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1工大，往事尚未如烟

萧毅

序

去年秋天陈治强建议我写一写工大回忆录，骤然间，我想不起任何工大的往事，四十几年过去，人面不知何处，往事再难想起，早已如烟飘去，那能说写就有啊？只好遗憾地回绝了治强的提议。后来我意识到了他的失望，我们曾经一起下乡六年，多少个日夜共同谈论人生，梦想重返课堂，后来竟然一起在工厂里实现了梦想，难道不应该让这个现实梦留下一些记录吗? 自此以后，我常常半夜醒来，一个个工大同学的脸从模糊到清晰，开头发现有一半人都忘记了名字。我不是一个健忘的人，只是因为自从我离开工大，就再也没有机会见过大部分的人，即便是提起这些人的机会都没有。 我努力地回想工大往事，把人和事一点点串联起来，反正醒着也是醒着，就干脆在头脑里构思，这个细节应该怎么怎么写。不知道经过了多少个这样的晚上。我终于觉得我有足够的资料来写这个回忆录了。我计划这个回忆录以工大经历为主线，在适当处反映氮肥厂生活的点点滴滴，特别是一些难忘的人和事，不可不写。

当年下乡六年后，招工进了氮肥厂，便以为是人生大转折，没料到七二一工大才是我命运的转机，起码是其中的一个转折点。像我这种只读过初中一年级，又中断了七八年学业的人，想考进大学，那应该是天方夜谭。可就在恢复高考的前一年，命运让我挤进了七二一工人大学，神差鬼使地让我有机会为参加高考作了准备。但为什么说进工大是挤进去的呢？这就要往前说一说了。

氮肥厂

我们这个县氮肥厂是文革后于74年初在“促生产”方针指导下筹建的，是一个年产三千吨合成氨的小型化工厂。当时需要大批的青年工人参与建厂，初期是从玉林县各单位抽调部分工人和少数有点特长的日工参与筹建工作。当年八月份起，陆续在玉林县各公社分三批招工，招进来的80%都是20—24岁的青年，超过25岁的做普通工，其余都是学徒工。

然后结婚建立家庭是多么自然的事情，禁令一拖两三年，几百个男女都拖成了大龄青年，投产后，工人们在各自岗位上三班倒，七荤八素的倒时差，大多岗位男女有区别，再想成双成对，就很难很难了。后来的双职工家庭比例大概也就在10%左右吧。我们工大只有陈治强，肖莪生两对。这思路似乎偏了，再回到正题吧。我是第2批进厂的，从插队下乡的农村招进县氮肥厂当工人，已经有点像现在中了六合彩一样高兴了，即便是当时开头每月只有17块钱的工资，即便是工人宿舍里开头睡的是稻草铺，也没有任何怨言。进厂后就从挖土方搞基建干起，然后分配下车间培训实习，直到开车投产。
投产后，化工生产实行三班倒，一个礼拜上日班，一个礼拜上夜班，一个礼拜上中班。本以为这辈子就这样过了，心里也认命，对未来没有过多的幻想。因此在这两年期间，工作还算积极，主动地努力掌握好生产操作技术。

在建厂初期，我和好友陈治强也有不少缘份，我们在南流江截流铺水管工程中，一起参加过潜水筑堤突击队，一起积极响应厂党委号召多贡献，带头加班加点不要补休。又一起奋勇参加最危险的生漆防腐小组，一起去县城抓捕流窜到我厂作案的小偷等等。我还写过不少工地报道文章，如此， 我当上了造气车间的团支书，治强当上了造气甲班班长，并兼任厂党委委员（他下乡时就入了党了）。我和他一起参加过县工人先代会，我还参加过县团委先代会，参加过两礼拜的县报道学习班。 按理说，表现这么积极，厂里真有什么好事应该有我的份吧。可这个想法是太天真了些。

1976年初，人们传出来一个消息，厂里要开办七二一工人大学。

进七二一，他答应了，我很高兴。谁知道车间主任换了，新车间主任姓苏，我没想到名单下来了没我的份！ 陈治强却在名单上。我的心理严重的不平衡啊！我去找苏主任理论，说我一直都工作积极，政治上进，治强可以去，我为什么不可以? 他表示无奈，说名单是前任送上去的，再说工大学员名额有限，要照顾每个车间，大车间又要照顾每一个班，每班只有一个名额。而且工大培养的是未来的技术人才，厂党委要求学员要根正苗红。我所在的丙班名额给了老朱，他是党员，成分是贫农。这个时候，该认命了吧? 不认也不行哦！但是我心里不服气，那个老朱他不是知青，是农村回乡青年，说是高中毕业，我给过他的三元一次方程组都不会解，更有甚者，他在建厂初期表现一般，乏善可陈，他凭什么去工大呀？所以在上夜班的时候，我就带着怨气去讥讽他。谁知他却苦着脸抱怨，说厂里没有征求他的意见，他自己根本就不想读书。我一听机会来了！就跟他说，你要是真的不愿意，那我就代你去。他说只要你有本事把我换下来，我一定愿意。见老朱是来真的，我就动开了心思，心想我若去找苏主任肯定不行，我跟他不熟，他又是个农村上来的基层干部，一定是个贫农党员，我们的个人档案都在他手中，他肯定把我的家庭出身“革干”看成了黑五类，找他是不行的了，那么找谁帮忙呢? 我又不认识厂领导，找团委吗？啊，对了！ 团委受党委书记王同领导，王同， 他欠我的！当然不是真欠，是我心里记着一笔账而已。事情还要从建厂初期说起，那时候还没分车间，职工以连为单位，我经常为连队墙报写报道，当然是业余的了。 厂里为了赶时间早投产，号召党团员带头多贡献，加班加点工作，晚上也经常开工，照明不足就点起篝火来干。特别是在赶工挖掘蛋形深水池时，晚上工地到处都是篝火，我感到很富有诗意。头脑里酝酿了两天，写出来了一篇抒情的自由诗，题目是“工地篝火”。那时候我们的墙报是像大字报一样贴到路边的墙上的，我的诗抄好以后，我还在题目边上用红黄墨水画了一堆篝火。贴上墙以后很吸引人看，职工们走过都注目看一看，有人还停下来放声读一读：

篝火，照亮着大地，映红了天庭……

不少人跟我说这诗写得不错，我自己也觉得这是我写得最好的诗篇。不料有个姓周的女工告诉我说，很多女工说你这诗是抄人家杂志的，我急了，发誓说如果你们找得到杂志上有，我给她一百块钱。 那时候我们一个月工资才17块，一百块是巨款了呢！正在心生不痛快之时，不料厂党委书记王同把我叫了去，说我的诗写得不错，他很赞赏工人们写的诗，他要掀起我厂工人们创作诗篇的热情，歌颂劳动，鼓励先进，准备搞个全厂工人诗词朗诵大会，所以想要我起带头作用，在这个大会上朗诵这篇“篝火”。 我当时很惶恐，不敢拒绝也不敢应承。其实我根本就不会朗诵，平常口齿不够伶俐，话都不多，怎么行呢? 我就很委婉地建议他找我们厂文艺宣传队员上去朗诵，甚至说最好是找个女高音去朗诵，效果一定很好。可是他说，我就是要你这样不会朗诵的，才能体现工人原形的朴素，才能让工人接受，如果找个演员来演出，就脱离群众了。我说如果我朗诵不好怎么办，他说你放心上去念就行，其他由我负责。

我只好不情不愿地答应下来了。不久，他的诗词大会果然如期召开了，在他讲话以后，真的让我第一个上去朗诵。我虽然下乡时也上过公社礼堂做过一次报告，可那是对着农民干部谈我村绿肥经验，跟这种表演性质的大会完全不同，我一上去就发现拿稿的手有点发抖，声音也变沙哑了，要用力才能把一行行的字读出声来。最后怎么读完的又怎么走下来的一概都不清楚了，连后面还有谁上去朗诵，水平怎么样，现在是一点记忆都没有了。反正就知道这次大会很失败，鼓动起来的不是工人的创作热情，而是掀起了一片讥讽议论，令人难受，心里就有了一个结，后来就一直都不敢再写诗了，生怕自取其辱。自那以后，只是规规矩矩地写报道。

王同是北方人，据说是随军南下的记者出身，文学水平很高，很有文采，但有点曲高和寡，在厂里没有知音。他欣赏会写诗的工人。这次诗词大会没有任何响应，肯定使他自我作了深刻的检讨。我看他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的文人思维跟我们格格不入， 我们这一代经历过文革的洗礼，受过多年的农村生活煎熬，头脑并不单纯，已经不是像中学生那样轻易受到鼓动的了，对于搞宣传那一套，人们早已嗤之以鼻，他们最关心的是早日结束繁重的体力劳动，过上安定的日常生活。也许后来他也想通了，不再提起这个事。倒是给了我一个到县里参加县直属单位报道员的学习班，时间两个礼拜。在这个学习班真的学到了不少东西，很大程度地提高了我的写作水平。

我认为他是知道我受了讥讽，有委屈，心生内疚才给了我这个学习机会的。所以我认为现在七二一工大的事去求他，他也应该能帮上我的忙。因此我刻不容缓地去找了他诉说，说我想读书，老朱不想，我要代替他进工大学习。我自认我在厂里面工作积极，政治表现很好等等。

我的真情感动了他，他说支持我代替老朱进七二一，但必须要跟其他厂领导商量同意。我听他说还要经过其他领导同意，就以为希望不大了，结果最后厂里名单真把老朱换成了我。不知道情况的就以为是我走了书记的什么后门，特别是我们的原车间主任梁成忠，我找过他，他应该没推荐我进工大，因为新来的苏主任不认识任何人，没理由把我换下来，如果这样的话，梁成忠肯定对我进工大有负面看法。以至于后来在王同出事后，他让工大找了我的麻烦。这事稍后再说，暂且不表。

七二一工人大学

再交代一下为什么工厂要办工人大学，为什么叫七二一。

文革的时候，国家中断了大学生的分配，一些比较大的国营企业缺少技术人员，就自己办起来了技术员的培训工作。那是1968年，毛主席在上海机床厂看到了这个工厂有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学校，觉得是个好事情，就要求上报推广。7月21日《人民日报》上作了关于《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调查报告)》，这文章开头的编者按上毛主席加写了这样一段话：“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这段话后来被称为“七二一指示”。之后办起来的工人大学就称为七二一工人大学，简称工大。
1975年6月，教育部在上海召开全国“七二一”工人大学教育革命经验交流会。这次会后，“七二一大学”在全国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新华社1976年7月21日又进一步报道，全国“七二一大学”从1975年上半年的1200所，猛增到一万五千多所。

在这种形势下，我们厂也就办起来七二一工大了，记得是1976年8月开学的，

课室在办公楼二楼靠厂区的最边上的房间。我们的工大只开一个班，两个正式老师和一个校长，校长叫杨朝誉，老师是范熏庭和梁志明。15个学员，4女11男。学校的宗旨就是要培养化工技术员，计划课程除了数、理、化、政治之外，主要还是跟化工工艺有关的课程。开头范老师教数学和物理课，梁老师教化学和工艺课，杨校长教政治课。

当时工大学生据说基本上是经过个人报名，群众评选推荐，领导审批才能进工大的。如果都是这样，应该是蛮光荣的。但我知道起码造气车间不是，我没听说过有群众评选，前面提到老朱进工大就不是自願的，否则就没我什么事了。

