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中回忆》（第十四集）

江源刘春生

编者语：

平遥中学群英荟萃，当年学子虽芳华己去却拳拳爱校之心仍在燃烧。忆往昔峥嵘岁月，顾当年有趣故事，一颗颗炽热的心灵绽放着青春的朝气。

一 件 往 事

——撒落在文革初期的一粒尘埃

王凤兰

世事难料，天有不测风云。

一九六六年初夏，正当我们初三毕业，冲刺中考之际，一片乌云突然笼罩、迷茫了整个华夏大地，全国突发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从一窝蜂似的批判所谓的 “三家村” 、“四家店”，批判文人邓托、吴晗、廖沫沙开始，很快这股批判风波及到全国各大中学校，所有学校开始了 “停课闹革命”。

我所在学校——平遥一中，当然也无法幸免的卷入其中。老师不再是老师，停教 ! 学生停课，弃学 ! 从此学校失去了原有的严肃与宁静，校园内再也听不到深入浅出、循序渐进的悦耳讲课声，也听不到声情并茂的朗朗读书声。全校六个年级的一千多名学生，大多数开始了狂热的校内大揭发、大批判……，五颜六色，各种内容的大字报铺满了整个校园，个别校领导与一部分老师，被以情理不明的各种理由或被打倒或靠边站，有的被强行 “请” 进了 “牛棚”。学生们扑风捉影、无止休的搜集各种材料，然后经添油加醋、凭空想象、上纲上线的加工处理，写成各种揭发批判的大字报，争先恐后的展示在校园的每一个地方。

处身文革初期的我，面临打着革命口号，前所未有的混乱局面有一种莫名的兴奋，无措的茫然和深深的不安。停课了，老师们不敢再冒然去教室里管教学生，于是，我们每天把大把的时间用于三五成群或独自一人在教室里挥笔写大字报，在校园里东逛西望的看新贴的、旧存的各种内容的大字报，连校园里的每一个犄角旮旯都要遍布足迹。

那一天的上午，也不知平日经常相随的几位同学何处“革命”去了，我一个人有点无所事事，在漫漫的一片大字报中略过，突然，一张题目为“看看资产阶级分子杜云瑞的嘴脸”的大字报，使我嘎然止步，因为杜老师是我们初中三年的班主任兼数学课老师，教学与管理等方面，深受学生们的拥戴、赞誉，我们真诚尊重杜老师。

这张大字报上的内容，一二三四…的列了好几条，从杜老师的剥削阶级富农家庭出身说起，提升到杜云瑞老师与本校的太谷同乡校长郝晋瑞、杜瑞碧夫妇，三人长期勾结在一起，在学校执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等，是独霸一中的 “太谷帮” 、“三瑞店” 等等。几条看下来，我内心虽有不认同之处，但是对着无数张诸如此类无聊内容的大字报，轻轻摇摇头，也就不痛不痒的感触不深了。 然而，紧紧接着最后看到的一条内容，突然让我震惊，并有点慌乱的心跳加快、目瞪口呆、手足无措，脑袋里空白一片，不知该如何处置。内容是这样的 : 杜云瑞一贯资产阶级思想严重，表现在很多方面。比如，三年前，我们入学的第一天，新生报到时，当着很多新生的面，杜云瑞指着我班王XX，对同级的聂老师说， 这是 81班王X的妹妹，你看她多可爱啊……。此大字报落款处是: 无产阶级革命小将。

虽然大字报上面对王XX网开一面，没有直接指名，而只道姓，但是 81班王X的妹妹 这几个字的特定暗示，我内心十分清楚，此王XX非我莫属。 如果上面意有所指的是别的同学，事不关己，我可能会没有太大的触动，也许会一过而丢弃脑后。可这是无中生有的强加给我的啊，当时，我愤怒的第一个认知是，造谣 ! 无中生有的造谣 ! 既然三年前杜老师是指着我说的，我这个当事人，却为什么根本不知道这件事曾经发生过 ? 杜老师说的那句话中的任何一个字，我耳朵里都没有听到过? 那年我刚十三岁，应该正是耳聪目明的时候吧 !? 再说，假如确有其事，当时在场的同学一定很多，朝夕相处的长长三年中，为何一次也没有听任何同学提过此事 ? 铁证如山，一定是无耻的造谣 ! 继而想想最近满校园的大字报，都是揭发批判校领导与教职员工的，捎带提到学生的地方，基本都是指学生群体的，没有一张大字报上具体意有所指个别学生的。而今天，摆在我面前的真实情况是，倒霉极了，我竟然奇葩的成为特例，被造谣内容捎带诬陷 “中标”，竟然上了批判老师的大字报。当时，气愤慌乱的我，没有往其他方面或深处想，脑海里只被造谣两个字冲击着，恨不得立刻找出造谣者，当众与之大吵一顿，让其乖乖的承认自己是谣言制造者。更恨不得让此大字报立刻彻底消失，几次上前，想一把把此大字报狠狠撕掉，但是看着周围三三两两的校友们，走来走去的观看着各处的大字报，我没有胆量付于行动，当时的形势下，怕被指责为是破坏革命的坏分子。当两个不熟悉的校友走过来关注此大字报时，我痛苦不安，还莫名其妙的有点心虚，逃也似地回到教室里，呆呆地的无声坐回自己的座位，脑海中依然是那张该死的大字报，觉得落款的无产阶级革命小将，一定是我班的一个或几个同学。对着教室里进进出出的三年同窗，我带着探究、怀疑的目光细看过每一个同学，总觉得也许就是他(她)，再看，又觉得不可能是他(她)，反反复复逐个猜测着。烦躁的坐卧不安，继而又走出教室，去到那张大字报处，还是想找机会撕毁了…。

