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下那些与家族历史有关的点点滴滴-为了消失的南北长街 之九

FANG

7、南长街的繁盛、南长街的声音、南长街的香味

--南长街的变化--

明朝和清朝时，南北长街和南北池子都是包在皇城内的，这一片儿原来集中着朝廷的会计司、煤炭库、章仪司等部门，均是为皇宫大内服务的部门。到了清代，因为满族是游牧民族，皇上在宫里呆不住，一年就2个月住在宫里，其余时间都去狩猎或者住到三山五园里去了。不知道后来清朝取消明代内府24衙门，收缩了皇家禁地范围是不是和这个有关系，总之皇城内就有了市井生活，南北长街和南池子北池子成了可以居住经商的街道。

前一阵还听到一个故事，说清朝末年哪任皇帝，白天在故宫里常听到外面人声鼎沸，问了大臣才知道，原来是皇宫两边（南北）池、（南北）街上商铺的吆喝声。不知道他是不是马上找来城管，驱赶了这条街上的商贩？

不过，据说，那时的皇宫戒备一点儿不森严，神武门连卖菜的都进得去。

但是南北长街和南北池子在清朝时是半封闭的街，只有北头儿开口儿，南头儿是封死的，交通不那么便利。

1887年的皇城，可以看到皇城南边没有口子

到了1912年，在交通部总长朱启钤的主持下，在皇城城墙东西各凿了一豁口，形成券门——南池子和南长街券门，打通了两条皇城通向东西长安街的通道，这条长街才得以贯通。因此，陈家、方家住在南长街才能充分享受这一通畅的便利。

这券门不知道哪年拍的，但估计是刚打通没多久吧，因为路面还不是柏油路面，奇怪的是是彩色照片，是不是上色的？

--南长街的繁华--

南长街开通券门后，很快凭借其优越的地理位置繁华起来，商铺林立，买卖兴旺。

要不是偶然看到下面这张民国时期的照片，我真想像不出这条街那时有多兴旺，当时的街道如此宽阔，街上汽车、板车、黄包车、有轨电车、熙熙攘攘的行人、洋式楼房、密集的电线杆，商铺的广告牌摩肩擦踵，简直就是京城CBD，和前门大栅栏，也许和上海的商业街，都有一拼。

这张照片也不知道拍摄于哪年，猜测是30年代。

民国时期从北京紫禁城之西，西华门外往南的街道~南长街街景，洪盛斋鞋帽莊，老汽车，有轨电车车道，往来行人等

民国时期从北京紫禁城之西，西华门外往南的街道~南长街街景，洪盛斋鞋帽莊，老汽车，有轨电车车道，往来行人等

民国时期从北京紫禁城之西，西华门外往南的街道~南长街街景，洪盛斋鞋帽莊，老汽车，有轨电车车道，往来行人等

--南长街的声音--

南长街虽然繁华，但不喧闹，经常能听到的声音是划过天际的鸽哨声。还有走街串巷叫卖小吃的吆喝声，为那些寂静的胡同增添了生活气息，那吆喝声是有音调儿的，抑扬顿挫，像唱歌，让人愉悦。那是老北京的声音。

“硬面－饽饽－哟！”，“煮豌豆－哎，盐水－煮豌豆！”，“半空儿──！半空儿──！”，“半空──，真多给──！”，“五香烂蚕豆——热乎的”，拖得长长的尾音。打糖锣的，糖豌豆，螺丝转糖，铁蚕豆，雪花酪，每一样东西都有不同的吆喝声…(我大姨口述)。

还有，玉米花 ~、冰糖葫芦~、酸梅汤 ~ 、豆面糕~、凉粉儿~、老豆腐~、炸鱼~、炸丸子~、切糕~，艾窝窝 .......。卖花生仁的、卖“豆儿纸”的（老北京人的如厕纸）、卖臭豆腐的，这里面很多都是旗人，喊起来“儿音”特别重。

卖硬面饽饽的人挎一个细柳条筐，上面盖着一块白布。“饽饽”大概是满族人的叫法，管饺子叫“煮饽饽”，管黄米豆包叫“粘饽饽”，硬面饽饽是用硬发面烙的饼子，和面时加一点糖精，里面是红糖馅，饼子上面点一个红点。

“还有卖生吃的萝卜的，在胡同里叫：‘萝卜哎──，赛过梨儿啊──呃──！’ 这个时候，在院墙内玩耍的淘气男孩子就会接过去：‘打个嗝，赛过屁哎──！’”(我大姨口述)

