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唐平村的两条龙，是老村民至今常常提及的地方，它中间夾着那个平坝子，是唐坪村的中心地带。</span></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对称的两条龙，其实是两排平房，各四套房排成一线，住了八家人。</span></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我家是右手第一家，正对面是桑子中先生家。与我家仅一墙相隔的，是萧建初先生的家。</span></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萧建初先生时任国画教研组长，那时还没建国画系，教研组长就是本专业最高职务。萧先生有一个特殊身份：由张大千在敦煌时的秘书，变成了女婿。而大千先生的女儿十小姐张心瑞女士，我们只喊她“萧姆姆”。</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萧姆姆是我们母亲一辈中最年轻的，虽与我们父母同辈，那股大家闺秀的气质我们小孩也看得出来。她当年的身份是学院漆器厂的工人，跟当年所有人的穿着都一样的土朴，仍然遮掩不了她举止言谈中透出的那股高雅、平和的气息。几十年后与母辈的萧姆姆重逢时，一开口我竟然哽噎流泪了，因为在她身上，我突然又看到了早己逝去的母亲的和蔼可亲。</span></p> <p><span style="font-size: 20px;">我们两家仅一墙之隔，交往是随机的，不需专门串门。记得张心瑞女士跟我们拉家常时不止一次说：“你们那么多兄妹。还没有一个的气质超过你们父母的”。其实那个年代，川美的所有画家，穿着都很土朴，不管名气再大，职位再高，多半就是布料中山装，整个唐坪村的大画家，在我的印象中全是“布衣画家”，包括东方色彩大师李有行先生——我记忆中的李先生，全是穿着土布中山装的形象，可萧伯伯和萧姆姆不止一次在我面前赞赏李有行先生说：“李有行先生真不愧是色彩大师，你看他穿衣服：每个季节的服装颜色搭配，都不一样，都跟季节很搭调。很讲究”。</span></p> <p><span style="font-size: 20px;">身居黄桷坪的这些布衣艺术家，当年在黄桷坪理发，统统都进在黄桷坪的剃头铺，理发师都是剃头匠，只管把长发剪短，就OK。那时的发型，有点像当今朝鲜领导人那种：下半截被推得光溜溜的，只留上半部分的头发。所以我和萧先生的女儿聊天时有一个共识：不管美院哪个大师，只要从剃头铺出来，一个二个都变得瓜兮兮的了。</span></p><p><br></p><p><span style="font-size: 20px;">我父亲钟道泉更是衣着最随便的一位。灾荒年间他得了水肿病，身体极度虚弱，怕冷，干脆在腰间系上一条围巾，一副大巴山农民的打扮，引起窃窃私语，连我们当儿女的都觉得不好意思。可他自已满不在乎，说：这样身上暖和一些。</span></p><p><br></p> <p><span style="font-size: 20px;">在这种情况下，萧伯母却说我们子女没一个赶得上父亲的气质，还看出李有行先生身上的与众不同。</span></p><p><br></p><p><span style="font-size: 20px;">这让我想起了另一位当时的年轻教师：冯星平。</span></p> <p><span style="font-size: 20px;">当时我见到的冯星平：分头，浓黑的络腮胡，西装，有时还要系上一条领带，最精彩的在脚下：可以同时穿一双草鞋。</span></p><p><br></p><p><span style="font-size: 20px;">这种极修边幅与不修边幅的高度自由，使其浑身上下换发的艺术气质有口皆碑。</span></p><p><br></p><p><span style="font-size: 20px;">另一位年轻教师钟在本，文革初期被红卫兵剪了阴阳头，一般人回家后赶紧全剃掉，他不，第二天昂首挺胸，顶着个阴阳头上街买菜，依然从容信步。</span></p> <p><span style="font-size: 20px;">在我少年时代记忆中，整个四川美院衣着最为考究的也有一个：那是院长王颂咸先生：洁白平整的衬衣，配一条吊带西裤，一双优质皮鞋，梳理得很妥帖的后背头黑发，茶色镜片后有一双深邃而沉稳的和善目光，适中的个子，站姿端庄，行动从容稳健，绅士的风度，令人肃然起敬，是我记忆中的唯一。