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中隐》

阿恒

中隐

[ 唐·白居易 ]

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

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

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

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

不劳心与力，又免饥与寒。

终岁无公事，随月有俸钱。

君若好登临，城南有秋山。

君若爱游荡，城东有春园。

君若欲一醉，时出赴宾筵。

洛中多君子，可以恣欢言。

君若欲高卧，但自深掩关。

亦无车马客，造次到门前。

人生处一世，其道难两全。

贱即苦冻馁，贵则多忧患。

唯此中隐士，致身吉且安。

穷通与丰约，正在四者间。

《中隐》是白居易五十八岁时写的一首诗，那年他正在洛阳任太子宾客分司。诗中说，像东方朔那样隐居在朝廷或闹市中，未免过于喧嚣。而像传统的隐士那样生活在山林里，则又未免过于冷落。既然如此，不如采取“中隐”的方式，就是虽然做官，但不在朝廷里做大官，而是像自己那样，在洛阳任一个闲职。这种“中隐”的方式，既像是出仕，又像是退隐：既不是忙忙碌碌，也不是无所事事。在这首诗的后面，白居易还进一步说明了“中隐”的种种好处，比如既有充足的俸禄，又无繁忙的公事，所以不但可以免于饥寒，而且可以悠闲度日。

白居易写《中隐》时，已经人到暮年，难免会产生比较消极的思想。事实上白居易的消极思想早在贬为江州司马时就产生了。他在武元衡遇刺的第一时间向朝廷上书，完全是出于正义感和责任感，却反而受到诬陷、打击，不但无人为他伸张正义，而且有人落井下石，这给白居易的心灵造成了难以痊愈的创伤。正巧此时白居易已经人到中年，他觉得人生短促，就算自己能活到七十岁，也只剩下二十六年的余生了，又何必再自讨苦吃？从此他的政治热情逐步消减，“中隐”的思想在他心中逐渐占据了上风。

白居易的这种人生态度，是不是人们经常说到的“明哲保身”？其实在古代，“明哲保身”并不是一个贬义词。这个词源于《诗·大雅·烝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按照孔颖达的解释，“明哲保身”决不是同流合污，“明哲保身”的人并不缺乏正确的价值判断，他们完全能够明辨是非善恶的区别，只是选择了远离祸患的安全处境来保全自己而已。

白居易字乐天，“居易”的名取自《礼记》的《中庸》篇：“君子居易以俟命。”意思是君子自处于平安的境地以听天任命。“乐天”这个字则是源于经典《周易》中“乐天知命故不忧”的句子，意思是乐于顺应天命，所以没有忧虑。

白居易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普通人，他对于物质享受既不拒绝，也不刻意追求。他在江州司马任上，可算是失意透顶，但是他在给元稹的信中自称在江州的生活有“三泰”，第一“泰”是合家团聚，“得同寒暖饥饱”。第二“泰”是江州物产丰富，自己的俸禄足够养家，“身衣口食，且免求人”。第三“泰”就是盖了一座庐山草堂，“可以终老”。

全家团聚，且能温饱，这对于一个官员来说只是最基本的生活水准，白居易却自称其中有“三泰”，这显然是知足常乐的生活态度的具体表现。

白居易的知足常乐其实是经过“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尤其是“比下有余”的思维方式而得出的结果。白居易曾经与古人为相比，他自称：“富于黔娄，寿于颜渊，饱于伯夷，乐于荣启期，健于卫叔宝。”

“富于黔娄”。黔娄是春秋时代著名的隐士，家里一贫如洗。相比之下，白居易富有多了。

“寿于颜渊”。颜渊就是颜回，他三十二岁就夭折了，是著名的短寿之人。

“饱于伯夷”。伯夷不食周粟而饿死在首阳山。

“乐于荣启期”。荣启期自称有三乐：是人，是男人，活到九十。除了第三乐长寿以外，其余二乐太一般了。白居易认为比荣启期更快乐。

“健于卫叔宝”，这是最有意思的一比。卫叔宝是个弱不禁风的美男子，只活了二十七岁。白居易认为自己比卫玠更健康。

白居易只比别人的弱点，于是大获全胜。

白居易知足常乐的人生态度对我们是不是有启示呢？我们永远处于“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处境，只有“比下有余”的心态才能获得安宁、愉快的心境。假如老是关注“比上不足”，眼睛老是盯着比你更幸运、更成功的人，将会永远处于焦躁、烦恼之中。这是白居易的闲适诗给我们的最大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