走街串巷吆喝声

我大姨对这些声音的形容是非常生动的，她说，早上吸引她起的东西，就是每天清晨四五点钟胡同里叫卖芸豆的喊声：‘芸豆－！芸豆－！’。她总是悄悄溜到大门外，花两个大子儿买一碗煮的烂烂的芸豆泥，再到厨房偷拿一勺白糖......。直到后来，大姨还是喜欢自己煮烂烂的芸豆，我去她家喜欢吃的零食之一就是烂芸豆。我妈好像从来没煮过那么烂的芸豆给我吃。

我妈也对那些吆喝声印象深刻，她喜欢吃煮花生，因此对“半空儿──”的声音情有独钟，这声音她给我学过。后来，她总跟我说，花生一定要买那种不满的、小个儿的，煮过后再泡泡，里面一包儿水，好吃。因此我小时候吃过不少这种煮花生。到现在新花生下来，我也买来自己煮着吃。

卖煮花生的

有人说，人的味蕾是从小培养的，一点儿不假。

卖糖葫芦的

当然还有和吃无关的，磨剪子戗菜刀的、卖小金鱼儿的、锔锅锔碗的、焊洋铁壶的。但那时我姨、我妈她们还小，就记住吆喝吃的了。

卖小金鱼儿的，我小时候街上还很多，我也没少从他们手里买小金鱼儿养。各种吆喝声其实我小时候还能听到不少，不过我记住的吆喝声就剩下“磨剪子嘞~戗菜刀──”，对了，还有“冰糖葫芦－”。

现在北京大街上的商铺，门口放置高声贝大喇叭，加上扯着嗓门喊的店员，那声音就像从喉咙里伸出的一只手，硬要把你生拽进商店去，让人平添烦恼，只想躲着走。

卖小金鱼儿的

--南长街的香味--

南北长街不光有声音，还有香味儿，它的道路两侧种的都是槐树，每年一到七月满大街都是槐花的香味儿，让人心旷神怡。槐树的树荫又可以把整个道路遮住，显得非常凉快。即使到了今天走在这条街上，仍然可以看到两旁遮荫的大树，我猜它们还是百年前的槐树。

南北长街绿树成荫

8、长安街、中南海、中央公园

当时从陈家方家住的院子出来，往南走不了多远，经过一座券门就到了长安街。

--长安街和柏油路--

那时的长安街可没有现在这么宽、这么气派。但是对于长期居住在小桥流水的常州、苏州的两家人来说，那时的长安街真是太笔直、太宽阔了。

据资料称西长安街1907年才修成石碴路。到1915年时，北京还没有柏油马路。到了1919年，根据大舅的记忆，长安街西段已铺上柏油路面了，但是东段还没有。

1920年东长安街南河沿路口，看来那时东长安街已经铺了柏油路面

据我小姨夫(清华大学土木系毕业)说，如果柏油路路面坏了，那时要在路旁架起大铁锅，放入焦油和沥青块熬油，然后由熟练工人持长把大铁勺，将油泼到路面上。

那时没有撒水车，是怎么保持路面干净、湿润的呢？我大舅说，他经常看到养路工挑水来，用长瓢泼水。两个工人是站在马路中间，向马路两边泼水的，这样整条马路都泼得到。

胡适所作《〈吴虞文录〉序》的开头部分就是写北京清道夫(养路工)的，非常生动:

“凡是到过北京的人，总忘不了北京街道上的清道夫。那望不尽头的大街上，迷漫扑人的尘土里，他们抬着一桶水，慢慢地歇下来，一勺一勺的洒到地上去，洒的又远又均匀。水洒着的地方，尘土果然不起了。但那酷烈可怕的太阳光，偏偏不肯帮忙，他只管火也似的晒在那望不尽头的大街上。那水洒过的地方，一会儿便晒干了；一会儿风吹过来或汽车走过来，那迷漫扑人的尘土又飞扬起来了！洒的尽管洒，晒的尽管晒。但那些蓝袄蓝裤露着胸脯的清道夫，并不因为太阳和他们作对就不洒水了。他们依旧一勺一勺的洒将去，洒的又远又均匀，直到日落了，天黑了，他们才抬着空桶，慢慢的走回去，心里都想道，“今天的事做完了！” ”