那天的中午饭难以下咽，抬头看着天空一朵朵云彩飘过，幻想、期盼着“雷公”马上大发雷霆，天降倾盆大雨，淋坏那张胡说不道的大字报。当天下午，我依然不快的坐在寥无几人的教室里继续发呆，那张令人讨厌不安的大字报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这时，一位同窗告诉我，有人找你，我抬头一看，教室门口站着的是两位曾经对我有过热心帮助的学长。看到她们，我像见到亲人一样，心里更加委屈…。一向笑脸迎人的学长们一脸严肃，一言不发的带我到教学楼外人少僻静之处，我刚想向她们倾吐我的不快，期盼她们给与我帮助。她们却仔细的前后左右看看，见近处无人，不高兴的沉声责怪我，说你太不应该了，你为什么要上纲上线的给杜老师写那样的大字报? 杜老师随口说你那么一句话就是资产阶级思想? 你觉得杜老师是坏人吗？ 我手脚发凉，失望透顶，心情更加忐忑不安的赶快声明，不是我，大字报真的不是我写的，又气又急的我眼泪都掉下来，有点语无伦次的连声为自己辩解着，并且说出了自己心中的疑惑 : 从63年入学至今已三年了，我始终不知道有过此事，肯定是他们造谣诬陷，我十分委屈的尽力解释说，我正为此事很不快呢……。她们说如果真不是你，会是谁? 哦 ! 一定是曾经你惹其不快过的同学所为吧 ? 你心中应该有底吧 ……。有底? 底是什么? 天知道我惹哪位不快过 ? 两位学长最后安抚了我一会，看到我的心情稍有平静后才离去。

二位学长走后，我一团糟的心情雪上加霜，令我更加焦虑不安的，不再是气愤的急着去追查造谣者是谁，紧要的是如何才能不让师生们像两位学长一样，误会是我写大字报造谣诬陷杜老师的。更令我十分忐忑不安、担忧害怕的是，如果杜老师本人亲眼看到此大字报后，会不会也怀疑是我这个“当事人”，无端造谣、兴风作浪? 我岂不是有嘴说不清，在尊敬的杜老师面前，也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了。

此后几天，我总会不由自主地每天远远注意着谁在看那张大字报，杜老师是否看过? 记不得是第三天，还是第几天，怕什么来什么，我竟然看到了杜老师正在皱着眉头看着那张大字报，真是一波三折，防不胜防 ! 我很想上去给杜老师立刻解释清楚，但是，看看众多校友，杜老师与任何人都没有开口问此事，我多此一举的主动去解释，会不会让别人觉得是做贼的心虚。再说，反复考虑，也实在不知道该从何谈起，如何解释此事……。

　　此后，在被无端延长留校的两年中，校园里偶尔见到杜老师，杜老师依然随和自然的面对我们每一个学生，而我的内心总是充满歉意与不安…。1968年10月离校后的最初几年中，虽然很少再见过杜老师，但是，忙碌工作之余，特别是身处异地那几年，夜深人静，偶尔，一个人信马由缰的怀念往事时，这件事，有时还会像迷团一样，始终不解的在脑海里流过。

1978年，我从临汾市调回平遥，抽空会与三两同窗相随，一道去学校看望杜老师等恩师。而杜老师因为师母的腿疾与家人们的健康，也多次去医院，每次都会去我所在科室坐坐、聊聊。有时候路过或有事，也会去我家里，师母与杜老师在平遥工作的儿子也与我逐渐熟悉了。岁月沧桑，生活在继续，文革中的大小事随着岁月的流逝越来越淡化了。

现在，静下心来看，文革初期混乱中的那张大字报，只是很小很小的一件事，犹如文革初期校园里飘过的一粒尘埃，但是这微不足道的一粒尘埃，却曾压的我几乎喘不过气来。自己当时实在幼稚，有点焦虑太多，小儿科了。

事实的真相，我至今未知。随着年龄的增大，经过生活的洗礼，坦然面对一切，我对此事早已如风吹过，丢弃脑后了。

只希望那样历史再不要重演。

最后，愿远在天堂里的杜老师一切安好 !

徒 步 串 联 到 北 京

王振颖

1966年秋天，全国性的学生大串联已经形成轰轰烈烈 、不可阻挡之势。铁路上的客车满载着南下北上的学生，甚至车门外 、车顶上都是人；公路上东出娘子关西渡黄河的红卫兵自行车队和步行的队伍来来往往，红旗猎猎。

我和班里十几名同学经过商量，决定学红军长征，步行串联到北京，我们也要去见伟大领袖毛主席，要到北京取文化革命的“真经”。

　　于是大家凑钱、凑布票 ，买红布做队旗 、印袖章，到校文化革命委员会开介绍信，领粮票、预领步行串联补助。当时每天补助4毛钱， 其中2毛5分钱伙食费、5分钱医疗费、5分钱宣传费和5分钱的交通费（大概当时每人领了12元）。

