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北碚之二——2020年4月11日记游

渊澄取映

<p class="ql-block"><b style="color: rgb(22, 126, 251); font-size: 20px;">春日访北碚之复旦大学旧址</b></p><p class="ql-block">4月11日下午2点42分</p><p class="ql-block"> 从雅舍出来,我们就开车到嘉陵江对岸,去访复旦大学旧址。</p><p class="ql-block"> 复旦大学旧址位于北碚东阳镇夏坝。相对于新城来说,这是一个较破旧的镇,据说是因为搬迁体量大,费用高,就没有打造。我心里窃喜:幸好没打造,复旦大学旧址才得以保存一些旧貌——就这样,我们现在也只能看见主体建筑”相辉堂”还”健在”,以前用作教室和食堂的房子现已经住着居民,听工作人员说,解放时分房子分给了居民。</p><p class="ql-block"> 复旦大学创立于1905年,是中国民间集资自主创办的第一所高等学校。</p><p class="ql-block"> 在100多年的办学历程中,学校秉承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的校训与民族共命运,与时代同前进,形成了的爱国传统和优良的校风学风,为党和人民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为民族振兴和国家教育科学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p><p class="ql-block">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内许多大学南迁、西迁:上海同济大学迁到宜宾李庄,浙江大学迁到嘉州(乐山),西南联大迁到昆明……复旦大学也自上海西迁到重庆。复旦大学师生辗转五千里,于1938年2月择址于重庆北碚东阳镇夏坝。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学校得到北碚人民的大力支持,坚持教学、科研紧密结合当地实际,按需办学,发展成为一所拥有文理法商农五个学院22个系科的综合性大学。八年间,复旦为大后方的经济发展和社会文化事业培养了大量人才。复旦师生追求进步,在在中共南方局的领导下,成为大后方著名的文化民主堡垒。有师生2千余人,其中有张志让、陈望道、周谷城、洪深、孙寒冰、章靳以、曹禺等著名教授和学生,也涌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人物。</p><p class="ql-block"> 1945年秋,抗战胜利后,复旦大学还迁上海。留渝教授许逢熙于1946年在复旦大学旧址发起成立相辉学院。以继承复旦办学精神。从1946年至1952年办学六年多,培育出世界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玉米大王林季周等著名科学家和一大批建设新中国的骨干人才。继2005年由重庆市人民政府、复旦大学、北陪区人民政府共同出资,修复该旧址。2012年又对复旦大学旧址进行提档升级。</p><p class="ql-block"> 复旦大学旧址现有保存完整的两部份:一是:登辉堂为复旦大学西迁后新建的第一幢小礼堂,以老校长李登辉之名命名,是当时复旦标志性建筑;登辉堂前,1987年4月建立“抗战时期复旦大学校址”纪念碑,由周谷城题书碑名,背面碑文为复旦大学校长谢希德手书。二是:寒冰墓位于登辉堂右后侧,孙寒冰教授时任复旦大学教务长、法学院院长,他从五四运动开始,就投身入-,一生追求真理,矢志不移。1937年他创办我国第一期《文摘》杂志,并在其中刊登了斯诺写的《毛泽东传》,最早向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公开介绍这本书。1940年5月27日,在日机轰炸北碚时,6位复旦师生遇难,寒冰教授也不幸罹难身亡,时值37岁。文化界的著名人士发表文章共同哀悼“少了一个说真话的人”,校长等,铭刻了《复旦大学师生罹难碑记》。1987年12月11日,北碚区人民政府将寒冰教授墓从夏坝后山,迁至登辉堂右后侧,新建墓园,由周谷城题书碑文,铭刻了《孙寒冰教授墓志》和《迁墓记》。</p> <p>北碚的文化遗址游览图</p> <p>隔着马路看复旦大学旧址大门:雨后的蓝天靓丽干净,两朵白云应景飘来。</p> <p> 这里给大家说说复旦大学校名的由来——复旦大学前身震旦大学,原名震旦学院。</p><p> 1903年,由马相伯神父捐资,在上海徐家汇天文台旧址创办,交与教会管理,是中国近代第一所私立大学。</p><p> “震旦”一词出自梵文,意即中国,在英语中,亦有黎明、曙光的含义。马相伯身为一位早期接触西方文明的神父的华人将震旦学院喻作旭日东升,担负着以教育开启中国曙光的重任 </p><p> 1905年,由于出资资助办学的法国天主教耶稣会干涉校政,马相怕先生怀着“教育教国”的理念,带领震旦爱国师生出走成立复旦公学,既有恢复震旦学院,又有振兴中华之意。从此开启了复旦大学筚路蓝缕、艰苦创业的历程。“复旦”两字选自《尚书大传·虞夏传》中“日月光华,旦复旦兮”的名句,意在自强不息,寄托当时中国知识分子自主办学、教育强国的希望。1917年,复旦公学升格,改校名为私立复旦大学,创办大学本科。私立复旦大学下设文、理、商三科,并保留了复旦公学原有的大学预科和中学部。