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水寒老师碑帖分享－《新莽铜嘉量》

解放路第二小学

各位老师，各位书友大家晚上好，今天是五一劳动节，首先祝大家节日快乐，平安健康。下面咱们继续分享古帖，大家一起学习。中华悠久的文明史流传下来大量珍贵文物，其中有许多与计量有关的器物和文字资料，记录和讲述了一个个生动而有价值的故事，形成了内涵丰富、形式多样、科学严谨的计量文化。

汉代度量衡制，袭秦而立。从汉高祖命张苍“定章程”（即制定天文历法和度量衡制度），到《汉书·律历志》成篇，均可见汉代在中国度量衡发展史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而汉代的度量衡又以新莽时期最具代表性。今天我们要介绍的就是中国计量史上的瑰宝，新莽时期最杰出的标准量器——新莽铜嘉量。

在中国计量史上，有一件标准量器格外引人注目。该量器是王莽进行度量衡改革时颁行的标准器之一，是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实物见证；它是刘歆设计和主持制作出来的，是刘歆计量理论的具体实践，被后世视为度量衡制作的楷模；它设计巧妙，数据精确，体现了当时科学发展的最高水平；它造型独特，铸艺精良，是中国古代青铜铸造技术高度发达的具体体现；它历经沧桑，迭被后人研究，促进了我国科学的发展，最后失而复得，器物上有着太多的历史积淀。可以说，像这样一件瑰宝，对于它的历史价值，怎么评价都不会过分。该量器就是现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新莽嘉量。

新莽铜嘉量，是新莽时期铸造的铜器嘉量，是西汉时期著名铜器，为公元9年王莽立号为"新"朝时制造的标准量器，由王莽国师刘歆等人设计制造，藏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该量器，以龠、合、升、斗、斛五量具备，故名嘉量。正中的圆柱体的上部为斛，下部为斗，左耳为升，右耳上截为合，下截为龠。器外有铭文，分别说明各部分的量值及容积计算方法。新莽嘉量制作准确，刻铭说明详细，在中国度量衡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铭文：

黄帝初祖，德帀于虞。虞帝始祖，德帀于新。岁在大梁，龙集戊辰。戊辰直定，天命有民。据土德受，正号既真。改正建丑，长寿隆崇。同律度量衡，稽当前人。龙在己巳，岁次实沉。初班天下，万国永遵。子子孙孙，享传亿年。

释义：

黄帝是我的初祖，他的美德汇集到虞帝，虞帝是我的先祖，他的美德又辗转汇集到了新朝。戊辰年(西汉初始元年，公元8年)岁星(木星)运行到了大梁之次，北斗星的斗柄正指向苍龙星系，天下安定，上天命我继承汉代的天下，拥有所有的臣民，于是建立国号，即真天子位，以建丑之月作为岁首，社稷长寿兴隆。制定统一的度量衡标准，考察精细且合乎前人的制度，在岁星运行到实沉之次的己巳年 (新朝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把新朝的度量衡制诏告天下，令各郡国遵照执行，让子孙后世，享有天下，而传之于亿年万代。

汉莽新嘉量铭文，为汉代金文。是汉代新莽时期直接凿刻在新嘉量器皿上的文字，与秦权量文字一脉相承。铭文多为工整垂脚的方正小篆，结构舒展挺拔，风格典雅俏丽，结构上紧下松，特别是下部夸张的拖长极具装饰性。

该量器是王莽进行度量衡改革时颁行的标准器之一，是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实物见证;它是刘歆设计和主持制作出来的，是刘歆计量理论的具体实践，被后世视为度量衡制作的楷模;它设计巧妙，数据精确，体现了当时科学发展的最高水平;它造型独特，铸艺精良，是中国古代青铜铸造技术高度发达的具体体现;它历经沧桑，迭被后人研究，促进了我国科学的发展，最后失而复得，器物上有着太多的历史积淀。