开学时同学互相间认识的没几个。四个女同学，欧阳幸福，陈开莉，郑坚和梁红英。

那个时代距离社会风气开放还很遥远，男女界限很分明，加上学徒期间不许谈恋爱的厂规，男女同学之间是正眼也不敢看的，所以很难说当时的印象如何。男同学分别是：陈治强，周伟襄，周泽河，林祖文，凌宏阳，肖峩生，梁鸿荣，黎福均，梁汉军，谢桂华，还有我。当时我只认识陈治强和林祖文，因为我们都是造气车间来的。凌宏阳，肖峩生，梁汉军，郑坚来自合成车间；周泽河，欧阳幸福来自机修车间；黎福均，陈开莉来自脱变车间；梁鸿荣，梁红英来自碳化车间；谢桂华来自煤球车间；周伟襄来自锅炉车间。除梁鸿英、谢桂华是农村社青外，其余都是插青。

陈治强是班长，陈开莉是副班长。在15个学员中我最熟识陈治强，我跟他交情很深，初中就是要好的同学，下乡后虽然不在同一个村，但也经常来往。

了鸭子，只剩下玩了。等到68年，刚开始复课闹革命，又响应了号召要上山下乡。这样我的文化水平充其量也就是初中一年级水平。陈治强是我初中同学，若按这样看，我以为我们俩是工大文化水平最低的了。不过幸好我们俩都是热爱读书的人，在农村寂寞，找了不少漏网的封资修小说来看，我们基本上都是交换着看。像石头记，封神演义都是繁体字，我们居然也如饥似渴地阅读，不意间就习惯了阅读繁体字。又如诗词简谱或五线谱等的教学入门读本我们都不加选择地交换着看，并且经常交换心得。我甚至把家里哥哥们的初高中课本都搜罗来了，把数理化课本当成小说来看，从而无形地提高了我们自己的文化水平。
原以为工大的其他同学水平要比我们高，现在据欧阳说才知道还有文化水平比我们低的，那就是林祖文、陈开莉、欧阳幸福，他她们六六年高小毕业，上了个名不符实的夜中，初中课程只学了点有理数，语文就是毛泽东选集乙种本，化学、物理根本没开；初中没毕业就去插队了。文化水平程度最高应该是周泽河了，他是文革前考上玉林一中高中部的，起码已读完中学课程。其他几位虽说是名正言顺的高中生，但文革期间的高中生也是学不到多少文化知识的；不过好在大家都是热爱读书之人。据欧阳回忆，女生中学习成绩最好的是郑坚（原名叫郑小露，文革时改的革命名字，现在又恢复原名）读了两年文革高中，但她天资聪明，是个认真学习刻苦钻研的才女，思维敏捷、沉静踏实。碰上学习难题时，班里男女同学授受不亲，她就组织几个女生讨论，像个小老师一样讲述、分析、解答问题的难点，特别是她的数学微积分作业，基本都是满分，经常受到范老师的称赞。
工大考虑到学生们文化水平参差不齐，就计划用半年时间给我们复习从初中到高中的全部数理化课程。工大采取两年速成制，半年复习初高中数理化，再用半年时间学完大学的数理化基础课程。然后用一年时间，学习与化工工艺有关的课程。当然，在这两年期间里，政治课也是必然要上的。是杨校长给我们上的政治课，无非就是那个时代报纸上的头版头条，记忆中也就是走走过场，既不用考试也不用作作业，所以后来就基本上就没什么印象了。

至于范老师和梁老师的课，范老师是机修车间技术员，开头是教我们数学课。梁老师是技术科的技术员，开始是教我们化学课。他俩好像都是名牌大学的毕业生。

当时我们是有点怀疑他们的教学水平的。虽然那时候厂里面很多人都不看好我们学校的前途，以为只是一场应时的话剧，想看我们工大的笑话，平时见面都讥讽地称呼我们为“大傻生”。但是我们自己却是很认真的，虽然范老师和梁老师很努力地为我们讲课，我们还是怀疑老师够不够大学的教学水平。直到我后来考上了华南工学院，有了大学老师讲课作为参照，才知道原来我们工大的老师们这么优秀，我竟找不出一个大学基础课老师能与我们工大老师比肩的，这不是吹，是事实，分析来看就是大学老师把讲课作为职业，按部就班走过程，没有把学生是否听懂学会放在第一位。而我们工大的老师们责任心强，生怕我们不懂，备课用功，讲课十分卖力，尤其是范老师，每每说到重要的概念，为了让我们印象深刻，他会提高声调，辅以手势，一板一眼地重复多次。他从不发气，而且课后也是不厌其烦地很耐心地辅导我们。梁老师偶而会在课堂训斥听不懂的学生，女同学有点怕他。

后来我们才知道范老师曾在南江高中当过数学老师，其实是教学经验很丰富的，到现在四十多年过去，我脑海中还隐约地浮现他那“积的幂等于幂的积”的音韵神态，他给我们留下了难忘的深刻印象。

老师们的努力没有白费，我们用了半年时间就迅速地进入了大学数理化基础课程以及各种应用课程的学习。

根据同学们回忆，给我们上过课的还有好几个厂里的技术员，如李萌，是机修电工班的技术员，给我们上过电工课。仪表技术员梁守勉也上过化工仪表课。还有官海君，周立新，林隆礼，倪老师等，也给我们上过课。虽然他们上的课不多，但都讲得很好，对我们帮助很大。范老师与我们相处时间最多，相当于是我们的班主任，和我们也相处得最好，成为了我们的人生导师之一。其次是梁老师和杨校长，他们三个老师都从头到尾始终陪伴着我们，直到我们大家毕业重新分配回车间。

记得开学没多久，县工会要我们厂派两个人礼拜天去学习广播体操和其它健身舞蹈，以便回来教习给本厂职工。因为化工厂的工人都是3班倒，没有固定的礼拜天假日，厂里就拉了我们工大的差，派我跟欧阳幸福两人去了。

当时看名字欧阳幸福总觉得是与众不同，后来又觉得她比较高傲，从来没跟她有过语言来往。那回工会里有各种培训班，除了广播体操，还有太极拳和其他健身舞蹈。我本来是想学一学太极拳的，可是欧阳叫我去学广播体操。进工大以来我们俩基本上都没说过话，她对我吩咐了一句，就头也不回地走开了。她自己学的是什么我一点都记不得了，反正回来之后就没她什么事了。而我有段时间却要天天早上在办公楼前领着大家做广播体操，这就是第一次跟工大女生的交集。后来听说欧阳当时是去学了剑术，之后还去桂林观摩学习了几天。看来我的IQ和EQ都是远不如她的。

第一学期持续到年终，厂里要搞墙报比赛，要求每车间出一版墙报，内容当然是反映本厂职工的生产和学习，以及表扬好人好事。书记王同主管政治和文宣，建厂初期的文宣就搞得很出色，有文艺演出，有各车间的定期墙报，厂广播室的高音喇叭不停的各种宣传。但投产以后，因为工人们要三班倒，文艺宣传队解散了，定期墙报没人搞了，高音喇叭只在交接班时段响一下。近年底了，搞一下墙报也是应该的。但这次要搞起来就不容易了，不单各车间有抵触情绪，连我们工大也不积极。大家都忙着准备考试，谁能抽空作墙报嘛？在大家都积极性不高的情况下，校长杨朝裕下了死命令，每人写一篇文章，写什么都行，陈治强负责抄写，让我负责把墙报搞起来。那时候的墙报就是像大字报一样抄写好贴到墙上，陈治强的毛笔字写得好，所以让他抄。我曾是车间报道员，所以让我负责。大家都不知道写什么好，有点愁眉苦脸的。我一是不想花太多时间写文章，再就是很久没有写诗了，就想写一首试试，反正校长说什么都行。当时写什么已记不得了，反正拿给大家一看，人人都觉得写诗简单，也都想仿效。有人问写诗写不好怎么办，我说你们随便写吧，我帮你们改改。结果真的人人都写了一首诗，记得是陈治强写得最好，大多数人的诗基本上我都作了修改。等我们把墙报稿都准备好，校长看到真是哭笑不得，王同安排的事情他本来就不热心，也就认可了。记得厂里职工们看到我们的墙报诗，还笑话我们工大都是秀才。

王同事件

谁知这次墙报却是王同最后的一次文宣安排，开春后没多久，一辆公安警车开进厂区，王同一家被押进警车送走了（后来再也没有回来）。见到这一幕的职工都惊讶的目瞪口呆，王书记是厂党组的头，平常一点不良迹象都没有，怎么就给抓了呢？直到现在我都不知道个中真正原因。那时候还属文革后期，动不动就批判，还是文革遗风。只记得王同给抓了以后，厂里面进行了批判王同的活动。开头以为与我们无关，因为我们主要是在上课。不想有一天杨校长把我叫去了他的办公室，他开门见山就让我写检讨，要揭发王同。我感到莫名其妙，我既不是党员，又不是王同的亲戚，让我揭发什么东西嘛? 经过他的旁敲侧击，我终于明白了。原来是因为我进工大是找王同的结果，我想可能是因为原车间主任梁成忠做的怪，因为他跟杨校长关系很好。梁成忠没让我进工大，我却自己去找王同进了工大，他肯定觉得是我打了他的脸，有可能还以为我跟王同有什么关系。其实我是满头雾水，连王同为什么给抓走都不知道，叫我揭发什么呀？我把我进工大找了王同的前因后果跟杨校长说了，他还是要我写检讨，不写不行。我只怕会终止我的工大学习，就勉强写了一个检讨，不咸不淡的根据厂里的调调，什么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呀，我自己思想觉悟不高，没能深刻地认识到王同对我们厂的危害等等。其实真的有一件事我隐瞒了没有说，就是在我进了工大以后，王同病了，住进了区人民医院。我本不知道，是我的一个合成车间的好朋友谢子诚来找我，让我陪他去医院探望王同，他跟王同什么关系我不知道，我也没问。但我很爽快的答应了他的请求，和他一起买了些水果去医院看望了王同。这当然不是什么罪过，只是人之常情罢了。但如果我写进了检讨书里面，可能又会牵涉出来什么害人的事情就难说了，所以我没有提到这件事。写完检讨书交给杨校长，他看到我真的不知道什么，就好像放过我了。

