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奋斗领军人——中国共产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和历届中央领导集体

祥富

　　从1920年各地相继出现共产主义小组、诞生中国最早的共产党人，至今，中国共产党已走过了一百年的奋斗历程。

中共建党时期的主要领导人：

南陈北李（陈独秀、李大钊）

　　▽这个意义非同一般的房间，是李大钊的办公室，就在北京大学的一处旧址沙滩红楼里。1920年10月，北京共产党小组就是在这里成立的。

　　这是毛泽东亲自填写的中共八大代表登记表，其中“入党时间”一栏，明确地填写为“1920”年。

1920年时的毛泽东

　　1945年4月21日，毛泽东在延安举行的党的七大预备会议上作报告时，简要地回忆了中共一大的情况：“1921年，我们党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在12个代表中，现在活着的还是共产党员的（叛变了的如张国焘之流不算），一个是陈潭秋，现在被国民党关在新疆监牢里，一个是董必武，现在飞到旧金山去了，我也是一个。12个代表中现在在南京当汉奸的就有两个，一个是周佛海，一个是陈公博。会是在7月间开的，我们现在定7月1日为党的周年纪念日。本来是在上海开的，因为巡捕房要捉人，跑到浙江嘉兴南湖，是在船上开的。发了宣言没有？我不记得了。当时对马克思主义有多少，世界上的事如何办，也还不甚了了。所谓代表，哪有同志们现在这样高明，懂得这样，懂得那样。什么经济、文化、党务、整风等等，一样也不晓得。当时我就是这样，其他人也差不多。当时陈独秀没有到会，他在广东当教育厅长。我们中国《庄子》上有句话说：‘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现在我们还没有‘毕’，已经很大。苏联共产党是由马克思主义的小组发展成为领导苏维埃联邦的党。我们也是由小组到建立党，经过根据地发展到全国，现在还是在根据地，还没有到全国。我们开始的时候，也是很小的小组。这次大会发给我一张表，其中一项要填何人介绍入党。我说我没有介绍人。我们那时候就是自己搞的，知道的事也并不多，可谓年幼无知，不知世事。但是这以后24年就不得了，翻天覆地！整个世界也是翻天覆地的。”

　　《共产党宣言》中译本（陈望道译）第1版封面

中共一大代表蜡像

中共一大会址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简介

1921年6月初，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尼克尔斯基先后到达上海，并与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李达、李汉俊建立了联系。经过几次交谈，他们一致认为应尽快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李达、李汉俊同陈独秀、李大钊通过书信商议，决定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国内各地的党组织和旅日的党组织共派出13名代表出席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他们是：上海的李达、李汉俊，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广州的陈公博，旅日的周佛海，以及由陈独秀指定的代表包惠僧。他们代表着50多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出席大会。陈独秀、李大钊均因事务繁忙，未出席会议。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1年7月23日晚上开幕。会场设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现兴业路76号）。
共产国际代表马林首先致词，对中国共产党成立表示祝贺。他介绍了共产国际的概况，并建议把会议的进程及时报告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随后，代表们具体商讨了大会的任务和议程。
7月24日，各地代表向大会报告本地区党、团组织的情况。7月25日和26日，休会两天，由张国焘、李达、董必武起草供会议讨论的党纲和今后实际工作计划。7月27日、28日和29日，连续三天举行三次会议，对党的纲领和决议作了较为详尽的讨论。
7月30日晚，代表们正在开会时，一名陌生的中年男子突然闯入会场，环视一周后又匆忙离去。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建议马上中止会议。大部分代表迅速转移。十几分钟后，法租界巡捕包围和搜查会场。由于活动已受到监视，会议无法继续在上海举行。代表们分批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在一艘游船上召开了最后一天的会议。
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纲领，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规定党的纲领是：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即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联合共产国际。纲领明确提出要把工人、农民和士兵组织起来，并确定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
党的一大通过的纲领，表明中国共产党从建党开始就旗帜鲜明地把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中国的先进分子经过长时期的艰苦探索，找到马克思主义这个正确的革命理论，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对中国革命问题认识的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飞跃。
党的一大决定暂不成立中央执行委员会，只设立中央局作为中央的临时领导机构。大会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中央局，选举陈独秀担任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工作，李达负责宣传工作。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从此，在古老落后的中国出现了完全新式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的，以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的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这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件。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近代中国革命历史上划时代的里程碑。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有了可以信赖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力量。
(本文摘编自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上册)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简介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举行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有中央局成员、党的地方组织的代表和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后回国的部分代表。他们是陈独秀、张国焘、李达、杨明斋、罗章龙、王尽美、许白昊、蔡和森、谭平山、李震瀛、施存统等12人（尚有一人姓名不详），代表着全党195名党员。

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上海原公共租界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举行。陈独秀主持大会，并代表中央局向大会作一年来的工作报告；张国焘报告出席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经过以及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的情况；团中央代表施存统报告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经过及大会通过的决议。大会推举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组成起草委员会，负责起草《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和其他决议案。

大会通过的宣言是一份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文件。宣言在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和中国社会性质的基础上，提出在目前的历史条件下，党的奋斗目标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这实际上制定出了党在现阶段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即党的最低纲领。

宣言指出：党的目的是要“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这表明党的二大宣言坚持了一大纲领所规定的党的最终奋斗目标，即党的最高纲领。

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是党成立后的第一个党章。它对党员条件、党的各级组织的建设和党的纪律作了具体规定。与党的一大所通过的党纲相比，它明确地阐释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党的二大依据《中国共产党章程》的规定，选举产生了中央执行委员会，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邓中夏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另选出三名候补执行委员。陈独秀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蔡和森、张国焘分别负责党的宣传、组织工作。

党的二大第一次将党在民主革命中要实现的目标同将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要实现的长远目标结合起来，不仅明确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民主革命任务，并指出要通过民主革命进一步创造条件，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问题认识的一次深化，是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一个重要成果。它为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获得独立和解放、为中国革命的正确进行指明了方向。从党的一大确定直接搞社会主义革命，到二大确定首先进行民主革命然后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是党的战略方针的一次重大转变。

(本文摘编自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上册）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简介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在广州举行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代表30多人，代表全国420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参加大会。陈独秀代表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作报告。大会的主要议题是讨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问题。

经过两天的热烈讨论，大会接受共产国际关于同国民党合作的指示，通过《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大会宣言》等文件。这些文件指出：党在现阶段“应该以国民革命运动为中心工作”，采取党内合作的形式同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共产党党员应加入国民党”，“努力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中国，使全中国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文件还规定了保持党在政治上的独立性的一些原则。

党的三大决定采取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方式实现国共合作，这是当时能够为孙中山和国民党所接受的唯一合作方式。大会解决了革命发展中的这个重要问题，就能够在孙中山这面颇有号召力的革命旗帜下，通过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广泛发动群众，发展革命力量，加速推进民主革命的进程。这个问题的解决，是党的三大的重大历史功绩。

