榆次铁路五七干校纪实

虎

　　下放干部到来

一天夜里，月光昏暗，雾浓星稀。几根线杆上昏黄的信号灯照着昏暗的小车站，呜——的一声长长的鸣笛，一趟专列缓缓地停靠在榆次西车站，从车上下来一千多人。他们大部分四五十岁，干部模样，却一个个衣着普通，随身带了小件行李，而铺盖等大件行李，则分装到一辆拖拉机、一辆旧解放卡车和四五辆大车上运到干校去。十三四个小时的旅途让人疲惫，可他们马上列队、报数之后，就又往小城外走去。先是公路，然后是乡村土路。大队人马一路无语，只能听到几十人，几百人，上千人行走在土路上的脚步声。6月的天气，夜里还有沁人肌肤的清冷。不过，两个多小时行走出的汗水抵消了从土路两边的庄稼地和田野里吹过来的冷风。早7点多，这一队人马到达了目的地。

干校

干校坐南朝北，基本上是一个方形的大院子。从大门进来，一条十几米宽的硬化路面。右边一间小房子，照例是门卫房。

图2：昔日北京铁路局榆次五七干校的大门，今已非昔。

榆次铁路五七干校纪实

榆次是晋中市的政治、经济、交通中心，素有“省城门户”之称。榆次春秋时期称“涂水”、“魏榆”，战国时期称“榆次”。1948年设置榆次专区，1954年设榆次市。1999年9月24日，榆次市撤销，改为晋中市榆次区。

东墕村位于榆次城南6公里的丘陵区，东临井峪，西毗西墕、修文镇的郭村、北连修文的西郝、中郝村，南接北田镇西墕沟村，村南有西白公里通过。以农业生产为主，民风淳朴，清时曾名“安乐村”。历代平静的农耕生活，到了20世纪60年代，村里发生了一个变化。先是犯罪服刑人员到来，后是北京铁路局的下放干部进驻干校。历史的机缘让这个只有一百六十多户六七百人的小村，有了一段别样的历史。

干校来历

1960年，山西省劳改局在村子西边，组建了占地108亩的山西省晋中专署第二劳动改造管教独立大队，对外称晋中东墕农场，实际是关押晋中地区各县10年以下有期徒刑和没有危险性犯人的劳改场。1969年中苏交恶，台湾叫嚣反攻大陆，突然间，上边觉得关押在这里的上千名犯人不安全了，便遣送到省里的煤矿劳改场，6月1日劳改农场撤销。这时，北京铁路局到山西来选址，建干部学习班。经协商，省公安厅将东墕原劳改农场一次性5万元卖给了北京铁路局，农场人员、场地、房屋、财产全部移交。先是称“北京铁路局毛泽东思想干部学习班”，大批下放干部来了以后，从7月1日起，大门上的牌子就换成了“北京铁路局榆次五七干校”。图1：昔日的“北京铁路局榆次五七干校”，后来变为太铁党校。

门房后边，院子靠北墙，一排无檐瓦房，是库房。库房前一条东西路的对面，有两排入深浅的灰砖红瓦房，一排前杨柳树、水泥阅报栏，还有一个小花池，是干部院。随下放干部来的有十几名管理干部，还有四五名军代表，住在这里。后边一排，除干部宿舍外留出两间是客房。有家属来看望的，住这里。图3：昔日“五七干校”的“干部院”。

进门的左边，是一个约二层楼高的水塔。水塔往东，靠北墙，也是一排红砖灰瓦排房，是拖拉机和卡车的车库。干校还有十几辆两轮皮车和几套马的大车。

车库前有一块很大的空地，是打麦场。麦场往南，一个大坑院，就是原来犯人住的砖砌窑洞院，一排一排的。每间窑洞十三四平米，住十几个犯人。下放干部来了以后，一部分人住仅有的几排入深浅的排房，没住地方的就住原来犯人住的窑洞，一部分人还得住帐篷。窑洞一般是七八个人一间，床是草甸单人铺板。还有条件更差的几排土坯房，土炕通铺，也住满了人。西面，干部院南的排房盖起来后，人们才陆续从帐篷、窑洞和土坯房里搬出来。图4：下放干部曾住过的窑洞。