看来那时候长勺和长瓢都是好东西，无论是泼油还是泼水，做法相同。

正好看到一个视频，里面有用长瓢泼水、泼沥青的镜头

正好看到一个视频，里面有用长瓢泼水、泼沥青的镜头

那时的长安街上有东西两座门，即长安左门和长安右门，在老百姓的口中，长安左门俗称为“龙门”，长安右门叫做“虎门”，以附"左青龙、右白虎"之意。

后来朱启钤为了打通长安街拆除了长安左右门的卡墙，剩下的长安左右门的门俗称“三座门”。

1912年前的长安左门，俗称三座门，1952年拆除

1912年前的长安右门，俗称三座门，1952年拆除

50年代天安门广场要改造、长安街又要扩宽，当时我小姨夫许京骐是北京市道路工程局领导，长安街的改造是他领着执行的，不知道1952年拆除长安左门和长安右门是否他也有份？

说实在的，这两座门的拆除挺可惜的。

1901年，从天安门上看长安街

--中南海和总统府--

南长街西面紧临中南海，从南长街券门出来往西一溜红墙，不远就到了总统府的大门。

中南海设有总统府，是袁世凯称帝以后的事，他还将宝月楼改建成总统府大门，更名为新华门。他死后，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等曾先后以这片皇家园林作为总统府。

陈家、方家搬到南长街及在南长街居住时，那里面先后住的是徐世昌、曹锟、黎元洪等好几号人，那时大总统、执政者走马灯一样的换，着实搞不清。大舅说，当时的新华门不是临街的，外面有半截围墙，上面有铁栅栏，东西有两道大门，卫兵就守在大门内。

100多年前晚清中南海宝月楼(后改称新华门)老照片

1920年代北洋政府时期的新华门

我妈说过，小时候中南海里挺荒凉，她有时进去玩儿，在那里常看到翠鸟，闪光发亮的蓝色羽毛，扎进水里去逮鱼。我不记得她具体说的是什么时候，估计不是在南长街住的时候，那时那里还是总统府，是后来才变成公园的。

中南海老照片，从中南海内瀛台迎薰亭远眺新华门

--中央公园和陆小曼--

陈家、方家在南长街的房子离中央公园(即现在的中山公园)也很近，孩子们常去玩儿，走的是中央公园后门。只需从住的胡同里出来向东跨过南长街，走西华门南边一条小路，再过一个小桥就到公园后门，进门后，经过一块有很多古柏的空地就能看到社稷坛，当时那里还有一个旱冰场。

在下面这张日本占领时期的最新北京详图上可以看到大舅说的旱冰场，地图上写是的溜冰场。

日本占领时期的最新北京详图截图

我大舅说，中央公园如果从正门(南门)进去，可以看到“公理战胜”的牌坊。那个牌坊是1919年刚刚从东单搬过去的，原来叫克林德牌坊，拆除后移到中央公园儿里的。名字也改为“公理战胜”，以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胜利的纪念。克林德是德国公使，被义和团杀了。1949年之后，这个碑额改成了“世界和平”。



克林德牌坊－公理战胜牌坊

这是一九一几年社稷坛被改建成中央公园不久的照片，有很多古柏

六姨婆说，她父亲不喜欢和子女们聊天，但是他喜欢带孩子们去北海和中央公园，在茶座上一坐就是半天，给孩子们买一毛钱一碟的瓜子吃。

我大姨的回忆更具体：中央公园一进门是“来今雨轩”（估计指的是南门），一转弯是“长美轩”，有茶座；公园后面北边靠近景山的河边一带也有茶座，叫“柏斯馨”。

“长美轩”前有一个藤萝架，后来改卖小吃了。那里是当时公务员爱光顾的地方。

中央公园北边沿筒子河的茶座叫“柏斯馨”，如果有的人带妓女去玩儿就只能去那个地方。不过去那里的都是高级妓女，这些人不说北京话，说的全是苏州话。

妓女们不许穿裙子，穿的是长裤，但一般是很讲究的缎子绣花的。大姨说，为此她们女孩子那时是无论如何不愿意穿长裤的。有一次外公要带大姨去中央公园玩儿，她的裙子有点儿问题不能穿，外公就让她穿长裤去，她无论如何不肯，说只有妓女才穿裤子。