大会选举陈独秀、蔡和森、李大钊、谭平山、王荷波、毛泽东、朱少连、项英、罗章龙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邓培、张连光、徐梅坤、李汉俊、邓中夏为候补委员，组成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由陈独秀、蔡和森、毛泽东、罗章龙、谭平山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委员长，毛泽东为秘书，罗章龙为会计，负责中央日常工作。

(本文摘编自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上册）

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简介

为了加强对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的领导，回答党所面临的许多新问题，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举行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会议的代表20人，代表党员994人。维经斯基参加了大会。陈独秀代表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作工作报告。

这次大会对中国革命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探讨，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问题。

大会总结一年来国共合作的经验教训后指出：无产阶级在民族运动中既要反对“左”的倾向，也要反对右的倾向，而右的倾向是党内主要危险。共产党要做到：在国民党内和党外坚持彻底的民主革命纲领；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在思想上、组织上和民众宣传上扩大左派，争取中派，反对右派；既帮助国民党在实际运动和组织上发展，又加紧同国民党内的妥协倾向作斗争。

党的四大修改了党章，选举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项英、瞿秋白、彭述之、谭平山、李维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邓培、王荷波、罗章龙、张太雷、朱锦棠为候补委员，组成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举陈独秀、彭述之、张国焘、蔡和森、瞿秋白组成中央局。中央局决定：陈独秀任中央总书记兼中央组织部主任，彭述之任中央宣传部主任，张国焘任中央工农部主任，蔡和森、瞿秋白任中央宣传部委员。其他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委员的分工是：李大钊驻北京，谭平山驻广东，项英驻汉口，李维汉驻长沙，邓培驻唐山，朱锦棠驻安源，罗章龙、王荷波负责铁路总工会工作，张太雷负责青年团中央工作。向警予后来补为中央局委员，负责妇女部工作。

党的四大以后，以工农为主体的革命群众运动进一步发展。在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推动和影响下，各地学生联合会也十分活跃，会员有数百万人。这些有组织的群众已经不同程度地具有反帝反封建的觉悟，从而为即将来临的大革命高潮奠定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本文摘编自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上册）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简介

在大革命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中国共产党于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在武汉举行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代表82人，代表党员57967人。以罗易、多里奥、维经斯基组成的共产国际代表团参加大会。由谭延闿、徐谦和孙科组成的国民党代表团到会祝贺。会前，共产国际发来指示，要求中共五大的一切政治决议“都完全应以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为依据”。

陈独秀代表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向大会作了《政治与组织的报告》。报告涉及中国各阶级、土地、无产阶级领导政权、军事、国共两党关系等11个问题，既没有正确总结经验教训，又没有提出挽救时局的方略，反而继续提出一些错误主张。

会前，瞿秋白在1927年2月针对陈独秀、彭述之等人的机会主义理论和政策，写成《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一书，着重论述了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问题，以及农民土地、武装斗争等问题。会上他向代表们分发了该书。一些代表同意瞿秋白书中的观点，批评了陈独秀、彭述之的错误。陈独秀在会上也不得不承认一些错误。但是，大会对这方面的讨论不够重视。对陈独秀错误的内容和性质，以及对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错误，也缺乏应有的认识。

大会通过了《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议决案》。决议一方面把蒋介石的叛变看做整个资产阶级的叛变，把民族资产阶级当作革命的对象，从而混淆了民主主义革命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另一方面把由汪精卫、唐生智控制的武汉政府当作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联盟，对汪精卫、唐生智等人仍抱有很大幻想，对其公开叛变革命的严重危险缺乏清醒的认识和足够的精神准备。

大会通过的《土地问题议决案》虽然肯定“将耕地无条件的转给耕田的农民”的土地革命原则，但却又把实现土地革命的希望寄托于武汉国民政府，使通过的土地问题决议成了一纸空文。

此时，最紧迫的问题是组织和发展党直接领导的革命军队。但是，大会并没有认真讨论军事问题，更没有在这方面制定有力的措施，认为只要依靠以唐生智等武装力量为支柱的武汉国民政府和冯玉祥的国民军，就能够实现大会规定的任务。

大会选出了党的中央委员会，由31名正式委员和14名候补委员组成。随后举行的五届一中全会，选举陈独秀、蔡和森、李维汉、瞿秋白、张国焘、谭平山、李立三、周恩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苏兆征、张太雷等为候补委员；选举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后增补瞿秋白、谭平山）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周恩来曾代理常委），陈独秀为总书记。张国焘、蔡和森、周恩来、李立三、谭平山分别担任组织、宣传、军事、工人、农民部部长。大会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选举产生中央监察委员会，由正式委员7人、候补委员3人组成。正式委员：王荷波、张佐臣、许白昊、杨匏安、刘峻山、周振声、蔡以忱；候补委员：杨培森、萧石月、阮啸仙。

党的五大是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仅半个月这样一个非常时刻召开的。全党上下最焦虑、最关切的问题是：如何正确认识严峻复杂的局势，如何从危难中挽救革命。这次大会虽然提出了争取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建立革命民主政权和实行土地革命的一些正确的原则，但对无产阶级如何争取革命领导权，如何领导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如何对待武汉国民政府和国民党，特别是如何建立党领导的革命武装等问题，都没有提出有效的具体措施，这样自然难以承担起挽救革命的任务。

(本文摘编自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上册）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简介

党的六大的召开，经过了近一年时间的酝酿和准备。八七会议即提出过召开六大的问题。1927年11月9日至10日，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召开六大的决议。1928年1月18日，中央临时政治局召开会议，又一次讨论召开六大的问题。会议决定大会召开的时间是3月底。由于此时国内白色恐怖十分严重，很难找到一个能够保证安全的地方开会，因此，在开会地点上未能取得一致意见。不久，当中共中央得知赤色职工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将分别于当年春天和夏天在莫斯科召开，少共国际也将在莫斯科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时，考虑到届时中国共产党将派代表团出席这几个大会，中共中央也迫切希望能够得到共产国际的及时指导，遂决定党的六大在莫斯科召开。

1928年3月，共产国际来电同意中共六大在苏联境内召开。4月2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开会，研究召开六大的问题，决定李维汉、任弼时留守，负责中央的日常工作；邓小平为留守中央秘书长。4月下旬至5月上旬，瞿秋白、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和100多位参加六大的代表分批秘密前往莫斯科。

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十分重视中共六大的准备工作，给予许多帮助。苏联和共产国际主要领导人斯大林、布哈林亲自予以指导。6月9月，斯大林会见瞿秋白、苏兆征、李立三、向忠发、周恩来等，解释了对中国革命性质和革命形势的看法。6月14日、15日，布哈林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召集有瞿秋白、周恩来、邓中夏、蔡和森、李立三、项英、张国焘、向忠发、王若飞、关向应、夏曦、黄平等21人参加的“政治谈话会”，就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和当前革命形势，以及党在今后的路线、方针、政策等问题，交换了意见。谈话对澄清中共党内在革命性质和革命形势问题上的模糊认识，对中共六大的召开，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共142人，其中有选举权的代表84人。会上，瞿秋白代表第五届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周恩来作组织报告和军事报告，李立三作农民问题报告，向忠发作职工运动报告，布哈林代表共产国际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的政治报告和关于政治报告的结论。大会通过了关于政治、军事、组织、苏维埃政权、农民、土地、职工、宣传、民族、妇女、青年团等问题的决议，以及经过修改的《中国共产党党章》。