大院的南墙底，是马棚和猪圈。干校喂着四五十匹马、骡子和毛驴，还养着几十头猪。院里的其他空地种菜和各种庄稼。

干校的各项条件不好，可院子里收拾的干净、整洁，就跟机关一样。

  干校生活

现在来到这里，一进大门水泥路两旁的几十公分粗的槐树、松树、柳树，还有院子里、排房前的一二十米高笔直的柏杨，似乎还在向人们讲述当年这里人们的故事。

下放干部都编了连队，分为七八个生产连队，还有后勤队，副业队等。每当出工，他们几十人，上百人一队，都穿着朴素的衣服，肩扛锨、耙、镢等劳动工具，排成队伍，走出村去。干校种着附近井峪、西郝、西墕、豆腐庄等五六个村子的3500多亩地。可他们不说地名，而是把各个庄稼地分作段。干部分配劳动任务，是“哪个连队到几段”“哪个连队到几段去”。出工，他们也是戴着草帽，或将一块湿毛巾箍在头上，以抵挡夏日火热的太阳。地里的农活，整地、锄地、浇地，种豆子种菜，割麦秋收等等，什么都干。劳动中，也话语不断，可从听不见有人抱怨。刮风阴天，照常出工。就是下雨，不是下大了，不往回走。路上，能避一下时就避一避。而大多时候，是无处可避，就踏着泥泞，淋着回来。

他们种的大多是坡地和沟边地，既不好耕种，又产量低。为了增加粮食产量，他们也赶上大车进城拉大粪。进了城，他们就是一个老农，人们绝认不出他们是科处级干部，若是奇怪的话，人们会发现，这些老农开口说话咋都是满口的京腔。有一次北京铁路局一毛钱一斤，用火车皮从内蒙古拉回一列车羊粪蛋蛋，下到地里。这一下，庄稼长得比周围生产队的社员们种的也好。

锅炉房，烧开水，还有一个澡堂，每星期开半天。夏天的时候，收工回来，离吃饭还有一段时间，他们就在院子里，用纸板子，或床单围起一个圈，水管里的水，在里边冲澡，说说笑笑的。

有时，各个连队自己编排了节目，没有演出台，就在场上，大家围起来看。胡琴、锣鼓、镲号都有。下放干部中有一二十名女干部，一曲“提篮小卖”或“家住安源”唱得好，人们报以热烈的掌声。

休息的时候，他们会围在一起下棋，或打篮球。

他们的伙食似乎还可以。主食是白面、小米，也吃玉茭面、红面。自己种了芝麻，有香油吃，也有肉。干校有水地，菜是自己供应。干校有三四个灶，各连队分别在各自的灶上买了饭票，排队打饭。

他们以劳动为主，可也开会，让交代问题。铁路局的一位姓李的副局长，小时候在新四军的队伍里当儿童团长。敌人抓住他。他是一个小孩，看得松，他就跑出来，回到了新四军部队里。谁知，这会了，让他交待“谁让你跑出来的？”他说：“没有人让我跑，是我自己跑的。”又问他：“谁知道你跑出来？”他说“没有。”没人证明就是“没有交待清楚的”。

对没有交待清楚的，还要贴大字报。当时的生产技术员王大业与北京铁路局政治部一位姓龚的领导住一个宿舍。给这个领导贴的大字报太多，从宿舍门口一直贴到屋里。连他的床头也贴上了，分不清是给谁贴的。怕受牵连，提出了意见，才撕掉。图5：昔日的年轻技术员王大业，如今还精神矍铄。

特殊羊倌

原劳改农场留下五六只奶羊。下放干部来了以后，放羊的是北京铁路局的党委书记、局长赵文普。赵文普放羊给村民们留下深刻印象：一个五十四五的老汉，中等个子，瘦瘦的，穿一件跟村里老百姓一样的蓝布褂，总是很准时的，上午8点赶出来，11点回去。下午3点出来，5点回去。