20世纪初，来今雨轩是社会名流休闲聚集的地方，像林徽因、徐志摩、巴金、鲁迅、叶圣陶、朱自清、朱光潜等经常聚会于此。美女们也喜欢在中央公园聚会，一到傍晚美女如云，我外公也喜欢去公园，他爱看美女。

一到傍晚，美女如云

我大姨说她曾在“来今雨轩”见过陆小曼，那时她还是小学生。

那是1922年，陆小曼和她西点军校毕业的第一位丈夫王赓在“来今雨轩”举行订婚仪式。我大姨说，一天傍晚，她的四姨去参加陆小曼的订婚仪式，她想让家里的女孩子们也看到这盛大的场面，于是特意从中央公园跑回家来，很兴奋告诉大家说陆小曼订婚了，招呼家里几个女孩子跟着她去看。大姨她们（应该是和她哪个或哪几个年轻的姨吧）连跑带颠儿的跟着她去中央公园，她四姨路上还在重复说，她真漂亮啊！

到那里时，订婚式已经开始举行了，见到只有陆小曼和她父母站在台上。她四姨因为认识陆小曼，就把她叫到“来今雨轩”的栏杆那里，陆小曼当时穿的是一套浅色的西装。但是因为天色很暗，大姨看了一眼也没看清楚这个美人儿。

据说陆小曼在订婚仪式1个月后就和王赓结婚了。据我大姨说，王赓把陆小曼让给徐志摩后，心里很受打击，后来犯了错误，很年轻就病死了。而陆小曼嫁给徐志摩后，生活奢糜，拼命花钱，徐志摩不得不去北京挣钱，飞机失事而死。

这些故事虽然都知道，但是听我大姨亲口讲述，感觉很不一样。我大姨说陆小曼、徐志摩、林徽因这些社会名流她都见过。而胡适、徐志摩、林徽因、梁思成、梅贻琦、翁文灏、梁实秋、闻一多、凌叔华、赵元任、钱钟书、杨绛等等，都是我二姨婆、四姨婆或二舅公家的朋友。

钱钟书、杨绛和二姨婆一家关系特好，杨绛曾说过，陈衡哲在我心目中是最尊崇的前辈。她叫我二姨婆大二姐，这是江浙一带的称呼，因为陈衡哲的小弟(我的二舅公)陈益娶了杨绛的老朋友蒋恩钿。

杨绛又是是我大舅妈的表侄女：我舅妈的父亲杨景苏是杨绛父亲杨荫杭的五叔，而杨景苏曾经是胡适的老师。

王庚 陆小曼 徐志摩

文革期间可能是我父母忙，常把我寄在大姨家，她好几次带我去中山公园，她画写生，我四处乱跑。她曾经眉飞色舞的给我讲她小时在中山公园玩儿的故事，具体讲的什么我已不记得，只记得她特别爱提“来今雨轩”，我不明白这四个字是什么意思，但记得她说过那里吃的东西很好吃。后来她带我去看“来今雨轩”，我那时觉得中国古建筑都长得差不多，没留下什么印象。

直到最近我才知道“来今雨轩”名字的来历。“来今雨轩’出自一个典故：一日，秋雨绵绵，杜甫贫病交迫，适一魏姓故友前去探望，使诗人既感激又伤心，因而作诗一首。诗前有一小序：“秋，杜子卧病长安旅次，多雨生鱼，青苔及榻，常时车马之客，旧雨来，今雨不来……”。后人便以“旧雨”指“故友”，“今雨”指“新朋”。因此应该读“来-今雨-轩”。

记得有一次不知道为什么，她还带着我小姨的小儿子、我表哥许佐英一起去了，我表姐多芬（大姨女儿）后来告诉我，那时我小姨不是关了牛棚就是忙得无暇顾家，也时不时的把我表哥放在我大姨家。

我记得那天三人在中山公园一个画廊里下跳棋，我总是输。那次大姨还特别提到京剧，给我们讲她看过的几出戏，当然那时全国只有八个样板戏，她讲的是老戏。我表哥到底比我大两岁，居然对被批判的才子佳人京剧有所了解，我记得他还发表了一番评论，我不敢吭声，觉得自己很无知。

