皈依寨村革命战争史回忆录

马到成功

　　故事从光绪二十五年义和拳“扶清灭洋”拉开序幕，讲述了英雄的中国人民不怕牺牲，抗击日寇的丰功伟绩。让我带您一起走进那血腥的战场，感受他们的金戈铁马生涯，梦回大唐去——



1899年10月（光绪二十五年），义和拳首领朱红灯率领平原、长清、高唐、茌平拳民千余人，在平原县苏集乡杠子李庄举行武装起义。改义和拳为义和团，树起“扶清灭洋”大旗。 

1900年1月27日（光绪二十六年），英、法、美、德、意等国公使照会清廷，以义和团、大刀会旗上书“灭洋”二字，要求剪除义和团、大刀会等。2月至3月，清廷命山东、直隶严禁私立会名，命地方官捕拿严办设厂练拳棒者。

1900年6月，由英、美、法、俄、德、日、意、奥八国组成的侵略联军，由英国海军中将西摩尔率领，从天津租界出发，向北京进犯。

1900年阴历7月20日，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慈禧和光绪帝出逃。八国联军侵略中国后，在中国土地上烧杀抢掠，无所不作。腐败的清政府战败、割地、赔款。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和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激怒了广大民众，义和团运动蓬勃兴起。丰润县七树庄义一位义和团领袖——纪庆丰，他关心国家大事，面对帝国主义列强劫掠和清政府腐败行为义愤填膺。当以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为宗旨的义和团斗争发展到玉田县鸦鸿桥时，纪庆丰毅然投奔那里的义和团首领王耀章，求教发动组织义和团的方法。纪庆丰回到家乡后积极进行宣传和发动，以前七树庄为根据地，同好友陈瓒一起组织发动义和团斗争，很快队伍发展到三四百人，投身到反帝爱国斗争的洪流之中。纪庆丰、陈瓒二人四处宣讲，发展壮大组织，同时亲自指导白官屯大黑马甸等地的义和团组织。在他们的带领下，全县三分之二的村庄都组织了义和团。就这样，义和团运动在丰润各地如火如荼发展起来了。皈依寨村的王兰海，九间房村的刘存堂、刘会堂、李凤云与邻村杨家峪的杨二华等人一起参加了义和团。由于皈依寨村的纱帽山与西北九间房村的洞子山毗邻，这一带山上覆盖了自然生长的松树，海拔不足200米，南北长在1500米以上，东西宽度约三四百米，并且在洞子山偏西北部有一个山洞，良好的植被及山洞作掩护，加上这里独特的地理位置，这样的地形地貌更有利于他们组织义和团活动。他们在这一带练功习武、实战演练，经常到外面与各地义和团广泛联络交流，协同作战。给帝国主义的培根势力——天主教、基督教以沉重的打击。当时丰润流行这样一首歌谣:“义和团本事高，马是快马，刀是快刀，看看毛子哪里镣。”

1900年阴历7月底，英俄联军与县清兵对我县义和团进行残酷清剿，由于清政府和洋人反动势力的镇压，当时许多义和团成员被他们杀害，义和团运动遭到了失败，丰润义和团战士被迫退回家乡。义和团在反剿杀敌战斗中，虽然斗争中表现特别英勇，但血肉之躯终抵不住八国联军的洋枪火炮，义和团不得不开始向北部山区撤退。当时有20多名义和团成员隐蔽在九间房洞子山的山洞里，敌人发现后，立即向洞里进攻，任凭他们的枪林弹雨都无济于事。于是敌人砍伐山上的松枝，塞进洞口，引燃熊熊大火，滚滚浓烟竟窜出洞口百米多高。就这样，20多名义和团战士为挽救民族危亡，在浓烟滚滚的火烤之下，惨死在洞里。

