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下那些与家族历史有关的点点滴滴-为了消失的南北长街 之一

FANG

2018年09月18日看到一个报道，说南、北长街早已贴了拆迁布告，很快就要清退完毕。看完这个报道，我决定第二天就去南、北长街走一趟。因为那两条街是我妈家族居住过的地方，那里留下先辈们太多的足迹和故事。

一、从苏州进京

要说我家在南北长街的故事，得先从陈家、方家和三姨公从苏州进京说起。

这里，陈家指的是我外婆的父亲-我的太外公陈韬（季略）、太外婆庄曜孚(字茝史，号六梅室主人)一家。方家指的是我外公方遥(德公)、外婆陈鸿(字甲翩)一家。我三姨公叫刘秉勋。

太外公陈韬(1869年-1937年)和太外婆庄曜孚(1870年-1938年)

方家是1912年搬到苏州的，陈家大约1913年底先暂短居于常熟，后来又到苏州落脚。我妈就出生在苏州。

1914年，外公方遥去了北京工作，把我外婆和孩子留在苏州，托付给我外婆的父母。后来因为太外公陈韬也在北京谋了职位，外婆陈鸿正好携众儿女随母亲一起北上与外公团聚，路上可以有个照应。

陈家、方家是什么时间北上的呢？我大舅方俊说，方家是1918年秋天和太外婆家一起从苏州迁居北京的。他还说，他们搬到北京是在“五四运动”前半年（《从练习生到院士》方俊著）。

那次北上时，除了方家、陈家的人外，还有2个丫头、2个朋友同行，俩朋友一个是太外婆的画友的儿子，姓钱，想去北京找份工作，还有一位叫甘清泉的，共计15口人。

太外公陈韬、太外婆庄曜孚共育有6女三男9个孩子，1男孩5岁夭折。我外婆陈鸿是陈韬和庄曜孚众多孩子中的老大，16、7岁就嫁给了我外公。外公、外婆那时已有4个孩子(他们共生育8个孩子，活下来5个，那时我小姨还没出生)。

我算了一下，当时太外婆、太外公的二女儿陈衡哲(原名陳𪆒，字乙睇，笔名莎菲)作为庚子赔款的留学生已去美国(第一批官派留美女学生)。大儿子陈扬(字逸飞)在苏州结了婚，三女儿陈凤(字丙翙)已经嫁在四川，嫁给了我三姨公刘秉勋。太外公和我外公已经北上去北京谋职，剩下5个子女陪伴太外婆身边。加上我大舅方俊、小舅方俨、大姨方菁和我妈，是14口。

太外公、太外婆和八个儿女于1926年共同创作的水墨画。六姨婆不会画画，只能画罐子😂。字是五姨婆写的。这张画还在陈家后人手里

后来仔细看了看三姨婆陈凤的儿子、我表舅刘西尧的《攀峰与穿雾》一书(1977年恢复高考时刘西尧是教育部长)，发现他父亲刘秉勋、陈凤那时也到了苏州，并且三姨公也是随我太外公、太外婆一起来的北京。加上他，那路上的确是15口了（三姨公的家眷留在了苏州），真是浩浩荡荡一支大队伍！



那时我妈出生没多久，上船时还没名字。住在南、北长街时还是一个小屁孩儿，因此这篇文章里大多是亲戚的叙述，基本没我妈什么事儿。

我外婆姐妹六个，数字代表年龄大小顺序。按我大姨的说法，姐妹几个长得七长八短，一个高、一个矮，一个高……😂。可是这张照片却看不出来，可能是站位问题吧。

如果是现在，苏州到北京还不是分分钟的事儿？可那是100年前，路上舟车劳顿，很是辛苦。

可以想像一下，这一大家子一路上多热闹，孩子比大人还多。我外婆是兄弟姐妹中的老大，因此我的舅舅姨们和他们的舅舅姨们有的大小差不多，我大舅那时实岁14岁，比他小舅还大。我大姨那时实岁10岁，比她六姨小不了1岁。那时是冬天，方家的孩子们穿得挺臃肿，傻呵呵、硬挺挺，大姨形容像纸扎的人儿一样。大舅、大姨操着一口广州和苏州方言的混合语言(因为外公再早在广州工作，他俩生在广州)。外婆还按清朝时的老规矩把大姨额头前半部的头发剃得光光的，像个男孩子。因为按老规矩，女孩子要到十三岁才给留头的。(这段为我表姐贺多芬根据我大姨的叙述做的记录，登在我大姨外孙女京洪的博客上，下面很多我大姨的叙述都是如此)。