后来三人去“来今雨轩”吃了些什么，记得好像是一顿中饭，也可能只是冷饮，已经记不确切了。

“来今雨轩”1926年老照片，当时为了扩大经营面积，在厅前接出铅铁顶罩棚，后拆除

最近和大姨的外孙女一起回忆起“来今雨轩”的冬菜馅包子，还流口水。“来今雨轩”的冬菜馅儿包子，甜甜的皮，里边的肉我记得是一粒一粒的，就是炒熟了包进去的，特别好吃。我在大姨那儿吃过好几次，跟她去中山公园也吃过。

哎，可怜那么诗意的古建和那么多名流聚会的过往，在当代人的脑子里就剩下吃了😂。

2017年回国后去“来今雨轩”看了看，里面仍然是一个餐馆，没几个人吃饭

除了中央公园。那时还有动物园可玩。动物园那时不叫动物园，叫三贝子花园，也叫万牲园，曾经是一个清朝贵族的别墅。清末在这里栽了很多植物，把从德国购来的动物养在这里，供人参观。大姨记得当时有老虎、猴子、鸟、狐狸等。

马叙伦《石屋余瀋》里有一篇专门描写三贝子花园，“北平西直门外农事试验场，俗称三贝子花园，亦名万生园，即故可园也。周可数里，有池阜之胜，花木蓊郁，垂杨最佳。东为动物园，有虎，豹、狮、狼、熊、象、斑马诸兽。狮子与世所图者迥异，惟与文华殿所陈清陕西将军阿尔稗绘《狻猊图》相似，阿尔稗盖写生者也。羽族中鹦鹉种极伙，形色皆至丽。西为植物园，有楼曰畅观，清孝钦显后尝临幸，故游者皆趋之，余所不至也。”

我记得我妈跟我讲过，门口检票的是俩巨人，身高可能有两米多。家长故意让小孩儿递票给他们，他们不得不弯腰来接票。

居然在网上找到门口巨人的照片



六、 搬离南长街

北洋政府的时候，总统走马灯一样的换，军阀连年混战，陈家、方家的经济状况也随着大时代的变化而逐渐变差。

我大舅回忆说，进京之前在苏州的时候，有一段时间，钱很值钱，一元钱可以换150个铜板，而一寸来厚的五花三层酱肉只卖一个铜板。我大舅曾被托在一个老师家吃中饭，饭菜很好，每月却只要一元钱，那时的物价真便宜。那正是鲁迅《灯下漫笔》里形容的国家银行钞票信誉好的时候：“有一时，就是民国二三年时候，北京的几个国家银行的钞票，信用日见其好了，真所谓蒸蒸日上。”

但是后来作为薪水发放的中交票(当时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发行的货币)开始贬值。《灯下漫笔》后面一段形容：“我还记得那时怀中还有三四十元的中交票，可是忽而变了一个穷人，几乎要绝食，很有些恐慌。……幸而终于，暗暗地有了行市了：六折几(换银元)。”当然，鲁迅后面一段文字是有深意的，这里不去说它。

中交票贬值使公务员的经济状况受到影响，但是应该说北洋政府给公务员的薪水定标还是蛮高的，前面说过，科长一级的能挣200多块钱。刚到北京时，货币虽然缩水，但衙门里还能按时发饷，因此那时陈家、方家手头都比较宽裕，太外婆每月还给没成家的孩子们2元份子钱，就是零花钱。外公也给方家孩子们一些零用钱。

中交票

但是后来不光中交票持续贬值，衙门欠薪也越来越严重，好的时候也只能拿到5-6成薪水，差的时候到手的钱一个月只有20-30元。而那时外公外婆已经有5个孩子，有三个在上学，而且1923年秋，大舅进入了交通大学唐山学校(西南交大) 读书，家里处处都需要钱，经济情况越来越捉襟见肘。

大舅记忆深刻的一件事是，他有一次额外得到一笔钱，家里紧张的经济状况才略有好转。那是几年前，他曾拿一元零用钱买了简易储蓄，到1923年春天他居然中了一笔奖，连本有276元之多。他给自己买了两样东西，又给弟妹买了些糖果，剩下交给外公，外公看到这钱高兴的不得了。家里添了必要的东西后剩下的钱还了债，还补贴了几个月家用。