不想过了没多久的一个傍晚，厂长派人把我叫了去。在路上我心里有点发毛，心想我跟厂长从来都没有打过照面，可以算是不认识，干嘛叫我去呢？难道王同的事还不放过我吗？

厂长叫文佩球，是本地人，管生产，我的印象是待人很热情，架子不大。厂长一见到我，也不客气，开口就问我知不知道孙建军谈恋爱的事? 我一听问的是这事，心里就放下了。我本是车间团支部书记，进了工大也没有撤我的职，我还以为是厂长向我了解工人思想情况呢。我知道老孙谈恋爱还是在造气车间时的事。孙建军是铁路仔，我们厂因近铁路，也招了不少铁路仔，他们大多不懂我们本地话，所以就自我形成了小团体，本地人虽多，但个人面对他们团伙时就成了弱势，所以铁路仔们都比较嚣张，本地人大多都让着他们。老孙入厂就已经30岁了（但是他为了当学徒工，将年龄改成25岁），是他们之中年龄最大的，块头又大，所以自然而然就成了铁路仔的头。老孙平常说话大大咧咧的，又喜欢说话，常找干部们吹牛，连文厂长都成了他的话友。老孙开头兜搭我是因为我普通话说得不错，就经常找我吹牛，后来双方谈话投机就成朋友了。他还邀请我去过他家。其实老孙这个人也不错，记得厂里在设备安装阶段，有个生漆防腐小组，因全部生漆过敏而无法对设备进行防腐处理。厂部就号召党团员报名，主动承担困难工作。听到我跟陈治强商量要报名，他也说要跟我们一起参加。他既不是党员也不是团员，就是好胜心强。我们总共找了5个人，好像林祖文也是其中之一。在报名前还是老孙出了个主意，说我们先到工地，拿生漆在每个人脚背上涂一点点，如果明天不过敏，就大家一起报名。如果谁过敏了就不用报名了。我们觉得这主意不错，就真的去了工地找到生漆，涂在了脚面上。结果我和陈志强和老孙三人都没有过敏，就报名成为了生漆防腐小组的成员，每天钻设备涂管道。在两个月后，我们三人才陆陆续续的产生过敏反应退了下来。在上工大前跟老孙的关系一直很好，他很早前就把他偷偷谈恋爱的事告诉我了，他的女朋友也是铁路子女，本厂职工，进厂年龄也偏大。在我是车间的团支书之后，老孙的活动也不瞒着我，我虽知道违规，但认为他俩已是大龄青年，也就不把这当一回事。等我去了工大，他又天天倒班，见面的机会就很少了，关系生分是必然的。

一听文厂长问的是这事，我想都没想就说知道，文厂长又不动声色地问，你对这事怎么看，我以为厂长在征求我对学徒期间不许谈恋爱的看法呢，其实我早有意见了，就把我心中真正的想法对他说了，我说，我们厂大多数人都是知青，入厂的时候都过了适婚年龄，有些人像老孙，都过30岁了，厂里不应该一刀切地要求人人都遵守学徒工不许谈恋爱的条例，起码订个年龄界限嘛。文厂长又问，你是否对造气车间苏主任谈过孙建军的事，我说没有，我虽然早就知道老孙的事，但对谁都没有说过。文厂长就说，孙建军投诉你，说你向车间苏主任打小报告，害他女朋友感到恐惧而流产。我一听就火冒三丈，就要找老孙和苏主任来对质。我还认为是原车间主任梁成忠要陷害我，因为我认为孙建军大概不是这样的人。

文厂长劝我不用急，他说已问过苏主任，他也说没这事。厂长说他就是要分别调查，事情搞清楚就行了。厂长还说他早知道孙建军瞒报年龄的事，厂部也讨论过不许谈恋爱的事，也认为不必过于认真，老孙的事不宜张扬，厂里也不会罚他。据分析，是老孙自己有怨气，找人发泄而已。叫我不要去找老孙纠缠。但我出来后，越想越气，什么朋友啊？把屎盘偷偷往我头上扣，回到宿舍就直接找老孙，刚好几个铁路仔也在那里，我也不管，劈头盖脑地就给了老孙一顿骂，把文厂长叫我去的过程全说了，最后声明跟他绝交，老孙低着头始终一句话也没说。本来我是在气头上，说的也是气话而已，不想后来就真的没有机会再见到老孙了。

再回到王同事件，其实我在心里替他打抱不平，根据所有揭发的内容来看，既没有现行破坏，也没有明显的反动言论，更没有生活作风问题，贪污腐败连提都没人提，所谓罪名就是空洞的阶级斗争那一套，很是令人悲哀。在毛主席逝世一周年时，厂部布置科室要写文章纪念主席，我们工大也要写一篇。我又想起了王同，感念他对诗词的爱好，才又动了写诗的念头。

诗词由陈治强抄写，他的毛笔字好得不得了，龙飞凤舞的诗篇被放到了饭堂大厅的厂部墙报正中央，吸引了不少吃饭的职工来观看。

校园生活

再来说我们的学习，我们每周上六天课，上午三节下午两节，每天五节课，礼拜六少一节课，每周一节政治课，除了政治课，其它每门课都有作业，课后练习基本都要作，还要考试，所以我们的学习是很吃紧的。每天除了上课，其它时间基本上就都是在课室作作业。由于大家都在工厂饭堂打饭，住也都在工厂宿舍，省下了不少时间，老师有时候夜晚也过来辅导一下，考试前夕，课室的灯亮到午夜是经常的事。

我和周伟襄成为朋友就是从作作业开始的，他的理解能力比较差，但他有韧劲，什么问题都非要弄懂不可，有时候不耐烦他，让他抄作业，他抄完也要来问清楚每一步的来龙去脉。周伟襄来自锅炉车间，初次见面就觉得他很真诚，给人一种很信任的感觉。虽然个子比我高，年龄也比我大近两岁，但他对人很尊重，从不以势压人。他很懂得感恩，从不占人便宜，而且对人热心，也够风趣，别人拿他开玩笑，他从不恼人，好像能让别人开心他自己也开心。就是因为他的这种性格征服了我，让我能不厌其烦地帮他跟上了大家的学习步伐。后来跟他交往几十年，和他之间从来没有过不愉快之事。

我们唯一的课外活动就是打排球，在办公楼前我们开辟了一个简易的排球场，开头打排球的热情很高，早上课间操半个小时要打，下午放学后也要打，遇上日班工人下班经过，一言不合就组队跟我们拼杀，机修车间的工人最强，我们往往不是他们的对手。

药材，再销到两广和两湖等地。在人家崇尚万元户的时候，他已经赚了二十多万了。

当我们按部就班进入大学课程后，厂里意外地安排我们工大参与一项技术攻关活动。化工生产经常要添加一些槽罐设备，那时候能生产压力槽罐的工厂不多，我厂多数都是从上海购进。但当时适逢邓小平重新工作，大力恢复生产的时候，铁路运输十分繁忙，预订车皮都要等几个月。所以一些常压的槽罐要求不高，厂里就想让本厂机修车间自己制作。

能制造。厂里找来了一个专家，他要教我们用爆炸成型法制作半圆封头。这个方法的原理就是利用炸药爆炸的能量充当压力，从而瞬间把一块钢板冲压成容器封头。他的方法就是在地面上挖一个半圆形的坑作为模具，把切好的圆钢板盖在坑上面， 把圆锥形的炸药放在钢板的中间，圆锥的尖顶向下，以利于炸药的冲力向下冲压。环绕着这块钢板，拉起一个塑料袋，装满水在里面。爆炸的时候，水作为介质把瞬间的力转成向下的冲力，把钢板向下冲压到模具中。

我们大家都很喜欢这一门课程，首先是每个人都收到了一副精美的作图工具，是厂里免费发给我们的，如果要我们购买，按我们当时的收入来说，频临破产边缘是肯定的。对于这门课的作业，简直就是生活享受。每一次的作业基本上就是老师给我们一个零部件实物，让我们按要求画剖面图和各种视图。因为不需要太动脑筋，还可以互相参考交流，所以大家做作业的时候叽叽喳喳的十分活跃，甚至有人哼起歌来。这个时候我和陈治强，周伟襄成了三人帮，周六晚上也一起去逛街，什么事都谈得来。

记得当时已经接近学徒期满，很多人暗中已经谈起恋爱来了。不知道听谁说的，欧阳幸福已经交上了个男朋友，名字叫晏慕恩，我们一听如雷贯耳啊！原来我跟陈治强和周伟襄都听说过此人，他俩说的关于晏的什么事已记不清了，我知道的就是他爸名叫晏立熹，是我们中学的图音老师，也是我爸的老朋友。这个中学的校长是张熙福，也是我爸的老朋友，就是我爸走了张校长的后门。因为我爸的单位是在郊区，我读的小学是农村小学，所以我考上的初中也就是郊区的第一中学。晏老师的二中在市中心，是人们所说的贵族中学，很难考进去的。当我在一中读了一个学期以后，我爸的单位迁进了市区，我爸就走了张校长的后门把我调进了二中读书，让我回家方便。我常听我爸跟我二哥谈起晏老师，他是玉林美术界、宗教界、音乐界的知名人士，曾任中国美协广西分会理事，玉林美协主席。曾先后参加过北京人民大会堂广西厅、广州交易会、全国农业学大寨各类展览的设计、制作、和布置工作。他是玉林基督教三自会主席、牧师。他通过搜集、采风改编和创作了大量的玉林山歌。我才知道晏家不是普通人家，晏老师和张校长都在文革动乱中受到了不公正的批斗，晏老师的许多作品和收藏毁于一旦。父亲和二哥谈话中也常提到晏慕恩，他也在二中读书，应该比我高一两届。我二哥喜好书画艺术，他跟晏慕恩应该是同道中人。由此我们很好奇欧阳跟晏慕恩的情事，年轻人好奇心强，但探索却不得门而入。

欧阳简直就是个冷面女神，从来就不兜搭我们。适逢我们刚刚看了一部粤语电影，主题歌最后一句是：“还是靠自己双手争取来，总有一天幸福属于我”。于是我们在作制图作业时，就老哼这个歌，最后把“幸福”二字唱得特别明显，就是想调侃欧阳，希望逗她跟我们说话，而我们的最终目的就是探讨晏家的轶事。不曾想欧阳误会了我们的初衷，以为我们不知道她的情事，怀疑我们谁有觊觎之心。开头还不搭理我们，后来冷不妨向我们抛出了一句：“自作多情”！ 窒到我们目瞪口呆！为了避免嫌疑，以后再也不敢唱这个歌了。后来才知道她和晏曾同在福绵插队，是插友。

直到三年前回国的一次同学聚会， 才见到了晏慕恩本人， 那是欧阳专门带他来找我，只可惜当时的聚会不是工大同学， 他们匆匆而来， 只交谈了几分钟，就又匆匆而去了。人生就是如此，只怨缘分太浅。

我们的校园生活也不只是单纯的学习，因为我们是脱产学习，厂里有什么事情临时需要人手，都忘不了到工大来拉差。有一次厂区的水库漏水，看管水库的农民跑来我厂求救。这个水库紧挨着我们厂的生活区，但却不是我们厂的管辖范围，是属于邻近公社的。厂里二话没说，就答应帮忙。厂领导首先找到我们工大，问我们谁水性好，会潜水，去水库帮忙堵漏，我们问水库多深，说是五米深。陈治强和我商量了一下，觉得潜水五米应该没问题，我们俩就答应了志愿去帮忙。在建厂初期，我和陈治强都参加过厂里的南流江截流铺管潜水突击队，扛沙包下潜到江底铺设截流大壩，所以我们认为水库堵漏应该不是大问题。我们走出办公大楼，见到了看水库的农民，他认为两个人少了点。恰好这个时候厂职工陈育强走了过来，我们和他很熟。跟他打过招呼后，就告诉他去水库堵漏，问他愿不愿意一起去。他很爽快的就跟我们一起去了。