　　在回到老家向父母告别时，大人们因为路途遥远不同意。三叔说：“旧社会我们坐两个轱辘的驴车还得走半个月，不用说是两条腿的小孩。”我只不过是回家告别，又不是征求意见。

有的人惧于困难退缩了，更有人勇于接受挑战，加入了我们的行列。1966年11月14日上午8点20分，我们“平遥中学长征红卫队”十名队员站在教学大楼前，面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像庄严宣誓：“我们决心走红军的道路，学习革命先辈的革命精神，继承革命先辈的光荣传统……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十名队员是：王振颖（原班干）、梁绍东（原团支部委员）、宋玉兰（团员、红卫兵）、高全芳（团员）、郝瑞梅（团员、原班主席）、赵喜林、毛森（课代表）胡一智、程国鼐（课代表）、王志仰。

　　我们就像解放军战士一样，背着被子、挎包，打着队旗，捧着毛主席像，每个人都背着块小黑板，上面写着毛主席语录、毛主席诗词，为的是鼓励后面的人克服困难，紧紧跟上，不要掉队。

我们曾于1965年“抗美援越”高潮时接受过简单军训，临行前又向有当兵经历的人讨教过，所以有了一定的行军常识。刚开始行军速度不能太快，一天的行军距离要控制在50华里以内……行军结束时，首先用热水烫脚，如果打了水泡，用头发十字穿过，以免再生……过河时先用石头或木棍试探深浅，即使河道没水，也不能多停留……

　　这是没有当过兵的人难得的人生磨练，是一笔难能可贵的巨大财富，足以享用终生。

　　宣誓完毕，在鲜红的队旗引导下，我们“平遥中学长征红卫队”十名队员雄赳赳气昂昂地踏上了步行串联到北京的征程。

第一天住祁县“红卫兵接待站”，第二天住太谷县招待所，第三天向榆次进发时，困难就多了起来。脚上打了水泡，只要停顿休息一下，脚就胀痛得难以挨地，我还得摘下树枝当拐杖。住在晋中地委第二招待所，在榆次休整了一天。18日从榆次出发，到寿阳段廷火车站开始进入山区。山区的黄牛特别多，地里是牛，山上是牛，拉车的也尽是牛，不由地联想到对勤劳 、朴实的山区人民“老黄牛”的赞誉。当天晚上住寿阳县羊头崖学校（当地人读崖为nai）。山村的小学生刚开始时用新奇的眼光打量着我们，很快就像老朋友一样了。

　　山区的人对“道”和“路”是这样分别的：能走得开马车的路叫“大马路”，只能通过一辆小平车的路叫“大道”，羊肠小道就叫“小道”了。

19日的时候，我们住在了昔阳县沾尚村（当地人把沾读作dian），那是一个公社所在地。我住在一位中年单身汉家，他的家里很整洁，对我们很热情，招待得很周到，第一次体会到了山区人民勤劳、朴实、厚道、好客的优秀品质。第二天一早出发，前往昔阳。当天郝瑞梅同学因为鞋不合脚，脚趾甲掉了，不能行走，只好改道坐车。当天住昔阳人民银行，在昔阳招待所就餐。

因为全国各地到昔阳串联的学生太多，接待能力有限，所以供应的咸菜来不及腌好，就捞出来吃，大盐块都没有化开。这是见到的第一个山区县城。它坐落在一个孤立的高地上，街道上排列着为数不多新建起的建筑物，只有一条宽度跟平遥的大街差不多的街道，而且短得非常可怜，一眼就能望到头。

11月 20日，我们前往闻名中外的大寨大队参观。一路上卡车、公共车、小轿车、吉普车川流不息，一队队的红卫兵朝着一个方向，一杆杆红卫兵队旗随风飘展，山崖的石头上到处是用石灰刷的“向大寨人学习”的标语口号。参观了大寨展览馆、登上虎头山、走遍了七沟八梁一面坡。要想在大寨劳动一个小时都不行，只有从北京、延安、井岗山来的以及少数民族的红卫兵才能参加半天劳动。全国劳动模范、党支部书记陈永贵接见了我们，他刚从地里劳动回来，取下缠在头上的白毛巾，拍打了中式衣裤上的尘土，开始给我们讲话。陈永贵文化低，讲话水平却出人意料地高。他用地道的昔阳话讲起来滔滔不绝、头头是道：我们大寨人天不怕，地不怕，阶级敌人更不怕！……我还是群众的长工、群众的勤务员……

　　陈永贵在1975年成了古今中外唯一不挣国家工资、只拿大队工分、头扎白毛巾的国家副总理。

1966年的11月份已是深秋，天气很冷，水面已经结了薄冰。但是晋东山区的妇女们穿着各色花布中式棉衣裤，甩着长辫子（文革初期的剪辫子风波并没有冲击到山区），提着竹篮 、荆条筐来到流水潺潺的河边，沿岸散开，把衣物铺在石头上，手挥棒槌，捶呀捣呀，翻过来折过去，一片欢声笑语。她们不用肥皂、洗衣粉，只用皂角（一种树上结的荚果，能去污），有的连皂角也不用，完全依靠棒槌。来自平川的学生真有点担心会把衣物捣烂的。

