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知青生活回忆（三）</p><p> 兽医与赤脚医生</p><p> 在乡下几年，交了很多农村的朋友。这些朋友在生活中关心我，帮助我，使我摆脱了孤独与苦闷，能够乐观地面对艰苦的生活。</p><p><br></p><p> 刘正元就是我的这些朋友中的一位。记得他长我好几岁，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了，每年李庄糖厂开榨季节他都要去糖厂做季节工，因此也算是见过世面的人，和我们这些所谓城里来的人也谈得拢。就这样我们成了朋友，我们常在一起聊天，聊他在外面看见的人和事，聊我们生产队里的事。总之我们之间很谈得来。一年农闲时，他得知他在大队当兽医的妻兄（这些地方叫舅子）要找一个助手，他就推荐了我，他告诉我说：“这个差事既轻松又能挣工分，比你在生产队干活强多了。”我一想既然这样就去呗，于是，他把我介绍给了他的舅子田兴国。就这样，我就稀里糊涂地成为了一个“助理兽医”。（这称呼是我自己定的）说是做兽医，其实也不是天天都去，我干的事很简单，每年农闲季节田兴国便带着我到每家每户去给猪打预防针，他打针我做记录。记录的内容也简单，就是写清：某生产队、农户姓名、几头猪，注射的药名等。完了让户主签个名。遇到不会写字儿的，由我代签，然后让他摁个手印儿。就这样，我走遍了全大队（现在叫村）的家家户户，因此几乎全大队的人都认识我。每年有一次或两次这样的工作，一次做完，就是那么十天半个月的。这其中我也尝试了一次给猪打针，结果是撵得那猪满圈乱跑差一点跳出了猪圈。后来，我到大队合作医疗站当上了赤脚医生，这做兽医的差事就再也没干了。</p><p> 说起做赤脚医生这事，又得说说我的另一个朋友刘正文。他大我两三岁吧，在生产队里他拿我当兄弟，家里有点好吃的都总是忘不了叫上我。那年他结婚，让我以兄弟的名义随他去接亲，(其实他就有一个比我小不了多少的弟弟)也就是现在城里人结婚时的伴郎。在农村这个角色一般是由新郎的亲弟弟担任。嫂子叫姚家容，是村支书的侄女儿。婚后不久，有了第一个孩子，是个儿子，于是不由分说，我就成了这孩子的干爹。当孩子会叫人时，就让他直接叫我爸爸。</p><p> 当年，刘正文是村里的赤脚医生，还兼着生产队的会计。后来大队要成立合作医疗站，要有固定的医疗点，有固定的医疗人员。作为亲如兄弟的朋友，刘正文向大队推荐了我。加之他跟村支书的这层亲戚关系，这事毫无悬念地就通过了。于是我又稀里糊涂地当上了大队的赤脚医生。说起赤脚医生，现在的很多年轻人可能没听说过，这是当年文革时期的所谓新生事物。是指当年在农村中的“半农半医”的农村医疗人员，是没有纳入国家编制的非正式医生，当时人员主要有三部分：一是医学世家；二是农村中有一定文化且略懂医术病理的人；三是一些像我这样的上山下乡的知青。赤脚医生为当年解决一些农村缺医少药的燃眉之急做出了贡献，改革开放后，政府为这些人员专门落实了政策，现在当年的赤脚医生按农村民办教师待遇享受国家相关政策，退休后有退休金。大队合作医疗站建起来了，地址位于村小学旁的一处农家大院里，一间约30平米的小屋。两张破旧的办公桌，几根木凳，其他可以说是一无所有。我们自己动手，找来了生产队报废了的旧水车，将水车的木叶片一片一片的取下来，用这些叶片把水车的水槽隔成约30厘米长20厘米宽的一个一个的格子，每个格子外面贴上写有药名的纸条，就成了盛药的药橱了。当时医疗站共有三人，除我和刘正文外，还有一个姓陈的中年人，是当地的略懂点医术的草药医生，我们称他老陈。我找来一块木板，用毛笔在上面写上“海滨大队合作医疗站”几个大字，挂在大门一侧。医疗站就这样面世了。 </p><p> 医疗站的药从何而来呢，一是国家下拨的少量的常用西药，二是靠自己采集的中草药，这个是医疗站药材最主要的来源。医疗站主要“实施”基本完成后，我们主要的工作就是上山采药，医疗站建立之初，我们三人一般都是上午上山采药，下午开门行医。说起上山采药，这可是个苦活，每天吃过早饭，我们就背着背篼上山了。