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地质出版社有多穷？

冰清玉洁

29年前的地质出版社有多穷？

国际形势。1991年1月，海湾战争爆发。多国部队以微小的人员伤亡代价取胜，重创伊拉克军队。这场现代高科技性质战争，引起了国人深刻思考。这年7月，华沙条约组织正式解散。8月，苏联发生八一九政变事件，12月，两个超级大国之一、存在70年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解体。

国内形势：1991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为1570元（注意，还不包括几亿农民），位居世界百名之外。这年年初，邓小平指出，上海开放晚了，要努力干啊！不要以为，一说计划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表明已退下来的小平同志依然心系中国改革开放伟大事业。3月，江泽民致信国家教委，强调要对小、中、大学生进行近现代史和国情教育。5月，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增强国营大中型企业活力的通知。6月，国务院作出《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9月，中共中央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决定采取12条措施，为搞好国营大中型企业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

地质出版社情况。这一年的地质出版社本部，包括离退体人员，有240多名职工，全年仅赢利一千多元。

我当时是地质出版社地质成果编辑室的助理编辑，每月工资70元，全年工资收入不足1000元，远低于全国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我们室正处级老主任月工资才是122元，仅相当于全国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每人每月还有5元钱奖金，2元钱书报费，男同志每月发洗理费3元五角。当时，一台21寸彩色电视机价格在4000元以上。

全社也只有三辆汽车。一辆伏尔加牌，用来接送社领导上下班用。一辆叫罗马牌的破旧吉普车跑公务用。还有一辆接送职工上下班的红叶牌面包车。那时好像还没有私人汽车出现。

全社只有一部长途电话机，接通一个长途电话需要花大半天时间等候线路接通。

当时地质出版社在和平里七区10楼地质招待所里，出版社付不起房租钱，年年赖账，直到1995年7月搬到地质大学新址。办公用的桌椅书柜全是五十年代的。办公室里人多拥挤，脏乱不堪。大多数人用饭盒带中午饭，请楼下京渝餐厅帮助热饭。因为那时午饭如果买一个菜，也要一块来钱，职工收入低，也就觉得贵，舍不得买。办公室楼道里弥漫着馊饭馊菜的气味。

地质招待所每周有一个半天可供应出版社职工洗一个小时热水澡，洗澡时浴室里拥挤不堪，每平方米得站立四五个人。冬日浴室里充满着身体散发的浓烈地沟气味，能把人熏晕。

单身职工更惨了，住在地兴居濒临倒塌的茅草房当作集体宿舍，我刚搬入这排集体宿舍的头三年里，还没有厕所，像现在的印度平民窟似的，解大手尽量在社里解决，解小手在院子里避开人随地解决。晚上饿了，就偷偷用电炉子煮面条吃，线路老化怕失火，社里无钱整修，只能经常派人来没收电炉子。每间集体宿舍不足12平方米，安排住三四人，环境拥挤脏乱。空气中常年是浓烈的味道，是一个月不洗脚的臭脚丫子味。已经结婚的大学生没有房子住，仍然挤在单身宿舍。

有的实在没有办法的，把新床放到办公室里，晚上小两口住，白天把床收起，再天天让管后勤的领导训斥。有一个大学生，婚后长期的这种生活，造成精神抑郁，终于在1995年1月，演变成狂燥型精神分裂，夜入编辑室主任家，将主任砍成重伤。主任很无辜，也很不幸，因此长期郁闷，想不通，心情压抑，日久成癌，几年后去世了。

那一年，地质出版社的工作状态和现在疫情状态差不多。上班不上班都挺随意，上班也是天天开会，学习反和平演变的文件。很多大学生、研究生离开地质出版社。

出版社经济处于奄奄一息，捉襟见肘的困窘状态。有一天我正在财务处报差旅费，听着马清阳社长对着财务处长喊：“一定要先把下月工资留出来，再考虑报销其它费用。”

这一年年底，临近一九九二年春节时，全社职工除基本工资外，没有一分钱年终奖金。惟有社劳动服务公司给每人发两根黄瓜，两只小西葫芦做全社职工的过年年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