跟农民到了水库边上，农民指给了我们看离大坝有二十多米远处水面上的一个漩涡，漩涡有碗口大，下面就是漏水的地方了。农民在岸边铲大块的草皮给我们，我们脱了衣服就先后下水了。水不是太凉，我们先是潜下去，看看漩涡的底部是什么状况。以前潜水从来没潜过这么深，上次在南流江堵流潜下去也就两三米左右，这次一下潜到4米耳朵就开始疼了，虽然我能在水下睁开眼看，但光线很暗很模糊，看不到什么。硬着头皮再往下潜，脑袋就开始发胀，这时候感觉到一股水流把身子往下拖，就知道近漏洞了，恐惧感让我赶快浮上水面。上来后跟陈治强商量，为安全起见，不能直接潜到漩涡底部，要离开点距离潜到底部，再往漩涡靠近。看来陈治强的水性比我好，没听他说耳朵疼和头胀。我们三人各搬了一块草皮，说好一个个来轮流的潜下去。陈育强自告奋勇第一个下去，陈治强第二，我最后。等我抱着草皮潜到水库底，模糊地看到前边有黑色的影子，就知道是他们放下去的草皮了，我游过去没多想就把草皮往水流吸引力大的地方放过去，突然一股很大的吸力把我的手用力一拖，差点把我的手吸了进去。我赶紧把草皮一松，原打算把草皮平铺在漏洞上的，不想这一松手，半个草皮就给吸进了洞里面。我赶紧往上浮了上去。真感谢他们让我最后一个下，第一个最危险，如果是我第一个下去，我这样莽莽撞撞的靠近，说不定我的手就给吸进去了，那旋涡的吸力太大了，如果手被吸进去不但自己拖不出来，就是他们俩来拉我，可能也难拉我出来，后来想想都后怕。在这之后再靠近漩涡吸力自然小很多，我们把十几块草皮在水库底部堆了个小包，旋涡就消失。任务完成，跟农民道别我们就回去了。后来陈治强跟我说，第一次陈育强没把草皮放到漏洞里，离洞口老远他就把草皮放下了。是他重新把育强的草皮搬近洞口的。还是陈治强的水性好，又够胆大心细。

高机连军训

不久，县武装部和地区军分区成立了反空降民兵师，要求各大厂组织成立反空降民兵连，参加一个多月的军事训练。这是因为在苏联的不断挑拨下，中越关系越来越差，75年越南统一后开始排华，连北方的华侨也被排挤赶走。76年主席逝世后，中越关系更加恶化，大批华侨被迫逃离越南。中越之间领土纠纷不断，边境地区的人民不断受到骚扰和侵挠，使得中越关系火药味很浓。为了适应战备形势的需要，西南军区要求各地军分区组织民兵开展“三打三防”（打坦克、打飞机、打空降、防原子、防化学、防生物武器）训练，尤其是打飞机、打空降的实战训练。因此我县建立了反空降民兵师，我们这一片三个单位为一个营，我们厂是一个连，分三个排，每排三个班，要组成九个高射机枪班。

我们工大无疑地被拉了壮丁，全部停课加入了高机连。军队里派了两个军人来训练我们，记得一个姓李的在军队里是连长，另一个姓姚的是排长。

李连长很威严，两眼炯炯有神，很有杀气，令人会有那种他随时都能起脚踹人的感觉。正因为他的威严，我们这帮年轻人让他摆布得服服帖帖。我们被要求集中住宿，按照军队训练规程来训练我们。早上天刚蒙蒙亮军号吹响，三分钟后要到楼前集中，简短训话后就拉队伍到厂外跑步，半小时后回来解散。早餐后再集中，开头上午是学习军事理论，因为我们是反空降连，武器主要是高射机枪。要学习的军事理论就是围绕着打飞机而设定的。现在能记得的就只剩下一些术语了，无非是方位，角度，密位和提前量计算等等。

我们以班为单位被分配组织起来，每班五个人，一支65式高射机枪，一支自动步枪。每个人对应高射机枪分配到固定的职务，分别是，班长，一枪手，二枪手，瞄准手和一个弹药手。我们班有三个工大同学，分别是周伟襄，肖莪生和我，另两人是厂里的职工。我自告奋勇为第一抢手，周伟襄是二枪手，肖莪生是弹药手，其他人的位置就记不得了。据梁鸿荣回忆，当时陈治强和他分别是二排三排的排长。

　　

理论学习完之后，很快就开始了正式的军事训练。军队里对新兵们要求的摸爬滚打我们都经历了，对于我们这些在农村泡过几年的知青们来说，都是小意思。先进行的是步兵的一般练习，包括新兵要求的所有动作要领都要训练。然后是步枪的操枪训练，和步枪的瞄准训练。

英姿飒爽

在大家的步兵操练都达到要求以后，我们就被安排进入了正式的高机训练阶段。

我们的机枪是解放初期国内生产的仿苏改进式，是早期步兵的厉害武器之一，在更新板77式装备军队之后，65式就成为了民兵装备。其枪身长为1.34米，最高射速每分钟80发，免挂弹枪全重53公斤，弹箱容量为70发。高射半径为1600米、平射射程为1500米，可击穿100米处的20mm装甲钢板。

机枪一发到班里，大家都很兴奋，照像是很正常的。

高机训练不同于步兵训练，所有的训练都以班集体为单位，以机枪为中心，负重训练最令人难忘，我们被要求扛着机枪行军跑步。那机枪卸掉弹药箱和肩脱，重量是53公斤，也就是106斤重。三个人扛着走还勉强可以，急行军要小跑起来就苦了！那三根枪腿可是厚钢管，死硬死硬的压在肩上，跟挑担子悠啊悠的感受完全不一样，5个人不断的换班，跑不了几步又得换人上。行军回来大家都是摸着肩膀一片声的哎哟哇！肩膀红肿是正常的，不少人肩膀都磨破了。有几个班都是女的，她们的枪跟我们的当然都是一样的，可以想象他们的痛苦系数要比我们大一倍。幸好我们在农村练就的铁肩还留下不少肌肉，也幸好这种抬枪跑步只有开始几天有，跟着来的训练抬枪行进时原地卧倒，就比较小意思了。最辛苦的训练过去以后，就进行机枪的操作训练，主要是明确每个人的位置和责任。

操作训练包括把机枪拆开来再装回去。通过拆枪和装枪让我们学习了解机枪的性能和操作要领。按照部队的基本要求，两分钟内要把机枪拆掉再装回去。机枪主要有五大部件，分别是底盘，枪管，枪身，枪尾和肩托。底盘就是那三条腿，交合处有个圆盘。装枪就是把枪身拧在圆盘上用插销固定，枪管拧进枪身，枪尾套进枪身，再把肩托扣进去就行了，拆枪就是反方向进行，拆枪比装枪难，难就难在把枪尾跟枪身分离。两个部件的结合面有两个巴掌大小，结合面上有粗糙的纹路，光用手是不能够把枪尾拆下来的，附带的工具箱里有一块四方垫木和一个木锤，拆枪时要把垫木放在枪尾上，用木锤死命的敲打。进行拆枪训练时，九挺机枪一字排开，连长一声令下，开始！ 我们九班人就忙起来了。多次训练以后，前面的动作基本上都同时完成，差不多同时响起了一片的敲打声，哔哔叭叭地热闹的不得了。开头我们多数都要三到四分钟才能把枪拆完，女子班甚至要五六分钟才能完成，而且要不断换人敲打。我们的连长十分的不满意，两眼冒火地训斥我们。说部队里的军人都能在一分钟以内完成拆枪，最快的能47秒完成。
我们被骂当然不服气，大家私下里都在琢磨怎么提高速度。姚排长跟我们解释了为什么这个枪尾跟枪身结合面那么粗糙。那是因为机枪射击的时候震动很大，如果结合不紧密，机枪就会出现故障，而且因为枪支放置太久，结合面长期不摩擦，有氧化层存在，致使摩擦系数增大的原因，因此要求我们多练习，把结合面磨合光滑就不难拆了。我们提出能不能用砂纸打磨一下，教练们十分严肃地警告，绝对不允许！否则按破坏武器论处！
我们不敢用砂纸，但我们抹了一点点润滑油上去，沾过油的金属表面就再也没有那么粗糙了，加上我们拼命地装了又拆，拆了又装，我们的速度都达到了两分钟以内。后来组织拆枪装枪比赛，每班出两人，我和周伟襄出赛。比赛前我和周苦练，将每个步骤都练到烂熟，特别是敲枪尾那一下，他拿木锤木垫时，我拔插销，他高举木锤时，我紧握枪尾并协助定好木垫，他大力下锤，“啪”只是一下，就能把枪尾敲下。比赛结果，我和周伟襄拿了第一，拆枪时间是42秒，打破了军队47秒的记录。我们装枪时间是27秒，破了军队30秒的记录。

接着就是练习瞄准，进行实弹射击。为了切实保证人人都学会打枪，当然也是为了节省高机子弹，开始先让我们练习用自动步枪射击。这对我们来说真的是小菜一碟，因为我们下乡时期已进行过好几次步枪实弹射击了，百发百中不敢说，但八九不离十是肯定的。在高机连的三次步枪实弹射击考核中，每次打三发，我一次打27环，两次打29环。

最后就是进行高机射击训练了，因为不可能有飞机拖靶给我们打，所以我们的训练只能是针对地面靶打平射，标靶距离是500米，虽然比步枪靶远多了，但标靶也大得多，约是步枪靶的四倍大。在步枪实弹射击时，高机连人人有份。到了高机的实弹射击，就只有第一枪手有机会打了。打高射机枪可不是玩的，那子弹比机枪子弹大得多，像个小炮弹一样，“轰”的一声响过后，耳朵只剩下“嗡嗡”声，啥也听不见。这枪因为后座力很大，用的是双肩托，枪一响就全身一震，大地也一震，胆子小的还真是不敢打。（给个动图给你感受一下）

高机瞄准器比较复杂，有粗瞄和精瞄，只要标尺定得准，枪身也固定得好，要打十环很容易。我第一次打三个单发就打了30环。第二次打靶是按照军队的考核标准打三个单发，两个连发，每个连发五颗子弹，共13颗子弹。部队标准是45环合格，50环良好，55环优秀。没打之前感到这部队的标准也太低了，13枪才打五十几环，太小儿科了吧? 出发时每个枪手都信心满满，以为肯定能很容易打到优秀以上。谁知道全部打完后报靶结束，全部都是四十几环，而且每个靶弹着点都不超过5个。就是说，每个人都有八颗子弹脱靶。这是怎么回事呢？每个人都带着忐忑的心参加了第2天的分析会。

大家以为肯定要让李连长来一顿训斥。谁知是姚排长上来首先对我们大家表示了祝贺，说我们大家都打得很好，全部都及格了。然后才跟我们分析为什么每个人都有那么多子弹跑靶的问题。原因是高射机枪射击的时候震动很大，因为我们没有用力把好枪，任由枪身震动，打连发时第1发子弹出去引起的震动把枪震歪了，其余的子弹就都打偏了。

姚排长说，提高中靶率的办法就是两手抓紧枪机手柄的同时要紧紧地压住肩托，他不指望我们每颗子弹都能打9环10环，但要求我们起码每个连发能有两颗子弹以上中靶。

然而已经没有多少机会去实践了，我们只剩下了最后的一次实弹射击，而且是跟同一个民兵营里的另外两个兄弟单位的高机连一起合并演练。教练们要求我们像参加比赛一样地认真参加演练。我跟周伟襄就琢磨开了，周说震动太大，枪速又太快，靠身体是压不住的，除非能让连发的枪速减慢。他的话初听起来像是废话，但我听起来却是似乎教练提到过枪速的控制问题。我就问大家，教练有说过枪速可控吗？大家都笑着说没有，以为我在说笑。也难怪，集训初期上的理论课又不需要考试，又过了差不多四个礼拜，谁还记得啊？我不死心，就跟大家一起分析子弹连发的原理，当有人一提起发射子弹的回火倒推枪栓，我就醒悟过来了，我说我知道了！ 回火孔！当时教练是这样说的，机枪有三个回火孔，孔越大，回火越足，推动越快，枪速就越快，但枪速太快容易出故障，枪速太慢又会使连发停顿。一般冬天用大孔，炎热的气候用小孔，一般训练时定在中孔，要我们大家不需要去改变它。我们赶快去看枪上的回火孔，果然是定在中间位置，我要把它调到最小位置，说回火少了，枪速就慢了。大家就质疑道，给教练发现就要挨骂了，我说教练并没有说禁止动它，而且说过夏天可用小孔，现在不正是夏天嘛，我们自己动，不用问教练，大不了说理解错了就是了，大家一致同意。后来三个单位集中演练，到最后打靶，还是打十三发子弹，三个单发两个连发。在射击现场，军分区好几个首长都来了，还有很多军人。三个单位轮流上阵，把自己的机枪抬上去，九挺机枪一字排开，枪声阵阵，热闹无比。