四姨婆、五姨婆则在船上闹着买便宜东西，结果即使是精明的太外婆也被骗了点儿小钱儿。当时在船上有人手里拿着香水、肥皂和镜子等5-6样东西，说只要一块银元就卖。太外婆禁不住女儿闹，就从口袋里拿出一元钱，用毛笔在银元上写了一个“吉”字递给那人，伸手去接东西。结果那人将银元在嘴边吹一口气，然后将银元丢在桌上，说是哑板，就是假钱。其实期间他已经掉了包。

清末到民国初年中国币制比较乱，各种银元在中国混用，市面上主要流通着“袁大头”、“孙大头（印有孙中山头像的银元）”、墨西哥银元“鹰洋”、英国银元“站洋”、清末时期流通的“龙洋”等货币。太外婆在船上被骗的就是“袁大头”。而我大姨到7、80年代还保留着一个墨西哥银元，能吹响的那种。

袁大头

这一路的路线和行程是这样的：先坐船从苏州去上海，当时是托同行的那位姓钱的和姓甘的雇了两艘大木船，连人带家具一起运到上海，在上海住了5、6天，一大家子还去看了两场电影，再上船航行到大沽下船。又从大沽坐火车到天津，在天津住了两天，再乘京奉铁路的火车，一路风尘仆仆到达北京。

当时到达的是北京东车站。那时北京只有京奉、京汉、京张三条铁路，京奉铁路的车站在前门，叫东车站，大名叫正阳门火车站。因此我妈的小名才叫丰姑（奉的谐音），上小学时起了大名叫“菶”，也和京奉铁路的“奉” 有关。

上面这张是民国北京正阳门火车站往西，京奉铁路正阳门东车站到东便门之间全景老照片

我小姨讲过，姑是广东人过去对小孩子的称呼，包括男孩子也叫X姑。因此，我大舅叫大姑，我大姨叫庆姑，我小舅舅、我妈虽然生在苏州，也跟着叫了赛姑、丰姑，只有我小姨，她是后来生在北京的，叫佛宝，据说是因为她出生那天是阴历观世音的生日，世间称观音诞，因此她最初叫观宝，但另一个叫观宝的孩子却死了，这可不太吉利，于是改叫佛宝。

广东人管小孩儿叫X姑，而四川人则管孩子叫X官，是希望孩子长大做官。因此刘家(三姨公)的四个孩子小名都以官结尾，分别是桂官、金官、珍官、澍官。

说到我妈的大名，我小时候就听她说，那个“菶”字她父亲是从康熙字典里给她取的，从小大家就叫她方feng，约定俗成的叫了几十年，直到前几年，亲戚们建了微信群，我表舅吴喜之突然说，那个字在康熙字典里：【唐韻】边孔切，音琫。应该读“beng”，我晕。

我大姨的名为菁jing，可是大家都叫她qing。

而我六姨婆的名字叫受(鸟)(字已同)，据说这名字是在她父亲出外工作、她上幼儿园时，她大哥按家里女孩子们都是"鸟"旁的排行给她胡取的。六姨婆自己觉得，她爹对最后这个女儿连名字的事的儿都不管了，于是她“一辈子用哥哥杜撰的名字蒙混”🤣。这受(鸟)也不知谁是偏旁谁是部首，因为汉字里压根儿就没这个字，但也叫了90多年，直到她去世😂。

六姨婆的小名叫“小同”，意思是跟前面相“同”，一溜儿女孩儿，大名懒得起了。她的四姐小名儿叫多多，意思是女孩儿太多了，五姨婆则叫余余，多的都淤了😂。

我外婆和五个姨婆的名里本来都带“鸟”或与“鸟”有关，不带的是后来自己改的，二姨婆属于家族里比较叛逆的，把自己名字改成陈衡哲，纪念祖上是湖南衡山人。四姨婆于是也跟着她改成了陈衡粹。

