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骨铭心.云南插队纪实1：童年、青少年时代的回忆

河马91

今天是2020年4月24日，1969年的今天，我与上海市闸北区、卢湾区赴云南的一千多名知青一起在上海彭浦火车站（今北郊站）坐火车离开了上海，我到了云南省最西南面边疆县城之一的永德县插队落户，在那里的农村生活了四年多的时间。这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日子，也是人生新征途的起点，所以我会永远记得“424“这个日子。随后的生活虽然经历了风风雨雨、曲曲折折，也有跌宕起伏、峰回路转，但1969年的4月24日是起点，所以非常值得纪念。几乎每年的这一天我们曾一起插队的知青都会聚会纪念。

既然要写插队落户的事，有必要把我的出生到离开上海去云南插队落户这16年半的从幼儿成长为青少年的人生历程做个简单回顾。

我于1952年9月1日（所以网名“河马91”后面有个91）出生在上海市闸北区的“老北站”对面的一条大弄堂里，那里是清一色的老上海石库门房子。我家在二楼，从前到后有大中小三间房间，还有阳台，这在当年的上海算住得很宽敞的，我记得当年的房租是7.44元，绝对是我家每个月最大的一笔开销。家里还有一个四人位的大沙发，怎么运进来的？靠楼梯绝对不可能搬上来，我爸爸说是通过阳台上吊上来的。曾想把它丢出去了，实在没本事在运出去。家里还有一个非常大的柳桉木材质的大班写字台，小时候我们兄妹仨可以在上面睡觉的，我记得这个也是从阳台上吊上来的，好像我爸爸单位来了一帮人来帮忙的，拆了窗户横档搬进来的，以至于多少年后不想要这个写字台了，我和我弟弟废了好大的劲把它“大卸八块”，化整为零一点点丢出去的。

当年我们家共六口人，是名副其实的“大户人家”。爷爷负责料理家务；父亲是一位电影院的“美工”，负责画电影海报；我妈妈是一名小学的音乐老师，总想让我能喜欢上点什么乐器，我就学会了吹口琴、吹笛子，记得有段时间我学会一点点的吉他，她就很“嘚瑟”地把我带到她学校里去弹给她的同事听。但是我似乎一点没有继承父母的美术、音乐“天赋”，我既不喜欢画画写字，玩乐器、唱歌也不行，在20岁以前从来没有上过台面唱过歌，小学时学校举行文艺演出，我是大队长，算是班干部，老师要带头上台，我确实也“上台”了，躲在幕布后面敲木鱼，以至于下来后班主任对我说，怎么听见木鱼响没见你人影呢？

这是我一岁差三天时拍的照片，手里玩的是一台能真的能拍照的127规格的简易相机，我去云南插队时，带了这个小相机，留下了一些非常珍贵的镜头。现在想不起来这个相机去哪里了，前几天无意中在翻我小时候的照片时找到了它的“踪影”。这张照片说明我从小就喜欢玩摄影，一大爱好。

这是同一天拍的照片，我在玩“无线电”（当时把电子管收音机叫“无线电”），当年有无线电的人家不是很多，算奢侈品的，半导体收音机当时还没有发明呢。这张照片又说明了我从小就喜欢玩无线电收音机，另一大爱好。

这是一岁半时拍的照片，在玩一部玩具汽车，好了，第三大爱好来了——从小喜欢汽车，小时候喜欢玩玩具汽车，现在大了喜欢开汽车，只要一坐进汽车，就不会感到疲劳，曾一天开过十几个小时的车，“长途奔袭”八九百公里，也曾与朋友一起自驾游去青海来回六千多公里、去云南来回八千多公里。

小时候长身体的时候正好遇到“三年自然灾害”，营养缺乏，“黑市”鸡蛋要五毛钱一个，家里买不起，只能买“配给”的平价的“冰蛋”，没有菜吃，小时候也吃过用豆腐渣炒的菜，由于放了油，还也觉得蛮香的，可见当时还是很饿的。在这种营养条件下，身体也长不好，记得我小学毕业时体重是60市斤还不到一点，在班上倒数第二。

我是1959年9月1日生日那天入学读的小学，学校就在我家附近，它既没有像样的校舍——是用二层结构的普通居民住房改的，也没有像样的操场——小弄堂就是操场，全校做广播操要分批出去“占领”校门口的“康乐路”的马路来做操的。我小学成绩和表现都不错，五年级就已经是“大队墙报委员”（估计看在我爸爸是“美工”的份上，以为他儿子也会画画）。

我是1961年7月1日在二年级末时加入少年先锋队的，第二天7月2日是周日，就去我们家对面的阿姨家拍照留影，我姨夫是画家，家道殷实，后面那个电子管收音机在当年属于稀罕物品，是个“六灯收音机”，有六个电子管，其中有一个在正面的右上角开孔处，工作时会随着调台强弱闪着绿光，是“6E1”调谐显示管。

五年级时的“大队长”。

小时候的六口之家合影，当年合影必定要到上海的人民公园，背景一定要有当时上海乃至远东的最高楼——24层的国际饭店，这才“够范”。

小学毕业成绩还不错，考上了区里一所刚搬到新校舍的不错的学校——新中中学，老师们都很博学，现在中学同学聚会还会津津乐道地称赞当时学校的软、硬件条件都非常不错。如果能在那里把初、高中读完，考入一个好一点的大学是么有问题的。但是1966年上半年，初一还没有念完，WG开始了，“停课闹革命”，有好多同学出去“闹革命”了，我就自得其乐当个“逍遥派”。我从小就动手能力很强，喜欢捣鼓捣鼓矿石机、半导体收音机，再加上离家不远有上海最大的电子元器件市场“虬江路市场”，不远处还有“牛庄路”、“云北”等专业市场和商店，那就如鱼得水，三天两头去那些地方“淘”零件来自己装矿石机、后来装半导体收音机什么的，消磨了不少时光。爸爸看我老在家混也不是个事，正好有个朋友在照相馆工作，于是就把我送他那里去当下手，算是没有名分的“学徒”，也学了不少照相方面的手艺。1966年12月份，我这个才14岁多点的屁大的孩子，想去“革命大串连”，小学的同班张同学用一枚毛主席像章去换像章的“市场”换来两张免费的去南京串联的火车票，来约我一起去，父母也同意了，给了我五块钱，我们就一起去了火车站，车站里一片混乱，我们居然混上了去北京的火车，莫名其妙地到北京“串联”了，还想不起来及时写信给家里报平安，家里是过了十天才知道的，如果是现在，早报警了。在北京期间正好遇上毛主席第八次的第二批“接见红卫兵”。在北京西郊机场，我也一起去了西郊机场，被伟大领袖“接见”了，好高兴，毛主席他们坐着敞篷吉普车在跑道上飞驰而过，我的个子混在人堆里其实什么都没有看见，只看见旁边的大哥哥大姐姐们激动地跳跃，听见他们高呼“毛主席万岁”。

一晃两年过去了，到1968年应该初中毕业了，其实初一都没有念完，居然也会初中“毕业”？当时一片混乱，学校也没有通知我们去拿初中毕业证书，所以我没有见过我的毕业证书，就这么稀里糊涂的算是“68届初中毕业生”。我们自己调侃自己，说不能叫“知识青年”，充其量只能叫“识字青年”。

无忧无虑的日子基本要结束了，接下来的日子就没有这么“逍遥”了，必须面对要去农村的现实。

第一篇完，待续

2020年4月24日

2022年4月24日修改

2025年6月8日第二次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