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希”，我的童年

爱卿

江边巴掌大的地方即为“老希”

       

       “老希”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地名。

       云南省迪庆州德钦县佛山乡政府所在地，老乡们俗称“老希”。这是座落于滇西北澜沧江干热河谷的一个小得只有一条街的小镇子，狭长的夹沟里，澜沧江以它亘古不变的姿态不紧不慢地缓缓流淌着，214国道紧挨着山脚蜿蜒伸向大山深处，镇子旁一座突兀而孤立的平顶小山，仿佛一个忠诚的卫士终日守望着它。

       在大伙口口声声中的“老希”，我度过了一段难忘的童年时光。

      上个世纪的70年代，物质还相对匮乏，小镇上没有农贸市场，镇上的居民过着一种近于“自给自足”的生活，种菜、喂猪、养鸡，腌制“琵琶肉”、晾晒“干板菜”，日常生活所需的蛋肉疏菜基本都做到了自给自足。下班了，人们没有余钱去下馆子——其实没有馆子可上，更没有心思去考虑“搓一把”——似乎也没有麻将，伴随着匆忙的脚步想得更多的是要去完成哪一样活计。父亲喜欢去江边布网捕鱼，有时也会带我和姐姐去打打下手。尽管并不富裕，可那时的人们并没有竭泽而渔的贪婪，因此江里的鱼很多，网到十条八条活蹦乱跳的大肥鱼根本不算什么稀奇事儿。有时捕的多，父亲就会在大杂院里支上一口大锅，邀请同事们热热闹闹地聚上一顿，余下的便养在他在菜园砌的小池塘里。

      

爸爸、二姐和我在小菜园

        江边的沙地上是密密麻麻、参差不齐的菜园子。碰上风和日丽的星期天，父母就会一大早地带着我们去菜园子里劳作，园子并不大，但好似一个聚宝盆，西红柿、灯笼辣、向日葵、茄子、萝卜、莴苣、黄瓜、蚕豆、葱、蒜、芫蓿、包谷、西瓜、葡萄、核桃，应有尽有。劳作之余，一家人挤坐在核桃树下小小的荫凉里，捞出泡在小池塘里的米酒缸，冲上凉白开，那沁人心脾的凉爽呵……有时放学回到家，乘着母亲还在灶头忙活的当儿，我和姐姐会溜到菜园里，找点吃的先填填肚子。

在商店的工作的妈妈（左一）和她的徒弟阿初只玛阿姨（左二）走村入户服务群众

      我们的童年时代，虽没有如现在的孩子一样五光十色的零食和眼花缭乱的玩具，但我们更没有没完没了的作业，我们的童年记忆，除了玩，就是玩。镇上20来个职工子女，除去上课、吃饭和睡觉，似乎都呆在一块儿。上树摘果，下河摸鱼，跳绳、赛跑、游泳，堆沙塔、塑泥人、抓青蛙、烧蚂蚱、捉迷藏、过家家，把粗大的扫帚棍削尖了编织所谓的围脖，溜进哪家的菜地里偷个黄瓜西红柿……但凡能想到的，我们都玩遍了。无聊之至，女孩子们可能要绊上几句嘴，男孩子们可能会痛痛快快地干上一仗，可转个背，便硝烟散尽，又好得蜜里调油了。

小时候的二姐（左）和我（右）

      那时候的邻里关系是和睦的，不要说一个院里的了，就连整个镇子，大家相处的就像是兄弟姊妹一般。父母经常去左邻右舍串门，也时常有人来家磕瓜仔儿闲聊，没有电视，没有手机，还时不时停电，需要 “高烧红烛照人家”，可人们依旧把枯燥的生活过得有滋有味、有声有色，没有“无聊”，更少“郁闷”。

      在我的记忆里，家家户户并没有多大的差别，不管是干部还是工人，无论是领导还是职工，住的是大杂院，吃的是一日三餐，阿姨们梳的发型大同小异，孩子们屁股上的补丁不是圆形就是方形, 叔叔们洗得发白的中山装已无所谓黄色或是蓝色，如果能在外面罩上个长长的羊皮褂子，那算是相当“时尚”的了。我们在村小上学，干部子女相对于农村孩子似乎也没有什么“优越感”可言，跑进校园，彼此也就“乱入池中看不见”了。

      一次，院里的两个阿姨因为“她的女儿说她的女儿是一头猪，而她的女儿坚决否认说了她的女儿是一头猪”的鸡毛蒜皮吵了起来，惊动了一院子的人来劝架。可是，巴掌大的地方，抬头不见低头见，哪好意思天天“横眉冷对”呢？过了一段时日，也就不了了之了。

      小时候的我们，是典型的“放养”。 上学或是休息，玩耍或是温习，打架或者捣蛋，父母是无暇顾及的，或者说，根本不屑于管。我们上学要到离“老希”1公里开外的松水村小，先沿着214国道走大约1公里，然后爬一段陡峭的羊肠小道到村里，然后还要往山沟里走一截不短的路，一天四趟，每天的路程估计有5公里多。可那时候的父母全无“接送”的概念，上自己的学，走自己的路，父母认为天经地义，我们自己也认为天经地义。

       父母无需担心交通安全问题，因为那时候的214国道“门可罗雀”，一年到头遇不上几辆车。当我们在路上有气无力地东倒西歪时，最高兴的事儿无非是碰上定主表舅了。定主表舅是松水生产队的马车夫，在我们眼中是214国道上最威风的“司机”。坐在马车上，体验“风驰电掣”的感觉，暖暖的江风吹拂着我们被太阳晒得黑黝黝的小脸，心中荡漾的是满满的幸福。