在中共六大召开期间，共产国际鉴于以往派驻中国的代表屡犯错误和中国白色恐怖严重的情况，决定改变派代表到中国指导革命的办法，采取在莫斯科设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协助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新措施。六大结束后，瞿秋白、张国焘、邓中夏、王若飞等人即作为中共常驻共产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农民国际的代表，留驻莫斯科，以瞿秋白为代表团负责人。

党的六大是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它认真地总结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对有关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存在严重争论的根本问题，作出了基本正确的回答。它集中解决了当时困扰党的两大问题：在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问题上，针对党内普遍存在的认为民族资产阶级既然已经反革命，中国革命的性质便不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错误认识，指出中国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引起中国革命的基本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民主革命的任务没有完成。大会明确了决定革命性质的不是革命动力，只能是革命任务。因此，现阶段的中国革命依然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主义革命。在革命形势和党的任务问题上，明确了革命处于低潮，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党的中心工作不是千方百计地组织暴动，而是做艰苦的群众工作，积蓄力量。这两个重要问题的解决，为统一全党思想，克服党内仍然存在的浓厚的“左”倾情绪，摆脱被动局面，实现工作的转变，对中国革命的复兴和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但是，党的六大也存在着一些缺点。一是对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缺乏正确认识，否认存在中间营垒，把民族资产阶级当作最危险的敌人。二是把党的工作重心仍然放在城市。三是对中国革命的长期性估计不足。四是在组织上片面强调党员成分无产阶级化和“指导机关之工人化”。六大选出的由23名委员和13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央委员会中，工人占21人。第六届中央政治局选举工人出身的向忠发为党的最高领导人，实际上他没有能够起到应有的作用。

尽管六大存在着上述缺点，但六大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六大以后的两年，全党贯彻执行六大路线，中国革命出现走向复兴和发展的局面。

(本文摘编自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上册）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简介

在德国法西斯面临彻底覆灭和中国抗日战争接近最后胜利的前夜，为了系统地总结中国革命的基本经验，为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做准备，中国共产党举行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党的七大的召开，经过了长期的充分的准备。从1928年党的六大到1945年，其间整整相隔17年。1931年1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即提出要召开七大，但由于国民党军队连续大规模地“围剿”红军和根据地，致使七大未能召开。1937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近期召集七大。1938年3月，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召开七大的问题。11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再次通过决议，指出七大的中心任务是讨论坚持抗战、争取和保证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等问题。1941年和1943年，中共中央两次讨论七大的问题，但因战争环境及其他条件不成熟，七大的召开继续延期。

1944年5月21日至1945年4月20日，中共中央在延安举行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为七大的召开做了进一步的准备。党的六届七中全会的主要内容和最重要的成果，是在1945年4月20日原则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总结建党以来，特别是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前这一段党的历史及其基本经验教训，高度评价了毛泽东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杰出贡献，肯定了确立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的重大意义。党的六届七中全会的召开和《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通过，增强了全党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为七大的胜利召开创造了充分的思想条件。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党的七大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隆重举行。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共547人，候补代表208人，共755人，代表着全党121万名党员。

毛泽东在大会上致开幕词和闭幕词，并作《论联合政府》的书面政治报告、关于形势和思想政治问题的报告、关于讨论政治报告的结论和关于选举问题的讲话。朱德作《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和关于讨论军事问题的结论。刘少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和关于讨论组织问题的结论。周恩来在会上作《论统一战线》的发言。任弼时、陈云、彭德怀、张闻天、陈毅、叶剑英、杨尚昆、刘伯承、彭真、聂荣臻、陆定一、乌兰夫等20多人作了大会发言。这些报告和发言从各个方面论述党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组织路线的基本精神，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并对各条战线的任务和政策提出了具体意见。大会经过深入讨论，一致通过了关于政治、军事、组织方面的报告，通过了政治决议案、军事决议案和新的党章。

大会指出，在中国人民面前，还有很大的困难。这是因为抗战以来国民党与共产党两条不同抗战路线，将造成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使抗日战争在有利形势下又潜藏着极大的危机。这是一切中国问题的关键所在。大会尖锐地指出：由于国民党继续实行法西斯独裁统治，拒绝进行民主改革，由于它不是将重点放在反对日本侵略者方面，而是放在反人民方面，即使日本侵略者被打败了，中国仍然可能发生内战，将中国拖回到痛苦重重的、不独立、不自由、不民主、不统一、不富强的老状态去。大会确信：“如果我们能够团结全国人民，努力奋斗，并给以适当的指导，我们就能够胜利。”这也是七大的中心任务。

七大提出党的政治路线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我们所要建立的新中国，既不应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也不应是民族资产阶级统治的旧民主主义的国家，也不能是社会主义国家，而应当是在工人阶级领导下各革命阶级民主联盟的国家，即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对新民主主义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纲领和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大会也作出了全面具体的说明。

七大在党的文件上首次明确提出要以生产力标准来评判一个政党的历史作用。七大深刻地揭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发展的规律，对党领导中国革命的三项基本经验，即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党的建设问题进行了系统的总结。七大把党在长期奋斗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概括为三大作风，即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作风，自我批评的作风。这是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是使党的路线、方针得以顺利贯彻的根本保证。

七大通过了新的党章。新党章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建党思想，以及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实践中所形成的优良作风和革命风格，规定中国共产党以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偏向。新党章明确规定：努力学习和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每一个共产党员的义务。在党的工作中必须坚持群众路线，这是党的根本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党内生活中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实行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

七大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其中，中央委员44人，候补中央委员33人。1945年6月19日，党的七届一中全会召开第一次会议，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陈云、康生、高岗、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张闻天、彭德怀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选举任弼时为中共中央秘书长，李富春为副秘书长。

七大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极其重要的一次代表大会，它总结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20多年曲折发展的历史经验，制定了正确的路线、纲领和策略，克服了党内的错误思想，使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对于中国民主革命的发展规律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从而使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这次大会作为“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而载入史册。它为党领导人民去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基础。

（本文摘编自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下册）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简介

1956年9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党取得全国执政地位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隆重举行。出席会议的代表共1026人，代表全国1073万党员。50多个外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团以及国内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应邀参加大会。毛泽东致开幕词，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邓小平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周恩来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

大会通过了各项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一九五八~一九六二）年的建议》，选举了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圆满完成了各项议程。大会最后选出97名中央委员、73名候补中央委员。