在山西有一首流传很广的民歌——“平遥的牛肉太谷的饼，清徐的葡萄甜盈盈，平定的砂锅亮晶晶……”吃过平遥牛肉，尝过太谷饼和清徐葡萄，就是不知道平定的砂锅怎么个好法。

在平定，可能是锁簧吧，见过一个砂锅作坊，老远就瞧见那银光闪闪的待运砂货了。最大的有四尺多长的长簸菈那么大，不知是干什么用的，有大锅小锅、砂壶等品种，反正用途很广。有的有水桶那么高、比水桶略粗，听起来人们可能不信，姑娘小伙们竟能用它挑茅粪上山；大小砂锅则像我们平遥一样可用来煎药、烧水、熬稀饭。平定山区的砂货随处可见，用途很广，废品利用别出心裁。塌了底的砂锅在房顶上垒起来能当烟囱，砂货碎片用来填车辙，有的甚至用砂锅垒成院墙，怪不得当地有“砂锅垒墙墙不倒”之说。看来平定的砂锅不仅“亮晶晶”，而且是“硬绷绷”。

　　11月24日，从平定中学出发，沿着盘山路，所经过的村庄在村口都立有村史碑，记录着光荣斗争史；大多数人家门上挂着“光荣军属”或“光荣烈属”牌匾，有的甚至两块都有。可想而知当年太行山区人民为了赶走小日本、推翻蒋家王朝、打倒土皇帝、保卫新中国付出了多少代价。晚上住在平定县槐树铺，在一中年夫妇家吃饭，给我们做了玉茭面面片，菜是能有尽有。我住在同院一位老大娘家里，邻居来了不少，坐在炕上，围着火盆，热情地谈论着。山里人打听平川的新闻，学生们问讯山区人民解放后的生活……山区百姓质朴的献身精神教育了我们，我们小小年纪步行串联的行动感染了老百姓，用房东老大娘的话来形容我们之间的感情是再合适不过了“咱们是一家人啊“。

　　1966年11月25日早上，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如同家人的槐树铺老百姓，朝北京方向进发。到了旧关，登上城墙，站在烽火台上，舞动队旗，尽情呼喊，雄伟壮观的太行山山脉尽收眼底，怀古思今，大有作诗的冲动。无奈人笨心拙，只会一手叉腰一手挥动——“啊……”，山谷间也随着“啊、啊……”。站在晋冀交界处深情回望，然后两眼向前看，就像跳远一样，一下子从山西蹦到了河北省。晚上住井陉县（育红）中学。吃饭时看到饭牌上写着：主食稀饭、馒头、饼子。离家多日，好久没吃饼子了，那就专吃饼子吧。谁料想井陉人管窝头叫饼子，并非山西的烧饼！所谓井陉县，实则县城在微水。微水的新建筑物较多，街道也比井陉平展。过了微水，沿路设立着许多饮水点，也叫毛泽东思想宣传站，渴了喝点水，累了歇歇脚，顺便大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11月26日晚上食宿于获鹿县人民银行（当地读获为huai）。接待我们的是一位刚转业的军人，非常热情，十分认真，已经备好了热水和床铺，第一次不用打开背包就能美美地睡上一觉了。（就在这一天毛主席在天安门广场乘车第八次接见红卫兵。心想，毛主席还会接见我们的。谁料想，这竟是最后一次接见红卫兵。）

11月27日中午，走出太行山区，踏上了一望无际的河北大平原，到达河北的新省会——石家庄市（所谓新省会，是因为原省会天津要改为直辖市，省级机关正在搬迁），食宿于石家庄二中（当时易名为“中国工农红军战校”），当晚给一直担惊受怕的年迈双亲写了一封平安信。

我们这伙人大都没有坐过公共汽车，很想过一把坐汽车的瘾。在市内，当一辆公共车停下时，不问它驶向何方，蜂拥而上。售票员问上哪儿，我们商量了一下说到百货大楼（初中生的智商是知道大城市肯定有“百货大楼”的），还没来得及掏钱，百货大楼已经到了。惹得满车人哄堂大笑，我们满脸通红，煞是尴尬，急忙挤下车来，笑得连腰也直不起来了……

接着瞻仰了肃穆的华北烈士陵园，有名有姓的山西籍烈士不少。当时暗下决心：为了无数革命先烈打下的江山永不变色，一定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当时石家庄的红卫兵已经分成了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各自散发传单，张贴标语，宣传车上的高音喇叭震耳欲聋，领喊口号的声嘶力竭，对阵助威的横眉冷对，简直就要打起来了。

　　在石家庄干过一件颇有“自豪感”、“成就感”的大事，现在看来却是十分荒唐、十分可笑，令现代人十分费解的蠢事。

　　几位队员一起到饭店吃饭，看到有一桌年轻人穿着花里胡哨、说话大呼小叫，把服务员指挥得团团转，于是怒火中烧，严厉呵斥那一伙痞子。并且跟饭店领导要来红纸笔墨，写下“勒令书”贴在墙上。“勒令书”批判了资产阶级坐享其成的腐朽思想和资产阶级大少爷的糜烂作风，并且勒令他们自己收拾盘碟，结清饭钱立即滚蛋。号召大家自己动手端饭端菜，不准再指使服务员干这干那。大家鼓掌表示支持，那几个年轻人灰溜溜地走了，服务员自然十分高兴。

