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探小说~

陌客—发源美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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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冉自80年代就是案发这一带的片警。这里原先住着一群来施工搞建筑的河北人，建过不少曾经的京城地标。后来他们在这里弄了一片工棚和蔬菜大棚，经过多年润色和装饰，逐渐成了平房居民区。

这些身强体壮的工人，拉来亲戚，亲戚又叫来了朋友，胡同面积越变越大。工人们定居在北京，不过其中有的成了流氓。

“小二黑”，“张翼德”，“疯僧”，几个著名的大流氓都是这一片诞生的。

老冉那时在落户口上给他们开绿灯，帮了不少人，自己又一副流氓假仗义的劲儿，一直和居民甚至大小流氓保持着良好关系。

小林与老冉走访到深夜10点多。为了解决晚饭，他们猫着腰，穿过胡同里万国旗一样的棉被褥，随意挑选了一户人家。

敲开门。老寡妇笑着迎来，不一会端上热气腾腾的饺子，手里的香烟冒出的烟雾沿着萎黄的脸颊蜿蜒上升。

冉曦和老寡妇聊了半天，扯起了人尽皆知的案子。

老寡妇小心翼翼地探听案件的消息，老冉不顾小林的脸色，和盘托出案情。

老寡妇叹了口气：“都是外地人闹得，以前咱这哪有这事。”

“邦”。一旁的“外地人”小林骤然放下了碗筷。

也不能说不是个思路。

后来，民警们不可避免地把侦查方向定在了前科人员和外地人身上。刑警队侦查员首先将目标锁定在居民区的一个无赖，这个无赖是个下岗外地工人，经常犯法，手头拮据，曾经多次向死者刘珂的父亲借钱，他的不在场证明也很薄弱。

民警扯了好几张传唤证，正儿八经地关了他几天。直到法医的鉴定结果证明，死者刘珂的指甲里有一些上皮细胞，应该是嫌疑人的，是B型血，而这个无赖是AB型血。尽管如此，胡同人仍然认为是这个无赖和别人一起干的。

此时案件在技术上的支撑太少，只有指甲里的上皮细胞证明嫌犯应当是B型血。那个可乐瓶经手的人太多，指纹混乱，提取不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刑警队排查了所有的关系人，两个礼拜之后，他们去了另一起流氓火拼，四死三重伤的专案。

就这样，案卷被留在了小林与老冉的派出所。

只是谁也没想到，接下来“协助侦查”的，居然是一帮黑社会。



1995年春节，一天夜里，数十个手握镐把的绿色人影在街头飞驰。

24小时之前，冉曦找大流氓小二黑谈了谈。很快，小二黑的手下纷纷披了军风衣，踩上自行车，穿街走巷，开始寻觅一个长相不祥，年龄不祥的杀人犯。

小二黑是河北唐山人，曾因一桩小劫案，被判11年，8年后出狱。

有人说，原本小二黑是三好学生，只因流氓哥哥有个孩子，所以自愿背了锅。

出狱后，小二黑好像和哥哥换了身份。他买下几辆好车，让哥哥老老实实组建出租车队，而自己“打拼”成南城著名的流氓。

冉曦曾就“胡同杀手”这事儿问过小二黑。他拿着啤酒瓶子猛喝几口酒，笑说扯几把淡。

春节谈话那天，老冉到像个黑手党老大。一手把着大哥大，在桌子上敲打，一手点住小二黑的鼻尖指派任务。

“收到了，大佬！”小二黑直挺挺地打个立正，学香港电影扯脖子喊了句。

“滚你妈了个X的！”老冉曦骂道。小二黑笑着跑了。

流氓们很高兴能帮警察做点事儿，客观上也起到了一定效果——良家妇女们看到纹身，手持武器的流氓，纷纷不敢在深夜出门了。

与此同时，警方也有了新的怀疑对象。

这种侮辱妇女、不掺杂动机的杀人手法，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女孩的家庭——她的父母是否有某种生活作风问题，才酿就了这场悲剧？

持有这种看法的人不在少数，民警们第一个走访对象，就是距离现场最近的四合院主人，一个年过6旬的寡妇老太太。

她一头白发理成板寸，说案发当天睡得比谁都香，啥也没听着。“没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谁要弄死我老太太就来吧。谁知道那女孩家人得罪谁了？”

话虽如此，两天后，寡妇老太太拆掉了老旧的门栓，换上个崭新的全金属防盗门。

老冉曦单独找来女孩的父亲刘帅。

这是个瘦小结实的中年人，常年的辛苦生活在他脸上刻下深深的皱纹。民警诘问不停，他小心翼翼作答。

聊完两个多小时，他才得知，警察怀疑他或者媳妇有不轨行为，造成了女儿的惨死。

刘帅嗫嚅几下，哭了。“我就这么一个女儿。”