赵文普放羊经常碰到东墕的羊倌张来锁。张来锁和生产队的两个羊倌放着集体的100多只羊。特殊时期特殊的环境，让赵文普变的沉默寡言，似乎跟言语不多的张来锁很对言发，两人常在地头抽着卷烟，说着家长里短，竟交成了好朋友。他叫张来锁兄弟，兄弟叫他老赵。山奶羊灵活，跑得快，不好放。一开始，赵文普放不好，很不服气，念念有词：“我管得了几万人，还管不了这几只羊？”赵文普能很快把那几只羊驱赶得规规矩矩，一叫就到了他跟前，恐怕与张来锁的经验传授不无关系。赵文普在干校的时间不长。一次，北京车站出了事故。周恩来不知道赵文普住了干校，问他去哪了，要他尽快处理事故。这样，赵文普就回了北京。走时，赵文普还特意将张来锁给他做的一个带鞭梢的羊鞭带走了。回去以后，赵文普还曾给张来锁来过几次信，问候他的生活。张来锁硬是没有回信。一次，赵文普支援坦桑尼亚出国前，到村里来看张来锁，让他到北京去。中午张来锁还上小学的儿子放学回来，看见家门口停着一辆北京吉普，一旁还站着工作人员，吓得不敢进家。可恋家的张来锁就是没去。

“我认识朱德”

朱琦青少年时期在延安学习、工作。1943年因战斗腿脚负伤，1948年从部队转业到石家庄铁路局机务段当练习生。解放后，曾在石家庄铁路局担任火车司机，又在天津铁路分局机务段工作。“文革”前夕，任北京铁路局车辆处处长。这次也被下放到干校学习。（资料来源《中国新闻周刊》2012年第15期）

朱琦个子不高，一米六多，不到一米七，粗胖，走路稍有些踮，有时还柱一根棍子，可看起来是那种让人感到很踏实的样子。刚来，安排他在工具房，管生产工具。干校的农具，犁、铧、耧、磙，砘、耙、锄、镢，镐、锨、镰、杈，还有小平车等等，一应俱全。朱琦主要是管理小生产工具，坏了的，还要修理。可没有一段时间，他说他好动，想出去。赵文普经常有铁路上的工作要研究，就需要有人替他。这样，就让朱琦去放了羊。

一开始，他管不住乱跑的羊。可时间不长，他能行了，用一根绳子牵着头羊，其他几只跟着就好放了。采购员张普余有时看见他出去呀，问他：“能管住了？”他说：“能管住了。”说着便牵着羊出了大门。张普余说：“（朱）说话很直率，不像有的人绕弯子。还好跟人们开玩笑，非常开朗。他们的人在前边走着，不注意身后，他悄悄地上去，用放羊铲手把一头，在人家的肩膀上轻轻一拍，吓人一跳。他和远远看见的人，都哈哈地笑了。”

羊关在马棚的一个小角。朱琦住在离马棚不远的副业队的一排土坯房里，管理那几只羊方便。

他放羊，有时在干校围墙外的草地上。路过的人可以看到他坐在土埂上，看着眼前的羊，也会将他那朴实的目光投远方，默默地独自思考着想着什么。有时是到五六里地外的西郝村去。那里有一条小河，把羊放到那里吃草、喝水。村里的人，时常可以看见他赶着羊，慢慢地远去，或顺着山坡一步一步地走下来，身后夕阳的余辉照着他很精神的身躯。