那时的农村，植被被破坏，到处都是光秃秃的，连草都不生，那有什么草药啊。所以我们采药必须到几十里外的荒山野岭去，记得我们最常去的地方叫龙胆沟，那地方山势险峻，山高路陡，草木茂密，人迹罕至。但那里生长着许多药材，所以我们常常去那里采药。每次去采药，我们都得走30多里的山路，专找那险要之处去找药，因为这样才能找到一些少见的药材。有的地方，还必须在腰间拴上绳子从悬崖上下去采集药材，记得有一次，老陈发现一个非常险要的地方有一株比较珍贵的草药，他拴上绳子就下去了，结果绳子不够长，够不着，老陈尽量伸直了身子去挖那药，险些把绳子磨断跌下悬崖。他们两人都很照顾我，从不要我到危险的地方采药。每次他们总是说：“你认不到草药，又没有经验，跟着慢慢学吧。挖药主要是我们的事。”我知道，他们这是怕我出意外。就这样，我跟着二位大哥经常去采药，慢慢地，我也认识了好多草药。什么葛根、鸡血藤、半夏、茯苓、首乌……也算是长知识了。药采回来后，先要晒干，然后再切片，有的还须磨成粉。这样我们的药橱里慢慢就丰富起来了。医疗站也像个样子了，来这里看病拿药的人也多了起来。我呢，每天就给二位大哥当助手，做些诸如抓药啊，抄药方啊，做记录等杂事。另外就是医疗站所有的文字工作都是我的事。但对于学习医术我始终没有兴趣，主要是不安心在乡下过一辈子，而只是把这当作混工分的差事罢了。这期间正文经常劝我说“兄弟啊，我看你还是安心下来跟我好好学点医术吧，古人说得好，艺不压身啊。你学得一门手艺在身在什么地方也吃不了亏啊。”曾有一段时间，我也试着认真地学医，也经常看他们怎样给人看病治病。但一次经历使我最终放弃了学医的念头。那天，刘正文给一位社员治背上的一个脓疮，他让我给他打下手，当我看见他手术刀划开病人背上的脓疮，用镊子夹着药棉挤出里面的脓液时，我看见病人疮口里面的烂肉甚至还看见了骨头时，我渐渐觉得心慌，额头上冒冷汗，正文说这是过敏现象，赶紧让我喝水休息。我明白自己不适合做医生了。在医疗站的日子里，除了采药，看病，每年都有到各生产队去给孩子们打预防针的任务，因此我也学会了怎样打针。有趣的是，每到一个生产队打预防针时，总是有人对我说：“嘿，你这个知青究竟是医猪的还是医人的哦？”我只好无奈地对他们说：“我是人也医猪也医哦。”后来的日子里，我觉得既然自己不想学医，也就不要占着茅坑不拉屎了，加上大队成立了改田改土专业队，大队会计点名要我去专业队做会计。我借机离开了医疗站。虽然在医疗站做赤脚医生只有一年都不到的时间，但这段经历是我一辈子都难忘的。除了增长了见识，更多的是收获了友情。</p><p><br></p><p>后记 </p><p> 刘正文，后来一直从事赤脚医生工作，随着其工作经验的丰富，医术不断提高，在顺南一带小有名气，改革开放后，收入不断增加，在顺南场街上修了一座两楼一底的临街楼房，开起了诊所。现在已退休领取养老金，平时还在给人看病。养有三个儿子，其大儿子刘昌洪就是我的干儿子，现在已经42岁，其闺女已上大学。更巧的是他女儿在宜宾八中读初中时，为照顾女儿，他在洞子口小学教师宿舍租了一套房，而且和我住在同一个单元，父女两就在哪里住了三年。因为这以前我们之间一直没有联系，所以根本不认识。2013年11月，我回到阔别三十多年的乡下时，得知刘正文因去钓鱼时与人发生争执，被人用明火枪打伤，正在医院抢救。我和叙生当天下午赶到市二医院看望，他在重症监护室里昏迷不醒。我怎么呼喊他的名字也没有反应。据医生讲，他头部中了枪，伤势很重。后来去看过他几次，没想到他还活过来了，只是不认识人了，且半身瘫痪，看来晚年只能在轮椅上度过了。每次看见他坐在轮椅上木然的眼神，我心里不免有些伤感。2017年4月，我们大队几位知青相约一起回到当年插队的地方，我到他家去看望他，他也瘫痪在床上，见到我显得很激动，但说不出话来。就在那年下半年的一天他儿子给我打电话告之了他的死讯，我心里难过了好一阵。</p> <p>一知青生活回忆（三）</p><p><br></p><p> 兽医与赤脚医生</p><p><br></p><p> 在乡下几年，交了很多农村的朋友。