　　殊不知，社会自有行业分工，饭店服务员就是为食客服务的，食客就是来享受方便的。但是，因为我们是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战士，生来就是要革资产阶级的命的，造资产阶级的反的，绝不容许资产阶级的丑恶现象在我们面前发生。现在的年轻人根本理解不了我们那一代“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的思维。用现在的话来形容是“脑子里进了水啦”。荒唐吧？可笑吧？愚蠢吧？

12月2号，从石家庄出发，经过正定县住宿在藁城县张庄村。出了石家庄，各路红卫兵打着各自的队旗，虽然语言有别，人有差异，但装束都差不多。大家互赠毛主席语录，交换宣传品，相互鼓励，互通信息，交流经验。有要到延安、大寨的，有同路的，沿路还碰到了不少军事院校的学生，他们跟我们一样缺乏锻炼，走得腿拐了，困乏了，都一样得坐下来休息休息。

　　12月3日，从藁城县张庄村到了当年打地道战出名的藁城县三邱村，听了当年武委主任和副主任的介绍。由于年久失修，地道已大部分坍塌堵塞，只能到当时战斗激烈的地方看了看。

　　又从三邱村到了无极县郭庄，那是一个民兵英雄的村庄。村中心矗立着怀抱地雷、肩扛长枪、手擎手榴弹、象征着人民战争的民兵群像雕塑。在群像前听了老民兵、老贫农以及民兵副营长的讲话。

　　晚上住在了郭庄中学的教室里。那里的学生跟我们一样，都离校串联去了，就睡在空荡荡的教室里。河北缺煤少炭，加上村庄里从来没有接待过如此众多的客人，晚上冻的睡不着觉。冻得没办法，就把掉下来的坏顶棚点着，结果是连冻带呛，一夜也没有睡觉，只是抱膝围坐，谈理想，想未来，总结一路走来的经验教训……一直聊到大天亮。

12月4日天一亮，赶紧离开冻得不能睡觉的河北省无极县郭庄中学，在河北大平原上一路前行，朝着北京的方向走啊走啊，眼看太阳就要被地平线扯下去了，我们还想再赶一段路程。到了一片沙滩地时遇到一位赶着铁轮牛车的老大爷要回钮店去，老大爷关切地跟我们搭话，劝我们跟他返回钮店住一宿，要不天黑了不好找路，容易迷失方向。他老人家怕我们坚持要走，反复地说：到了哪里也是家，到了哪里也是家……看看一眼望不到边的沙滩，再看看慈祥热心的老人，一股暖流在全身淌过，我们还能再说什么呢，只有遵命才能表达我们的感激之情。

　　跟老大爷返回定县钮店时，已经是掌灯时分。我们分开住在老乡家里。当时村里没有通电或是遇上了停电，记不太清了，用煤油灯照明。当晚吃了蒸红薯和烤红薯，第二天早上给我们做了红薯面面条（相当于咱们平遥的切板板），那面条光滑得很，到了嘴里不用专门吞咽，自己就溜到食管里去了。不说营养搭配，一年到头只吃一种食物，胃肯定受不了。但是房东说当年春天大旱下不了种，才都栽了红薯，只好一年到头以薯代粮。临离开时我们按规定放下钱和粮票，老乡再三谢绝，最后才用颤颤巍巍的双手接下了为数不多的钱和弥足珍贵的粮票。当时我独自暗想：农村老百姓的生活咋会是这样呢？毛主席他老人家知不知道距京城仅仅几百里的钮店老百姓一年到头在以薯代粮呢？在那个年代确实只能是“独自暗想”，万万不可跟人交流，哪怕是要好的朋友……

12月5日从钮店出发，住在定县清风店。清风店是一个大村，是区公所所在地，区公所下辖好几个公社，比我们平遥最大的生产大队大多了。第二天离开定县清风店，穿过望都、唐县、完县、满城县境，行经五个县份，步行八十余里，住在了满城县郎村。

　　天将黑，我们男生被领进一幢院子，房东正忙着收拾闲房，房子的窗户纸全是烂的，而且只有一扇门板——看样子主人刚得到要住红卫兵的通知。每到宿营地，吃饭倒在其次，热水洗脚、挑水泡最当紧。洗过脚、吃罢饭，打开自带的针线包，开始缝补衣裳；房东老大娘亲自给我们提来尿罐，又抱来一大抱干草，分成好几把点着后，伸到炕底下的洞里来回摆动——给我们热炕，因为他们没有煤。

　　自打11月25日进入河北一路走来，所见所闻确实与山西的风土人情有很多不同之处。

石家庄人以大饼油条为主食（他们管油条叫馃子），卖大饼油条的摊子到处都是，每个摊位前都排着长队，设摊的大都是回民，而且无论男女几乎个个都是大胖子，要知道在那缺吃少穿的上世纪60年代大胖子是很少见的 （可能是被油烟熏烤的结果）。

河北辽阔的大平原上最显眼的就是砖窑，这种古老的产砖设施到处可见，尤如一座座没有枪眼的矮碉堡，因为它是除村庄、工厂、树林以外仅有的地面凸出物。

河北农民的装束别具一格。老头儿头戴黑、白圆毡帽，身穿蓝、黑粗布棉长袍（也有夹袍），腰扎一条布腰带；小脚老婆婆头戴老式帽子、或用家织花布小方巾箍头，穿中式有襟袄（无纽扣、带襻）、中式裤（无裤襻的直筒裤），用带子扎着裤脚；从十五、六岁的小伙子到成年男子大都不留长发，光头上一律头缠白毛巾，衣服颜色以黑色为主，中式衣裤的材料可能全是家织粗布；姑娘、媳妇们都穿花色上衣，不少妇女穿着红底大花中式棉裤。在这些人身上保留了纯粹的“中国式”，毫无“西洋”味道。（估计这番情景，现在只能在影视剧中看得到了）。

