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长根：岁月的回眸，激情的再现 ——读陈德民的长篇小说《红杉树下》

中国文学

文／赵长根（浙江）

 

不知怎么的，上了年纪反倒难得耐下性子来看小说了，尤其是长篇小说。这次看到陈德民先生长篇小说出版的消息，不知是心血来潮，还是只知陈德民是出版人，却不知道他也写小说的而感到新奇，买来长篇小说《红杉树下》阅读起来。谁知竟爱不释手，引出许多感受来。

《红杉树下》是描写上个世纪的1974年，南京一群高、初中毕业生，响应党的号召，来到这个孔子曾经到过的、苏鲁接壤的“百里马陵山”地区的桃林公社东山大队插队落户。这里土地贫瘠、生产落后，生活困难，观念陈旧，与省会城市南京比起来，正好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然而，这一群知识青年没有因此沉沦消极，而是凭着“把青春献给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雄心壮志，在大队党支部的领导下，不怕困难，不怕艰苦，与贫下中农一起，战天斗地，为改变农村落后面貌贡献自已的力量，经过几年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农村的现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而知识青年自已，也在磨炼中成长，成为农村中有文化有知识的新一代。

这部小说给我的第一感觉是：与众不同，让人耳目一新。知青运动结束以来，反映知青生活的小说有许多，长篇的、中篇的、短篇的都有，我都喜欢拜读，都值得点赞。但陈德民的《红杉树下》，我觉得更加阳光一些，向上一些，因此我更是喜欢阅读。

为什么这么说？我虽然不是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但我是那个时代的回乡青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我虽不是亲历，但我是亲眼看到的。我回乡前后，我们生产队年年有从城里下来的“知青”插队落户。我与他们年纪差不多，又在同一个生产队参加农业劳动，很有共同语言。

知青们从城里“插队”到农村来，是来“扎根”？还是来“镀金”？青年们各有各的想法和打算……农村对“知青”们下乡插队，是欢迎？还是排斥？也有各种各样的想法。

陈德民的长篇小说《红杉树下》中，选择了积极向上，阳光灿烂的一面，展现了“不经一番寒彻骨，哪有梅花扑鼻香”的人生主题。于是就有了南京知识青年郑东杰、文澜们在苏北贫穷落后的桃林公社东山大队，克服种种困难，和社员们在一起，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改变农村落后面貌，谱写了一首最美的青春赞歌。

一、回眸峥嵘岁月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个持续十多年的运动，影响着一届又一届的初、高中毕业生，影响着一批又一批的城市社会青年，响应党的“上山下乡”号召，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贡献自已的青春和力量。“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不但大大减轻了城市的压力，而且还把自已的文化知识无私地奉献给农村，为科学农业、科学种田，为农业现代化贡献一切。

在艰苦的农村环境、艰苦的农业劳动中，知识青年们向农民学习农业知识、农业劳动，学习吃苦耐劳、任劳任怨的精神，在学习中熟悉、在锻炼中成长，成为热爱农村、扎根农村的新一代社会主义建设者，涌现出一批又一批的有文化有知识的新农民，50年代最出名的有河北宝坻的邢燕子，江苏盐城的董加耕等，成为青年们学习的梓样。

《红杉树下》说的是南京市10个高、初中毕业生，下乡插队到江苏最僻远的、与山东搭界的桃林公社东山大队。这在时间上是1974年，与党的“上山下乡”最初的号召有近20年时间，虽然是在特殊的年代发生的事，但不是特殊时代的产物，与极“左”搭不上边。作者在叙述中尊重客观、反映现实。作者笔下的东山大队是贫穷、落后的，这是现实，但作者并没有过份的渲染，而是却到好处地描述，这不仅仅是作者熟悉农村生活，而且作者极负责任地表现生活。

在这个问题上，有的作品把农村艰苦生活写成了农村的无法跨越的苦难，过度地渲染了农民的麻木和愚昧，好像知识青年到农村是“充军”，回了城是“脱离苦海”，我认为这样有点过份。知识青年到农村锻炼毕竟是好事，改革开放后创业的一代大都是知识青年，就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也有不少知识青年，习近平总书记就是从知识青年走过来的。

把知识青年说得太苦，那么农民呢？当时中国90%以上的人都是农民，就是自已的祖辈也都是农民，难道都是这样的？都那么愚昧无知？这太对不起农民了吧？毕竟农民是自已的衣食父母，自已也是从农民的根上来的。作者在这方面描述得恰如其份，实事求是，也是让人耳目一新的一面。

