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以抹去的记忆——五十年前菌痢疫情亲历记

北大荒人的歌

　　今年5月31日是我们原黑龙江省尾山农场五分场第三批上海知青下乡五十周年纪念日。五十年前的今天，我们这些来自于上海市卢湾区的69届初中生响应领袖上山下乡的号召，背起行囊，奔赴三千多公里之外的北大荒接受再教育。当时我们这些知青才17岁。

　（图1：部分第三批上海知青参加下乡四十周年纪念活动时合影。）

　　时光荏苒、岁月如棱，转眼整整半个世纪过去了。昔日朝气蓬勃的年轻人如今已是白发苍苍的老人。但知青们人老心不老，相逢情谊深，大家格外珍惜当年在黑土地上朝夕相处、战天斗地中结下的友谊，期盼着在下乡五十周年纪念日来临之际再相聚。

　　（图2：尾山农场场部地标性建筑——工农兵塑像，后面的平房为尾山农场革命委员会所在地。该塑像现已被拆除。）

　　然而，今年春节前夕，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蔓延全国。在党和政府的统一领导和全面步署下，全国人民投入到抗击疫情工作中。我们作为退休人员“宅在家”就是对抗疫工作的最大支持。知青们自觉遵守抗疫规定，暂停了一切聚会和外出，原定第三批上海知青下乡五十周年纪念活动的筹备也随之搁置下来。

　　新冠疫情来势凶猛，我们上海人民在市委、市府的统一领导和医学专家的具体指导下，抗疫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这次抗疫等同于经历了一场沒有硝烟的战斗，在我们的人生旅途中必将留下永恒的记忆。

其实对我来说经历如此凶险的传染病疫情已是第二次了，令我永远难以忘却的另一次疫情就发生在我们刚下乡的1970年夏季，病源是细菌性痢疾，我则是死里逃生，至今回想起来还令人后怕。

　（图3 ：1970年5月31日中午，笔者（左）与同班同学一起在上海彭浦车站登上了北上的知青专列，前往三千公里之外的尾山农场接受再教育。图为列车即将启动前的留影。）

　（图4：专列的汽笛响了，车上车下顿时哭声一片，送行的父母们心里明白，此番离别不知何日再能相见。）

　　虽然我们被称为69届初中毕业生其实只能算是小学毕业，初中的课程几乎没有接触过。由于当时信息闭塞，天真幼稚的我们对北大荒的概念仅仅定格在“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的一派田园风光里，其他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图5：知青专列的终点站——龙镇车站）

　　列车经过三天三夜的行驶，终于在六月三日上午抵达龙镇车站。知青们满怀美丽遐想从车厢出来，举目四处一望，顿时犹如一盆凉水当头浇个透心凉。这哪像个火车站啊，分明就是一片荒芜人烟的处女地！

　（图6：这是现在的龙镇车站，即使时间过去了几十年，龙镇车站仍呈显出一片荒烟蔓草，当年的凄凉情景更是可见一斑。）

　　初来乍到的我们直接被领到知青食堂用午餐。招待我们的第一顿饭是免费的，有炒菜和白面馒头。但我们刚刚离开父母坐了三天三夜的火车，再加上一路卡车的颠簸，个个神情恍惚，疲惫不堪，哪里吃的下呀。此时在一旁围观我们的老知青纷纷上来与我们套近乎。原来这些饭菜仅是招待我们新知青的，老知青们根本沒份。我们反正也确实咽不下，于是就做了顺水人情。然而第二天我们就后悔了，因为以后的伙食不再是这些炒菜和白面馒头，“过了这个村就没有那个店”，想吃也没有机会了。

　（图7：知青当年居住的大院子是劳改犯的营地，並建有围墙、壕沟和铁丝网。图为昔日的大院子，但围墙已被拆除，壕沟也已填平。）

   当时的食堂饭厅里还放置有饭桌，但没有凳子。知青们在窗口打来饭后就站在桌子边用餐。令我们实在无法忍受的是那漫天飞舞的苍蝇，这种苍蝇个头硕壮，飞舞时还发出嗡嗡的声音，赶之不走，驱之不去。明明买的是白面馒头，端到桌上顷刻就变成了黑面馒头，因为馒头上已被叮满了苍蝇，黑压压一片，连空隙也不留。于是大家只能边挥舞双手驱赶边抢着吃，似乎在与苍蝇抢食物。有些知青则把馒头的皮子剥去，眼不见为净地往肚里塞。此刻应了那句处世名言“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在这种环境中只能去学会适应。

　（图8：知青们生活水源就靠一口井，每天喝的水就是生井水，也沒有条件烧煮开水。）

   知青们住的大院子是原来劳改犯的集中营，大约有七八栋平房，食堂、水房、厕所都在大院子里。厕所都是旱厕，在泥地里挖一长条大坑，铺上几块木板，因为那坑有一米多深，蹲在上面如厕战战兢兢的令人有些害怕。厕所也是苍蝇们最喜欢去的地方，离食堂又不远。于是食堂——厕所——宿舍，成了苍蝇们飞舞的三点一线，再加上春夏秋冬一年四季喝得都是生井水，如此恶劣的生活环境为1970年夏季的那场菌痢流行创造了前提条件，因此当疫情发生且短时间在人群中迅速爆发也就不足为奇了。