生在河北的猪要比生在山西的猪“低一等”，山西人用谷糠、高粱壳等煮熟后喂猪，而河北的猪以吃野菜和粪便为主，它们被称为粪猪。在沿路的厕所蹲坑下面便是嗷嗷直叫的大猪、小猪。小猪仔发现有人蹲在坑口，便从底下爬上来，我们的一位队员曾被吓了一跳——不知道厕所下边是猪圈！以至于以后在饭店就餐时再不愿点带猪肉的菜了。

河北人积肥的方法也很特别，不是像我们山西农民那样一桶一桶、一车一车地掏大粪，而是把尿水之类另作处理后用荆条筐过秤计量记工分。（河北人冬天交队里粪(肥料)是没有尿水，因冬天冻成硬块了，就可放入筐里"。）

河北马车夫使用的马鞭比山西的马鞭要长得多，足有两米多长。即使坐在满载干草的最顶端，只要车老板一甩长鞭，足以打到辕骡、套马的脑袋，毫不费事就能起到调度指挥的作用。

12月7日从河北省满城县郎村出发，经保定、徐水、新城、涿县、房山县境，于12月11日住在著名的长辛店。听了“二•七机车车辆厂”老工人郭佳德的报告，参观了厂史展览。换洗了衣服，又理了发，准备干干净净进北京，接受毛主席的检阅。

给我理发的师傅解放初期曾在平遥火车站工作过，他关切地询问平遥的近况。不料，他话锋一转，说“你们平遥人太小气，蒸的馒头只有老太太的脚后跟那么大。”我的脸腾地就红了，好像是我做错了什么事。

12月12日一大早从长辛店出发，踏上了闻名中外的卢沟桥。我们被桥上千姿百态的大小石狮所吸引，被古代工匠的聪明才智所折服。有的抬头仰望天空，好像向苍天讨要公道；有的俩眼直盯桥下，似乎在监视永定河的动静；有的怀抱幼狮，在给它的孩子梳理茸毛；有的四目相对，就像在互诉衷肠……我们曾经尝试过好几次，数一数卢沟桥上到底有多少石狮，数着数着就乱了。说实话，卢沟桥的狮子真的数不清！在桥东的左边立着一通乾隆御书石碑，上书“卢沟晓月”。虽然我们不是书法家，总免不了对乾隆的书法大加赞赏；虽然我们不是雕刻家，对那栩栩如生的石狮却不得不拍手叫绝。这时候全然忘记乾隆是封建社会剥削阶级的总头子，那些石狮是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旧文化，面对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只有敬仰，没有批判，已然忘记了红卫兵的“历史使命”是“破四旧”……

　　那时候将卢沟桥更名为“抗日桥”，卢沟桥人民公社更名为“抗日人民公社”，虽然有点拗口，却能够提醒后人：1937年7月7日日军全面侵华从这里开始，勿忘国耻！

上午12点多，我们“山西平遥中学长征红卫队”打着队旗，背着背包，手捧红宝书（毛主席语录本），精神抖擞地来到了向往已久的伟大祖国首都——北京，来到了毛主席身边。我们要找“红卫兵接待站”，一位热心的三轮车工人为了给我们指路专门送了一程。在位于虎坊路劳动保护用品展览馆的“红卫兵接待站”，我们被分配到北京矿业学院食宿。北京真大，如果不是大公共车专门送我们，一南一北恐怕又得走大半天。到了北京矿业学院，凭介绍信登记，不收粮票、不要钱，就能领取就餐券。我们男生住在机电系大楼407号。

　　自1966年11月14日从平遥出发，开始了徒步串联到北京的历程，至12月12日历时29天，行程大约1500里。除去途中学习、参观8天外，平均每天步行70里地。因各种原因，我们“山西平遥中学长征红卫队”由当初的10名队员到北京时只剩7名了。

（“平遥中学长征红卫队”徒步串联到北京留念 ，前排左起毛森 高全芳 宋玉兰；后排左起胡一智 王振颖 赵喜林 梁绍东)

到北京的当晚，我们就迫不及待地决定第二天到天安门照相。因为这是梦寐以求的愿望，也是最容易办到的事情。

12月13日我们七位同甘共苦的同学打着队旗来到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中心——天安门广场。虽然不是人山人海，却也是熙熙攘攘，几乎全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和红卫兵。广场周围搭了不少蓆棚，以解决人们的大小手问题。排队照相的人很多，由于照相点也多，倒是很快就能轮上。随着摄影师相机的“咔嚓”声，我们天真、热忱、虔诚的面孔被定格在了那个特殊的年代。

　　每当我端详这张具有历史意义的照片的时候，就会想起大多数人所没有经历过的那些岁月。它给了我们磨难，但也锻炼了我们；它使我们失去了很多，但也收获颇多，使我能在困难面前有勇气有信心坚持下去，在崎岖曲折的人生道路上一直走到底。