9月28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产生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林彪、林伯渠、董必武、彭真、罗荣桓、陈毅、李富春、彭德怀、刘伯承、贺龙、李先念；候补委员：乌兰夫、张闻天、陆定一、陈伯达、康生、薄一波。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邓小平。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小平、彭真、王稼祥、谭震林、谭政、黄克诚、李雪峰；候补书记：刘澜涛、杨尚昆、胡乔木。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董必武。

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增补陶铸为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1958年5月中共八届五中全会选举李富春、李先念为中央书记处书记，1962年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增选陆定一、康生、罗瑞卿为中央书记处书记，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增补叶剑英为中央书记处书记，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决定谢富治、刘宁一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党的八大正确分析了国内形势和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提出了党在今后的根本任务。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明确指出：由于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我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上结束，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基本上建立。尽管我国人民还必须为彻底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最后消灭剥削制度，为继续肃清反革命残余势力而斗争，但是，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

党的八大强调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的情况下，国家的主要任务是在新的生产关系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全党要集中力量去发展生产力。这是八大最重要的理论贡献。

八大以对新形势下国内主要矛盾的分析为基础，在经济、政治、文化、外交等方面，作出了一系列重要决策。第一，坚持既反对保守又反对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第二，探索改进经济管理的方针政策。第三，强调扩大人民民主，建立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第四，明确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建设的方针任务，确认“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为繁荣科学和文化艺术工作的指导方针。第五，坚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外交政策。

八大以后各领域的进一步探索，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开展奠定了良好基础。党中央关于调整经济关系和搞活经济的新思路、关于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国家行政管理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关于党的建设等方针政策，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与完善提供了宝贵经验。

（本文摘编自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上册）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简介

1969年4月1日至24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共1512人。当时，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以至基层党组织大都没有恢复，2200万党员绝大多数还没有恢复组织生活。与会代表当中的许多人都不是通过正常选举程序产生的，他们或由革命委员会与各造反派组织负责人协商决定，或直接由上级部门指定。大会预备期间，毛泽东提出要总结经验，落实政策，准备打仗。这三句话成为九大的指导思想。

九大共有三项议程：通过中央政治报告，修改党章，选举中央委员会。毛泽东主持开幕式并致开幕词。按照会前的酝酿，毛泽东当选为九大主席团主席，林彪当选为副主席，周恩来为秘书长。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林彪代表党中央宣读政治报告。

会议经过无记名投票，选出中央委员170名，候补中央委员109名。

4月28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九届一中全会，选出新的中央领导机构：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林彪。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由5人组成：毛泽东，林彪，（以下按姓氏笔画为序）陈伯达、周恩来、康生。中央政治局委员21人：毛泽东，林彪，（以下按姓氏笔画为序）叶群、叶剑英、刘伯承、江青、朱德、许世友、陈伯达、陈锡联、李先念、李作鹏、吴法宪、张春桥、邱会作、周恩来、姚文元、康生、黄永胜、董必武、谢富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4人：纪登奎、李雪峰、李德生、汪东兴。

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在党的历史上没有任何积极作用。

（本文摘编自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下册）

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简介

1973年8月24日至2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共1249人，当时全国有2800万党员。大会的议程有三项：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作政治报告；王洪文代表中央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并向大会提出《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选举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

8月24日，毛泽东主持召开党的十大第一次全体会议。周恩来向大会宣读了由张春桥主持起草的政治报告。报告继续肯定九大路线。 王洪文向大会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这个党章修改草案的基本精神与九大通过的党章是一致的，都是“左”倾指导思想的产物。

8月28日，大会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和修改党章的报告，通过《中国共产党章程》，选出195名中央委员和124名候补中央委员，组成第十届中央委员会。8月30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中央领导机构。选举结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中央政治局委员（按姓氏笔画为序）：毛泽东、王洪文、韦国清、叶剑英、刘伯承、江青、朱德、许世友、华国锋、纪登奎、吴德、汪东兴、陈永贵、陈锡联、李先念、李德生、张春桥、周恩来、姚文元、康生、董必武。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吴桂贤、苏振华、倪志福、赛福鼎。中央政治局常委除中央委员会主席、副主席外，还有朱德、张春桥、董必武。

从总的方面看，党的十大不论是在思想路线、政治路线还是在组织路线上，都继续了九大的“左”倾错误。

(本文摘编自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下册）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简介

1977年8月12日至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共1510名，这时全国有党员3500多万。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华国锋代表中共中央委员会所作的政治报告；听取叶剑英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通过了经过修改的《中国共产党章程》；选出了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当选的中央委员201名，候补中央委员132名。

8月19日，党的十一届一中全会选出中央领导机构。华国锋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并由他们组成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华国锋、韦国清、乌兰夫、方毅、邓小平、叶剑英、刘伯承、许世友、纪登奎、苏振华、李先念、李德生、吴德、余秋里、汪东兴、张廷发、陈永贵、陈锡联、耿飚、聂荣臻、倪志福、徐向前、彭冲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陈慕华、赵紫阳、赛福鼎·艾则孜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十一大政治报告宣布，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这次大会的历史责任，是要调动党内外、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在本世纪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奋斗。

大会通过的新党章对十大的党章作了一些必要修改，把“在本世纪，党要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把我国建设成为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写进总纲。

党的十一大在揭批“四人帮”和动员全国人民进行现代化建设方面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限于历史条件，大会没能承担起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为实现历史转折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这一任务。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169人、候补中央委员112人。全会决定，适应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必须及时地、果断地结束全国范围的大规模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从1979年起，把全党的工作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全会高度评价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全会认为，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对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全会指出：“只有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解放思想，努力研究新情况新事物新问题，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我们党才能顺利地实现工作中心的转变，才能正确解决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

全会增选了中央领导机构成员。增选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增选邓颖超、胡耀邦、王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增补黄克诚、宋任穷、胡乔木、习仲勋、王任重等九人为中央委员。全会决定恢复成立并选举产生了以陈云为第一书记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这些人事安排，从组织上加强了中央领导机构，保证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这次全会后，从党的指导思想的确立和实际工作的领导来说，邓小平已经成为党的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1980年2月，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恢复设立中央书记处，万里、王任重、方毅、谷牧、宋任穷、余秋里、杨得志、胡乔木、胡耀邦、姚依林、彭冲当选中央书记处书记。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选举习仲勋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提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阶段”。

（本文摘编自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下册；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九十年（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简介

1982年9月1日至1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大会正式代表1545人，候补代表145人，代表着全国3900多万名党员。邓小平致开幕词。胡耀邦代表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作题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报告。大会审议通过了报告和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批准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中央委员会、中央顾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叶剑英、陈云就干部队伍新老合作和交替问题讲了话。李先念致闭幕词。

这次大会的使命是，通过对过去六年历史性胜利的总结，为进一步肃清“文化大革命”遗留的消极后果，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确定继续前进的正确道路、战略步骤和方针政策。