还有，知识青年郑东杰、文澜等人，经过农村几年的磨炼，都成了农村有文化有知识的新一代，虽然后来都按政策规定回到了城市，但还不忘农村，郑东杰投资东山大队办学校、建农民公寓等，是对东山大队父老乡亲的回报，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个方面。他们是70年代知识青年学习的榜样。

二、再现奔放激情

习近平在回忆知青生活时说，知识青年到农村，首先要过五大“关”，即思想关、饮食关、跳蚤关、生活关、劳动关。苏北与陕西在地域上相距甚远，但郑东杰他们同样免不了这五大“关”的。

这＂号称‘百里马陵山’的苏北鲁南接壤地区南端”桃林公社东山大队，是个土地贫瘠的地方，与南京天地之别，还要有长期“扎根”的打算，郑东杰他们没有思想准备，还敢去？到了东山大队，连盖住房的木料都要自已动手去偷来呢。农村里的床上都是跳蚤，咬得浑身发痒；还没有自来水，吃河水或者井水；衣食住行，柴米油盐酱醋茶，开门七件事样样要自已动手。

郑东杰他们刚到东山大队，正好碰到兴修水利，开挖龙虎河。这是桃林公社乃至东安县的大工程，要带吃的、穿的，带劳动工具住在工地上。他们参加劳动第一次就是锹土、抬筐、推小轱辘车。这活儿对他们来说是最好的锻炼，手脚并用，浑身都活动，起先不但手心起泡、肩膀肿痛，浑身骨头像散了架似的不自在。到后来手心、肩胛上都有了老茧才罢，浑身像换了副骨架一样。郑东杰因为哑炮爆炸，还差点丢了命。

过“五关”之后，郑东杰他们不只是适应在农村生活和劳动，更长远的打算和实践在从适应农村到改造农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上。“双抢”磨炼过后，郑东杰在送粪的路上，想到了解决又累又臭的难题，在运送的过程中搞点技术革新，制造几架胶轮车代替人背肩扛运送肥料。这在秦队长的大力支持下，获得了革新的成功，节省并解决了大量劳动力。之后，请农试站农技师为青年农民传授农技知识、开展科学种田；要求搞联产承包责任制……

他们回城或留在农村，经过改革开放之后，还不忘曾经插过队奋斗过的东山大队（如果不改名，应该叫东山村），这里有当了县长的刘学卿、大地实业公司董事局主席郑东杰等。刘学卿不忘为东山村“招商引资”；郑东杰投资东山村，建造全日制学校大楼、农民公寓、自来水厂等等，不只是为了留住记忆中的东山大队，而是回报东山大队为东山村的新农村建设出资尽力啊！

《红杉树下》的让人耳目一新，这就是其中一个亮点，“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大有可为”，不但造就了一代社会主义建设的新人，还为农村的建设增添了中坚力量。

三、留住鲜活形象

在《红杉树下》，作者塑造了郑东杰等一群鲜活的人物形象，他们既有知识青年，又有农村青年；不但有农村基层干部，还有普普通通的社员群众。他们个个鲜活，有血有肉，知识青年的朝气蓬勃、满腔热情、纯洁可爱；农民兄弟的勤劳、淳朴、善良都表现得实实在在，不但显示出作者深入生活，观察生活的仔细，而且还显示出作者的艺术表现功力。

郑东杰和文澜，作者笔下的主要人物，他们一个是工人的儿子，一个是高干的女儿，但在父母被“审查”的年月里，文澜也没有了大小姐的脾气，俩人一同来到东山大队“战天斗地”，朝气、热情，和贫下中农一起，不怕艰苦，克服困难，锻炼自已，改变农村，大有“扎根”的雄心壮志。他们的爱情是忠诚的、纯洁的，但也是凄美的、坎坷的。

在那个“禁欲”的年代里，这对恋人一次激情难耐、偷尝了禁果，带来了许多意想不到的麻烦：先是为“生孩子”而撒谎请假三个月，被心理阴暗的许明松看出“破绽”，抓住了“把柄”；再是郑东杰回城之后没有分配工作，耽搁了时间；而文澜因与“敌人”你我不分而被取消了“先进代表”、撤消了“代课教师”；回城后以为郑东杰早已“变心”，造成35年破镜难圆的悲剧，等到再见面，文澜已绝症晚期，命悬一线……

徐叶青和董淑芳，这俩知识青年到东山来插队落户，热情也高，相恋也热烈，但是比郑东杰俩平凡得多，后来双双回城工作，风平浪静。章艳、弹棉匠和刘学卿的三角恋，结果是无疾而终；刘学卿碰到颇有心机的知青女干部戚卫红，不但没让回城，还促使刘学卿留在公社，结果刘学卿不但交上桃花运，还交上了官运。

