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那月

大海

                          作者：金海炎

     1970年春，我平生第一次到学校里上课。

      忽然去作老师，看来有点偶然，直接原因，大约在此前“文革”运动中经常帮助大队在墙壁上到处写毛主席语录，布置“红海洋”而引起注意的。

       记得某一天正在吃早饭，那时的村小学负责人上门来找我，请我到村小去当老师。我问他什么原因，他说我性情温和，懂得循循善诱。或许是心里的某种东西被无意间启动了，也觉得我或许真的能当老师。

     已经过去半个世纪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被切断了正常的连续教育，记忆中的老师形象已经模糊，似乎觉得老师就是权威，就是正确，就是面容僵硬不可反驳。

     有了这个作老师的机会，想起来似乎可以脱离农业、还有前景美妙的书香相伴，让我非常激动。虽然学校在偏远的大漳湖垦区，既不悠久，也无名气，但这个教职仍然给了我潜在的提示和鼓舞，也许我能试着做一个好老师。

     年末，学时结束，放寒假了（那时是春季招生）。看学生们穿得厚厚的，背着书包离开了校园。面对空旷的学园，我在想：我和他们的关系就终止了吗？留在我手中的，只是一本快翻破了的学生点名册。密密麻麻的名字后面，是一个学年以来，对他们随手标记的各种符号。别人看来，那就是一本花名册，在我看来，哪个学生名字里，不躲着随时跳出来的鲜活的表情？他们身上很多生动的细节，假如没有在发生的那一刻记下来，很快就会淡掉了，失去了那时的鲜活和趣味，想要补记，无论怎么回想都不生动。

      一直有随手记事的习惯，在上课的间隙，随手记下和他们相处时有趣的部分，当时，它只是一篇孤立的文字，没想到，兴之所致，无意间便写下了许多往事。

      此后的生活中，生动有趣的事情自然又有许多，又随手记了下来。

     近些年来，应曾经的学生邀约，参加他们的活动，在他们中间，顿觉阳光温暖，遍地的树影光斑里，似乎有一种无法言说的幸福。

     现在，我有了最近几年很多篇记录与他们再聚的文字。

      把这些放在一起对比，很容易发现记录的文字中各自的体例、讲述风格、角度与篇幅都不同。因为都是原始记录整理，没有再修改统一订正，只是希望以后能读到最初的原貌，能够渐渐看到写作者的情感和角度的变化，在一个飞速发展的时代，这些变化很明显。

     记录和写作的过程，也是审视反省自己的过程。

      例如，当年记录上课时，从一节课的准备开始，到一个学期的结束，其间的不断自我调整修正，从一个传统的施教者，渐变成一个倾听、讨论和观察者，这变化丝毫没有被动性。我想，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更接近做一个合格的老师。

    再比如在当下考试作弊，有人问过我，是不是对这类事越来越软化了，我并不认为软化，在我看到更多的上行下效后，身处污秽遍地的泥塘中，强调随风飘零的小荷叶们独自保持洁净，是需要强劲说服力和自我约束的。需要用他们能够接受的方式，去重申个人洁净观，让他们感受到一个自由多元而无强制的小环境，告诉他们的底线。

    生活都是庸常的，而日常才是本质，才能水滴石穿。同时，作为一个过来人，该说一说曾经发生过的事情，现实中的许多内容，某种意义上看，比背课文重要得多。

    做了几十年的老师，我相信，想做一名好老师并不十分难，真正的问题，远比做一个好老师要复杂得多，那便是：一个不断学习、自我梳理和自我更新的过程。

     如果不是当初我偶然当上了老师，就不会有意识地不停地去关注这些年轻人，并得到他们单纯又热情的友谊，我也因此而更多地发现到感慨这些年轻人身上天然的干净和纯洁。必须感谢他们，更多的时候，是在那些和他们琐细的触动中，才发现自己看到的和记录了这么多。

    渐渐知道了，其实这远不是他们的全部，比起前辈，今天的年轻人，可复杂了许多，他们不是中国古人在诗词里空泛赞颂的莲花。没有理由，要求今天的孩子因循守旧。

     我们互相交换意见，而我已经这么老了。这么多年，始终被外在力量侵蚀着，又始终感觉自己依旧在，靠的正是他们纯净气息的不断滋润。所以，站在他们中间真好、真幸运！

    很多年来，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从没有对教师以外的世界投入过热情和主动，自愿又快乐地参与到学生之中，尽全力做好自己的工作，今天看来，这是自我拯救，感谢那些曾经的学生的长久陪伴！

    我的最大优势和劣势，都在我是过来者。我的失望比我的学生们更真切深厚，但我要说，希望始终存在。可以庆幸的是，很多纯真的温情瞬间，总是自然地冒出来。细细观察同一个我教过的曾经的学生，如今都成了不同行业的力量中坚，相信他们在各自成长的过程中，自身的判断力和自制力。现实才是最高级的老师，是讲述希望的唯一导师。

     

     那年、那月，我的生活并不孤单。

     教学中，我在书页间不仅认识了人类文明史上许多大师，更难得的是还遇到了许多志同道合的同事以及难以数计的曾经的学生。在那物质和文化荒凉的年月，有幸济身于教师行列，让我在困苦的岁月中，感受到了无比的踏实与丰厚。

    我已经感受到，文化最重要的部位，只能通过一代代人格秘藏遗传下来，并不能通过文字完全表达。中国经过太长的兵荒马乱的岁月，尤其是经过“文革”动乱，这种人格密藏已经余留无多，因此，必须细细寻访，轻轻拣拾，然后用自己的人格结构去静静磨合。在此过程中，吸纳前辈学者身上必须继承的时代特征和个人特征，也唯其如此，才有可能称得上“为人师表”。

      

                         2020年5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