莽新嘉量铭文多为工整垂脚的方正小篆，结构舒展挺拔，风格典雅俏丽，结构上紧下松，特别是下部夸张的拖长极具装饰性。新莽时期铸造的铜器嘉量是西汉时期著名铜器。书法以方折笔法为主，线条瘦细劲挺，结构紧密，字的排列整齐规矩，最突出的特点是：字形呈长方形，秦小篆的字形也偏于长方形，但铭文字体拉得更长，可以舒展的下垂笔画向下延伸的范围更大，使整个字明显地上面紧密下面疏松，颇有气势。这种写法对于后代书法有较大的影响，魏晋时期官印、私印中使用的悬针篆就是直接来自于这类铭文书法，清代杨沂孙、近代齐白石等人的篆书也受它的影响。

西汉末年，王莽秉政，为了满足其托古改制的政治需要，他征集当时学识渊博、通晓天文乐律的学者百余人，在著名律历学家刘歆

的主持下，系统考证了历代度量衡制度，完成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度量衡制度改革。这一改革取得了两个方面的成果，其一是建立了我国古代最系统、最权威的度量衡学说，这一学说主要内容被收入《汉书·律历志》，成为历代考订度量衡制度的理论依据。其二是监制了一批度量衡标准器，为推广其度量衡制度提供了实物依据。这些标准器至今仍有传世，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新莽嘉量。刻有王莽统一度量衡的81字诏文。

王莽篡权后，改国号为“新”，为了统一全国的度量衡，特别在始建国元年(公元九年)，命人依照当时的大学者刘歆的考订，铸造了这件量器，目的是以它作为全国各地称量五谷等容器的标准，因此以青铜铸造，以示传之久远，永垂典范，并且定名为“嘉量”。而铸于器表上二百一十六字的铭文，则详细的记述了铸器的缘由，以及各部位的容量及尺寸等等，全器一共分作五个量体，中央之圆形主体，上部为“斛”，下部较浅者为“斗”，右耳为“升”，左耳上部为“合”，下部为“龠”；二龠的容量等于一合，十合等于一升，十升等于一斗，十斗等于一斛斗与斛及合与龠，在度量时要反转过来才能使用。

由是可知，在当时合、升、斗、斛之间，已是以十进制来计算的。根据实测，斛之容积为2018.66立方厘米。另外，由器表铭文与实物的比对，得知当时一尺的长度等于今日的23.0887厘米，其他可依此类推。因此在作为一件标准量器之外，它还提供了许多珍贵的数据。

祖冲之不但注意搜集和保存前代的标准尺，而且还注重对前代度量衡标准器的研究。在祖冲之之前，中国历史上有两件标准量器最为著名，一件是战国时的栗氏量，一件是西汉末年的新莽嘉量，祖冲之对它们都做了研究，并取得了令人景仰的成就。本节我们先说祖冲之对新莽嘉量的研究。新莽嘉量是刘歆设计制作的。祖冲之在探究新莽嘉量的过程中，求得了精确度高达小数点后7位的圆周率值，并以之为据，指出了刘歆设计的粗疏之处，从而把中国计量科学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新莽嘉量是一个五量合一的标准量器，其主体是斛量，另外还有斗、升、龠、合诸量。在嘉量的五个单位量器上，每一个都刻有铭文，详细记载了该量的形制、规格、容积以及与它量之换算关系，例如斛量上的铭文是：律嘉量斛，方尺而圆其外，庣旁九厘五毫，冥百六十二寸，深尺，积千六百二十寸，容十斗。此处冥同冪，表示面积。铭文反映了刘歆的设计思想。按照当时的规定（即《九章算术

》所谓的粟米法），1斛等于10斗，容1620立方寸，因此，在深1尺的前提下，要确保斛的容积为1620立方寸，必须其内圆的截面积为162平方寸，即刘歆所谓之“冥百六十二寸”。也就是说，圆的面积是确定了的，需要解决的，是其直径的大小。当时，人们是用圆内接正方形来规定圆的大小的，即所谓“方尺而圆其外”，但在内接正方形边长为1尺的情况下，圆面积不足162平方寸，所以需要在其对角线两端加上一段距离，这段距离就叫“庣旁”，根据刘歆的设计思想，嘉量斛的容积可以表示为：