可见那个时代人们对名字多么不严谨，也是，那是一个很多女人连名字都没有的年代，嫁人后就只能叫个“陈王氏”之类的，哈哈。我妈家族新派，上几代女人嫁人后不但都叫自己的名字，不叫什么氏，而且大多都有才、能干、厉害。

好吧，这些都属于画蛇添足，而且是添了个巨足，现在说回正题。

关于到北京的时间前辈们的说法还是有歧义的，因为大阿姨回忆说：“我娘带着我们离开苏州到北京的时候，记得是１９１９年冬天”。

前门 (正阳门) 火车站修建于1906年，共有三座站台，其中两座是风雨棚。候车室在车站的两端，普通旅客在站内大楼候车，头等舱、二等舱则备有专用候车厅。站内设有问事房、客票房、行李房、公用电话、厕所、无线电报等



我妈是1918年11月出生在苏州，综合大舅和大姨两人的描述，觉得应该是1918年冬天到的北京比较合理 。因为如果是1919年冬天到的北京，我妈名字应该早已起好的，如果是1918年秋天到的，我妈还没出生的，所以我觉得不可能。

但我大姨的女儿、我表姐贺凯芬刚刚分析说，“关于进京是1918年冬还是1919年冬，综合小方(本老太也)文中资料，多半就是1919年初进的京，因为冬至一般是在阳历12月22日，所以冬天的大部分时间是在来年的1月和2月，从冬至开始数九，三九四九是北京最冷的季节。因此，我妈说是1919年冬，指的应该就是1919年一、二月份，这也符合小方妈1918年11月出生，外婆坐完月子后上路的推断。”

perfect，这下全圆满、全解释通了，不愧为理科博导，让俺这文科生自愧不如。

外公方遥所以在苏州和到北京后（开始几年）一直和岳父家一起住，是因为他和他的岳父陈韬是发小，方遥只比他丈人陈韬小三岁，比丈母娘庄曜孚小两岁。方和陈是从小一起长大，关系很好。我外婆又是我外公隔一辈的表妹，他们都是赵烈文家族的后裔。实际上我妈家族的联姻关系要比《红楼梦》里还复杂。为什么我外公娶了发小的女儿？那是一个很长的故事，在这里不赘述。

外公方遥、外婆陈鸿

二、北京初印象

说起来北京算是方家祖上的老家。大姨说“明永乐十九年明成祖朱棣从南京迁都北京的时候，方家祖先以锦衣卫指挥职护驾，并从此定居大兴县。方家庄－即现在的方庄－因此而得名，方家祖坟就在这里。”(方家庄原属大兴)

方庄上世纪50年代旧照(北青社区报方庄版)，方庄在1985年开发前变化应该一直不大

听大姨讲过，她小时还在方庄的一个“鸡鸣XX寺”里见过祖宗的牌位，包括我外曾祖父方恮和外曾祖母赵柔的，外曾祖母赵柔的是个贞洁牌位。



但刚刚看到六姨婆的回忆，感觉大姨记的有可能有差池。六姨婆说小时候常跟着长辈去宣武门外畿辅先哲祠看海棠和丁香，有一次她从一间屋的门外一眼就望见里面有她大姐夫方遥之母、烈女赵柔的碑(方遥是我外公，赵柔是他母亲、赵烈文的大女儿)。

畿辅先哲祠建于清光绪四年(1878年)，在今天宣武门外下斜街40号。畿辅是指靠近国都的地方,清代设直隶省,也称畿辅，大致相当于今河北省,畿辅先哲祠就是祭祀河北省先贤的地方。

畿辅先哲祠的海棠是有名的，有清代诗人赏海棠诗为证。因此六姨婆说去畿辅先哲祠看花证明了赵柔的碑更可能在畿辅先哲祠，而当时方家庄(即方庄)属于远郊，且因方家后人陆续迁徙回南方，而变得残破不堪，去那里赏花不太可能。另一个证明是，我外曾祖父方恮当年被李鸿章招去修直隶省通志，死于任上，而我外曾祖母殉夫，其父赵烈文向李鸿章为她请旌为烈女。他们进畿辅先哲祠是自然的。