朱琦抽烟。干校干部董福印解放前参军，到过朝鲜，后转业到管教独立大队。也许是共同的经历，让两人有了共同的语言，相处得不错。董福印参军前在家会一些木工活，看朱琦抽烟，就刨酸枣树根，给朱琦做了一个烟斗，让朱琦爱不释手。东墕的老会计王毛虎记得，他在地边碰见朱琦，两人就坐在地头说话。朱琦用烟斗，抽旱烟，却从身上掏出纸烟来给王毛虎抽。王毛虎问他：“你姓什么？”朱琦说：“朱。”“你姓朱，那你认识朱德总司令吗？”他很痛快地说：“认识。我认识朱德。”说话间，他也会问王毛虎吃饭没有，家里有几口人，村里都种些什么，生活怎么样。“说话非常和蔼，和谁说话都行，没有一点架子。”如今已81岁的王毛虎，仍带着温情回忆着过去。图6：昔日生产队会计王毛虎（左）与现村干部。

与社员的互动

他们外出劳动，是集体出工，跟村里的社员们接触不多。有接触也是星期天，他们几个人出来，在村子里走走，或者到村里的供销社买点东西，边走边说着他们的话，碰见社员了，主动打声招呼。村里的孩子稀罕他们胸前佩戴的海绵毛主席像章，他们会很痛快地摘下来给了孩子。身上有糖果的，会掏出来给小孩吃。他们有的人，路过村里街上的一棵大树，说：“怎么还不结杏呀？”有社员告诉不是杏树，是槐树。到了村外，看见大片的长了一搩高的麦子说是韭菜，有的分不清骡子毛驴马。社员告诉他们，也不见得他们有什么不高兴，还长长的“哦——”一声，像是一下明白过来似的。干校有一个卫生所，社员们病了，啥时去都行。一个姓高的女医生，总是很热情地接诊，还能做手术。如今有的村民还记得当年曾在干校烤过紫外线灯，打过针，让村民们怀念不已。有的村民还记得，一个女干部曾问社员买鸡买鸡蛋。鸡蛋也就几毛钱一斤。问社员买鸡蛋，要避开供销社的人。他们统一收购，被他们发现了，会被没收。

干校有电影了，会在大喇叭上通知村里。社员们在地里干活听见了，就早点收工回来去看。平时他们的大门总是关着的，这时，就大开。有了文艺演出也是。下放干部来了以后，先建了一进门的水塔，后盖了大礼堂。演电影一开始是在场上挂起银幕，干部们坐了小凳在中间，社员们站在两边或后面看。后来盖起了大礼堂，就在礼堂里演。电影往往是《智取华山》、《狼牙山五壮士》、《黑山阻击战》等。图7：下放干部来了以后盖的大礼堂。

“救了我一命”

笔者在村里采访，遇到60岁的村民范月转。她怀着非常感激的心情，给我们讲述了她的一个经历。那年她上小学四年级。一天中午，她妈从地里劳动回来，很累了。可家里的水瓮没水了。图:8：如今已60多岁的村民范月转。

以前我和别人打过水，我想替妈妈干点活，就去打水了。水井在一进村子的村口，有十几米深。放下辘辘，绞起一桶水来，我着急了。大人们是一手按住辘辘，一手去提水桶。可我不行。我既不能一只手按辘辘，更不能一只手去提那打上来的满满的一桶水，就只好那么很没办法地紧张地两手用劲摁着辘辘上的摇把，惊恐地瞪着两眼。渐渐地，我的两背开始发酸，不觉得微微地开始发抖。再时间长了，摁不住的话，那有大人的一根粗指头粗的铁摇把反转回来，很可能把我带下水井去，那我就没命了。就是没有带住我，也会打坏胳膊，或打到脸上，将我狠狠地打伤。这时，正好有三四个干校的干部路过，他们看出了我的危险，一下一起跑上井台提住了水桶，又按住摇把，我才放开手，将我解救下来。当时吓得我，怔怔地说不出一句话，恐怕脸也煞白了。从那以后，有好长时间我都不敢上井台。

从1969年6月开办，之后，北京铁路局的下放干部陆续回京，北京铁路五七干校移交给了太铁分局五七干校，东墕村的这一段历史也结束了。图9：经历了劳改农场、北京铁路局五七干校、太铁五七干校的“三朝元老”张普余，追忆着过去的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