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老子与孔子的春秋时代,人心已经开始沉沦,正如孔子所言礼崩乐坏,诸侯各国互相并吞,周朝德治盛世已不复存在,虽孔子殚精竭虑推崇周礼,希望恢复周朝德治的人伦和谐秩序,宣扬世界大同的美好,但是,圣人满怀着豪情壮志乘兴而去,却总是失望惆怅而归。春秋过后的战国,进入法治与刑治时代,秦始皇虽统一了中国,然而法治与刑治的严酷,也使人民苦不堪言,这就是失道治、去德治的悲哀。时至今日,虽然有着较为完善的法律法规和道德政治理论,然而缺失了道的源头活水,于人心的挽救与提升,难至究竟之地。</p><p>所以,古之圣贤无不感叹:“失道而后德”,上古的人个个有道,大家都是有道之士,后来“道”渐渐消失,才产生了“德”,用“德”作为规范行为的标准。“失德而后仁”,等“德”也渐渐消失了,到孔子的阶段,拼命提倡“仁”。到了孟子战国时代,“仁”又靠不住了,又提倡“义”。之所以每个时代所产生的思想主张都不同,直接反映了人类心灵世界的剧变,因此“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到了“礼”这个阶段,有了法制,“礼”与“法”是连在一起的,因为社会人心败坏了,所以在文化教养方面,希望个个有“礼”。“礼”是属于教化方面的,然而教育亦难成功,人长大后进入社会,激烈竞争使彼此相互伤害,只好构成法律,就是“礼而后有法”,“法”一旦没有效用而产生“刑”,不守法的人,只好把他抓起来用刑了。若连刑都不起警吓作用时,那就无法讲了。“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其实在老子的时代,社会已经退步到提倡“礼”的阶段了。</p> <p>《拔本塞源论》原文</p><p>夫拔本塞源之论不明于天下,则天下之学圣人者,将日繁日难,斯人伦于禽兽、夷狄,而犹自以为圣人之学。吾之说虽或暂明于一时,终将冻解于西而冰坚于东,雾释于前而云滃于后,呶呶焉危困以死,而卒无救于天下之分毫也已。</p><p>夫圣人之心,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其视天下之人,无外内远近,凡有血气,皆其昆弟赤子之亲,莫不欲安全而教养之,以遂其万物一体之念。天下之人心,其始亦非有异于圣人也,特其间于有我之私,隔于物欲之蔽,大者以小,通者以塞,人各有心,至有视其父、子、兄、弟如仇雠者。圣人有忧之,是以推其天地万物一体之仁以教天下,使之皆有以克其私、去其蔽,以复其心体之同然。其教之大端,则尧、舜、禹之相授受,所谓“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而其节目,则舜之命契,所谓“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唐、虞、三代之世,教者惟以此为教,而学者惟以此为学。当是之时,人无异见,家无异习,安此者谓之圣,勉此者谓之贤,而背此者虽其启明如朱,亦谓之不肖。下至闾井田野,农、工、商、贾之贱,莫不皆有是学,而惟以成其德行为务。何者?无有闻见之杂、记诵之烦、辞章之靡滥、功利之驰逐,而但使孝其亲、弟其长、信其朋友,以复其心体之同然。是盖性分之所固有,而非有假于外者,则人亦孰不能之乎?</p><p>学校之中,惟以成德为事。而才能之异,或有长于礼乐、长于政教、长于水土播植者,则就其成德,而因使益精其能于学校之中。迨夫举德而任,则使之终身居其职而不易。用之者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视才之称否,而不以崇卑为轻重,劳逸为美恶。效用者亦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苟当其能,则终身扈于烦剧而不以为劳,安于卑琐而不以为贱。当是之时,天下之人熙熙皞皞,皆相视如一家之亲。其才质之下者,则安其农、工、商、贾之分,各勤其业,以相生相养,而无有乎希高慕外之心。其才能之异,若皋、夔、稷、契者,则出而各效其能。