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十八世纪,也就是以乾隆时代为中心的文学作品,向读者展示了两个方面非常有趣的主题。

一个是“妖怪文学”,它随着时代的潮流,可以说是异军突起。诚如人们所知道的那样,诸如《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子不语》一类的作品,连续不断地出自文人们的笔下。

尽管妖怪们的影子,自古以来就持续不断地晃悠在中国的文学作品中,但在这样一个短时期内,如同繁花一般竞相争艳,还要数十八世纪。要说理由的话,也许可以从很多方面去考察。例如,文字狱的兴起,在最大程度上击垮了文人学者们祈求自由的灵魂,转而去向妖怪世界寻求无限广阔的自由空间。不过,这些问题不在我们现在要讨论的范围内。我们现在迫切需要解决的是十八世纪中国文学的另一个问题。

另外的一个问题就是抒情的自传体文学的兴起。如学者诗人洪江北的《外家纪闻》、吴振臣的《宁古塔纪略》等作品大量面世。其中,在这里最值得一提的是沈复的《浮生六记》。我按捺住喜悦的心情,对抒情自传体文学作品作了冷静的回顾。抛开其中所有的虚饰成份,仅就他们真心诚意纵情讴歌的人类最本色的情感而言,便能够使读者从中读到自身心目中延绵无际的爱恋之情。

由此可以得知,十八世纪就是这样的一个时代:那些在妖怪的世界寻找自由的文人学者们,同时又在编织抒情自传体文学之“巢穴”。他们躲在这个“巢穴”里珍惜着自身的羽毛,试图尽情讴歌自己所喜欢的一切。如此看来,妖怪文学与自传体文学,一方面是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的文学作品,但同时由于它们盛行于同一个时代,不免会刻上那个时代的苦痛的印记。

所谓“时代的苦痛”,指的当然就是被剥夺了的自由。当这样的痛苦在幻想的天空翱翔时,便产生了妖怪文学;当人们忍受着这样的痛苦而落泪时,便产生了自传体文学。它们一则是发散式的“外攻”,一则是内敛式的“内攻”。

《浮生六记》既可以认为它是小说,也可以认为它是散文。尽管理解很不一样,但每当读到它,便会使我想起永井荷风的《雨潇潇》。

荷风是否读过《浮生六记》,我不得而知。但是,如果荷风是读过的,那么,《浮生六记》就可能是一本他爱不释卷的书。这是我的推测,或许是我的偏见。

荷风喜欢读明末清初的诗人王次回的《凝雨集》。这是一本诗集,并不是散文集。但《浮生六记》的抒情格调,转而成为《凝雨集》的抒情风格。通篇弥漫在《浮生六记》之中的悲愁情绪,与《凝雨集》中的悲愁情绪相比较,还是有着很大区别的。

中国的文人若是提笔写小说的话,大致就是如同《浮生六记》一样——既非小说的体裁,又非随笔的体裁。这可能就是他们能够达到的最好的形式了吧。如果采用的不是这种形式,那就剩下写妖怪故事一条道了。

说到底,在他们看来,小说只是雕虫小技,是士大夫们所不屑一顾的。这样的传统观念,在他们的思想之中根深蒂固。如果考虑到小说原本就是评书讲谈的记录稿的话,也就难怪他们会产生这些想法了。

十八世纪中国文人的自传体文学作品,浸润着娴雅的伤感,温润着清丽的抒情。一脉悲愁伴随着独自暗垂的泪珠,引起读者无言的共鸣。从这个意义上讲,与穆勒的《自叙传》,歌德的《诗与真实》、卢梭的《忏悔录》、或者福泽谕吉的《福翁自传》这些充满生机的自叙体传记文学相比较,确实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十八世纪中国文人们的那种孤寂的心态,被许多文学史遗漏了。我突然想到了这一点,就如实记录在这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