这个1931年就参加革命的老同志，在1938年曾在四纵队任团长，参加过彭德怀指挥的“百团大战”，他大半生从事地下党的工作，北平解放前昔曾任中央社会部平津工作站长，北平市公安局成立后任二处处长，新中国成立后任公安局常务副局长、局长，1955年任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副市长兼公安局长。在此期间，冯基平同志创办了新中国第一个劳改农场暨清河农场，他发扬首创精神，几十年如一日地为首都的劳改事业倾注大量心血，从1950年到1964年，他先后主持创建了五个劳改农场和一个职工农场，创造了光辉业绩，曾受到毛主席和党中央的称赞。

清河农场刚建场时期的老领导如安林、李一平、梁文英、刘向军等，那时他们也就30岁左右，正是意气风发的年纪，他们带领全体干职员工不畏艰险、克服困难、艰苦创业，为清河农场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安林做为清河农场的首任场长，他身先士卒，始终拼搏在建设清河的第一线。1953年，公安局管训处更名为公安局第五处，安林任处长，刘向军、李一平为副处长，梁文英为清河农场场长，刘向军兼政委。1954年，李一平为五处处长，梁文英为副处长，安林升任公安局副局长。1962年，刘向军为公安局五处处长，原处长李一平升任公安局副局长，安林升任北京市财贸副主任兼商业局长。

1966年6月文革开始，原北京市副长冯基平等被隔离审，公安副局长李一平和五处处长刘向军停职反省。清河农场领导梁文英、张玉书被停职下放劳动。冯基平同志曾在北京秦城监狱被关押了9年，秦城监狱是苏联援建项目，由主管基建工作的副市长冯基平亲自主抓于1960年3月正式落成的，没想到6年后他自己也被关押进去，直到1975年底才出狱，1978年2月恢复组织生活，1979年任中央调查部副部长、国务院副秘书长，两年后又调回北京任市委书记兼政法委书记。1983年9月因病去世。

安林同志于1972年9月恢复工作后，历任市一商局局长、市委财贸部部长，市委常委、副市长兼市公安局局长、党委书记，市委政法委副书记兼武警北京总队第一政委。1984年8月以后，改任市政协副主席，市顾问委员会副主任，1996年12月离休，离休后被聘为公安部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家安全部咨询委员会委员。

1978年3月，北京市公安局五处改为北京市公安局劳改工作管理局，刘向军为局长，梁文英为副局长兼清河农场场长，王文明为副局长兼清河农场政委。1981年4月，副局长孙英兼清河农场场长、党委书记，梁文英回劳改局任副局长。1983年8月，市公安局劳改工作管理局划归市司法局领导，市司法局副局长魏相如兼劳改局局长（党委书记），孙英为副局长（党委副书记），原市公安局副局长兼劳改局长刘向军，副局长梁文英等领导离职休养。1984年1月，王吉祥任清河农场政委、党委书记，韩明智、王根福、邵义山任党委副书记、常委委员。在清河农场领导班子里，仅剩王根福同志系原清河训练大队的股干成员了，1986年9月，王根福调任北京少年管教所任所长。王吉祥同志离职休养，经市政法委批准其享受局级待遇。

老一辈的清河创业者们为清河的发展建设奉献出了一生的精力，尤其是原清河训练大队的“十七勇士”，当他们第一次踏入盐碱荒滩的时候，当他们挥舞着铁锹、镰刀所铲下的第一锹土和第一把芦苇盐蒿的瞬间，就已经揭示了清河农场即将诞生，他们所挥洒的每一滴汗水，都将记录着他们辉煌的业绩，他们每一次辛勤的付出，都将铭刻在清河农场历史的丰碑上，他们创造的傲人政绩令世人嘱目，他们艰苦创业的革命精神令清河人终身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