大姨有可能把畿辅先哲祠的“畿”误解为“鸡”，又脑补了“鸡鸣”，祠听作“寺”了，于是就变成“鸡鸣xx寺”，说是记不全了，又把长辈讲的关于方家庄的事柔和在一起，就变成去方家庄看到祖宗牌位了😂。但是她说的方家庄(方庄)是我外公方家祖上居住地和坟茔地却是千真万确。

畿辅先哲祠已无存，这是网上找到的北平私立燕翼中学的照片，学生背后即畿辅先哲祠。燕翼中学前身是畿辅学堂，1912年改称私立畿辅中学校，1928年更名燕冀中学。49年后易名北京市第十四中学。

600年前方家祖先“扈跸入燕”，现在方家后代北上谋职，应该说方家这次也算是“荣归故里”吧，呵呵。





从江南水乡一下到了帝都，韵味完全不同。北京虽然土，但那是五朝帝都，有皇宫、王府、老城墙、护城河、大公园、宽大笔直的马路，还有小胡同、四合院，有皇宫出来卖东西的、摇煤球的、送冰块的，还有新式电影院、戏院、溜冰场、电灯、电话，更有南方人没见过的两把头的满族妇女、骆驼瘦马、老树寒鸦、下雪、结冰、刮大风、一街筒子的黄土，最新奇的是老北京的吆喝声……。

这些我会在下面各篇中慢慢叙述。

我大姨到北京时是一个10岁的小丫头，后来垂垂老矣还能把对北京的初印象描述的那么清楚，说明在脑子里印记太深了。

1921年，我大姨12岁，以新奇的眼光看着这个世界

我大姨说，进京之前大人们就告诉几个孩子，北京那个冷啊，男孩子在外面撒尿，一撒出来就冻成冰柱子了，得拿个小棍“乓”一敲……。

真到了北京，撒的尿冻成冰柱子没瞧见，但其他各种新鲜事儿让她眼睛觉得不够用，“北京冬天到处是风沙，街上的黄土有半尺厚。北京有太多我感到新奇的事物……我会立在路旁，愣愣地看好久好久。最使我感到新鲜的是常从街上驶过的大蓬骡车，车前盘腿坐着身着艳丽旗装，梳着光亮的两把头的满族妇女。”

坐在马车上梳着两把头的满族妇女

注意呦，这满族妇女就是二把头，不过上面那张图她的二把头和车都黑成一团了，所以看不清楚

“更好玩的是满街的骆驼队—那时候没有马，都是用骆驼来拉货拉煤的(那时是有马的，见下面叙述－本人注)。那些高大的骆驼，或立或卧在街边，厚厚的嘴唇慢悠悠地蠕动着；站着的骆驼，哗拉拉一长泡尿，好几分钟才撒完；冒着蒸气的热尿，在街上的松土里冲出一个个深深的小坑。所以北京'无雨三尺土，有雨三尺坑'，也说的是骆驼撒尿的坑。”

运煤的骆驼

我大舅书里说“ 煤都是从城外运来，运输工具就是大车，其他笨重的东西也都是用大车运载，一般是由马或骡子拉。或者只有一匹驾辕的骡马，有些载重大的车子则还有一匹或两匹牵引的骡马。一些道路由于常行驶大车，路上留有很深的车辙。 ”

大姨和大舅的叙述是不一样的，似乎大姨的叙述更靠谱。查网上，上世纪20年代，北京冬天烧的煤炭全是由骆驼从西山门头沟、磨石口等地运来的。那会儿，专门走煤车的阜成门，一年到头门洞里叮叮当当的驼铃声响个不停。

城门楼下的骆驼队

马车运货

北京人也的确用骡马拉车，但是运的是别的物资，很有可能大舅说的运煤的车留下的车辙印，其实是运别的东西的大车留下的。

清末北京街道，那时还很少有沥青路，一下雨道路就很泥泞。马车走过留下很多车辙印

三、北长街的一年

1916年北京详图

大舅和大姨都说，方家到北京的第一个住处是在北长街，是和他们外公家住一个院子。

我三姨公到北京后也与岳父陈韬家住在一起，至于什么时候搬离的就不知道了。只知道后来三姨婆带着家小来北京后，他们搬到了女附小所在地的东铁匠胡同居住。

那时南北长街一带是北京城里的黄金地段，即是市中心，又可以说是北京城的CBD（后面会谈到）。

陈家、方家住的是离北口很近的路西的一个四合院。出北口过马路左手边是北海，右手边是景山公园，马路东面是护城河岸，再向东就是故宫大门了。不过那时北海还没开放，故宫还是紫禁城，里面住着溥仪的小朝廷。