我们单位被排在最后，因为我们动了手脚，也估摸着其它单位会有人动手脚，所以我在后面很仔细地听连发的枪声，发现全部都是“咚咚咚咚咚”！听不出间隔来，我心里就淡定了，原来都没有人醒起有这个奥妙啊！最后轮到我们上了，我以前打过很多枪了，从来没有这么镇定过，信心满满的，一切都按规定动作作好，最后挂弹，拉枪栓，粗瞄，细瞄，扣扳机，“咚”！重复三次，看到远处的靶都是从中间冒烟，就知道八九不离十了。最后该打连发了，我用力握紧了枪把，双肩紧压肩托，两手一扣扳机：“咚，咚，咚，咚，咚”！有板有眼的，间隔很清楚，像唱歌一样好听，我心里乐开了花，肯定成功了！ 又再来一次：“咚，咚，咚，咚，咚”！还是那么好听，心里想，这么清楚的不同枪声，军人们一定发现了，管他呢，反正打完了！

后来一报靶，我打了87环，比军队里的优秀标准55环多了32环！无疑地肯定是我们打了第一了。后来数我们的靶板，只跑了两发子弹，还有两发中在边上没环，有四个10环，一个9环，其它5，6，7，8环都有。

抬枪下来看到李连长，以为会被骂的，结果却看到他抛过来了一个笑脸，这还是第一次看到他的笑脸！大概是我们给他长脸了吧。后来发现竟然没有人怀疑我们“作了手脚”，军人们大概很久没打过仗了，这么明显的不同枪声，居然没有人发现，匪夷所思！

后来据凌宏阳回忆说，他也打了83环，我就惊讶了，如果是真的，他们肯定没有改动回火孔，那么第一名就该是他们了，可惜没有发奖，让我们的回忆都打了折扣。还有郑坚回忆说，她去打活动靶，打中了气球，陈治强也证实他也打中了气球，而我跟凌宏阳都没有这个记忆，深究之下，依稀地有点印象，是因为高机实弹射击每组只去三个人，其他人可能给组织用步枪打气球去了，我们没去的自然就没有记忆了。但据郑坚回忆，她也是一枪手，为什么也去了打气球呢? 真的是记不清了，毕竟年代久远。

有人会问，你自己的怎么就记得这么清楚? 是啊，四十几年过去了，怎么像是在说昨天的事呢？人生有些事一过就忘，但有些事会不断地被提起，这些事就难以忘怀。比如这次军训，对于男性来说，都是日后津津乐道的题材。特别是我在大学期间的军训表现不错，让我有机会向同学们吹吹过去的辉煌战绩。大学军训两个礼拜，在练瞄准的时候，军人教官就发现我瞄准特佳，让我当助手，指导其他同学瞄准。之后射击投弹都是优秀，最后各种操枪姿势考核我得了个满分，而且是全系唯一的满分。让同学们好奇为什么好几个当过兵的都输给了我，这个时候我述说高机连的训练往事就是顺理成章的了。工作以后，在工厂参加民兵打靶，五枪打了四十九环，又让我火线加入了工厂射击队，准备参加广州的民兵射击比赛。这又是一次交代过去军训历史的机会。后来因为出国，没能参加射击比赛。到了国外，一次遇到工友拿出来他的私藏手枪渲染，又让我情不自禁地吹出打高射机枪的辉煌成就来。还有一次，工作餐馆受到枪击，报警后引起大伙儿论枪，让我又有了讲故事的机会。这就是为什么能把这些细节回忆得那么清楚的缘由。

这张合影也提供了不少高机训练的记忆。

就在三厂高机连共同集训期间，还有一事必须要提提。在操练休息的时候，距离我们十多米处坐着十几个女民兵。周伟襄脸皮厚，很大胆地走过去跟人家打招呼，原来她们是冷冻厂的女工。冷冻厂女工人多，所以高机连大部分人都是女孩。像我这样不善于交谈的人，跟人谈话老找不到话题，遇到对方是女的，就更是没话说了。面对一大群女的，我逃还来不及呢，周伟襄竟然敢走过去跟人家搭话，只听得叽里呱啦的一片声，当时也不知道周伟襄是如何应对的。等他回来好奇一打听，嘿！不得了！这家伙竟然问得了其中一个的名字，连人家厂传达室的电话都拿到了！这就相当于现在拿到了对方的微信号！据周伟襄说，这女孩叫陈慕华，跟国家副总理同名，好记。我们追问他是怎么样勾搭上的，他说先是问她们现在冷冻厂生产什么，说是大部份是冻猪肉，他就问可以走后门买点肉吗? 她们说只有上下水是处理的，但只是卖给外单位食堂，他就问私人来买行不行，她们说厂里职工买就可以，他又问，日后我去找你们帮忙买行不行，她们嘻嘻哈哈的回答说行，所以他就找个顺眼的追问她的名字，问到了名字又问去冷冻厂怎样才能让到她帮忙，她就说你到传达室找人，传达室就可以帮你叫人，但是来之前要问清楚当天有没有上下水卖，不是每天都有的，所以又告诉了他传达室的电话号码。这故事到此结束的话就太无聊了，但是再继续说就得写言情小说了，简单点吧，就是男主角去买了两次上下水后，就买电影票答谢女主角了，当然还要陪着看，若干次以后就再也不用去买上下水，电影还看不看就不清楚了，总之从此以后公主和王子就开始了幸福快乐的日子了。 这故事陈治强还有补充，他说周伟襄认识陈慕华后，跟他说过这事，说自己很中意阿华，说她讲话直来直去，没半点扭捏，性恪开朗，很实在，所以很喜欢。阿华家住在“新地”，有天晚上周约治强一起去阿华家，买几斤柿子去她家削了吃，阿华家只有父母亲（有个姐已经岀嫁，也住在她家），后来连去了好多次，都是晚上，每次都让治强帮忙说好话，治强记得曾帮着海阔天空的说了很多周的好话，什么周伟襄厂里很优秀，读工大成绩最好，全班学员毕业后都是返回原车间，只有周伟襄能调到设备科等等。周还先交待不要说他是锅炉车间的，所以帮他极力掩饰。华的父亲听到对周的赞誉就很高兴。不过阿华父母给人的印象非常善良，和谒可亲。后来才约看戏看电影，第一次约看戏陈治强也在场，他还记得是看粤剧“十五贯"。后来顺理成章就结婚了。周结婚的细节我竟然记不得了，但陈治强说我那天也在场，是陈治强当"礼生“（婚礼司仪），我当时还嘲笑他说，听旁人反映这个礼生比新郎还醒目！周伟襄的故事真是够精彩的！

欧阳补充说，周伟襄他还是个热心的月下老人，后来他和老婆一起还做成了个大媒，促成了工友潘国安的美满姻缘。而且在82年，周还到汽车总站找到欧阳，竟然叫她帮我找个女朋友，欧阳当时介绍了她的一个闺蜜给我。这事我记得，我在毕业前收到欧阳寄来的信，里面有个美女照片，可惜我已有主了！

真有意思！感谢周伟襄和欧阳的热诚情谊。

废油回收

高机连结束后，我们的学习就进入了各种专业课程，除了化工工艺课，还有电工，化工仪表等等。这时我们厂已投产两年了，压缩机车间外面积累了上百桶废油，这些油是压缩机油，润滑油，乳化液和污水等等的混合物，不能排到下水道，又不能烧，排和烧都会污染环境，所以都收集到大汽油桶里面，怎么处理这些废油一直都没谱。直到厂里从外面找来了一个废油处理专家，他要教我们怎么处理废油。这次不用说又是摊在我们工大头上，不过这次算是结合工艺技术来学习，而且我们是从设计，制作设备，动手操作，从头学到尾，也算是一次很全面的化工工艺实践，前后花了应该有一个多月的时间。这个废油回收也叫再生油工艺，它的简单流程就是先把废油粗过滤后，放到大槽里加温蒸煮，把水分蒸发掉，再加硫酸进去搅拌叫酸洗，把油里面的金属离子洗掉，把酸液排掉后，加烧碱搅拌中和酸根，排掉碱液后，再加重晶石粉搅拌，最后沉淀过滤，就得到了透明无色的再生油。

第一批新油处理成功后，大家都很高兴，装了两个三角烧瓶的油，扎上红布条，敲锣打鼓地一起到厂部报喜，厂部办公室的干部们都争先恐后地围上来抢看油瓶，对着阳光仔细观察是否够纯净。肉眼看当然是透明无瑕，所以厂领导也很高兴，鼓励我们继续努力，把废油处理完。其实后来才知道，这么清澈透明的油竟然毫无用处，因为工业用油必须按照要求分类，除了对油中杂质有指标外，更重要的是油的粘度指标，不同用途的油要满足不同的粘稠度，其它还有耐受高温指标，乳化指标等等。我们的再生油除了看起来透明无色外，什么指标都不知道，所以派什么用场自然也就不清楚了。我们的努力相当于是把废油换了个桶装着，还是照样摆着占地方，后来是什么结果就不知道了。不过在这段时间里，由于油处理过程需要近20个小时，所以我们工大同学就轮流分班工作，四五个人一班，在工作中增进了同学们之间的友谊和了解。记得我是和周伟襄，林祖文，梁红英四人一组。

练油期间天天在一起，大家贫嘴是少不了的，开头都拿梁红英逗开心，话说多了才发现她头脑并没有外表那么土，斗嘴也挺厉害的。特别是林祖文，老拿梁红英开玩笑。记得有一次，我们下班后去打饭，看到梁红英在饭堂边用脸盆洗头，林祖文就大声嚷嚷: 梁红英你小心啊！别一头扎下水去呀！我救不了你啊！后来周伟襄发现梁林之间的对话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告诉我留意，会有好戏在后面。记得那晚，练油进行到最后一步，沉淀过滤，要等沉淀一个多小时后才过滤。我们就都走出车间外面的空地上谈话，此时皓月当空，正是十五十六月圆时。我们半挨半坐在各种管道边，林祖文一直跟着梁红英后面说话。本来都是说笑，但周伟襄插了进去，先是吹梁红英的好处，梁就嫌虚地说自己的不是，林祖文就跟着夸梁红英，这时周伟襄就退出，示意我好戏开始了。果然林不断地恭维梁，梁却慌乱地否定自己，在退无可退时，就反攻林，赞林的优点，林给赞开头很高兴，再加料吹吹自己，吹多了也不忘自己嫌虚一下。接着又奉承梁，言辞开始有些暧昧，梁听了就感觉慌乱，不敢再说林的好，语言上漏露出想逃跑的意思。我和周一听就感觉坏了，就好像大厨发现火候没掌握好时的心情一样。周赶快出来打圆场，终结了尴尬的谈话。后来我和周分析，觉得本来他们俩有发展的可能，只是没到时候，林太心急，太想表白，吓坏了心里没准备的梁，反倒在他们之间造成了心理障碍，以至于后来两人之间再也没有发展空间。不过这个浪漫的月夜却让我记忆深刻，丰富了我对青春时期的怀念。作为旁观者，其实我觉得他俩应该是很般配的，只是缘分太浅，也就是说双方互相不够了解。