　　1斛＝π( ∕2＋庣旁)2×1＝1.62（尺3）

　　可见，在嘉量的设计过程中，圆周率π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因素，它决定了“庣旁”的大小，而“庣旁”则决定了斛的设计精度。刘歆最后得出的“庣旁”为9厘5毫，根据这一数字，可以倒推出他使用的π值是3.1547。考虑到当时通用的圆周率值是周三径一，刘歆的设计已经走在了时代的前面。

因为圆周率π在嘉量设计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后人在研究刘歆的设计时，就不能不将注意力放在圆周率上。祖冲之即是如此。为了考证新莽嘉量的设计是否科学，祖冲之运用刘徽

发明的割圆术，经过繁杂的运算，得到了3.1415926＜π＜3.1415927这样的结果，从而使得中国数学在圆周率推算方面，取得了远远领先于欧洲数学的成就。祖冲之为今人所景仰，主要也是出于他的这一数学发展史上里程碑式的成就。祖冲之对圆周率的研究，人们已经耳熟能详，这里不再赘述。

需要指出的是，祖冲之推算圆周率的目的，是为了考校刘歆的设计是否精确，也就是说，是着眼于计量科学的发展的。这是他在计量科学研究中所获得的数学成果。在他的时代，人们为纯数学而研究数学的思想并不强，当时人们研究圆周率，有两种传统，一种是为了解决天文学问题，一种是为了解决实际的计量问题。张衡、王蕃、皮延宗等代表的是前一种传统，而刘歆、刘徽、祖冲之等则代表了后一种传统。特别是祖冲之，他求得了精确的圆周率值以后，接着就用新的圆周率值，对刘歆的数据做了校验。这件事本身就表明了他推算精确的圆周率值的目的。关于祖冲之对新莽嘉量的校验结果，《隋书·律历志上》有所记载：其斛铭曰：“律嘉量斛，方尺而圆其外，庣旁九厘五毫，冪百六十二寸，深尺，积千六百二十寸，容十斗。”

祖冲之以圆率考之，此斛当径一尺四寸三分六厘一毫九秒二忽，庣旁一分九毫有奇。刘歆庣旁

少一厘四毫有奇，歆数术不精之所致也。“其斛”，指的就是新莽嘉量。祖冲之以他推算的圆周率值来检验刘歆的设计，发现刘歆的“庣旁”不够精确，少了1厘4毫。祖冲之的推算结果可以从上述式子中得出，以祖率π＝3.1415926代入上式，则有　　1斛＝3.1415926×( ∕2＋庣旁)2×1＝1.62（尺3）。

从这个式子中解出的庣旁值为0.01098933尺，即“一分九毫有奇”，将此值与刘歆的结果9厘5毫相比，刘歆的庣旁值确实少了“一厘四毫有奇”。所以，《隋书·律历志》的作者李淳风指出，之所以如此，是刘歆“数术不精之所致也”。这种“不精”，主要就表现在其圆周率值不够精确。在祖冲之之前，刘徽曾以他推算出的π＝3.14的圆周率值计算过嘉量斛的直径，但他未提及庣旁，而且计算精度也不及祖冲之。祖冲之是历史上第一个明确指出刘歆庣旁的误差的人。

新莽铜嘉量是王莽进行度量衡改革时颁行的标准器之一，是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实物见证；它是刘歆设计和主持制作出来的，是刘歆计量理论的具体实践，被后世视为度量衡制作的楷模；它设计巧妙，数据精确，体现了当时科学发展的最高水平；它造型独特，铸艺精良，是中国古代青铜铸造技术高度发达的具体体现；它历经沧桑，迭被后人研究，促进了我国科学的发展，最后失而复得，器物上有着太多的历史积淀。

新莽嘉量为后代提供了可信的汉代度量衡单位量制的实物标准，历代都对之加以研究。三国魏时，数学家刘徽以魏尺测量新莽嘉量，测得斛深九寸五分五厘，斛内径一尺三寸六分八厘。他考定的结果是:魏尺比刘歆铜斛尺长4.7%，每尺合24.2厘米；魏斛也比嘉量增大2.6%，每升合204毫升。