这些朋友在生活中关心我，帮助我，使我摆脱了孤独与苦闷，能够乐观地面对艰苦的生活。</p><p><br></p><p><br></p><p><br></p><p> 刘正元就是我的这些朋友中的一位。记得他长我好几岁，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了，每年李庄糖厂开榨季节他都要去糖厂做季节工，因此也算是见过世面的人，和我们这些所谓城里来的人也谈得拢。就这样我们成了朋友，我们常在一起聊天，聊他在外面看见的人和事，聊我们生产队里的事。总之我们之间很谈得来。一年农闲时，他得知他在大队当兽医的妻兄（这些地方叫舅子）要找一个助手，他就推荐了我，他告诉我说：“这个差事既轻松又能挣工分，比你在生产队干活强多了。”我一想既然这样就去呗，于是，他把我介绍给了他的舅子田兴国。就这样，我就稀里糊涂地成为了一个“助理兽医”。（这称呼是我自己定的）说是做兽医，其实也不是天天都去，我干的事很简单，每年农闲季节田兴国便带着我到每家每户去给猪打预防针，他打针我做记录。记录的内容也简单，就是写清：某生产队、农户姓名、几头猪，注射的药名等。完了让户主签个名。遇到不会写字儿的，由我代签，然后让他摁个手印儿。就这样，我走遍了全大队（现在叫村）的家家户户，因此几乎全大队的人都认识我。每年有一次或两次这样的工作，一次做完，就是那么十天半个月的。这其中我也尝试了一次给猪打针，结果是撵得那猪满圈乱跑差一点跳出了猪圈。后来，我到大队合作医疗站当上了赤脚医生，这做兽医的差事就再也没干了。</p><p><br></p><p> 说起做赤脚医生这事，又得说说我的另一个朋友刘正文。他大我两三岁吧，在生产队里他拿我当兄弟，家里有点好吃的都总是忘不了叫上我。那年他结婚，让我以兄弟的名义随他去接亲，(其实他就有一个比我小不了多少的弟弟)也就是现在城里人结婚时的伴郎。在农村这个角色一般是由新郎的亲弟弟担任。嫂子叫姚家容，是村支书的侄女儿。婚后不久，有了第一个孩子，是个儿子，于是不由分说，我就成了这孩子的干爹。当孩子会叫人时，就让他直接叫我爸爸。</p><p><br></p><p> 当年，刘正文是村里的赤脚医生，还兼着生产队的会计。后来大队要成立合作医疗站，要有固定的医疗点，有固定的医疗人员。作为亲如兄弟的朋友，刘正文向大队推荐了我。加之他跟村支书的这层亲戚关系，这事毫无悬念地就通过了。于是我又稀里糊涂地当上了大队的赤脚医生。说起赤脚医生，现在的很多年轻人可能没听说过，这是当年文革时期的所谓新生事物。是指当年在农村中的“半农半医”的农村医疗人员，是没有纳入国家编制的非正式医生，当时人员主要有三部分：一是医学世家；二是农村中有一定文化且略懂医术病理的人；三是一些像我这样的上山下乡的知青。赤脚医生为当年解决一些农村缺医少药的燃眉之急做出了贡献，改革开放后，政府为这些人员专门落实了政策，现在当年的赤脚医生按农村民办教师待遇享受国家相关政策，退休后有退休金。大队合作医疗站建起来了，地址位于村小学旁的一处农家大院里，一间约30平米的小屋。两张破旧的办公桌，几根木凳，其他可以说是一无所有。我们自己动手，找来了生产队报废了的旧水车，将水车的木叶片一片一片的取下来，用这些叶片把水车的水槽隔成约30厘米长20厘米宽的一个一个的格子，每个格子外面贴上写有药名的纸条，就成了盛药的药橱了。当时医疗站共有三人，除我和刘正文外，还有一个姓陈的中年人，是当地的略懂点医术的草药医生，我们称他老陈。我找来一块木板，用毛笔在上面写上“海滨大队合作医疗站”几个大字，挂在大门一侧。医疗站就这样面世了。 </p><p><br></p><p> 医疗站的药从何而来呢，一是国家下拨的少量的常用西药，二是靠自己采集的中草药，这个是医疗站药材最主要的来源。医疗站主要“实施”基本完成后，我们主要的工作就是上山采药，医疗站建立之初，我们三人一般都是上午上山采药，下午开门行医。说起上山采药，这可是个苦活，每天吃过早饭，我们就背着背篼上山了。那时的农村，植被被破坏，到处都是光秃秃的，连草都不生，那有什么草药啊。