据凌宏阳回忆，他跟梁红英也有过一段短暂的浪漫故事。他说在一个夏天周六的下午，下课后大家都忙着赶回家，他也拉着一辆破自行车出了门，就看见梁鸿英同学在路边发呆，一问，哈！车坏了，回不了啦！她不好意思的问，能否送一程，他说车破不好坐，她说没关系，她的车也同样是破车。凌宏阳就大方地答应送她回家。

这像是连续剧啊！有没有? 可是凌宏阳却说去是去了，但没有续集，真是太遗憾了。凌宏阳对人和气友好，刚认识时不知怎的，我总是觉得他像个机关干部，一付公事公办的样子，很难跟他有交集，想不到他和梁红英竟有这么浪漫的故事。

鸿英后来嫁了玉林师院的一个体育老师，也调回师院工作，想不到的是她后来成为唱歌高手，在师院里卡拉OK比赛经常获奖。听欧阳说，她退休后参加玉州区文化馆欢乐合唱团，担任女高音声部部长，充分发挥她的唱歌发声技巧，指导带领大家唱歌，得到大家的喜欢和认可。

梁红英14年不幸离开了人间，肖莪生比她去世早一年吧，都还不满60岁。很可惜。

我跟梁红英再见面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在1997年，那次我一家回国，请大家吃饭，能约到的工大同学都来了，梁红英跟凌宏阳也来了。据凌宏阳回忆说，鸿英坐在他身旁，他问她这些年过得可好？她说很累，家里两个老人都需要照顾，对于她的无奈，凌宏阳也不懂知道怎么去安慰她。这么说来她就是因为操劳过度而去世的。

不过她那次留给我的印象却是很乐观的，还记得当时梁红英抱着我女儿唱歌，她的歌喉清亮，后来成为唱歌高手也是水到渠成的事了。当时大家听她唱歌，所以连我太太都记得她了， 可惜她英年早逝，令人唏嘘！愿她在天国安乐无忧！

梁红英是个农村姑娘。在课室里总是脸带羞涩，很内向的样子。一起工作混熟了才知道，原来她爱唱歌。熟识后才知道她其实也是很大方的，在做油回收时，给周伟襄一忽悠，还能唱歌给我们听。后来发现她还喜欢交朋友，在女同学里边，梁红英跟男同学们的互动最多，她曾经邀请我们五六个男生到她郊区农村的家里做客，记得有我和周伟襄，林祖文，陈治强，还有谁记不得了。那天她家的母鸡刚刚孵出二十几个小鸡，我们都捧起小鸡来玩，结果人人都给鸡虱子咬到混身发痒，为此事林祖文说了不少很辛辣的笑料。

林祖文也是来自造气车间，陈治强代表甲班，我是丙班，林祖文是乙班的，我原先的印象他是一个很难缠的人，嘴巴很厉害。

建厂初期一起工作时间长了，才知道他是很讲义气的人，说话风趣，很能活跃气氛。

选。几十块钱和三十多斤粮票已经是一笔大财，小偷拿了肯定就满足跑了。小偷会是谁呢？我们大家都上班去了，不会是内贼，而且同宿舍的都互相信任，不会怀疑，那么肯定是外面来的小偷了。那时候厂区很乱，来个把小偷是很难防范的。大家除了义愤填膺，骂小偷该死以外，也没有什么办法。郑友军神情恍惚，很是失望。 吃过晚饭后，陈治强等好几个不是我们排的也过来安慰郑友军。 林祖文听说了也走过来了，他不是我们连的，没跟我们住在一起。他是来告诉我们线索的，据他说，今天在工地他远远看到厂门口走进来一个陌生人，打扮有点时髦，头发有点长，他就多看了几眼，发现有点像他家附近的林七，这个人行为不端，是他们街区的败类，会不会是他偷的呢？大家一听就异口同声地说肯定是这家伙！那时候我们都没有什么法律观念，大家就是出于义愤，提议一起去找这家伙，有人说找到了他不认账怎么办，大家说把他打一顿，搜身，反正不能放过他。年轻人说干就干，就要求林祖文带我们去，林不是我们连的，他完全没必要管这事，而且他告发了坏人，避嫌也是应该的，可是林祖文够义气，豪爽地答应我们一起去抓贼。那时候天已黑了，我们十几个人骑上自行车就往县城赶去。当时去的人大多数记不得了，就记得有陈治强，郑友军，李志林，林祖文等。在路上我们好奇问林祖文，林七是不是你们的宗亲，他说不知道，因为他们那一片都是姓林的，有一两千人，小时候就认识他，但没交往过，只知道他是个烂仔，住的地方也只是大概，具体哪个房子不知道。我们认为既然是烂仔，这个时候一定不会呆在家里，只要在附近找肯定能找到。 但我们经过西街口去到林家附近后，逛了一大圈大街小巷，也没有见到林七，大家都很失望，只好打算回去再说。当我们再回到西街口，林祖文在单车上兴奋地指着前边说：看见了，在那里，就是他！我们只看见街口在昏暗的街灯下有很多人，不知道林指的是谁。陈治强就让大家都下车，在街边锁好单车。那时候街边是可以随便放单车的。问林祖文哪个是林七，他指给我们看，原来街边有一档西瓜摊，有几个人在选西瓜。林七蹲在那里正跟老板讲价钱，我们大家赶紧围了上去。此时我们心情都很紧张，虽然我们都很希望马上就把这个家伙抓住，但心里也在嘀咕，万一不是他，抓错人了呢? 如果他身上有凶器呢？旁边的是他同伙呢? 这时候看见林七选好了西瓜准备付钱，我们就有了主意，要等他离开摊档，手捧西瓜的时候出手。可是此时林七竟然跟老板吵起来了，我们看的很清楚，林七先是掏出钱，示意老板先找他零钱，等老板把零钱找给他，他早把钱藏进衣袖里，拿起西瓜想走，老板问要钱，林七说给过了，就这样吵起来。

真是无巧不成书！这时郑友军发现西瓜摊后面原来是个派出所，我们有主意了，陈治强让其它人先围住林七，便跟我和郑友军进了派出所，对民警说我们是氮肥厂的民兵，出来抓小偷，小偷就在外面，希望民警协助，两个民警一听就出来了，在我们的示意下一把抓住了林七，林七以为是西瓜的事有人报警，赶快乖乖地把衣袖里的钱给了老板，说开开玩笑而已。可是民警们不管，一拖就把林七拖进了派出所，我们赶快拥进去。只见林七被民警一脚踢在腿弯处，扑通跪了下来，民警说你赶快交代你今天干了什么坏事。林七说我错了，不该欺负买西瓜的农民。 民警说你今天不止这个坏事，要把所有的都交代，林七否认说其它都没干。一个民警就过来把林七拉进里面去了。这时候郑友军已经把林七在氮肥厂偷他东西的细节都告诉了另外的民警，民警对我们说，你们放心，等一会他就会交代了。我们就在那里等，这时听见里面很远处有小狗一样的嘤嘤声，时大时小，间杂着“卟!卟!”的抖包袱一样的焖响。过了一会儿就没声音了，再过了一会，一个民警出来，手里拿着一些钱和粮票，跟我们说他招了，跟我们对了一下报失的钱粮数目，数了一下觉得差不多，就全部退给郑友军了，让郑签了字我们就可以走了，民警说那家伙要关两天才能放，还感谢我们积极报案。我们很高兴地骑在回厂的路上，猜想林七一定是给打得够呛，否则他不会轻易承认。我们又问郑友军粮票和钱都没少吗？郑说少了几块钱，算了，谢谢我们大家的帮忙，特别谢了林祖文，要是没有他，我们再多人也帮不了忙。后来我把这事写了一篇报道“我厂民兵月夜飞骑抓贼记”，厂广播室报道后，又推荐给县广播站，也给采用了。后来收到县宣传部奖的一个笔记本，并给选为当年县的先进报道员。

再说油回收的工作，进行了几个循环后，工艺操作已经摸清规律，定好了各项规程和指标后，没必要让我们工大来处理了，就把工作全盘交给了厂安排的工人，我们继续回去抓紧我们的工艺学习。

泡罩塔工艺

没多久，厂里要求我们结合工艺学习，研究解决碳化车间的超压放空污染问题。梁老师给我们介绍了碳化超压放空气的产生和成分构成，主要是氨气含量偏高，排放到空气中污染空气环境，特别是附近车间的空气濔漫着刺鼻的氨气，既影响工作也影响健康。经大家学习讨论以后，确定使用高塔分层水洗的方法来吸收去除放空气中的氨成分，塔中安置多层泡罩，放空气由下往上走，水从上往下流，在泡罩底部缝隙让水与气接触交换，逐层吸收掉气中的氨，收集到氨水，让气体安全放空，我们就叫这个塔为泡罩塔。我们在老师们的指导下，边学习边设计，把泡罩塔工艺图纸都画好后，就全体进入车间工地开展施工作业。工作量最大的就是制作泡罩，按设计这塔有十几层，每层安放近二十个泡罩，总共就要制作几百个泡罩。这需要把无缝钢管切割下一小圈，把钢板切一个圆饼，再把圆饼焊接到钢圈的一头，像个铁帽子一样。
我们本来以前都没有干过电焊和氧割这种活，在建厂安装时期，有部分同学学会了一点，所以就自告奋勇地互教互学地干起来。 校长和老师们说这个泡罩塔项目就相当于我们的毕业设计了，只要完成了我们的化工工艺学习就告结束了，因此我们都以100%的热情投入工作中。大家都没料到后来工地上的一个疏忽，差点就酿成大事故。

那是在铺设管路的时候，要对一些旧管线进行改造利用。当时我按设计图要把一条旧管线切断后安装一个阀门上去，这条管有一端已经拆掉法兰，还要再割短一米多。我用氧割枪割了管子的上面一半后，因为靠地面的一半必须有人帮忙抬起管子来才能割。此时陈开莉和梁红英看到需要帮忙就过来了，她们俩用力抬起来了管子，我带上了深色墨镜就割了起来，因为割枪的方向对向了天空，我透过墨镜看到火花喷得很远。就停了下来，下意识地摘下墨镜查看火星飞去的方向，不看则已，一看吓一跳！原来火花落下的地方刚好是个方形的池口，我放下氧割枪走过去看，闻到非常浓的氨味，想起我们上的安全课规定，在生产车间区域动火作业必须履行动火手续，也就是要取空气样品作化验，以防发生安全事故。所以我就让陈开莉和梁红英放下管子，找到范老师，让他过来看看，是不是要作动火手续。这时校长和梁老师都过来了，他们都趴到池口闻了氨味，判断这是一个地下稀氨水池，氨气不是很浓，应该不到起火点浓度。为了安全起见，他们认为还是找东西盖起来好，于是我们就分头去寻找。我正在附近乱逛，就听到校长叫梁老师帮忙，赶紧走过去看，已经看到校长和梁老师一起拖了一块很大的油毛毡过来，盖在了池口上，这油毛毡足有十多平方米大，它的边缘离我要割的管道都不到两米远了。看起来已经很安全了，老师们对我说不用办动火手续了，割吧。我重新拿起来了割枪，两个女同学也过来抬起了管子，我在戴上墨镜前再审视了一下，不知道怎的，老觉得心里不太踏实。仔细看了一下地面，可以看出地下池的盖板形状，都是约两平米大小的长方形水泥板，虽然已经用水泥封平了，但根据地面水泥的纹路还可以看出这个地下池尺寸不小，大概有40平方米左右。我要割的管子恰好在池边，跟池平行，两女同学有一人的脚是踩在池子的盖板上。我想了想，总觉得心里不踏实，就让她们俩放下管子，说不用你们抬了，这里太危险，让男同学来吧。她俩也很配合，没说什么就放下管子走了。梁鸿荣看到了就自告奋勇过来，一个人用力抬起了管子，我只问了一下“行吗?”，却没有留意他站在池子那一边，如果我让他换边站就没事了，真是匪夷所思！我竟然没有想到这一点！在听到他回答“可以，没事！”，我就戴上了墨镜，开始继续割管子。割着割着，突然“轰！”的一声震天动地的巨响，气浪把我往后一推，透过墨镜我看到无数水泥板在火光中被托起来了一米多高，随后又齐唰唰地落了下去。