若一家之务,或营其衣食,或通其有无,或佣其器用,集谋并力,以求遂其仰事俯育之愿,惟恐当其事者之或怠而重己之累也。故稷勤其稼而不耻其不知教,视契之善教即己之善教也;夔司其乐而不耻于不明礼,视夷之通礼即己之通礼也。盖其心学纯明,而有以全其万物一体之仁。故其精神流贯,志气通达,而无有乎人己之分、物我之间。譬之一人之身,目视、耳听、手持、足行,以济一身之用,目不耻其无聪,而耳之所涉,目必营焉;足不耻其无执,而手之所探,足必前焉。盖其元气充同,血脉条畅,是以痒疴呼吸,感触神应,有不言而喻之妙。此圣人之学所以至易至简,易知易从,学易能而才易成者,正以大端惟在复心体之同然,而知识技能非所与论也。</p><p>三代之衰,王道熄而霸术焻;孔孟既没,圣学晦而邪说横。教者不复以此为教,而学者不复以此为学。霸者之徒,窃取先王之近似者,假之于外以内济其私己之欲,天下靡然而宗之,圣人之道遂以芜塞。相仿相效,日求所以富强之说,倾诈之谋,攻伐之计,一切欺天罔人,苟一时之得,以猎取声利之术,若管、商、苏、张之属者,至不可名数。既其久也,斗争劫夺,不胜其祸,斯人沦于禽兽、夷狄,而霸术亦有所不能行矣。</p><p>世之儒者慨然悲伤,搜猎先圣王之典章法制,而掇拾修补于煨烬之余。盖其为心,良亦欲以挽回先王之道。圣学既远,霸术之传积渍已深,虽在贤知,皆不免于习染。其所以讲明修饰,以求宣畅光复于世者,仅足以增霸者之藩篱,而圣学之门墙,遂不复可睹。于是乎有训诂之学,而传之以为名;有记诵之学,而言之以为博;有词章之学,而侈之以为丽。若是者纷纷籍籍,群起角立于天下,又不知其几家。万径千蹊,莫知所适。世之学者如入百戏之场,欢谑跳踉、骋奇斗巧、献笑争妍者,四面而竞出,前瞻后盼,应接不遑,而耳目眩瞀,精神恍惑,日夜遨游淹息其间,如病狂丧心之人,莫自知其家业之所归。时君世主亦皆昏迷颠倒于其说,而终身从事于无用之虚文,莫自知其所谓。间有觉其空疏谬妄、支离牵滞,而卓然自奋,欲以见诸行事之实者,极其所抵,亦不过为富强功利、五霸之事业而止。</p><p>圣人之学日远日晦,而功利之习愈趋愈下。其间虽尝瞽惑于佛老,而佛老之说卒亦未能有以胜其功利之心;虽又尝折衷于群儒,而群儒之论终亦未能有以破其功利之见。盖至于今,功利之毒沦浃于人之心髓,而习以成性也几千年矣。相矜以知,相轧以势,相争以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声誉。其出而仕也,理钱谷者则欲兼夫兵刑,典礼乐者又欲与于铨轴,处郡县则思藩臬之高,居台谏则望宰执之要。故不能其事则不得以兼其官,不通其说则不可以要其誉:记诵之广,适以长其教也;知识之多,适以行其恶也;闻见之博,适以肆其辨也;辞章之富,适以饰其伪也。是以皋、夔、稷、契所不能兼之事,而今之初学小生皆欲通其说、究其术。其称名借号,未尝不曰“吾欲以共成天下之务”,而其诚心实意之所在,以为不如是则无以济其私而满其欲也。</p><p>呜呼!以若是之积染,以若是之心志,而又讲之以若是之学术,宜其闻吾圣人之教,而视之以为赘疣枘凿。则其以良知为未足,而谓圣人之学为无所用,亦其势有所必至矣!呜呼!士生斯世,而尚何以求圣人之学乎!尚何以论圣人之学乎!士生斯世,而欲以为学者,不亦劳苦而繁难乎!不亦拘滞而险艰乎!呜呼,可悲也已!</p><p>所幸天理之在人心,终有所不可泯,而良知之明,万古一日。则其闻吾拔本塞源之论,必有恻然而悲,戚然而痛,愤然而起,沛然若决江河,而有所不可御者矣。非夫豪杰之士,无所待而兴起者,吾谁与望乎?</p> <p>译文:</p><p>“拔本塞源”的论点没有被天下人所知晓,则天下学习圣人之道的人,将日益繁琐困难,这些人堕落到禽兽与野蛮人的状态,还自以为学了圣人之学。我的学说尽管暂时明白于一时,但终究只是西边的刚解冻,东边又开始冻结起来,前面疑雾刚刚消散,而后面的云气又聚集起来。我就是喋喋不休,乃至危困至死,也最终不能挽救天下分毫。圣人的心与天地万物一体,他们看天下人,没有内外远近的分别,人人都是自己的兄弟子女一样亲近,都希望他们平安,并且教养他们,以实现他们万物一体的心愿。天下人的心,一开始与圣人并无差别,只是中间有个体私欲,被物欲所遮蔽,大者变小,通达的被堵塞,人人各有其心,以至于有的把自己的父亲、儿子、兄弟看做是仇人一样。