经调查，刘帅这人老实巴交，不抽烟不喝酒，没结仇。他媳妇也没有过风流韵事，确实不存在什么犯罪动机。

渐渐地，没人再提起起这桩案子了。

这种不为财，未强奸的纯杀人案件，破解很难。

只有小林始终盯着卷宗，闲暇之余不停查找线索。

警察可能是世界上最孤独的职业。

被害人的亲友也许会经历绝望，但大约六个月后，多数人的血清素就会恢复正常，回到原来的生活。可如果凶案未破，直到最后都会剩下一个人日以继夜地想着死者，那就是警察。

不知是对此前那个他指挥绕行回家的女孩的愧疚，还是因为如此惨烈的案件就发生在眼皮底下，或者是一种警察的宿命。对于“胡同凶手”，小林几乎着了魔。

确切的说，每一个警察都有自己未解的“那个谜团”。那种调查时的无望感，会在他的脑子里挥之不去，以至多年后想起，依旧焦躁不安。

年轻的小林，遇到属于自己警察生涯的“那一起”了。



小林如此，看似玩世不恭的老冉，当然也有属于他自己的“那一起”。

1988年，有个粗心大意的父亲，把7岁的儿子交给看上去和蔼的邻居家老头，自个儿出门钓鱼。

谁料到这老头先把男孩捆起来揍了一顿，再喝下白酒，而后竟然鸡奸了男孩。最后将男孩的头按在煤炉子底下烤了半天。

皮肉滋滋作响，男孩惨叫连连，老头又傻又瞎的老婆始终在旁边织毛线，平静如常。

男孩的父亲回了家，敲隔壁房门，没人答应，他报警叫来了老冉——当时的小冉。

小冉踹开老头的门，硫磺味扑鼻而来，眼前的一幕让他终身难忘——煤炉上方飘散出略显黄色的气体，男孩尸体被两根鞋带吊在烟雾中。屋子里安静到诡异。

杀害男孩的老头自此消失无踪。

冉曦一直怀疑他可能跳河自杀了。

照着瞎眼老太的说法，男孩在临死前苦苦哀求，但老头对求饶置若罔闻，最后用光荣牌胶底鞋的鞋带吊死了男孩。

这一年，冉曦自己的儿子刚刚11岁。

从那时候开始，冉曦魔怔了，时不常沿着河道来回溜达，好几年都改不了这毛病。

“我就想问问那老头子，到底为什么？”

小冉变成老冉，这个问题一直没有等到答案。

冉曦也在漫长的等待中变了。他典型的一天是这样的：晌午从宿醉中起床，赶去和辖区内各单位吃饭，由江湖上的朋友买单。下午到单位来点个卯，睡一觉。晚上到朋友的歌厅再喝一顿，情绪不好干脆就睡在歌厅。

那一回，他在辖区内喝大了，晃晃悠悠来到新开的歌厅门口，随便找个房间钻进去睡了。这时歌厅还没开业，服务员以为是来闹事的，叫了一群看场子的东北人上楼，推门。

冉曦直接点出歌厅老板的名字，不慌不忙打了通电话。

不一会，全市第一辆民用9.7米的凯迪拉克停在歌厅楼下。冉曦给了这帮小流氓一人一个大耳刮子，随即扬长而去。

酒精成了老冉的营养来源。喝多了就开着蓝鸟回单位，偶尔也扶着墙回家。

他的儿子经常模仿他扶着墙，眯眼睛东倒西歪的动作给邻居看。

有天，老冉带家人和哥们儿吃饭，喝高了，嘴上没把门，讲了个小学老师大晚上蒙着面，撩女人裙子看的“逸事”。结果儿子第二天在学校有样学样，撩了数学老师的裙子，被班主任告到了单位。

面对儿子，他一个字也没说，拉上两箱水果到老师家赔礼道歉。

从此，他更是游离于家庭与工作以外，躲在那个充斥着酒精、醉眼朦胧的世界里。他大概害怕自己会把身上不好的东西传染给最亲近的人。

现在的老冉，似乎已经对胡同杀手“脱敏”了。

女孩刘珂被害个把月了，老冉睡醒就随便翻翻“四知”笔记本（知晓家庭、个人、前科、现实表现等情况），再随意抄下几个名字，端着茶缸子，骑自行车载林文科出门取证，一到下班时间马上喝酒去。

胡同走访了一条又一条，案卷查看了一遍又一遍，可俩人离案件核心似乎越来越远。



开了春，林文科终于在如海的卷宗里找到点亮光。

两年前，附近辖区破获了一起系列入室抢劫、强奸的案件。

嫌疑人孟晓星，39岁，下岗工人。打开卷宗，映入眼帘的是一张公告，上面盖着公检法三院的大红章，此人名字上被画了一个大大的红叉——嫌疑人罪大恶极，民愤极大，四个多月就枪决了。