我们七个人在后来更复杂更激烈的文化大革命斗争中，还算头脑清醒，虽然分别参加了两派组织，但都没有做过出格的事，更没有结下冤仇。到1968年春天，我们就自谋生路、各奔前程去了。后来其中至少有四人成了中共党员，我们中有农民、工人、职员、教师、公务员，孩子们都已成家立业，正在为第三代人服务，过着其乐融融的幸福生活。

那些日子里，我找到了在北京工作、定居的（堂）长兄振温，他在位于西单大木仓巷的北京西城区百货管理处工作。我第一次欣赏到了传说已久的电视节目，就是在大哥的单位，算是大开眼界。

　　我第一次见识“蜂窝煤”炉，是在大哥家，觉得比起老家的炕火、风箱火炉来是多么的方便省事。

　　我第一次听说大城市邻居之间的关系，是大哥告诉我的，觉得不可思议。他说：熟一点的知道姓什么、在哪个单位工作，见面说句话；不太熟的见面点一下头；不熟的就连头也免点了。

　　大哥、大嫂抽时间在家里招待了我，大哥家住在一个大杂院里，大家共用一个水龙头。大嫂是江苏镇江人，在亨得利钟表店工作。待人特别热情豪爽，对我就像亲小叔一样，就是盛米饭的碗太小了，只能放下一只大后生的拳头。为了给我的破棉袄打补丁，把大哥的旧衣服给拆了。直到现在，已经几十年了，我们一直在相互挂念，感情颇深。

我们集体参观过天文馆、动物园、天坛公园、故宫泥塑群像《收租院》。

　　我在人民公园（即颐和园）昆明湖畔单独照了一张纪念像。相片比我先到家。我回到家时，相片已被父母放入相框。当我第一眼看到时，简直就不相信那是我的身影。大高个儿细身材、圆溜溜的眼睛尖下巴，身穿父亲的旧夹袄，腰扎皮带，脚蹬“二鼻子”布鞋。父母自收到照片后就心痛不已。

我们到北京的目的绝不是为了走亲访友、游园观景，而是为了学习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在大风大浪中锻炼自己，接受毛主席的检阅。绝大部分时间用在了搜集传单材料、抄写大字报，参加大学生们的集会。

　　当时已有人贴出大字报、大幅标语、散发传单说“现在林彪也可以怀疑了”、“林彪算老几？”、“林彪靠边站！”……林业学院的学生李洪山因为在天安门广场散发反对江青、陈伯达的传单，被苏联电台广播了，他被当做反革命反剪双臂、额头触地挨批斗。

　　堂堂的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陆平、彭佩云也照样低头挨批斗。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参加了斗争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十万人大会。这次被批斗的是“文艺黑线”上的人物和“四条汉子”。最高级别的是陆定一，他是中宣部部长，负责宣传、文化的副总理。其他也大都是部长、副部长级的老干部。每个人脖子上用铁丝拴着的大木牌子上面写着名字以及对他们的负面称呼，名字用红笔打了大大的叉子。他们是：陆定一、林默涵、田汉、于（余？）立群、齐燕铭、林枫、夏衍。原高级党校校长林枫脖子上的大牌子有三分之一床板大，时间长了就站不住了，脖子架在木牌上，瘫倒在那里。（“四条汉子”是指哪几个人，时间久远记不清了）

　　由于光顾两条腿走路了，错过了被伟大领袖毛主席接见的机会，但是我永远不会懊悔这次徒步串联。因为在广阔的天地里、崎岖的山间小路上、偏僻的山庄窝铺中，在接触各种不同的风俗习惯、不同脾气性格的人群中，学到了课堂上、火车上无法学到的东西和知识，锤炼了一种特别的意志，打造了一种难得的精神境界。

12月27日晚上接到第二天中央领导要接见我们徒步串联红卫兵的通知，兴奋得连觉也睡不着。

28日早上天麻麻亮就起床，洗涮完毕吃了饭，带上分配的一份干粮水果，坐上专车，到达工人体育场，座位分配在第12看台。

一直等到中午12点38分，以周总理为首的中央首长出现在主席台上，全场立刻爆发出暴风雨般的掌声，欢呼声、口号声响成一片。中央首长在主席台就坐以后，掌声依然不绝于耳，当周总理起立挥手示意安静时，掌声更加热烈。

　　周总理、江青、康生、杨成武、刘志坚、李富春、吴德等分乘敞篷汽车绕场一周，跟全体长征红卫兵见面。当总理的汽车驶近我面前时，我激动得若无旁人高声疾呼，心情异常激动。没有经历过徒步串联的苦难、没有身临其境的人是难以体会和想象得到的。直到周总理等中央首长回到主席台时，才知道我的嗓子喊哑了，手掌拍麻了。

　　总理的讲话精力充沛，身姿特别吸引人，他的讲话不时被热烈的掌声所打断。

　　江青讲完话后，总理亲自指挥几十万红卫兵高唱歌颂毛主席的歌曲《大海航行靠舵手》。虽然只能够看清周总理的面目，没有近距离接触，但对他的崇拜之情难以形容。总感觉他像有一个强大的磁场在吸引你，就像一股神力在降服你。这绝不是神话。江青除不时地向大家挥手致意外，经常双手合十以表谢意，讲话的声调也很特别。大家不约而同的看法是：江青到底是演员出身，连姿势表情也与众不同。