邓小平在开幕词中明确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重大命题，回答了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后中国走什么样的道路这一人们最为关心的重大问题，成为指引新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旗帜。

大会提出了“把党建设成为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坚强核心”的目标及当前党的建设的任务，制定了新党章。新党章清除了党的十一大党章中“左”的错误，继承和发展了党的七大、八大党章的优点。在新党章的总纲中，对党的性质和指导思想，对现阶段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和党的总任务，对党在国家生活中如何正确地发挥领导作用，都作了符合新的形势的规定。

大会选举产生了由委员210人、候补委员138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由委员172人组成的中央顾问委员会和由委员132人组成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9月12日至13日，党的十二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选举中央政治局委员25人（按姓氏笔画为序）：万里、习仲勋、王震、韦国清、乌兰夫、方毅、邓小平、邓颖超、叶剑英、李先念、李德生、杨尚昆、杨得志、余秋里、宋任穷、张廷发、陈云、赵紫阳、胡乔木、胡耀邦、聂荣臻、倪志福、徐向前、彭真、廖承志；选举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选举万里、习仲勋、邓力群、杨勇、余秋里、谷牧、陈丕显、胡启立、姚依林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乔石、郝建秀为候补书记；决定邓小平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批准陈云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邓小平为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

1985年9月2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于北京举行。为适应新的形势和任务的需要，这次全会对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的成员，进行了局部的调整。

全会增选了田纪云、乔石、李鹏、吴学谦、胡启立、姚依林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增选和调整后的中央政治局由二十二位同志组成。他们是：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胡耀邦、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政治局委员（按姓氏笔画为序）：万里、习仲勋、方毅、田纪云、乔石、李鹏、杨尚昆、杨德志、吴学谦、余秋里、胡乔木、胡启立、姚依林、倪志福、彭真；政治局候补委员秦基伟、陈慕华。

全会根据习仲勋、谷牧、姚依林同志的请求，同意他们不再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全会增选了乔石、田纪云、李鹏、郝建秀、王兆国同志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增选和调整后的中央书记处由十一位同志组成。他们是：总书记胡耀邦，书记胡启立、万里、余秋里、乔石、田纪云、李鹏、陈丕显、邓力群、郝建秀、王兆国。

党的十二大是进入新时期后党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自这次大会起，按照党章规定，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每五年召开一次，实现了制度化。

（本文摘编自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九十年（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

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简介

1987年10月25日至11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大会正式代表1936人，特邀代表61人，代表着全国4600多万名党员。赵紫阳代表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作题为《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报告。大会审议通过了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章程部分条文修正案》，批准了中央顾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报告。

党的十三大的中心任务是坚持和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加快和深化改革，进一步确定经济建设、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大政方针，确定在改革开放中加强党的建设的基本方针。

大会的突出贡献，是系统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明确概括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大会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内涵作了系统阐述，指出这个论断包括两层含义：第一，我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第二，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

大会把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概括为：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概括起来说，它的主要内容就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

大会首次以差额选举方式选举产生了由委员175人、候补委员110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由委员200人组成的中央顾问委员会和由委员69人组成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11月2日，党的十三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选举中央政治局委员17人（按姓氏笔画为序）:万里、田纪云、乔石、江泽民、李鹏、李铁映、李瑞环、李锡铭、杨汝岱、杨尚昆、吴学谦、宋平、赵紫阳、胡启立、胡耀邦、姚依林、秦基伟；选举赵紫阳、李鹏、乔石、胡启立、姚依林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选举胡启立、乔石、芮杏文、阎明复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温家宝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选举赵紫阳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决定邓小平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批准陈云为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乔石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

党的十三大的另一个重大贡献，是确定了“三步走”发展战略。这一战略，是在总结历史经验基础上、随改革开放实践逐步形成的，也是根据邓小平关于中国实现现代化步骤的战略构想提出来的。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这个任务已经基本实现。第二步，到20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水平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然后，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前进。

“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对中华民族百年图强的宏伟目标作了积极而稳妥的规划，既体现了党和人民勇于进取的雄心壮志，又反映了从实际出发、遵循客观规律的科学精神，是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重大成果。实践证明，“三步走”是中国迈向现代化的正确战略。

1989年6月23日至24日，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明确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方针和任务，对中央领导机构成员进行了调整。全会增选江泽民、宋平、李瑞环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选举江泽民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新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由江泽民、李鹏、乔石、姚依林、宋平、李瑞环组成。全会还增选李瑞环、丁关根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全会强调，要继续坚决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路线，继续坚决执行党的十三大确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必须毫不动摇、始终一贯地加以坚持；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必须坚定不移、一如既往地贯彻执行，绝不回到闭关锁国的老路上去。江泽民在全会上的讲话，保证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健康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全会以后，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坚决、全面地贯彻党的基本路线，一手抓治理整顿、深化改革，一手抓党的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全国政治局面迅速趋向稳定，经济形势逐步好转，思想战线出现新的转机。

1989年11月6日至9日，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高度评价邓小平同志对我们党和国家建立的卓著功勋。几十年来的革命实践表明，邓小平同志不愧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我们党、国家和军队久经考验的领导人。全会决定增补杨白冰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本文摘编自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九十年（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公报》；《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公报》；《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 ）

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简介

1992年10月12日至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大会正式代表1989人，特邀代表46人，代表着全国5100多万名党员。江泽民代表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作题为《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的报告。大会审议通过了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批准了中央顾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党的十四大是在我国加快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形势下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大会的任务是：以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为指导，认真总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14年的实践经验，确定今后一个时期的战略部署，动员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进一步解放思想，把握有利时机，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

大会作出了三项具有深远意义的重大决策。一是抓住机遇，加快发展，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二是明确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三是确立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

大会通过的党章修正案，写入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这对于统一全党的思想和行动，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也为继续推进党的理论创新奠定了重要基础。

大会决定不再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从党的十二大到十四大，中央顾问委员会协助党中央，为维护党的团结和社会稳定，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在新的历史时期为党、国家和人民建立了历史性功绩，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大会选举产生了由委员189人、候补委员130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和由委员108人组成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10月19日，党的十四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选举中央政治局委员20人（按姓氏笔画为序）：丁关根、田纪云、朱镕基、乔石、刘华清、江泽民、李鹏、李岚清、李铁映、李瑞环、杨白冰、吴邦国、邹家华、陈希同、胡锦涛、姜春云、钱其琛、尉健行、谢非、谭绍文；选举江泽民、李鹏、乔石、李瑞环、朱镕基、刘华清、胡锦涛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选举胡锦涛、丁关根、尉健行、温家宝、任建新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江泽民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决定江泽民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批准尉健行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1994年9月28日，十四届四中全会增补吴邦国、姜春云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作为大会特邀代表的邓小平没有出席会议。19日下午，他来到人民大会堂，与在党的十四届一中全会上新当选的中央领导人一同出席党的十四大的代表见面并合影留念。

以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为标志，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本文摘编自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九十年（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公报》）

