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小药箱

清心

母亲是第一任老师，家庭是永久的学校。 从母亲身上我学会了善良、坚强、乐于助人，无论遇到怎样的艰难困苦，始终相信生活是美好的！ 母亲出生在一个没落的地主家庭，在她还没有记忆的时候就失去了娘亲，在奶奶屋里吃住，奶奶教她做针线，教她识字，解放后，进城三年读完六年的课程，取得完小毕业证书。母亲是一个外表柔弱，内心坚强的人，从不跟人争吵，但很倔强。 我的父亲是传输局的一名职工，工作调动频繁，母亲是城市户口，嫁给父亲后没有稳定工作，期间有一次工作机会，但需要外出学习半年，因为没人带孩子，就错过了。1960年，家属还乡，就带着我和二妹来到父亲的家乡——也就是我的故乡，沂水县，富官庄镇，松园村。 那年我五岁，记得一些事情，二妹两岁，应该没有记忆。记得搬来时，四叔和另外的一个跟我同辈的一个大哥哥去潍坊火车站接的，用一个小推车，把我和二妹，连同被子衣服一起推来的。奶奶给了一间小黑屋，门是用高粱秸子勒的，没有前窗，后窗是个小长方形的龛，因为害怕还让娘给堵上了，一个炕，一口锅，这就是我们娘仨的全部家当，可以称得上是家徒四壁了。当时是我们国家的困难时期，也是我们家最困难时期，由城市到农村，而且是最偏远、落后的农村，我们又是村子里最穷困的那一家…… 那个年代一个村里没有几个识字的，我们刚来到村里没几天，村干部知道我娘有文化。就让她当了村里的保健员，还发了一个带有红“十”字的小药箱，药箱里装着紫药水，纱布，一个镊子，几包仁丹，另外还有一个笔记本和一支钢笔，除此以外也没有什么了。我很好奇，总想偷看看，可我娘很宝贝这个药箱，不让我们随便看。 那时，我娘每天背着这个药箱跟村民一起干活，有点小伤，娘就给擦点紫药水，用纱布包扎一下。空余时间给村民查体。她没有医学知识，困难时期，很多人因为缺乏营养出现水肿。那时的保健员负责检查，把名单报到上级，政府再拨给营养品。我娘就管那些轻微的水肿登记上报，比较重的水肿还得政府派人确认。 那段时间，娘成了大忙人。无论在哪里干活，还是走在大街小巷，随时随地就有可能被叫住，挽起裤腿就让查 “ 看看我是不是得了水肿了？” 看的次数多了，我都会检查了，那些严重的一眼就能看出来，脸都肿了，眼睛肿的成了一条缝。那些轻微的，用手在腿上按一下，形成的坑好长时间弹不起来，就是得了水肿。这时我娘就会把名字记下。 村里大姑娘小媳妇都愿意跟娘一起干活，喜欢听我娘读报纸，喜欢听她慢谦丝语的拉家常，喜欢学我娘说话的口音。我娘干农活很吃力，她们会帮助我娘把分的活完成。 有时我还会跟着娘去邻村的卫生所开会，会上会把那些水肿的人名单交上，会议结束时，还会给小药箱添上一点纱布，药水等东西，有时还得把上级发给村里的康复饼干带回村里，发给哪些得了水肿的村民，村里也会派人跟着去推，有时康复饼干的量比较少，我们娘俩就抬回来。 我娘有时穿一蓝色的列宁服，双排扣，是她在济南时买的，穿上象个文员，很有气质，走在乡间的小路上，我觉得很美；有时穿一件一九兰中式上衣，是娘自己裁剪自己缝制的，穿在她的身上，有腰有胯，合身、端庄，背着药箱，另一只手牵着我，我觉得美滋滋的，很骄傲。我抬头看着母亲的眼睛说：“娘，你真好看。” 她笑了，说：“不是娘好看，是儿不嫌母丑！” 村里那些要俏的姑姑、婶子看到我娘那件一九兰中式上衣好看，都会来找俺娘给裁衣服，有的嫌自己的衣服不样子，来让我娘给修改一下。那咯咯的欢笑声不断从我们那间小黑屋里传出来…… 村里的妇女队长，是个老姑娘，为人正直，看着我娘会读书写字，心灵手巧，就打心眼里佩服，跟我娘很要好，生怕我娘来村里不久受人欺负。她们俩天天腻在一起，有了她的支持，我娘的工作干的很顺利，村民对我娘这个保健员也很满意，从来都没有挑事找茬的。 奶奶有时会给我娘点气受，她就忍受着，有一次被那队长知道了，就打抱不平，扬言要开奶奶的斗争会，把奶奶吓得见她就躲着走。我娘说：“我婆婆挺好的，你别听别人乱说，我们就一点家务事，你可别胡来！”妇女主任说：“我只是吓唬吓唬她，看把你疼的！” 那几年，父亲在外地工作，乡亲们没有因为俺娘的出身成分不好而嫌弃她，相反乡亲们都很感激，说我娘为村里付出很多。在这个小山村，日子虽然清苦，却也快乐，娘觉得那是她人生最辉煌的时候。 许多年后，我父母亲又回到故乡安度晚年。进门，我娘就看到放在写字台上的小箱，她再一次给我姐妹四人讲小药箱的来历，讲述那段艰苦、而又快乐的日子，讲述乡亲们对娘，对我们家的帮助…… 小药箱已被岁月磨损的破旧不堪，娘还和五十几年以前一样的宝贝它，把它擦的干干净净，放在写字台上。 小药箱，承载了母亲的心酸和快乐；它让母亲实现了自身价值；它装满了母亲对乡亲的爱，也装满了乡亲们对母亲的爱…… 母亲八十六岁去世，至今已有六个年头了。可我觉得她从未离开过我们，她的音容笑貌常眼前展现；她的津津教诲时常在耳边想起…… 写后语： 无论生活带给我们怎样的考验，我们都要以乐观的心态来面对她。 ——慧心芳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