等我摘掉墨镜，早已不见了梁鸿荣，只见面前出现了一个大坑，里面烟雾缭绕。我当时给震懵了，都不知道如何是好，头脑里一片空白。说时迟那时快，随着爆炸声，大家都往这边看过来。据事后陈治强说，他站的地方比我作业的地方高一米多，听到爆炸声，就看到梁鸿荣掉了下去，就赶紧跳下来, 紧接着毫不犹豫地跳下池去救梁鸿荣。池子有两米八深，跳下去就上不来，而且池里气体很呛，下去都难睁开眼睛。这时看到梁鸿荣在池中站了起来，据后来梁鸿荣说，他从小爱游泳，水性相当好，掉下时脚没碰到底就用力浮上去，当时还喝了一口氨水，呛得气都喘不过来，加上眼睛已经给氨水腌伤，睁不开眼了。

陈治强抱梁鸿荣的时候，他的手不停地乱拨，把氨水都泼到了陈治强脸上，上来后大家马上招呼陈治强到附近的水龙头边冲水。 同时梁鸿荣也让其它同学用水喉从头到脚冲洗。冲水给他的时候，因为他好多地方擦伤了，一遇水就很痛，所以他不停地叫喊“别冲了，痛死了，我呼吸不了啦"。陈治强吼了一声，“不冲水你就死定了！"。陈治强说，过后想想，好在当时附近有水龙头，冲洗及时，要不然他和梁鸿荣眼睛和其它的黏膜组织也会溃烂。后来陈治强没有什么事，梁鸿荣的眼睛给严重灼伤，角膜都腌白了，给用汽车紧急送到了区人民医院，整治二十多天才恢复，好在没落下什么病根来。事后虽然没有追究我的责任，但我都失魂落魄了好几天，头脑里一遍又一遍地重复事故发生的过程，最令我后悔的是两点，一是后悔没有用钢锯来锯钢管，那管子不是很大，完全是可以用钢锯锯断的。虽然手边没有钢锯，但是到机修车间是很容易借到的，只是因为用氧割快又省力而已。第二个深深懊悔的是怎么没有想到让梁鸿荣站到管子的另一边，如果是的话，他只会像我一样给震退两步而已。后来内心深处对梁鸿荣都有一种抹不掉的愧疚。梁宏荣是容县人，瘦瘦的中等个子，聪明伶俐，很合群，在班里面比较活跃，只可惜已不记得他还有什么内容丰富的故事了。幸好他大难不死，必然是后福绵绵，真希望他也写个回忆录，告诉我们关于他自己的精彩故事。

厂里自然对这个事故很重视，展开了调查研究，有人问了我事故的经过。据后来调查的结论就是，油毛毡盖住池口反而把可燃气体引近了我的火源，但原本池中稀氨水的挥发氨浓度达不到爆炸浓度，油毛毡盖池口也不是绝对的错误，爆炸的原因是因为碳化车间违反安全条例，把碳化车间的煤气分析取样管排放口接进了稀氨水排放管，虽然取样管很细，但长期以往，使稀氨水池里面充满了煤气。这才是导致爆炸的最终原因。后来没听说有人给处分，此事就不了了之了。

据凌宏阳回忆，当初设立项目时，预算碳化系统压力过高时排放的气体，用泡罩塔工艺能回收产生多少多少吨氨水，但使用后，生产糸统流程阻力增大，不利于碳化生产。因此用了不久后就停下来废弃不用了。这就是理想与现实的教训。虽然如此，泡罩塔接入系统后，的确是能回收气体中的氨气的，这也算是我们设计的成功。通过此项目的实践，我们大家也学到了许多化工知识。最近谈起这个话题，陈开莉说感谢我当时让她和梁红英走开，否则她俩谁掉下去都是大灾难。

我说这是她俩的福气，好像真有神差鬼使，让我把她俩换掉。我不是迷信之人，否则就会大肆宣扬这件事。一个人有没有福气是事后才总结出来的。

陈开莉是真的有福气，现在的同学们里面，最显年轻就是她了。她在工大期间，还有一次够福气的事，就是参加高机训练时，前面说过高机训练很苦，柔弱女子是很艰苦的。在训练刚开始，陈开莉就中暑晕倒，解放军教官怕她日后吃不消，就不让她继续参加后续训练了。这就免了她这一个多月无谓的辛苦。这不是福气是什么? 陈开莉出身书香门第，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她哥哥是锅炉车间的职工，跟周伟襄是好朋友，那时候兴起跳舞风，他哥哥迪斯科跳的很好看，周伟襄拉我跟他一起去陈家看她哥哥跳舞。在她家里她父母跟我打招呼，交谈中才知道，他父亲跟我爸是好朋友。我回家谈起这事，我爸才告诉我，说他们家是书香之家，陈老师在我们地区是很有名气的。

在泡罩塔工艺完成之后，我们又重新开始了紧张的学习生活。 老师同学们经过了一起的生产劳动，大家增进了相互的了解，加深了友谊，工大内的气氛好多了。记得有一件事可以让你想象当时的状况，有一天我们发现课室门口栏杆外的楼下堆了一堆沙子，那应该是厂里为办公楼准备装修用的。开头是周伟襄开玩笑说我们可以从这里下楼方便些，意思是从楼上跳下沙堆上。我们笑着赌他不敢跳，结果他真的翻过拦杆就跳下去了，吓了我们一跳。结果看见他啥事都没有，我和另外几个男同学也战战兢兢地一个个往下跳，跳下去后感觉很过瘾，后来那几天就经常跳，当成锻炼身体行为了，直到沙堆给运走为止。周伟襄在生活中是最多点子的，他说用饭堂的米饭可以作甜酒酿吃，放些酒饼就可以。我就和他一起实验，结果真的做成了，打个鸡蛋下去煮来吃就跟糯米甜酒差不多，就连着做了好几次。后来他又和我一起到处寻找番薯地，摘人家的番薯叶回来，晚餐时用饭盒煮来吃，有时候陈治强也过来一起吃，连梁红英也来吃过。每到礼拜六晚上，我跟周伟襄和陈治强还经常回城逛街，每次逛都离不开夜宵，那时候收入少，夜宵当然是非常简单的，最奢侈也不过是每人吃个五毛钱的雪糕而已。每次都是大家争着付款，实际上却差不多是轮流坐庄。这些都增加了不少生活的乐趣。

高考

不久，那是1977年8月，邓小平主持召开的高等教育工作座谈会带来了教育改革的春风。

会议传来了77届工农兵学员招生延迟的消息，紧跟着就有谣传要恢复高考。我心里一下子紧张了起来，同学们之间也有很多议论。我们同学里面周泽河最有发言权。

恰好这个时候的一个礼拜天，我在县城遇到了一个初中同学叫陈列林，也是和我一起下过六年乡的， 他一见我就跟我说，他知道我在厂里的好事，并警告我说，你的事可能不成。我很好奇，追问他知道了什么。他首先问我是不是跟厂里的女工谢某好，我说那是谣言，他说你不要骗我了，他的妈妈和我的妈妈还有谢某的妈妈都是同姓乡亲，大家互知根底。他是因为谢某的妈妈来串门谈话偷听到的。谢某的妈妈担忧她女儿的命运，过来跟陈的妈妈探讨对策。

女人们的嗅觉很灵敏，这个传言她们竟然知道了！对于儿女的事，他们比当事人还要着急热心。原来谢妈和陈妈讨论我的事情，是因为谢家祖上是开钟表商铺的，属资本家，家庭成分不好，就希望儿女们能找个红5类，让子孙后代摆脱受歧视的命运，而我家也属黑五类，当然不行。

这事我不得不交代一下了。老实说，我本来是心有所属的。 谢某是一个脱硫车间的分析工，早在建厂初期一起劳动的时候就锁定目标了，那时候我拉车她推车，我打砖她铲料，不免有欢声笑语。当时学徒不许谈恋爱，男女之间多一个眼神，多一句问候，都会引起旁人的猜测和谣言。很快厂里就有谣言说我和谢某好。我听到了还挺高兴，还希望对方也知道这个谣言。不过因为后来我是车间团支部书记，我是完全不能够行差踏错的，所以我在此事上完全没有做过任何的努力。只把心事告诉过周伟襄，他为我设计过无数的进攻计划，我都没有实施的机会。现在听到同学这么一说，由不得我不信，就好像给了我兜头一盘冷水，从头冷到脚。本来我读了工大以后，早已把出身之类的想法忘光了，现在同学告诉我，谢妈不但嫌我家出身不好，还说我家没房子，她不能让他的女儿跟我好。我同学听到他妈妈说这些事情，就想找机会让我知道。我听到这个信息，有点失智，忘了是怎样跟陈道别的。因为与谢还没有过实质性的接触，所以也不至于心死，但也清楚地认识到了自己人生的短板。 此时刚好正式公布了邓小平要恢复高考的决定，我决心要参加高考，要让自己改变自己的命运。其实我当时还是没有死心的，她的意愿如何才是根本。高考后，找了个机会偶遇谢某，很明显地探讨跟她是否有缘，她的回应很冷淡，很失望啊！幸好考上了，入学通知书冲淡了一切悲观情绪。

后来的事实证明，在中国当代历史中，1977年绝对应该被浓浓的写上一笔，上百万青年如过江之鲫般地涌向高考。而此前，这种选拔人才的制度已在中国消失了10年。77年高考，积聚了太久的希望。那是渴望了太久的梦想，那是压抑了太久的信念；那是一个民族对知识的渴求，那是一个国家重建社会公平与公正的开始。 恢复高考不仅是简单恢复一个入学考试，而是一个国家和时代的拐点，中国的国运也从这一刻开始走向辉煌！许多人的命运也从此发生了改变，其中也包括了我命运的改变。