复旦大学的学术自由、民主作风和追求真理的风尚浓厚,师生们不仅埋头钻研学术,追求科学,更为关心国家大事,关心民族的前途与安危,在五四运动、五卅运动、一二九运动、上海工人的三次武装起义等发挥着先锋队的作用。1941年底,由私立改国立复旦大学。</p><p> 那么复旦大学是如何从上海落脚重庆的呢?抗战胜利以后,这个"重庆复旦大学"又如何存续?</p><p> 这还要从1937年的"八一三"淞沪会战说起。</p><p> 1937年的初秋,开学季来临。日军飞机倾泻在校园里的炸弹,江湾镇周围越来越近、震耳欲聋的枪炮声,打散了复旦师生对新学期的憧憬。到9月20日,返校登记的学生不到30人,复旦大学只好发出校史首份"取消开学"的通知。与此同时,复旦大学在江湾的校舍,也遭战火轰炸,只剩断墙、空壳;以后又被日本侵略者强占作兵营,任意拆改、荒废,只有子彬院完整幸存。</p><p> 于是,复旦大学把之前抢出的重要档案、文件、部分贵重仪器、图书和设备分装成10个大木箱,从淞沪铁路江湾火车站离开上海。复旦大学副校长吴南轩,怀着"本校传统的爱国精神,绝不许我们在敌人铁蹄下开学"的信念,和百余师生分头辗转离开上海,走上了一条为复旦找个家的西迁路。</p><p> 吴南轩出发以后,辗转南京、九江、南昌,决定学校在庐山复课。复旦大学刚刚落脚庐山,南京沦陷在日寇之手。吴南轩等人一看,庐山一带的形势也岌岌可危,只好离开庐山,继续西迁。</p><p> 复旦500多师生从九江上船,逆流而上,中途困在宜昌。正一筹莫展之际,经营川江航线的民生公司老板卢作孚伸出援手,见缝插针地安排出空余轮船班次,分批把复旦师生和仪器、资料运到重庆。</p><p> 千里西迁来的复旦师生,在千厮门码头下船之后,很快就在菜园坝的重庆复旦中学复课。吴南轩又一次担心了:菜园坝地处闹市,人烟嘈杂,敌机空袭首当其冲,怎能放下安静的书桌?</p><p> 1938年1月,风景秀美、文化氛围浓厚的北碚,进入了吴南轩的法眼:这里,是卢作孚一手打造的乡村建设实验区,抗战开始,政府机关、科研院所、文化团体、高等院校个个迁到北碚,周遭名人荟萃。而吴南轩最欣赏的,还是和北碚隔嘉陵江相望的下坝。</p><p> 1938年的下坝,不光依山傍水、风景优美(前文在参观卢作孚纪念馆时已经领略了下坝嘉陵江两岸的灯光),有1000亩以上的平坦土地;还靠近东阳镇和黄桷镇,日用品、粮食、瓜果蔬菜供应方便,还有不少房屋可以临时借用。</p><p> 吴南轩终于定下决心,把西迁来的复旦大学安家在北碚下坝。</p> <p>北碚复旦大学旧址路边,依稀可见的毛泽东语录石碑</p> <p><b style="font-size: 20px; color: rgb(22, 126, 251);">  登辉堂</b></p><p> 此建筑建于1938年,建筑面积605平方米,砖木结构一楼一底。此处为复旦大学西迁后新建的第一幢小礼堂,以前校长李登辉之名命名。</p><p> 抗战胜利,复旦大学反复沪,复旦部分校友夏坝旧址创办相辉文法学院。以纪念复旦创始人马相伯、李登辉先生。1946年秋首届招生。设文史、外文、经济、会银、法律、农艺六系及会计统计、农业二专修科。教授中有吴宓。孙俍工、白季眉、张默生、方敬、高亨、徐德庵、王文彬,梅远谋、许廷星、吴世经等名家。首任董事长于右任,继任邵力子。首任院长许逢熙,继任黄默涵。1949年在校人数达2098人。老师辛勤教与学,学子中人才辈出,誉为杂交水稻之父的袁隆平院士,其学业即筑基于相辉。</p><p><br></p> <p>相辉堂(马相伯和李登辉)</p> <p>  复旦大学旧址相辉堂设有展览馆。以重要历史事件和重要人物为线索,重点展示对祖国和人民作出贡献的复旦校友及在重庆的复旦师生事迹,既为后人了解这段历史提供一个窗口,也可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和乡村教育的生动教材。</p> <p>修复前的登辉堂</p> <p>吴淞——复旦梦开始的地方</p> <p>马相伯生平</p> <p>李登辉生平,注意此李登辉非彼”李登辉”</p> <p>第一个翻译《共产党宣言》的陈望道</p> <p>1951年春,毛泽东应陈望道邀请题写”复旦大学”校名</p> <p>于右任书写的校训——博学笃志,切问近思</p> <p>于右任为台湾复旦同学会(校友会)题词——复旦精神 勇往迈进</p> <p>复旦下坝全景图</p> <p>北碚复旦大学旧址院坝</p> <p>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p> <p>  ”日月光华,旦兮复兮”,复旦大学百余年的建校历史风雨同济。从1938年2月复旦大学选定北碚嘉陵江北岸东阳镇下坝做新校址,到1946年5月离开北碚回到上海,复旦大学在北碚八年时间得到长足发展的同时,为抗战事业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也为国家培养了中坚。”陋室绳床,坚持教学。含辛茹苦,研读不辍”这是当时艰苦条件的真实写照。</p><p> 正如电影《无问东西》表现的那样,西南联合大学在昆明简陋的土坯房里,甚至是山洞里,在敌机的轰炸中坚持研学,为我国培养出了一大批优秀的人才。再回头想想咱们现在的教室宽大,办学条件优渥,为什么大师反而少了呢?正如1931年12月2日,梅贻琦出任清华大学校长时,在就职演讲中提出的“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p><p> </p><p> 从北碚复旦大学旧址出来已经将近4点,我们就驱车赶往今天计划的游览点——缙云山,缙云寺(汉藏教理院)</p><p> </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