孟晓星的作案手段是通过报纸的手拉手栏目，找到那些对外合租，或出租平房的女子，用公共电话约好时间，再潜入对方家中，强奸、抢劫，在床上掐死对方。

短短6个多月，孟晓星一连作案8起。

失手的那一次，对方是个32岁，体格壮健的护士少妇。孟晓星掐了半天，直到对方两眼紧闭，大小便失禁。

臭味让他失去了奸尸的打算。他拿起毛巾擦了擦手，盖在对方脸上，转身走了，却没想到护士晕了一会就醒过来。

民警带着护士到电话亭旁边，蹲守半个多月。一天中午，护士捂着脸蹲到警车底下，一边哭一边说“就是他就是他”。

正在拨打公话，准备再次作案的孟晓星被当场抓获。

但吊诡的是，有一起93年的室外杀人案也算在了孟晓星头上：一个23岁的歌厅小姐下班后回家，被人当胸戳了一刀，拖到了胡同死角里，下体被切开——她随身的挎包完好无损。

这起案件的侵害手法和前七起完全不同。

小林很是疑惑。这起错案的事发地点，距离自己手头的刘珂案，直线路程不超过3公里，骑自行车十几分钟就能抵达，走路最多一个小时。

也就是说，刘珂案背后的真凶，与93年室外杀人案的极有可能是同一个人。

小林始终相信一句谚语：一件事儿，如果只发生一次，那不一定会出现第二次。但假如发生第二次，就一定会有第三次。

他拿着卷宗找到所长、政委，告诉他们，就在这片胡同里，一定潜藏着一个伺机而动的杀手。

大多数犯下多起命案的杀人犯，都可以归结于连环抢劫犯，或者连环强暴犯。杀人仅仅是一种灭证手段。

但这个杀手不一样，凶手不见得为外地人，也不一定有前科，甚至不是一个传统的杀人犯。

他不仅对女性下体有异乎寻常的兴趣，杀人似乎也是他的乐趣之一。为了满足变态的内心，他会不断杀人。

“他一定还会再出手。”

两位领导在会议室认真听完了小林的汇报，鼓励过后，却没有任何实际行动。谁也不愿意相信，平日低头不见抬头见的老街坊里，有这种人存在。

那天晚上，苦苦翻阅卷宗，身心俱疲的小林带着手枪回到家。所谓的家，就是单身宿舍，一间屋，上下铺四张床。

各种现场与被害人的照片，骇人的尸体在他脑海里搅成一团。他迷迷糊糊睡着了。

午夜时分，他满身大汗的在上铺清醒过来，满嘴发苦，浑身僵硬。他感觉那个人就在屋里，不禁从枕头下拿出了手枪，捂在胸口，感受金属的坚硬冰冷。

很久，小林才彻底清醒。

他拿起手枪走到窗边，望向熟睡的城市、不设防的胡同。

他用手枪轻轻擦过玻璃。希望夜晚尽快结束。



整个胡同这片2000多户，6700多人，前科人员73个。

林文科查阅了失踪人口的卷宗。南城地区走失人口并不多，其中妇女和儿童更少，多数掺杂着私奔、和父母吵架，逃避家庭等等私事。

他挨家挨户找到失踪者的家属调查。

为了让对方加强配合，小林还有意无意散播出消息：“这些失踪的女孩很可能遇害了，只是尸体还没找到。”

当时小林还是小林，他没想到这样做，将会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社区内掀起多大的波澜。

其实，恐怖，可以最大程度强化一个群体的想象力。

随后，当地住户中居然流传出这样一个阴谋论：为了配合拆迁工作尽快开展，黑社会故意弄死几个女孩，逼迫拆迁户离开，公安局包庇了凶手。

此时，正值本市老城区改造方案出台，涉及十万居民。案发地胡同区域也在其中。

谣言越传越广。

有些年轻人盼望搬出岌岌可危的大杂院，住进城市远郊的现代公寓，但有些人不愿被放逐，离开“接地气”的生活。

房地产商与拆迁户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而那个南城知名的流氓——小二黑，也竟然参与了拆迁。

老百姓把流氓看守大街和限时搬迁的公告联系在一起了。

1995年3月份的一天早上，冉曦和林文科来到街坊小梅的烧饼铺吃早饭。

店里只有四张桌子，但生意兴隆。

小梅指的是店里40岁上下美艳的老板娘，她记得住每个顾客的名字，也不吝惜自己的春光，和男客人谈笑风生。

老板叫刘浩，长了一张铁面，不苟言笑。

他们家有两个孩子，男孩刚11岁，女孩19岁，上中专。

据说因为刘浩管的太严，他女儿和邻校一个男孩私奔到深圳淘金去了。

当然，这是学校几个孩子的说法。小梅一直没放弃寻找女儿，经常缠住老冉问能不能把女儿从深圳逮回来。

冉曦总说：“天要下雨，女儿要嫁人，随她去吧。”那个年头这种事儿确实也多。

但这次，老板娘没搭理冉曦，反倒是老板刘浩热情地擦桌倒茶，填羊汤，一边还冲着面无表情的小梅使眼色。

小梅端来两个烧饼夹肉。老冉一口下去——满嘴是砂子和玻璃碴子。

还没等老冉发作，老板娘掐着腰，在满店的邻里面前，指着老冉鼻子先大骂了起来。她说自己女儿就是被老冉害死的。骂完一边抹眼泪，一边劝客人接着吃。

冉曦慢慢地坐下，挑出烧饼里的脏东西，一口一口吃饼，一口一口喝汤。在满屋人静静的注视当中掏出100元，塞到汤碗下。带着小林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