我外公是一个极正直、廉洁、倔强的人，本来依他的资历，早该晋升了，何况他和审计院院长庄蕴宽又是至亲，但正是因为有和院长的这一层亲戚关系，他不想别人说三道四，所以一有晋升机会他就推让。到了1923年，审计院再次出缺，庄蕴宽让他不要再推了，而且审计院里已经传开我外公要晋升的消息，要知道晋升后是可以加30-40银元薪水的。但是有一天一个满族的什么皇亲给他寄来一张200元的支票，让外公让出这个位置，并把这个皇族推荐给庄蕴宽院长，事成之后每月都会给他寄200元来。因为皇族们并不缺钱，缺的是当官的名声。在家里经济紧张的情况下，外公丝毫没有考虑接受他这一大笔钱，反而气得够呛，他寄回了支票，推掉了晋升机会，但也绝不推荐那个人。

那时家里还用着一个佣人，因为佣人工钱不贵，每个月只要4块大洋。但是孩子们已经从坐自家洋车到去街上雇车再到走路去上学了。中午去街上吃碗饺子或者面作为午餐。

三姨婆家也因欠薪经济比较紧张，有一阵子家里生活困难时，她甚至向妹妹们借份子钱。

太外公也在审计院上班，欠薪是一样的，四姨婆在回忆鲁迅的文章中特别提到，她开始上的北京艺专收费太高，她还有两弟一妹上学，家里经济出现困难(那时已到1923年，欠薪日益严重)。她说当时连在几处兼课教书的鲁迅先生也因学校欠薪而使头发胡子欠打理。所以他才会写出《灯下漫笔》的文章(写于1925年)。

下面太外婆在写给妹妹庄闲(蘩诗)的信中也提到米面菜价昂贵，京中欠薪事。

网上找到的庄曜孚给庄闲的信

但是太外婆可以鬻画接济家用，太外公字又很好，因此经济上还算过得去。六姨婆说，当时在琉璃厂的荣宝斋书店摆着太外婆的卖画仿单，“仿单”就是价目表。更有人搜集到她重新对她的画定价的 “庄茝史画例”，那是1924年的定价，正好在南长街时，其中：堂幅每尺八元；屏条每尺四元(阔在一尺以上八元)；横批同上；折、纨扇四元；册页每开四元(一尺以上八元)。

1926年晨报副刊（第30期）上刊登的庄茝史(庄曜孚)所画古松

1926年晨报副刊（第30期）上刊登的庄茝史(庄曜孚)所画古松

下面👇🏻太外婆写给四妹庄闲的信及搜集到的其他信(网上找到的照片)都提到太外婆忙于作画，这“忙于作画”已经不是陶冶情操，而是生活所迫，卖画为生了。靠着卖画卖字，他们让儿女们先后上了好学校、接受了好的教育，并且维持住了家里还算宽松的生活条件。

方家经济状况差了，孩子们渐渐长大，1921年又添了我小姨，南长街的家显得拥挤了。我小舅舅1925年大概已经上了中学，我妈也到了入学年龄，处处需要花钱。加上两家人住一个大院儿，难免不闹些小矛盾。

于是方家搬出了南长街，搬到了北城的仓夹道(现在的护仓胡同)，找了一处便宜的房子，不想那是一处凶宅。关于凶宅的故事容以后再讲。

从大舅的书里看，搬家时间应该是在1923年-1925年之间。而我小姨记得，她大约4岁多的时候从南长街搬走的。这样说起来很可能是1925年搬的家。

方家在南长街住了5年多，因为方家搬离，女儿们又陆续结婚离开，太外公、太外婆无需再住这么大的院子，于是陈家也于1928年2月23日搬离了南长街。





搬家及搬家时间，是从网上找到的这封信确定的(见下图)，信中太外婆说“二月卄三日移居此间房子，较前好而价贱，足足忙了二十天”。又说：“二、五两女下月均须分娩”，二姨婆、五姨婆同一年生孩子只有1928年。据我大姨叙述，太外公太外婆是搬去了西四大院胡同。离方家后来住的仓夹道不算远。

也是网上找到的庄曜孚给庄闲的信

无论如何，南长街，在长辈们心中留下的多是美好鲜活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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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写这段家史时，我觉得这些生动的场景似乎是电影里回放的一幕幕镜头，那么生动有趣，可惜所有一切已然化入历史的长河中，再也见不到了。无论是织女河、织女桥亦或是织女桥胡同、无论是鸽哨声还是“硬面饽饽－－”、“半空儿－－”的吆喝声早已荡然无存。取代这些胡同儿和吆喝声的是南长街一堵堵灰色的墙、一扇扇灰色的门、院子里的高楼和从大门瞭望缝里露出来的xiong狠目光、居高临下的呵chi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