圣人忧虑,因而将他们与天地万物一体的仁德推行到天下,以教化天下百姓,使他们都能够克制自己的私欲,清除遮蔽,以恢复本体相同的状态。他们教化起点,就是尧舜禹传授的所谓“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而具体的次序细目,则是舜命令契教化给百姓的“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五种伦理道德而已。唐虞三代之世,教化者只教化这些东西,求学者也只学习这些。当时,人与人之间没有不同的看法,家庭与家庭之间没有不同的习俗,生而知之且安心于这种状态的称之为圣人,通过努力达到这种状态的称之为贤人,而违背这种状态的,哪怕是像丹朱那样的聪明人,也被称之为不肖。下到里巷、田野中的农、工、商等下层人,无不学习这些,且只以成就他们的德行为目的。为什么呢?没有繁杂的见闻和记诵的烦恼,也泛滥词章和追逐功利,只是使他们孝顺自己的父母,敬爱兄长,相信朋友,以恢复共同的本心。这是人本性所固有的,不需要借助于外物,只要是人,谁不能做到呢?学校之中,只以修成德性为目的,而才能的差异,有的擅长礼乐,有的擅长政事教化,有的擅长水土种植,在各自德性基础上,让他们在学校里对自己的才能精益求精。等到德性完满才分配职务,使他们终身干自己的职业而不改变。任用他们的人,只要求他们同心同德,以安定天下老百姓,只看他们的才能是否与职位相称,而不以地位的高低来衡量,也不以职业的劳逸分好坏。被任命的人也同心同德,安定天下百姓,如果称职,就终身干劳苦的工作也不以之为辛苦,安于卑下繁琐的工作而不以之为贱。这个时候,天下人光明祥和,都好像一家人一样亲近。那些材质低下的人,安于农工商的职守,在各自岗位勤劳工作,互相依存给养,而没有好高骛远、羡慕外物的念头。才能有差异的,像皋、夔、稷、契,就能脱颖而出,各自贡献自己的才能。就好像一家人的事情,有的经营衣食,有的人互通有无,有的人准备各种器具,齐心协力,以实现他们奉养父母,抚育妻子儿女的心愿,唯恐做事时有所懈怠而使家人遭到自己的拖累。所以稷勤劳地耕种,而不因为不懂得教化而感到羞耻,认为契善于教化百姓,就是自己善于教化百姓一样;夔主管音乐,不以自己不懂礼仪而感到羞耻,把伯夷精通礼仪看做是自己精通礼仪。他们本心纯洁明澈,具有保全万物一体的仁德,所以精神贯通,意志气息相通,没有人我之分、物我之别。就好像一人的身体,眼睛负责看,耳朵负责听,手负责持拿物品,双脚负责行走,以达成全身的作用,眼睛不以听不到为耻,耳朵所听到的东西,眼睛必定会去关注;脚不以不能持拿东西为耻,双手所要触及的地方,脚一定会先过去。这样,全身气息条贯畅通,血脉筋骨舒展,因而各种痛痒、呼吸,感触、反应等,有不言而喻的神妙。这就是圣人的学问之所以极为简易,容易理解,容易实行的原因。学习容易,才能容易培养成,正因为宗旨在于恢复共同的心体,而各种知识技能则不是所要讨论的。</p><p>三代衰落,王道熄灭而霸术昌盛;孔孟之学淹没,圣人之学晦暗不明,各种邪说横行世道。传道者不再以圣人之学作为教学内容,求学者也不再以圣人之学作为学习内容。霸者之徒,窃取与先王之道相似的东西,借助于外物,以满足内心的私欲,天下人跟风般地学习,圣人之道于是被阻塞,互相模仿效法,每天追求如何富国强兵的学说,权谋机诈,攻伐的阴谋诡计,一切欺天蒙人以获得一时的效应,猎取声名利益的学说,像管子、商鞅、苏秦、张仪之流,数不胜数。时间长了,各种斗争强夺,为祸不可胜数,人们堕落到于禽兽野蛮人状态,而霸术也都行不通了。世上的儒者们,感慨悲伤,搜寻先前圣王的典章制度,在毁损之余进行修修补补,大概他们的用心,也确实想要挽回先王之道。然而圣人之学已经疏远,霸术流传积累很深,即便是贤智之人,也难免沾染上各种习俗,他们所讲习修饰以求光复先圣之道于当世的,也仅仅是增加了霸术的藩篱而已,圣人之学的门墙,于是不能再现。因此有训诂的学问,传授者以之博取名声,有记诵的学问,研习者以之炫耀博学;有诗词文章的学问,修习者以之夸耀华丽。诸如此类,纷纷纭纭,天下风起云涌,各立一方,不知有多少家,千万条路摆在面前,不知道走哪一条。