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简介

1997年9月12日至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大会正式代表2048人，特邀代表60人，代表着全国5800多万党员。江泽民代表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作题为《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的报告。大会审议通过了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批准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党的十五大明确回答了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为我国实现跨世纪发展提供了重要保证。

大会提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有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它的主要创立者是毛泽东，我们党把它称为毛泽东思想。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它的主要创立者是邓小平，我们党把它称为邓小平理论。这两大理论成果都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

大会首次使用“邓小平理论”这个概念，把这一理论作为指引党继续前进的旗帜。实践证明，作为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的邓小平理论，是指导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中胜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理论。在当代中国，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的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

大会报告指出，旗帜问题至关紧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不动摇，就是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不动摇。大会强调，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在跨越世纪的新征途上，一定要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用邓小平理论来指导我们整个事业和各项工作。这是党从历史和现实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结论。在当代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的统一的科学体系。坚持邓小平理论，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就是真正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

大会进一步分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并根据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归纳总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方针政策和实践经验，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

十五大通过的党章修正案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

大会选举产生了由委员193人、候补委员151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和由委员115人组成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9月19日，党的十五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选举中央政治局委员22人（按姓氏笔画为序）：丁关根、田纪云、朱镕基、江泽民、李鹏、李长春、李岚清、李铁映、李瑞环、吴邦国、吴官正、迟浩田、张万年、罗干、胡锦涛、姜春云、贾庆林、钱其琛、黄菊、尉健行、温家宝、谢非；选举江泽民、李鹏、朱镕基、李瑞环、胡锦涛、尉健行、李岚清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选举胡锦涛、尉健行、丁关根、张万年、罗干、温家宝、曾庆红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江泽民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决定江泽民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批准尉健行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

（本文摘编自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九十年（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著，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国共产党第十五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公报》）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简介

2002年11月8日至1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大会正式代表2114人，特邀代表40人，代表着全国6600多万党员。江泽民代表第十五届中央委员会作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报告，大会通过了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批准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党的十六大是党在新世纪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的主题是：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而奋斗。

大会全面回顾了党的十五大以来5年的工作，系统总结了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13年奋斗历程和基本经验。报告总结的10条基本经验：1.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不断推进理论创新；2.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3.坚持改革开放，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4.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5.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实行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6.坚持稳定压倒一切的方针，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7.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走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8.坚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9.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10.坚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这10条基本经验，植根于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各个方面的实践，是党的理论创新的重要成果，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实践创造的智慧结晶。报告指出，这些经验，联系党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归结起来就是，我们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10条基本经验，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丰富内涵。

大会强调，“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在科学判断党的历史方位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

大会着眼于党的兴旺发达和国家长治久安，顺利实现了中央领导集体的新老交替。大会选举产生由委员198人、候补委员158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和由委员121人组成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11月15日，党的十六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选举　中央政治局委员24人（按姓氏笔画为序）：王乐泉、王兆国、回良玉、刘淇、刘云山、李长春、吴仪、吴邦国、吴官正、张立昌、张德江、陈良宇、罗干、周永康、胡锦涛、俞正声、贺国强、贾庆林、郭伯雄、黄菊、曹刚川、曾庆红、曾培炎、温家宝；选举胡锦涛、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曾庆红、黄菊、吴官正、李长春、罗干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选举曾庆红、刘云山、周永康、贺国强、王刚、徐才厚、何勇为中央书记处书记，胡锦涛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决定江泽民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批准吴官正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

党的十六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道，作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写入党章。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是十六大的一个历史性决策和贡献。

党的十六大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制定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纲领。

（本文摘编自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九十年（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公报》）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简介

2007年10月15日至2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大会正式代表2213人，特邀代表57人，代表着全国7300多万党员。胡锦涛代表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作题为《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的报告。大会审议通过了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批准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党的十七大的主题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

大会对举什么旗、走什么路这一根本问题作出明确回答。报告提出，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首次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了概括。创造性地提出并深刻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将科学发展观写入党章，是党的十七大的重大理论贡献。

党的十七大选举产生由委员204人、候补委员167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和由委员127人组成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10月22日，十七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选举中央政治局委员25人（按姓氏笔画为序）：习近平、王刚、王乐泉、王兆国、王岐山、回良玉、刘淇、刘云山、刘延东、李长春、李克强、李源潮、吴邦国、汪洋、张高丽、张德江、周永康、胡锦涛、俞正声、贺国强、贾庆林、徐才厚、郭伯雄、温家宝、薄熙来；选举胡锦涛、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李长春、习近平、李克强、贺国强、周永康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选举习近平、刘云山、李源潮、何勇、令计划、王沪宁为中央书记处书记，胡锦涛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决定胡锦涛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批准贺国强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

党的十七大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提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提供了根本保证。

党的十七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取得的重要成果，对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和重大的战略意义。

（本文摘编自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九十年（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公报》）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简介

2012年11月8日至1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大会正式代表2268人，特邀代表57人，代表着全国8200多万党员。胡锦涛代表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作题为《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的报告。大会通过了胡锦涛所作的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批准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党的十八大是在我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定性阶段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大会的主题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凝聚力量，攻坚克难，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

大会回顾和总结了过去五年的工作和党的十六大以来的奋斗历程及取得的历史性成就，确立了科学发展观的历史地位。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最新成果，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指导党和国家全部工作的强大思想武器。科学发展观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道，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确定科学发展观为党的指导思想，是党的十八大作出的重要决策和历史性贡献。

大会选举产生了由委员205人、候补委员171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和由委员130人组成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11月15日，党的十八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选举中央政治局委员25人（按姓氏笔画为序）：习近平、马凯、王岐山、王沪宁、刘云山、刘延东、刘奇葆、许其亮、孙春兰、孙政才、李克强、李建国、李源潮、汪洋、张春贤、张高丽、张德江、范长龙、孟建柱、赵乐际、胡春华、俞正声、栗战书、郭金龙、韩正；选举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选举刘云山、刘奇葆、赵乐际、栗战书、杜青林、赵洪祝、杨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习近平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决定习近平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批准王岐山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

党的十八大肩负着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信任和期待，凝聚亿万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开启了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进军，开启了共创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更加幸福美好未来的崭新征程。十八大以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锐意进取，攻坚克难，继往开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展现出更加广阔的前景，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展现出更加壮丽的前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展现出更加灿烂的前景。

（本文摘编自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九十年（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公报》）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简介

2017年10月18日至2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开幕。党的十九大应出席代表2280人，特邀代表74人，共2354人，代表着全国8900多万党员。

习近平代表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了题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报告。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大会的主题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

大会通过了关于十八届中央委员会报告的决议。大会批准习近平同志代表十八届中央委员会所作的报告。

大会高度评价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五年，是党和国家发展进程中极不平凡的五年，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五年来的成就是全方位的、开创性的，五年来的变革是深层次的、根本性的。