在北京矿业学院住的舒服、吃的丰盛。虽然几十个人打地铺，但暖气充足；顿顿有猪肉炖粉条、鸡蛋炒大米、雪白的大馒头。想想在老家晚上睡觉冷得头皮发麻、住人的家里水缸冻得结了冰；想想老家连高粱面“擦圪蚪”、玉茭面窝头也吃不饱，在这里简直是神仙过的日子。但是少数大城市来的学生却不珍惜这样的生活，饭菜不合口味就倒掉，有的只吃馒头皮。你看造孽不造孽？

大楼里边的厕所是由穿着呢制服的教授们来打扫的，这在当时毫不奇怪。因为他们是“臭知识分子”、“反动学术权威”，就得劳动改造。

　　在同一间教室里睡觉的还有来自天津郊区的学生，不搞集体卫生就不说了。不刷牙、不洗脚，脚上有了泥垢就用刀子刮，而且他们睡觉还是一打一颠倒的。

　　同舍有一个来自安徽的学生，满脸麻子，根本不穿裤衩，晚上去厕所也是光着屁股。中央早已宣布解散全国的“红卫兵纠察队”了，他还顽固地戴着“红卫兵纠察队”袖章，趾高气扬。生怕别人不知道他有着比别人更“高贵的血统”。其实人们都在鄙视他。

　　有一位山西老乡，是五寨县人。连蹩脚的普通话也不会讲，黑色的中式棉衣棉裤显得比我们还土气，也不穿内裤、裤衩。但他毫不避讳出身不好的事实，他把“血统论”批得体无完肤，不由你不佩服他的胆识。

北京虽然交通发达，又从全国各地调来许多公共汽车，还是运力十分紧张。即使几分钟来一趟车，沿路各个站点候车的人仍不见减少。车还没有停稳，外地来的学生不顾一切往上挤，有的同行者被挤分开了，有的挎包被夹在车门外了，有的只上去了上半身。女售票员可真行，她脊背扛住最后一个，硬是塞进去了。挤得那些女生“妈呀”“娘呀”地直叫唤。北京人文明，他们默默地等待下一趟，也许是他们不敢惹恼“红卫兵”。（他们也可能在心里咒骂这帮外地来的学生，干扰了他们的正常生活）

可能那时候没有什么便宜水果可吃，北京人排队买冻柿子吃。柿子硬邦邦的，直接就咬着吃，我看着都牙齿直打颤。

东、西交民巷的各国大使馆的建筑是按照他们国家的风格建造的，由我国的警察站岗，不让靠近。而且都设有新闻橱窗，在宣传他们自己国家如何先进，人民如何幸福。可笑的是连印度这样的穷国也大言不惭地往自己脸上贴金。

　　在北京笑话闹的最多的是找厕所。在矿院操场看电影，跑遍四周也找不到个小便的地方，后来才恍然大悟，跟我们平遥不一样，人家的厕所在大楼里边。上街后找厕所，按老经验去钻小胡同，结果往往看到的是回民饭店或者是小吃部。而居民院子的门上大都挂着块牌子“本院无所”、“闲人免进”。

　　我们几个看到“民族饭店”，就觉得是各民族的饭菜都会有，想尝尝我们山西的过油肉、刀削面。进到旋转门才看清楚，戴着白高帽、穿着黑皮鞋的中国人在为西装革履的外国人服务，刀刀叉叉在洁白的台布上闪闪发光。看这势头不对，赶紧往出跑。

1967年的元旦是在北京过的。

　　山西的大字报贴到了北京，山西在行动。这些召唤着我们、吸引着我们。况且中央通知1967年六七月份继续大串联，“打回老家去，就地闹革命”，于是就连到天津的打算也放弃了。（后来才明白，所谓继续大串联是把学生疏散离京、减轻压力的妙招）

　　离京前几天，我们最后一次瞻仰了天安门，站在有警卫战士守卫的中南海门口，向毛主席告别。心中暗下决心：我一定要遵照您的指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天安门的东西两侧观礼台上有人贴出“炮轰周总理”、“打倒李先念”的标语，而“打倒余秋里”的标语，则用石灰刷在长安街上，一个字有卡车那么大。

在北京呆了27天。于1月8日凌晨3点乘坐87次列车返并。（并，太原的简称）我们真的是满载而归。一大包收集的传单、宣传材料被当做宝贝，我比别人多的是大哥给三叔家里带的白面大米和猪肉。

　　在回家的火车上大家都不瞌睡，议论着在北京的收获，想象着未来的阶级斗争。我们既是开玩笑，又是当真地说：咱们之中将来不知谁是保皇派，谁是造反派。果真，曾一起同甘共苦的的长征队员，一起在北京取经的革命小将，所走的人生道路不尽相同。

回到太原后，看看呆不得，就赶快回平遥。回到平遥已是半夜时分，在候车室坐到天亮。走得地方多了，第一个感觉就是平遥车站太小太土了，那个大个儿男值班员的平遥土话太难听了。

　　只有看到宏伟的平遥古城，才觉得平遥也有很多可爱之处。她毕竟是我的故乡，有我住过的窑洞、瓦房，有给我启蒙的老师，有教育我成长的中学，有我的亲人朋友……

这次徒步串联锻炼了我们自主自理的生活能力，培养了我们在学习工作中勇于克服困难坚耐不拔的顽强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