被称为“弹棉匠”的赵树森是个农村青年，他虽然是个“三无人员”，却是个朴实善良、聪明伶俐的小伙子，他看中的是知青章艳，但他追求章艳信心不足，自已尚无立足之地，怎能成全美事？结果成了张大妈养女小曼的上门女婿，总算有了名正言顺的“户口”。

这里还要说的是年龄最小的知青乔琳，乔琳人小胆小，软弱可欺，赵刚就是凭他生产队长手中有分工权，以照顾她而霸占了她。而乔琳不但屈服于他，还到了有点依赖他的意思，后来竟然与比她大近20岁的赵刚结婚。若不是知青们都走了，她还不会与赵刚离婚也未必可知。乔琳的形象在当时不是个案，不少知青走了这路，结果留在农村。

在当时的农村，马书记是个可敬可爱的形象。马书记是参加过抗美援朝的退伍军人，做事雷厉风行，又事必躬亲，但他缺少文化知识，手中又无经济实力，守着这个穷队很难施展。知青们在公社文艺演出中得了第一名，使他高兴得笑逐颜开，“好样的，给咱们东山大队争了光”。

他对知识青年很关心，很支持。知青们安家、劳动他都“事必躬亲”，郑东杰提出要请农试站农技师来讲课，他高兴得连声说好。知青们在取得成绩后，有当了妇联干部的、共青团书记的、大队革委会主任的，都要从他手中经过，没有他的推荐和支持，能成功吗？知识青年们在农村的锻炼成长，在农村的“大有作为”，没有他的支持是得难的。

他是农村基层干部和贫下中农的化身。

这里还有公社陈书记、三队秦队长、金大妈等等，就不一一细说了。

四、调动多种手法

这部43万多字的长篇小说，作者在现实主义表现上也是创新的，也是让人耳目一新的一个亮点。

首先，作者采用了一个“父女对话”和“情景再现”的方法，这其实是给每一个章节设立了一个“引子”和“分解”。这部小说叙述的时间跨越三十七八年，用平铺直叙手法显然不好，用“倒叙”这样的方法也欠妥当，作者干脆采用每一章节都有的表态方式，帮助读者从广阔的叙事环境里一下子能集中到一个内容上来，但每一个章节的内容又环环相扣，好像章回小说中的作者表白，替这一章节作了引导，是一个亮点。

其次，作为现实主义作品，作者对人物出场前的介绍，留给读者一个初步印象。第一章“心理落差”中，作者是这样描述文澜的：

“文澜个头高挑，身材苗条，穿着一件军绿大衣，一条红色的纱巾围在脖子间，两根粗粗的发辫拖在身后，白净的瓜子脸透出淡淡的粉红，五官长得很精致，弯弯的眉毛下闪动一双水灵灵的眼睛，长长的睫毛微微地颤动着，薄薄的双唇如玫瑰花瓣娇嫩欲滴，显得清秀端庄”。一看就是个城里来的大家闺秀。

马支书“他五十多岁，看上去饱经风霜，显得比实际年龄苍老些。只见他清瘦黝黑的脸庞皮肤粗糙，在太阳下闪着亮光；干裂的嘴唇上粘着两三片火柴头大小的灰白色起皮；鼻子下面蓄着一撮短短的胡子。他常年在腰间别着一支烟袋锅，挂着一只黑色的烟袋包。……”这是典型的苏北老农的形象。

读者一看，心中就有了个大概。

还有：作者在叙述中，场景的描述让读者有身临其境之感,比如第三章“生死瞬间”中兴修水利抬河工的场面：“浩浩荡荡的民工队伍从各个公社、各个大队蜂拥而至，向着县里划定的水利工地迈进。工地上，红旗猎猎，工程指挥部在工地沿线架起了大喇叭，不断播送着工地上涌现的新人新事和工地进度新闻，并不时插播激情昂扬的革命歌曲，用来鼓励士气，激发斗志。”……

最后，海州是江苏连云港市的前身，海州大调是连云港市的地方民歌，历史悠久，文化源远流长，是当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作者把“海州大调”放在作品中，而且由“三无人员”弹棉匠来唱，这里有着特殊的意义：显示了作品的地方特色及乡土文化，随着赵树森的歌唱，展示了作品浓郁的乡土气息，而弹棉匠是个当地实实在在的农村青年。

总之，作者为增加作品的感染力，采取了多种方法，可见作者的良苦用心。

《红杉树下》称得上长篇小说中的上乘之作，读一读《红杉树下》，对上世纪50至70年代发生在祖国大地上的“知识青年运动”，很有意义，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