大会强调，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

大会强调，围绕回答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重大时代课题，我们党以全新的视野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进行艰辛理论探索，取得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行动指南，必须长期坚持并不断发展。

大会同意报告关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部署。

大会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是：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以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为主线，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以坚定理想信念宗旨为根基，以调动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为着力点，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不断提高党的建设质量，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大会通过了关于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通过了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决定这一修正案自通过之日起生效。

大会一致同意，在党章中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一道确立为党的行动指南。大会要求全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一思想和行动，增强学习贯彻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过程、体现到党的建设各方面。

大会同意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一道写入党章，这有利于全党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全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涵。大会强调，全党同志要倍加珍惜、长期坚持和不断发展党历经艰辛开创的这条道路、这个理论体系、这个制度、这个文化，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

大会认为，党的十九大作出的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重大政治论断，反映了我国社会发展的客观实际，是制定党和国家大政方针、长远战略的重要依据。党章据此作出相应修改。

大会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方面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充实这些内容，对全党更加自觉、更加坚定地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大会认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大会同意把这一重大政治原则写入党章。

大会认为，总结吸收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工作和党的建设的成功经验，并同总纲部分修改相衔接，对党章部分条文作适当修改十分必要。

大会选举产生了由委员204人、候补委员172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和由委员133人组成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10月25日，党的十九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选举中央政治局委员25人（按姓氏笔画为序）：丁薛祥、习近平、王晨、王沪宁、刘鹤、许其亮、孙春兰（女）、李希、李强、李克强、李鸿忠、杨洁篪、杨晓渡、汪洋、张又侠、陈希、陈全国、陈敏尔、赵乐际、胡春华、栗战书、郭声琨、黄坤明、韩正、蔡奇；选举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选举王沪宁、丁薛祥、杨晓渡、陈希、郭声琨、黄坤明、尤权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习近平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决定习近平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批准赵乐际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

（本文摘编自党的十九大授权新华社发布《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闭幕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公报》）

　　中共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成员在一大会址

　　习近平等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成员在面向党旗宣誓

　　2020年1月25日（庚子年正月初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专题研究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延伸阅读：

历史上的三次“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

        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召开的目的，是解决重大问题。不同时期的党章对此有相应规定。《中国共产党章程》（2017年10月24日通过）第十二条规定：“党的中央和地方各级委员会在必要时召集代表会议，讨论和决定需要及时解决的重大问题。代表会议代表的名额和产生办法，由召集代表会议的委员会决定。”第二十一条规定：“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职权是：讨论和决定重大问题；调整和增选中央委员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部分成员。调整和增选中央委员及候补中央委员的数额，不得超过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及候补中央委员各自总数的五分之一。”

        中国共产党先后举行过三次全国代表会议。其中新中国成立前一次（1937年5月2日至14日）；建国后两次（分别是1955年3月21日至31日和1985年9月18日至23日）。

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1937年）

        1936年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新局面。为了迎接全国抗战的新形势，确定党在新时期的方针和任务，中国共产党决定在延安召开苏区代表会议（即党的全国代表会议）。这次会议不仅苏区代表参加了，白区和红军代表也参加了会议。参加会议的共有200多人，代表着全国4万多党员。

        1937年5月2日下午，会议在延安中央大礼堂正式开幕。张闻天致开幕词。选举通过了毛泽东、张闻天、博古、朱德、张国焘、刘少奇、林伯渠、凯丰、林彪、杨尚昆、聂荣臻、肖克、郭洪涛、傅钟、彭真、马明方、蔡畅、贾拓夫、刘长胜19人组成大会主席团。会议的议程是：1．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报告；2．关于苏区党的组织问题的报告。

　　5月3日、4日，毛泽东代表党中央作了《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报告（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时，题目改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5月7日下午，毛泽东又作了《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结论。5月10日，博古作了《关于苏区党的组织问题的报告》。刘少奇、朱德等在会上作了专题发言。

        毛泽东在报告中分析了中日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及国民党的政策由内战、独裁和对日不抵抗开始向和平、民主和抗日转变的总形势，提出了巩固和平、争取民主和早日实现抗战的三位一体的任务。报告指出，争取民主是新阶段中“最本质的东西”，是“中心一环”。为了实现这一任务，必须立即实行两方面的民主改革：一是将国民党的一党独裁的政体，改变为各党派各阶级合作的民主政体；二是保证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自由。进行这两方面的改革，是建立真正的坚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条件。报告强调指出，必须坚持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这是革命成败的关键。为了实现无产阶级的领导，共产党必须正确地提出基本的政治口号和动员口号，共产党人为实现这些口号所规定的具体目标时，应起到先锋模范作用；必须正确建立和发展与同盟者的关系，必须发展共产党队伍，保持思想的统一和严格的纪律等。报告最后指出，在党内，必须继续反对关门主义、冒险主义，争取更多的群众，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时，也要警惕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在新的形势下复活，以免使革命事业遭到失败。

        会议讨论批准了毛泽东的报告和结论。通过了博古的报告。5月14日下午，林伯渠致闭幕词。

        这次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批准了1935年1月遵义会议以来党中央的政治路线，确定了新形势下的方针和任务，为迎接全国抗日战争的到来在政治上组织上作了重要的准备。

（摘编自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

二、党的全国代表会议（1955年）

        为了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七届四中全会精神，在中央政治局领导下，1954年4月召开了东北地区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和华东局扩大会议，周恩来到会作了《关于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决议和高岗、饶漱石的问题》的报告。5月和6月，分别召开了山东分局扩大会议和上海市委扩大会议，8月召开了山东省党代表会议。这些会议都进一步揭发批判了高岗、饶漱石的反党阴谋活动，对少数跟高岗、饶漱石犯错误的人进行了批评、教育。8月17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向全体党员和青年团员传达高饶问题的指示》，广大党员和青年团员坚决拥护中央决定，对高、饶反党阴谋活动极为愤慨，提高了增强党的团结和统一重要性的认识。9月在北京召开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载入了宪法；选举了国家领导人。一届人大的召开，结束了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历史，宪法的制定也结束了以《共同纲领》代替宪法的过渡状态。

        在上述形势下，为了进一步讨论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纲要，进一步总结党同高岗、饶漱石反党阴谋活动斗争的经验，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于1955年3月21日至31日在北京举行。出席这次会议的，有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62人，全国党的各级组织所选出的代表257人。

        会上，毛泽东致开幕词；陈云作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邓小平作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会议对两个报告，除分组讨论外，全体会议讨论8天，100多人大会发言。代表们一致同意陈云、邓小平作的两个报告，一致认为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是一个伟大的、切实可行的计划。发言的同志进一步揭发高、饶反党反人民的罪行，一致主张开除高岗、饶漱石的党籍，指出反对高、饶反党联盟斗争的胜利是党的历史性胜利。3月31日，全体会议均一致通过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的决议》、《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关于成立党的中央和地方监察委员会的决议》；会议选出了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5人，候补委员6人，董必武为书记，刘澜涛、谭政、王从吾、钱英、刘锡武为副书记。最后，毛泽东主席作了结论。