</span></p> <p><span style="font-size: 20px;">唐坪村没有围墙，随意进出。黄桷坪就一条主要街道，当年的人口远没有今天多，这些赫赫有名的艺术家们，就是黄桷坪街坊的一员，提兜兜亲自上街买菜太正常不过。而他们的子女，与街坊们的子女都是同学，同学间提及“美院的，电厂的，铁路三村的，四村的，搬装的，游长岗的，新街的，横街的......”，都是很直观的区域概念而无其它，所以在街坊的印象中，这些艺术家一直都是普通人。这就是黄桷坪，高雅的与市井的无缝衔接的重庆城的一条郊区老街。</span></p> <p><span style="font-size: 20px;">当知青回来后，我成了萧家的常客，常陪萧先生喝两口酒，话匣子打开，他常给我聊些艺术鉴赏方面的见解，萧先生见高而识广，在敦煌时即作张大千秘书，鉴赏方面极有眼光。他常说：真正好的画，是你在画面任何地方，一笔也加不上去，同时，又一笔也减不下来。这种审美经验，对我颇有裨益。</span></p><p><br></p><p><span style="font-size: 20px;">他点评过不少名家之作，全是真知灼见，一旦看明白，眼光就再也下不来，绝不像当今批评家那般隔靴搔痒，不着边际，越看越勉强。</span></p><p><br></p><p><span style="font-size: 20px;">他主张“眼高手低”，认为“一个画家只有眼高手低，作品才能上得去“一一不是吗？你想，眼光上不去的，除了穷途末路，还能怎样？</span></p><p><br></p><p><span style="font-size: 20px;">我父亲平反昭雪时，重庆日报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是由萧先生亲自撰文。短短几百字，将我父亲的艺术特点高度概括，我才发觉萧先生文笔非常精炼，准确的用词显然是很用心的。萧先生擅长工笔花鸟画，一直以画家身份在美院任教，但我以为他的鉴赏能力与艺术评论水准，更是一流的。</span></p> <p><span style="font-size: 20px;">在他家里，我看过不少张大千原作，包括不少大幅的，以及市面上见不到的张大千的图文教材著述。而酒喝到兴头上，他更会对自己成功赢得张大千十小姐的芳心，成功挫败情敌，终成大千女婿得意一番，让我们晚辈分享这份得意后，再美美咯上一口。</span></p><p><br></p><p><span style="font-size: 20px;">80年代学院为我父亲举办遗作展览，以及陈列馆收藏部分遗作，都是萧先生亲自出马挑选。看他选画，我眼界大开：父亲的精绝品，他一眼就敲定，“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那语调起伏，与作品散发出的光彩恰相吻合。遇特别精彩的，他会仔细端详一番。我尤其记得在为学院选藏品时，他几乎亢奋起来，但紧接着，对我说了一句：“不行，不能把好画全选走了，应该给你们自己留一些”。紧接着手下留情，共选了大大小小三十余幅，幅幅精绝品。可惜后来四川美术出版社出版钟道泉花鸟画选，由出版社所选作品，除了少数几幅，几乎全是二流作品。要请萧先生来选，当完全是两回事。</span></p><p><br></p> <p><span style="font-size: 20px;">萧先生经常嘱咐我“你要好好保存你父亲这些作品”，“你记住：保存好这些画，反正不需要你拿饭给他们吃”，并赞赏我父亲能用一般人扔掉的秃头毛笔，画出令人意想不到的惊人效果。</span></p><p><br></p><p><span style="font-size: 20px;">萧先生的个子不高，但非常讲究仪表，脸色特别红润，配一副茶色花边眼镜，走路腰板挺得很直，一副典型高级知识分子模样，不太像一个艺术家而更像一个科学家。他说：在外面常遇上某些少年，见了他会嘘出一声：“看，科学家来了”。</span></p><p><br></p><p><br></p><p style="text-align: right;">2019-5-1</p><p><br></p><p><br></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