要感谢我们厂的领导和我们工大校长老师们的通情达理，不但不阻碍我们报考大学，还鼓励厂里每一个职工和工大每一个学员积极复习功课，准备参加高考。但是正如前面提到的，很多人都顾虑重重，以为希望渺茫不敢报考。所以工大连我在内也就三个人报考。周泽河不考是我最为叹惜的，我也鼓励过陈治强和周伟襄参考，可是他们俩已经今日非同往时，身不由己了。怎么回事呢? 因为77年已经是我们进厂的第3年，学徒期已经结束，职工们已经可以谈恋爱了，不用想也会知道厂里春情涌动，荷尔蒙气氛浓郁。可是投产以后，厂里的社交环境已经今非昔比，工人们分配到车间按男女搭配的是少数，像造气和锅炉车间就基本上都是男的，煤球和碳化车间就大多都是女的。工人们三班倒，连续8小时的班，一下班回家的回家，不回家的就忙着洗和吃。建厂初期男女在一块劳动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这时候多数人都已接近大龄，有迹象表明，女职工们表现的比较焦急，勇敢的就已经开始了目标明确的进攻。像陈治强这样的美男子，很快就给美女俘虏了，后来成了不多的双职工之一。周伟襄在高机训练的时候，就抓紧机会向罐头厂的女民兵展开了攻势，也抓到了俘虏，因此他们俩是不可能再参加高考的了。 但是，最令人感动的是他们俩人用行动支持我参加高考。为了高考，我必须利用课余的一切时间来复习功课，每个晚上在课室都呆到很晚，而他们俩人都天天晚上来课室陪我复习功课到深夜，放弃了他们的花前月下大好光阴，他们的真挚友谊令我终生难忘。

在这段特殊间期，除了周陈陪我复习功课。还有一人给与了我精神上的鼓舞，并让我感觉到了人生的温暖。一个周末，梁鸿荣从容县帮我爸的朋友带了三个沙田柚给我爸，第二天中午饭后在众工友们的忽悠下，在宿舍里我剥了两个给大家吃，只留下一个给我爸。最后剩下两片，众人离去后，陈治强躺到床上休息，时值中午，我把果皮垃圾收拾好，正在走廊洗手，看到碳化车间的女工黄某走过来，她看到我在二楼就跟我打了个招呼。我问她有柚子你吃不吃? 她说“吃!”，就很高兴地走上来，我拿两片柚子出走廊都给了她，以为她拿过就会走，她住在我们上面的三楼上。谁知她迫不及待地剥开柚子就吃，还边吃边走进房间来，我只好跟在她后面走进房间，房间里面有四张床，她走进到房子中间，没看到里床上的陈治强，就转过身来，面对着我靠上来笑着说“很甜啊！”，此时她的身体都几乎靠上我了，我正手足无措的时候，陈治强不合时宜地“咳”了一声，吓得她慌张地往后一跳，看到陈治强坐了起来，就恼怒地骂了一句“你个死发瘟！”拔腿就跑掉了，引得陈治强哈哈大笑。后来他提醒我说，黄某对你有意思啊！ 我说怎么可能? 在我当时的印象里，黄某就像女神一般的存在，我是不敢高攀的。在入厂初期，厂里成立了文艺宣传队，黄某是宣传队员。 劳动之余，有时候晚上有文艺演出，黄某就是女演员之一，那时候女工们都没有化妆的，只有演员上台才化妆，我们在台下看她们演出，个个美若天仙，我们这些吃瓜群众，对她们只有欣赏的份，绝对没有癞蛤蟆的心。特别是后来传出对女工们的评价，有一句话叫“一痣二眯三马脸”，是厂内公众认为我厂排前三名最有气质的美女，虽然我对这个排座次嗤之以鼻，但也就知道黄女排在第二了，她眼睛不大，眯眯眼居然成招牌了！老实说我并不觉得她有多美，不过她不但身材苗条，而且大方活泼是公认的，可能就是因为她这个性格才迷倒众生。因为高考日近，我心思主要放在功课上了，只为人生有了目标，就没有将此事看得很重。 但是这次她的笑脸已经印在了我的脑海中，让我感觉到了人间的温暖，对未来增强了信心。这些往事都是青春时期的火花，老了回忆起来，还是能够感觉到丝丝的甜意，因此特别感恩那些给我带来甜蜜回忆的任何人。

经过三个月的艰苦复习准备，12月就要参加高考了，这次高考要预先填报专业和具体学校，共有三个志愿要填。对于我这样的连高中都没读过的人来说，报什么专业就是满头雾水，只好请教范老师。范老师问我以后想干什么，我除了医生老师就说不上来了，范老师说还有工程师和科学家。他说科学家就是搞研究的，工程师工作门类最广，有生产飞机车船的，也有生产化肥农药的。我听了之后觉得其它都太科幻了，超出了我的想象能力，还是作医生比较靠谱，就决定报考医学院。但范老师又跟我分析说，这次考大学肯定很多人考，竞争激烈，第一志愿最要紧，如果你是一定要读大学的话，就不能只把希望压在考试分数上，还要分析一下什么专业人少报考，他认为很多人都是像我这样的，第一志愿不是报师范就是报医学院，都想作老师和医生，僧多肉少，到时候分数竞争不过别人，读大学的美梦就成泡影了。我一听就急了，就请他帮忙参考，什么专业是人少想考的，范老师胸有成竹地分析说，化工最少人想考，因为了解化工的人少，再加上招生的多数考虑专业对口，你现在是在化工单位工作，有化工经验，所以你报考化工吧，这样专业对口才能十拿九稳读上大学。我听从了范老师的建议，第一志愿就报了化工，还有两个志愿，第二志愿就报了医学院，第三个志愿嘛，有点幼稚化，因为从小向往大漠塞北，天山草原，羡慕勘察队员的浪漫生活，就报了个采矿专业。到了12月中高考完毕，以为考得不好，过了十多天心情都十分沮丧，就跑去广州玩，不料第三天就收到二哥打来的电报，只有五个字：“已录取速回”，我的心狂跳，立刻就明白了电文意思，一天都不能等，马上去长途车站买了第二天的车票赶回来了。果然考取了广东化工学院，后来与广东工学院合并成为华南工学院，现在名叫华南理工大学。

终于正式圆了多年的读书梦，我很幸运能在大时代巨变中把握了机会，这都归功于工大，归功于工大老师们的辛勤付出，还有工大同学们的帮助和鼓励。当然，如果没有邓总设计师的力挽狂澜扭转历史巨轮，也不会有今天的一切。四十多年过去，在历史的长河中，不过只是弹指一挥间，工大同学们都分别在各自不同的人生中作出了努力， 实现了我们自己的最大值。大家的耕耘都有了丰厚的回报，我们所品味的甜酸苦辣和所经历的风雨沉浮都是有价值的，人生中最难忘的岁月也有工大的两年， 也可以说在工大共同学习生活的两年，成就了我们的今天， 饮水思源， 是因为进了工大才使我有机会认识工大的老师和同学们。今天完成这个回忆录，就是准备献给工大的老师同学们，特别是献给尊敬的范老师。愿范老师、肖莪生、梁红英在天国自由幸福，欢乐永恒！

毕业

到此我的故事就基本写完了，但我离开工大之后，同学们的故事仍然在继续。他们顺利地完成了计划内的课程，全部通过了毕业考试，每人都拿到了工大文凭。

他们各自被重新分配到了新的岗位，免除了三班倒的辛苦，基本上都是进入了管理阶层，算是都升官了，连老师都升了。真正落实了毛主席倡议的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的指示精神。根据同学们的部分记忆，陈治强和梁志明老师分配进了生产调度室，后来又一起调到造气车间，梁老师任车间主任，治强任付主任。再后来梁老师升任厂长，治强本可以升任付厂长的，因事耽搁，进而自己下海去了。周伟襄和陈开莉留在设备股，陈开莉当描图员，83年底调到玉林师院教务处工作，正科级别直至退休。周伟襄当设备维护和采购，后来似乎是去了自行车厂作采购。郑坚毕业没多久，78年就调去了地区计量所，后来又调南宁区计量所。

欧阳回机修车间当了车间的保管员兼核算员，后来报了桂林师大的汉语言文学自考专业，时长四年，千辛万苦终于拿到文凭，也圆了大学梦，退休前是玉林汽车总站的领导。周泽河回机修车间当了钳工班班长。黎福均上721前就是脱变车间的班长，是车间技术骨干，工作较踏实，721毕业后先回车间，后又升任生产调度。退休前是北流三环集团公司副经理。凌宏阳担任合成车间乙班值班长，84年调到玉林正泰彩印包装公司任生产科长，2000年任公司董事会董事，公司副经理直至退休。凌宏阳本来也参加了高考，并已被录取为广西大学的走读生，因住宿问题没有协调好，自己放弃了，但他并没有放弃上进心，天道酬勤，最后也当上了单位的领导。梁鸿荣毕业后回碳化，后调到玉林大众印刷厂，先在设备科工作，后任彩印车间主任，单位改制后先后到中专，大专教书，教cad设计，电子商务，计算机应用，java语言设计，之后至现在开了一家公司：广西加加汇软件技术有限公司，主要经营应用软件程序开发，拥有自我开发的两套计算机软件著作版权。梁鸿英毕业后回碳化车间，后调师院在体育系做体育场管理工作至退休，曾在歌唱比赛中获奖。肖莪生回到维修车间工作，经商比较早，是最早发达的，曾赚了不少钱。玉氮停产后，林祖文调到玉林化肥厂，继续在造气车间工作到退休，一辈子都奉献给了化工事业。
梁汉军毕业后回到原班组工作，散厂后调回到容县工作，具体不详。关于谢桂华，据凌宏阳回忆，谢桂华调到兴业水泥厂工作，后来是全国什么易经风水协会成员，有一次参加江西举办的全国风水大师论坛会回来后遇见他，并见到了他的证书和会议资料，也是不凡的人物。

在文中有三个同学鲜少提到，主要是因为当时交流甚少，只知道他们学习认真，工作踏实，不喜张扬。毕业后几十年不曾接触，离开后连面也没见过，基本上没有多少交集，故谨在此附上三位同学的旧影，以咨悬念。

结语

其实很多同学们后来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他们互相来往，增进友谊，直到退休都有许多的聚会，看到同学们和老师们还有厂领导们聚会的照片，真是令人感动和羡慕。

范老师和同学们

杨朝裕校长，官海君老师和同学们

和文佩球老厂长合影

老友重逢

青春岁月早已远去，回顾我们的工大生活，正是我们英年焕发的美好时段，十分怀念当年那种充满热情，充满活力、充满首创精神和应变能力的年华。

造气丙班的工友们

氮肥厂的朋友们

在回忆录即将完稿之际，陈开莉给我发来了一段感言，我认为刚好代表了我们大家的心声：

玉氮721工大，当年我们在那里挥洒了我们的青春和汗水，也收获了文化知识和提高了个人的工作能力。如果没有在721工大期间的文化补课学习，就没有我们在新岗位中的顺利转干。因文革的原因，我们在进721工大前正如欧阳说的那样，大多只有小学毕业的文化水平，是玉氮721让我们有了重新学习文化课的机会，尽管由于文化知识底子薄学习很吃力，但我们还是咬牙坚持挺了下来，勤能补拙，经过半年的补课学习，文化知识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并继而顺利地完成了往后的专业学习。所以我们感恩玉氮给了我们进入721工大的学习机会，感恩玉氮721所有老师的教导和同学们的两年同窗情谊！

最后感谢所有我认识和认识我的原氮肥厂工友们，感谢氮肥厂的领导们，没有你们的努力和支持，就没有当年的氮肥厂，也就没有我们的721工大。在此谨向你们致以崇高的敬意，并祝愿你们身体健康，阖家欢乐！

后记

回忆录完成后印了十本寄给凌宏阳同学代为分发， 多谢凌宏阳精心组织同学聚会。特此将此次聚会图片编进回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