会议的两个报告、三个决议、毛泽东的讲话和其他中央领导的发言，内容极为丰富：

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问题。陈云在报告中指出，中央提出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是实现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一个重大步骤。草案规定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内容，包括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和对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这样两个方面。会议认为，建设社会主义工业不仅需要大量的资金，而且需要不断增长的技术力量。为了培养我国的技术力量，就必须发展高等教育、中等技术教育和科学研究事业，提高科学技术水平。毛泽东在会议结论中说：“我希望，所有的省委书记、市委书记以及中央各部门的负责同志，都要奋发努力，在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的基础上，使自己成为精通政治工作和经济工作的专家，一方面要搞好政治思想工作，一方面要搞好经济建设。对于经济建设，我们要真正学懂。”会议关于这个问题的决议号召：全党同志必须在中央的领导下，团结全国各族人民群众，兢兢业业，克服困难，努力增产，厉行节约，为完成和超额完成这个计划而奋斗。会议建议中央委员会根据大家讨论的意见，对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做必要的修改后，提交第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审议和通过。

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问题。会议认为，中央政治局在七届四中全会以后对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所采取的措施是完全正确的。高岗进行反党阴谋活动由来已久。早在东北局工作时，他就搞独立王国，进行反党活动，1953年调中央工作后，其反党活动更加猖獗，他自认为应当担任党中央总书记或副主席，并担任国务院总理。饶漱石在华东局工作期间，就犯有错误，在城市和农村中竭力采取向资本家、地主、富农投降的右倾政策，并竭力保护反革命分子，1953年调中央担任组织部长以后，他认为高岗夺取中央权力的活动将要成功，因此同高岗结成反党联盟，成为高岗反党阴谋活动的主要同盟者。会议通过的这个问题的决议指出：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特点就是他们始终没有在任何党的组织或任何党的会议上或公众中公开提出过任何反对党中央的纲领，他们惟一的纲领就是以阴谋手段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会议指出，七届四中全会后，全党的团结统一是进一步巩固了。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已经被粉碎。这是党在领导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斗争中和党的整个发展历史上有决定意义的胜利之一。会议决定开除高岗、饶漱石的党籍，撤销他们党内外的一切职务。会议总结了同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斗争的经验，强调各级党组织必须贯彻集体领导的原则，坚决同破坏集体领导原则和个人独裁倾向和分散主义倾向作斗争；必须发扬党内民主和经常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坚决同压制党内民主、压制批评的现象作斗争；必须加强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同大大小小的个人主义和骄傲自满情绪以及个人崇拜习气作斗争。毛泽东指出，“在原则问题上，在同志之间，对于违反党的原则的言论、行动，应当经常保持一个距离”。“应当坚持原则”。对犯错误的人“我们一律欢迎他们改正，不但要看，而且要帮”。

毛泽东在作会议的结论中说：“这次会议开得很好，是从延安整风以来的又一次整风会议，发扬了民主，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使得我们相互了解更多了，思想更统一了，使得我们有了共同的认识。”周恩来在会议的发言中指出：“如果说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同以前的一个时期全党的思想、政治上的整风，奠定了我们党的统一思想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取得了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种民主革命的胜利。那末，这一次会议就会使我们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

（摘编自人民网——党史百科：《全国代表会议(1955年3月21-31日)》）

　　三、党的全国代表会议（1985年）

党的十二大以来，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取得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成就。经济体制改革已全面展开，政治上安定团结，各级党政军领导班子进一步实现了干部队伍的“四化”要求。

为确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指导思想和战略任务，加快中央领导机构成员新老交替合作的步伐，根据党的十二届四中全会的决定，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于1985年9月18日至23日在北京举行。出席会议的代表992人。会议的议题是：1．审议和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2．增选中央委员会成员等组织事项。

会上，胡耀邦致开幕词，赵紫阳作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草案）》的说明。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1986年―1990年）计划的建议》，将提请六届人大四次会议审议批准，颁布实行。会议讨论了中央三个委员会的局部调整问题，听取了邓小平、陈云作的重要讲话和李先念致的闭幕词。

《建议》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建设经验的总结，是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的具体化，体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要求。它的主要内容是：1．提出了“七五”时期的主要任务。就是：（1）为经济体制改革创造良好的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使改革顺利展开，基本奠定了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新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基础。（2）加强重点建设、技术改造和智力开发，在物质技术条件方面为90年代经济和社会发展准备必要的后续能力。（3）使人民生活继续有所改善。2．制定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方针和主要政策、措施。强调建立新的经济体制，更适应在公有制基础上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要求，主要抓三个方面：一是进一步增强企业特别是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的活力，使它们真正成为相对独立的、自主经营的、自负盈亏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二是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市场，逐步完善市场体系；三是逐步减少国家对企业的直接控制，建立、健全间接控制体系，主要运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并采取必要的行政手段，来控制和调节经济运行。企业活力的增强、商品市场体系的形成、间接控制手段的完善，三者必须互相配套。还必须大力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和积极增加出口创汇能力。要紧紧抓住提高产品质量，降低物质消耗这两个环节，来提高企业素质。要创造更多的外汇，实现国际收支平衡，必须发展更多的出口商品，采取多样灵活的形式，开拓国际市场。要增加旅游、劳务等非贸易外汇收入。“七五”期间，必须坚持“两个文明”一起抓的方针，充分重视和认真抓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的顺利发展。因此，我们必须坚决做到：（1）坚决而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2）进一步健全社会主义法制；（3）切实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在全体人民中坚持不懈地深入进行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教育。3．确定了经济休制改革的设想和实施步骤。前两年要着重控制社会总需求，解决增长速度过快、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过大和消费基金增长过猛的问题，加强重点建设；后三年再根据情况，适当增加建设投资。但对建设总规模仍需进行必要的控制。

会议认真讨论了局部调整中央领导机构成员问题。会议认为，为使党的领导机构保持旺盛的活力和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连续性，进一步实现中央领导机构成员的新老交替，已成为关系全局的重要问题。会议高度评价了请求退出中央三个委员会的老同志的高尚风格。会议一致赞同十二届四中全会《关于同意一部分老同志不再担任中央三个委员会成员的请求提请全国代表会议审议的报告》，同意64位同志不再担任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36位同志不再担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31位同志不再担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会议增选了中央委员56人，候补中央委员35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56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31人。这次局部调整后，中央委员会、中央顾问委员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成员分别为343人、182人、129人。

这次全国代表会议，确定了“七五”计划的指导思想、发展战略方针、政策和实施步骤，对于保证90年代经济的振兴和繁荣，顺利实现本世纪末的宏伟目标，具有重要意义；局部调整中央领导机构成员，大大加快了新老交替合作的进程，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摘编自中国共产党新闻——党史频道：《全国代表会议(1985年9月18-23日)》）

牢记宗旨，不忘初心，

继往开来，奋力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