       妈妈们会时常组织“洒嘎角”——“洒”当地藏语意为“吃”，“嘎”意为“笑”，“角”应该具有“聚会”之类的意思，我认为“洒嘎角”可以直译为“凑一顿欢声笑语的饭局”，说白了，也就是大伙凑分子做顿好吃的。有一次，做的是当地藏民传统美食“扎木古色”，就是把小面团在淡盐水里煮过后，放到炼好的酥油里翻炒，再撒上红糖粉。在那个年代，通常只有在过年的时候才有得吃。取追娘娘自告奋勇将热气腾腾的“扎木古色”端上桌，在一片热切的目光中，只听“朴”的一声，满满一盆的“扎木古色”倒扣在了地板上，仿佛散落的金色珍珠，反射着诱人的光芒。大伙忙安慰取追娘娘，可她那脸红脖子粗的囧态，让我至今记忆犹新。

     

堂姐阿拉和我们姐俩

      而小孩子们的“洒嘎角”，仪式感就强多了，每人小孩凑几杯香油、几个鸡蛋、几碗米、几个土豆……计量的清清楚楚，然后，在”娃娃头”肖芬和“军师”我二姐的带领下，大大小小的“鼻涕小孩”们各司其职，在澜沧江边的沙地上忙乎开了。我父亲是丽江来的“佳”（意为“汉族”，当地人习惯于把外来人员一概统称为“佳”），做得一手的好菜，会额外给我们准备“生皮”之类的新花样；肖芬的父亲是个能工巧匠，他会不厌其烦地给我们提前做好小巧的切菜板和擀面杖。当然了，小孩子的脾气是捉摸不定的，所以，有时候我们的“洒嘎角”会逆转为—— 一场哭哭啼啼的饭局。

       对于那个时候的我们而言，全世界就是“老希”，“老希”就是全世界。

肖芬（左）和我二姐（右），镜头外是因不让“上镜”而哭泣的我

      当然，这里也有伤心往事。1981年夏，一个星期天的清晨，一阵惊天动地的巨响，打破了小镇的平静。发生了山体滑坡，巴掌大的地方，居然有12人罹难了。其中，有我最好的“男闺蜜”七三和他的母亲；还有阿德，他的父母、哥哥、弟弟和妹妹都在此次灾难中罹难，只留下了他一个人在这世上孤苦伶仃地活。那些天，整个镇子沉浸在一片悲伤之中。可是，当时我们真的太小了，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死”，根本无法理解什么叫“生离死别”，我们只是呆呆地看着大人们扛着十字镐四处寻找被掩埋的人，呆呆地看着他们的亲人竭嘶底里地哭，呆呆地望着天空发呆，丝毫没有意识到应该去陪伴和安抚一下阿德。

       灾难发生后，我和姐姐被父亲接到德钦县城读书，我在“老希”的童年生活片断便嘎然划上了句号。

      这些年，我会和父亲聊起当时的一些事，只觉得悲从中来，也深深地为自己当时的“冷漠”自责。所以，关于“老希”的悲伤记忆，属于我的中年，不属于我的童年。

      2019年的一天，一个念头冷不丁地跑进了我的脑海——“老希”为什么会叫“老希”呢？经过一番考证，才知道“老希”按当地藏语口音，确切的叫法应该是“咧西”， 意为“丢弃秽气的地方”。按照藏族的风俗习惯，每当家里有不如意的事接连发生时，就会找民间居士(阿曲)或喇嘛进行驱鬼送疫的法事活动，最后将象征鬼疫瘟神的泥塑和做法事的物品丢弃在远离村庄的地方，这种仪式被称为“咧西”。原本佛山区政府驻地在江坡村，1959年214国道从此地修过，在没有能力修建江坡公路的情况下，乡政府搬迁至此，从此，百姓口中“丢弃秽气的地方”阴差阳错地成为了滇西北通往西藏的门户，成为全乡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澜沧江河谷

　　如今的“老希”，早已不是记忆中的那个“老希”了。小镇已没有了往日的那份恬静和悠然,拥挤不堪的钢筋混凝房取代了昔日砖瓦结构的四合院，鳞次栉比的小商店、小饭店、小酒店把菜园挤占得所剩无几，人们已无暇种菜和养猪。车水马龙，灯红酒绿，小镇的喧嚣和热闹不由让人自然想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这句话……我不免有些许的惆怅和失落。但是，我应该明白，发展毕竟是人们孜孜追求的目标，这个曾经给了我无限温暖的小镇，不可能为了印证我的记忆而停滞它前进的步伐——这也许是发展的必然结果，也许是发展的一个悖论。

今天的“老希”

    也有人说，难怪“老希”发生山体滑坡这样的事，原来是有这样“不祥”的含义。可是，于我而言，“老希”自然不是这样一个概念。每当我碰到挫折时，我的思绪总会不由自主的飘回到“老希”，回到与父母瓜田李下的温馨时光，回到那段难忘的田园岁月。

   我时常想，自己之所以会对“老希”心心念念，以至于“夜来幽梦常还乡”，是因为那个时候的我，是真正快乐的。少不更事，不知“愁”为何物；父母正值壮年，离疾病和衰老还很遥远；人与人之间因为差别不大而少了攀比的压力，生活不紧不慢，彼此间表里如一。

我的“老希”，我的童年，我的美丽的梦……

二0二0年五月于拉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