唐代律历学家李淳风考核了唐代以前隋代到东周17个朝代的27种古尺的尺度值，测得各尺与新莽铜斛尺、晋前尺尺度的比值，依照各代尺度值的长短，分别其异同和承传关系，列为15等尺，理清了这一漫长历史时期(约1300多年)尺度演变的脉络。在这一考察过程中，新莽嘉量是他进行比较的基准。东汉以后各代都以刘歆创立的以律校度、以度审容、以黍的容重作为定度量衡三个标准量的方法，建立本朝的度量衡量制。在中国计量发展的历程中，新莽铜嘉量发挥了重要作用。

新莽嘉量自汉以后，被历代奉为法家重器，珍藏于皇家园林、武库之中。经考，西汉末有郡国一百零三，根据嘉量铭文“万国永遵”，按每个郡县颁布一套计算，当时颁布的度量衡标准器至少应有百余套件。但由于兵戈战乱，改朝换代，新莽铜嘉量的流传，已难觅踪迹。据学者研究，魏晋时期曾有过几次关于新莽嘉量的下落的记载。魏晋数学家刘徽注《九章算术》，多次说晋武库藏汉时王莽所作铜斛，说的就是新莽嘉量，而且他还亲手对之做过测量；唐代颜师古《汉书注》

引一位姓郑的学者(魏以后人)的话说:魏晋尚方(署)有王莽铜斛；西晋泰始十年(274)荀勖制律尺也测量过嘉量；再有，东晋孝武帝太元四年(379)，前秦帝符坚住长安五重寺时，见“有一人持一铜斛(有八十一字铭辞)于市，卖之”。自此以后，没有再见闻更有实物。南北朝的祖冲之和唐代李淳风都是根据嘉量铭文或《汉书·律历志》的记载对之进行考校评述，他们是否见过实物，已无文献可做判断。

唐宋两代，都有学者研究过刘歆的律度量衡法。唐贞观十一年(637)张文收曾制作过铜斛二，“斛左右耳与臀皆方(形)”，这显然与嘉量斛无关。总章年间(668-670)又有人做过一个圆形斛，但并末言及是参照新莽嘉量制作的。宋代司马光和范镇讨论度量衡的书信中，也怀疑新莽嘉量是否真有实物尚存。元明两代四百年间，也未见有新莽嘉量的下落。

到了清代的乾隆初年，新莽嘉量突然被发现藏于内府，但它是如何到了清廷的，人们至今未考究出来。乾隆九年(1744)，清廷参照新莽嘉量设计制作了三圆、一方四件乾隆嘉量，以之作为清廷的权力和法度象征，把圆方两器分别陈设于故宫内乾清宫和太和殿前亭屋中。五年后(1749)，乾隆皇帝敕编的《西清古鉴》著录了故宫藏新莽嘉量的图形、尺寸和铭文，至此新莽嘉量有关信息开始呈现于世人面前。1911年，清王朝垮台，1924年，清废帝被驱逐出宫，紫禁城被筹改为故宫博物院。“清室善后委员会”清点宫内文物财产时，在坤宁宫(皇帝大婚时用)后面第三间祭神煮白肉的灶台上，在布满油腻的大铁锅旁，发现了炱掩尘封但又形体完好的新莽嘉量。这件旷世珍品，沦落了一千多年终于重见天日。

新莽嘉量完整地再现复出，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关注，当时著名学者王国维、马衡、刘复、励乃骥等对它做了详细的校量考证，写出了《新莽嘉量跋》、《新莽量考释》、《新莽量之校量及推算》、《新莽量五量铭释》、《释庣》等论文，对它在历史上在科学技术、数学、计量等方面所起的作用给予了高度评价。在这些研究中，最重要的是通过对它进行实测，并与其铭文相对照，求得了汉代(新莽)一尺长合23.1厘米。以这一标准尺度为基础，经过考证，可使中国从战国到清代2300多年间各个时期的尺度值都得到证实。再根据古人“以度审容”的规定，也可求证出各代的容量单位量值。

谢谢大家一起学习，这周的分享就到这里，让我们一起在古典的海洋里尽情遨游。节日快乐，大家都注意身体。易水寒老师经典碑帖分享汇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