这是我能找到的在北长街的唯一一张照片，大一点的女孩儿应该是我妈

照片背后写着：小蘑姑 在北长街旧居。“小蘑姑” 是谁？我妈？没听说她有这小名，现在是没地方问了

我以前常常想，当时选择进京后在这一带居住，一定是精明的太外婆仔细挑选的结果（因为太外公不管家事，他每月的工资扣下自己买古玩的钱，剩下交给家里掌柜的就完事了）。太外婆庄曜孚是“中国顶级书香世家常州庄氏”的一员，有名的能干，不但养活了八个儿女，而且画画、持家都是一把好手。太外婆选中南、北长街靠近南北两个出口的院落，更是英明，因为住房离两个口那么近，不但出去坐车、办事方便，游玩儿更便利了，不光有景山、中央公园（即现在的中山公园，那时刚从社稷坛改建成中央公园不久），而且搬到北长街的第二年（1919），北海也开放了。

1920年的北海公园

故宫博物院是1925年正式成立的，但它开放前也可以找路子进去参观，只要到清华大学去借参观券就可以了，我大舅就进去参观过两次。

故宫1925年开放，我妈的三舅公、太外婆的哥哥庄蕴宽是故宫博物院的庆典主席，由他宣告故宫博物院正式成立。从1925年至1927年他兼任着故宫博物院临时董事会董事和“维持会"副会长。那时陈家还住在南长街。

1925年故宫博物院开幕

故宫博物馆职员清单

后来看了我大姨的口述，才知道当时选择住在那里的主要原因是为了家里几位“掌门人”上班方便。大姨说：三舅公庄蕴宽“在前清时就是重要官员，但他思想进步，支持辛亥革命，袁世凯称帝时他曾发起反袁运动”，此后，庄蕴宽高名“声震士林，名重国中”。1914年他任平政院肃政厅都肃政史。1916年4月至1927年2月，他担任审计院院长。经他介绍，我太外公、外公、三姨公也在政府中担任公务员。外婆在这个地段租房子，就是为了便于他们上班，同时孩子们上学也不算远。

肃政厅的职权有：“纠弹国务总理、各部总长的违法行为及各级官吏的违法违宪、 营私舞弊、溺职殃民之行为；对于人民未陈述之事，得依法向平政院提起诉讼，并监视平政院裁决的执行。 ”这简直就是现在的中纪委，是一得罪人的活儿。审计院也是同样，要想铁面无私，必须自己行得正坐得端。庄蕴宽的为政清廉是很有名的。

我妈他们的三舅公庄蕴宽

1914年外公刚到北京时是在肃政厅工作(下面这个任命书我从哪里找到的想不起来了)。后来他去了审计院。

庄蕴宽任命方遥为肃政厅书记官

从我这辈说，这里说的“三舅公”是我外婆的三舅，“外公”“外婆”是我的太外公和太外婆，“父亲”是我外公。下文中提到的“舅婆”、“舅公”也是我太外婆和太外公，苏州人管外婆外公叫舅婆舅公。

我后来在网上查了一下，陈家、方家、刘家刚到北京时，北京还没有有轨电车，直到1924年底，北京第一条有轨电车线路才开通，是从前门开往西直门的，老北京管那叫“diang diang 车”。因此那之前出行多是坐黄包车。并非我想像中的出门就可以坐街车。

diang diang 车

庄蕴宽作为审计院院长，有自己的马车。我太外公、外公还有三姨公属于科长级别的官儿，外公的官衔叫作协审官，太外公则是北京税务局秘书。那时的公务员薪水很高，外公月薪有二百多，三姨公的官衔叫庶务，他们三人都有自备的人力车，各有一个车夫。但是搬到南长街后，方家的经济状况开始出现问题，我外公的车子就卖了，车夫也辞掉了。

民国时期人力车

在北长街那里，陈家、方家一共住了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