世上的学者,就好像进入了戏院,有嬉笑跳跃的,有争奇斗巧的,有献媚比美的,四面八方都跑出来竞争,前瞻后盼,应接不暇,而人的耳目也就昏眩不清,精神恍惚不定,迷惑不解,日夜遨游和沉浸于其间,就好像丧心病狂的人,自己不知道何处是家园。同时君主也都沉迷于此而神魂颠倒,终身追逐一些没有实用的虚文,不知道自己所讲的到底是什么。偶尔察觉这些学说空疏荒谬,支离阻隔,进而毅然崛起,奋发图强,想要做一些实在事业,但说到底,也不过是成就了富国强兵、追求功利的五霸功业而已。圣人之学日益遥远晦暗,而各种功利习俗日益堕落。在这期间,虽然也被佛、道的学说所蛊惑,但佛道学说最终并没能战胜他们的功利之心;即便曾经对于儒家学说有所取正,但群儒的观点最终也没能破除他们的功利之见。直到今天,功利的流毒浸入人心,深入骨髓,并且由习俗而养成了本性,几千年了!人们互相夸耀知识,互相争利,以权势互相倾轧,以技能相比高下,夺取声誉。那些出来做官的,掌管钱粮的人则想同时掌管军队和刑罚,掌管礼乐的人又想负责职官的任命,在郡县做官的,又想爬升到省级高位,作谏议官的则觊觎宰相的职位。本来不能胜任某事,就不能兼某一官职;不通晓某种学说,就不能以之沽名钓誉;记诵广博的人,恰好助长了他们的傲气;知识丰富,恰好助长了他实施罪恶;见多识广,恰好助长了他的巧辩;诗词文章宏富,恰好掩饰了他的虚伪。因此皋陶、夔、稷、契所不能兼行的职事,现在那些初学后生们都想精通。他们借用各种名号,谁都说:“我想要一起成就天下的事业。”而他们真正的心思,则认为如果不这样标榜的话,就不能满足他们的私欲。哎!像这样的积习污染,像这样的心胸志向,而且又鼓吹这样的学术,当他们听到圣人之教,而认为是多余的,格格不入,这也就难怪了!他们认为良知不足取,认为圣人的学问没有什么实用,也就是理所当然了。哎!学者生活在这样的世道中,要怎么去追求圣人之学呢!拿什么去讨论圣人之学呢!学者生活在这样的世道中,那些想要求学的人,不也是劳苦而艰难吗?不也是阻碍重重而前途艰难吗?哎!真的可悲啊!所幸天理在人心中,终究不会泯灭,而良知本然光明,万古永存。如果听到我这番拔本塞源的言辞,必定有人会恻然悲伤,忧戚而痛苦,毅然崛起,像江河决堤一样浩然奔放,不可抵挡!如果不是那些能够无所顾虑、毅然奋起的豪杰志士,我还能寄希望于谁呢!</p> <p>“拔本塞源”这个词来自《左传》,字面的意思就是“拔去树的根本,塞住水的源头”,这里比喻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拔本塞源论》虽然是洋洋洒洒的长篇文字,但其中最关键的“拔本塞源”之论,是指“拔掉名利色心、塞住各种邪说”的关键,就是复归圣心,实行圣性之治。</p><p>《拔本塞源论》本为《传习录》中卷《答顾东桥书》最后部分意思完整、连贯的一大段文字。王阳明在一一回应了顾东桥对阳明思想的诘难之后,说:“凡此皆就吾子之所惑者,而稍为之分释,未及乎‘拔本塞源'之论也。夫拔本塞源之论不明于天下,则天下之学圣人者将日繁日难,斯人沦于禽兽夷狄,而犹自以为圣人之学。”接下来,阳明从圣人之心的一体状态出发,设想了心学大明的时代,人人复归圣人之心所构成的理想社会蓝图,阐发了他的“圣性之治”。从“三代之衰,王道熄而霸术焻;孔孟既没,圣学晦而邪说横”出发,阳明批评了后代学术的各种形态(霸术、经学、训诂之学、记诵之学、词章之学,等等),痛切于功利对人心的毒害。</p><p>在以《拔本塞源论》为代表的阳明圣性之治的构想中,即使在其最高程度的理想状态中,个体差异性也仍然是存在的,这两个方面是统一的、互摄的。王阳明认为,即使在“黄金时代”的那些最著名的圣人之间,虽然其心体皆与万物为一,但是其也有“才能之异”。而且恰恰因为圣人间有这种不可消泯的差异性,众圣人才能“各效其能”而成一体之治。这就好像一个家庭内部的事务,有人擅长营衣食,有人擅长通有无,有人擅长备器用,每个人只要做好自己职分内的事,就能共成一家之治。在众圣人之间,也不必“易艺皆能”,只要做好自己“性分”上所独具的特殊才能,在“精神流贯,志气通达”的一体状态中,就已经成就了天下的一体政治了。所以,只要后人复归圣心,各效其能,就能成就天下的圣性之治。</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