　（图9、图10：当年知青住的宿舍，进门后分左右两大间，南北砌有土炕，炕上还用木板搭了阁楼，分上下铺睡。这样一栋平房要住上七、八十人。）

　　据医学资料介绍：细菌性痢疾简称菌痢，是痢疾杆菌引起的肠道传染病。临床表现主要有发冷、发热、腹痛、腹泻、里急后重、排粘液脓血样大便。中毒型菌痢则起病急骤、突然高热、反复惊厥、嗜睡、昏迷、迅速发生循环衰竭和呼吸衰竭，病情凶险，危及生命。 菌痢传播的主要途径是通过痢疾桿菌污染的水、食物经口进入人体感染，引起结肠化脓性炎症，发生全身中毒症状。因此，预防菌痢的关键是注意饮食卫生，把住“病从口入”关。

　（图11：尾山农场五分场革命委员会旧址，办公楼前有一个蓝球场，知青们时常在这里打球或开展比赛。）

   说来也真不幸，我到农场没几天就感染了菌痢。首先的症状就是 肚疼难忍，不断的往返于寝室与茅房，几次下来，人已筋疲力尽，高烧不退。到卫生所找大夫看了，但当时药品奇缺，氯霉素没有，黄连素也配完，就配了些矽炭银。生病了自然不能出工了，我只能躺在宿舍里昏昏沉沉地睡觉。因为患病的人多，也没有引起连队重视，连病号饭（面片汤）也没有。食堂里的伙食实在咽不下去，喝的水又是井水（生水），加上我的体质本身又较弱，这种种因素导致我的疾病迅速向中毒性菌痢发展，到当天下午已经神志不清昏迷过去了。

　 （图12：尾山农场场部卫生院诊疗手册，当时虽说看病不要钱但医疗设施极其简陋，较重的病一般要送往农垦北安分局医院救治。）

   后来知青们告诉我说，当时我睡在阁楼上四肢抽搐、浑身颤抖，正巧有一位知青提前从大田回来发现了，他因为个子比较高，看到我在铺板上颤抖感到问题严重，并迅速向连队指导员报告了。

   分场卫生所肯定救治不了了，领导当即决定将我送到场部卫生院去，迷迷糊糊中我感到有人把我抬到了大车上（牛车还是马车我现在也没搞清楚，但肯定不是蹦蹦车）。此时我的意识是一会儿清醒一会儿迷糊，感觉人在天空中游荡，我怀疑自己已经到鬼门关边游荡了一番。我记得好象指导员还问了我想吃些什么。后来病愈后知青们还逗我说，当时你蛮好说想吃鸡。在知青们的潜意识里能吃上一只鸡就是最幸福、最满足的愿望了。

（图13：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尾山农场卫生院，从五分场去场部卫生院大约十多里地。但当时没有水泥公路，全都是坑坑洼洼的土路。）

   到场部如何送进卫生院的经过我全部不知晓了，因为后来我彻底昏迷过去了，醒来已是第二天的上午。此时我发现自己躺在一个十分陌生的环境里，一位身穿白大挂的女大夫走了过来，亲切和蔼地对我说：“你没什么事了，休息几天就会恢复的。”边上陪护我的知青同伴悄悄告诉我说这位女大夫就是尾山卫生院大名鼎鼎的牛大夫。我这次之所以能死里逃生一则有医术精湛的牛大夫，但最主要的还是因为断档多日的氯霉素及时到货了。北大荒菌痢疫情大范围流行后，造成当时治疗菌痢的特效药——氯霉素断货。后疫情告急的信息上报到省里后，有关部门通过飞机空运及时将氯霉素送到北安，然后转发到各农场。但我一直没搞清飞机送药的说法，一种可能是当时全省都没有氯霉素了，通过紧急调拨从外地将药直接用飞机送到哈尔滨，然后再通过公路送到各农场。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哈尔滨通过直升飞机送到北安，因为北安并没有机场。

（图14：原尾山农场卫生院医务人员再相聚时合影留念，此照片大约摄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或九十年代初。背景中尾山卫生院尚未改造。）

   我是不幸中之大幸，而与我同批下乡的上海比乐中学知青何宝荣却没有度过难关，他与那些在黑龙江下乡期间牺牲或因工、因病去世的知青一起永远地留在了北大荒的白山黑水之中。

这场半个世纪前席卷北大荒农垦系统的菌痢疫情被感染者占到知青总数的六、七成，病毒之所以能大范围传播和迅速蔓延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当时恶劣的卫生条件和生活环境。据原黑龙江建设兵团北京知青回忆，她们连队的一位北京女知青因菌痢不治而去世，其父亲是中国驻法国大使馆参赞。这位父亲特地从国外赶来北大荒处理女儿后事，回北京前团部领导问他有什么要求，参赞想了想说：如果条件允许，就给孩子们建个厕所吧！

（图15：现在的尾山农场卫生院全称为尾山农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昔日的平房已推倒，重新建起了新的医务大楼。图为尾山医务人员在大楼前合影。）

（图16：如今的尾山农场早已今非昔比，全场职工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论断，先后荣获了国家级生态乡镇和国家级美丽乡村称号。）

　　“前事之师，后事不忘。”在我们全力以赴抗击新冠疫情的今天，我钩沉出这件尘封了半个世纪的往事，其目的是希望我们在面对灾难的磨砺时能多一份从容，多一份大爱。筑牢群防群治的严密防线，不畏艰险，奋力拼博，去夺取抗疫工作的全面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