所以我们采药必须到几十里外的荒山野岭去，记得我们最常去的地方叫龙胆沟，那地方山势险峻，山高路陡，草木茂密，人迹罕至。但那里生长着许多药材，所以我们常常去那里采药。每次去采药，我们都得走30多里的山路，专找那险要之处去找药，因为这样才能找到一些少见的药材。有的地方，还必须在腰间拴上绳子从悬崖上下去采集药材，记得有一次，老陈发现一个非常险要的地方有一株比较珍贵的草药，他拴上绳子就下去了，结果绳子不够长，够不着，老陈尽量伸直了身子去挖那药，险些把绳子磨断跌下悬崖。他们两人都很照顾我，从不要我到危险的地方采药。每次他们总是说：“你认不到草药，又没有经验，跟着慢慢学吧。挖药主要是我们的事。”我知道，他们这是怕我出意外。就这样，我跟着二位大哥经常去采药，慢慢地，我也认识了好多草药。什么葛根、鸡血藤、半夏、茯苓、首乌……也算是长知识了。药采回来后，先要晒干，然后再切片，有的还须磨成粉。这样我们的药橱里慢慢就丰富起来了。医疗站也像个样子了，来这里看病拿药的人也多了起来。我呢，每天就给二位大哥当助手，做些诸如抓药啊，抄药方啊，做记录等杂事。另外就是医疗站所有的文字工作都是我的事。但对于学习医术我始终没有兴趣，主要是不安心在乡下过一辈子，而只是把这当作混工分的差事罢了。这期间正文经常劝我说“兄弟啊，我看你还是安心下来跟我好好学点医术吧，古人说得好，艺不压身啊。你学得一门手艺在身在什么地方也吃不了亏啊。”曾有一段时间，我也试着认真地学医，也经常看他们怎样给人看病治病。但一次经历使我最终放弃了学医的念头。那天，刘正文给一位社员治背上的一个脓疮，他让我给他打下手，当我看见他手术刀划开病人背上的脓疮，用镊子夹着药棉挤出里面的脓液时，我看见病人疮口里面的烂肉甚至还看见了骨头时，我渐渐觉得心慌，额头上冒冷汗，正文说这是过敏现象，赶紧让我喝水休息。我明白自己不适合做医生了。在医疗站的日子里，除了采药，看病，每年都有到各生产队去给孩子们打预防针的任务，因此我也学会了怎样打针。有趣的是，每到一个生产队打预防针时，总是有人对我说：“嘿，你这个知青究竟是医猪的还是医人的哦？”我只好无奈地对他们说：“我是人也医猪也医哦。”后来的日子里，我觉得既然自己不想学医，也就不要占着茅坑不拉屎了，加上大队成立了改田改土专业队，大队会计点名要我去专业队做会计。我借机离开了医疗站。虽然在医疗站做赤脚医生只有一年都不到的时间，但这段经历是我一辈子都难忘的。除了增长了见识，更多的是收获了友情。</p><p><br></p><p><br></p><p><br></p><p>后记 </p><p><br></p><p> 刘正文，后来一直从事赤脚医生工作，随着其工作经验的丰富，医术不断提高，在顺南一带小有名气，改革开放后，收入不断增加，在顺南场街上修了一座两楼一底的临街楼房，开起了诊所。现在已退休领取养老金，平时还在给人看病。养有三个儿子，其大儿子刘昌洪就是我的干儿子，现在已经42岁，其闺女已上大学。更巧的是他女儿在宜宾八中读初中时，为照顾女儿，他在洞子口小学教师宿舍租了一套房，而且和我住在同一个单元，父女两就在哪里住了三年。因为这以前我们之间一直没有联系，所以根本不认识。2013年11月，我回到阔别三十多年的乡下时，得知刘正文因去钓鱼时与人发生争执，被人用明火枪打伤，正在医院抢救。我和叙生当天下午赶到市二医院看望，他在重症监护室里昏迷不醒。我怎么呼喊他的名字也没有反应。据医生讲，他头部中了枪，伤势很重。后来去看过他几次，没想到他还活过来了，只是不认识人了，且半身瘫痪，看来晚年只能在轮椅上度过了。每次看见他坐在轮椅上木然的眼神，我心里不免有些伤感。2017年4月，我们大队几位知青相约一起回到当年插队的地方，我到他家去看望他，他也瘫痪在床上，见到我显得很激动，但说不出话来。就在那年下半年的一天他儿子给我打电话告之了他的死讯，我心里难过了好一阵。</p> <p> 知青生活回忆（三）</p><p> </p><p> 兽医与赤脚医生</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