现在还能清晰看到被烧痕迹

1933年5月13日，日军进占了丰润县城，王官营地区也处于日军统治下。日军在烧杀抢掠的同时，在各地大搞“毒化”政策，他们利用日本浪人开白面馆、大烟馆和赌场，麻醉毒害丰润人民。那时很多扛活的，老实巴交的庄稼人参与其中，深受其害，造成赌风、迷信风盛行。为了揭穿日军的罪恶，中共丰润县委组织地下党员以办夜校的形式对群众进行教育，揭露日军推行“毒化”政策的阴谋，激发对日军入侵的义愤，又在此基础上，组织群众砸白面馆、大烟馆、赌场，打击日本浪人。随着1935年夏席卷全国的“一二 · 九”运动爆发以后，全国各地抗击日寇的热情不断高涨，把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赶出中国领土的呼声得到了各地群众的大力响应。

1936年夏，中共丰润地下党组织在王官营附近秘密组织了一百多人，砸了王官营赌局，在混乱中打死了日本浪人，沉重打击了日军的“毒化”政策。

我爷爷刘树生前在马头山挖河挖出来的小日本造的钳子，目前还保存在我家！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踏进了华北。同年10月，河北省委派李运昌到冀东任冀热边区特委书记。11月，省委委派红军干部李润民、孔庆同来丰润北部腰带山一带协助冀东地方党组织开办游击战争干部培训班，培训抗日暴动骨干。

1938年4月，中共唐山市委派共产党员谷云亭和李尚武等同志来王官营村，在村东路南苇子坑西沿以开“复生药房”为掩护开办中共抗日秘密联络站，秘密开展活动。昼伏夜出，打击汉奸、特务和日本、朝鲜浪人。并组织王官营及附近各村的抗日暴动工作。

1938年7月7日，冀东抗日联军副总司令李运昌发布命令，成立“冀东抗日联军第四总队”。在冀热边特委直接领导下，四百多名暴动骨干在丰润岩口举行暴动，由此震惊中外的冀东农民抗日武装暴动全面展开了。

1938年7月，随着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在冀东的党组织李运昌、周凤柱、陈狄、闫锡久等人组织的大暴动的时候，九间房村的张宽、李国林和皈依寨、丰富口等村的很多村民参加了暴动队伍。暴动发起后，侵华日军惊恐万状，调动力量，对冀东抗日武装进行了反扑。面对如此形势，上至党中央毛主席，下至冀东党政军干部战士，对今后的斗争策略不得不深思熟虑。9月中旬，八路军四纵党委在迁西莲花院召开有四纵各大队干部参加的扩大会议，商讨解决办法。会上，多数人认为：冀东是平原，又靠近平津和东北，交通方便，日军易于调动。另外，新组建起来的暴动队伍未经训练，没有青纱帐做掩护，暴动队伍难以应付，日军一旦进行大“扫荡”，主动坚持也有困难。提议留八路军少数部队配合地方人民武装坚持斗争，四纵主力部队和部分暴动队伍撤至平西抗日根据地进行整训（史称“西撤”），待明年回来开展冀东游击战争。会议最后决定：四纵队主力西撤，留下三个各一百多人的游击队，坚持游击战争。其他暴动队伍去平西整训，人数各路自定。

9月26日，党中央毛主席电示宋时轮和邓华，指示:“坚持冀东，创建冀东热边根据地，并给大部队创造各种有利条件。”。同时指出:“必须以高度的革命精神克服斗争中的一切困难……”，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前方也打来电话指出:“目前即将冀东与游击队大队撤到潮白河以西，将要发生许多困难，在行军中可能受到很大损失。并强调：只有到万不得已时，才可率主力向潮白河以西转移。”对以上这些关乎生死存亡的问题，冀东党政军领导们都在激烈地思考着。

10月8日，正值秋收大忙季节，在东、西胡各庄（过去统称“胡各庄”）、九间房、丰富口、皈依寨等村部都住满了正规部队。9日下午，八路军四纵队及冀东党政军主要领导进入了九间房村。这天夜里，邓华、李运昌、胡锡奎、高志远、洪麟阁、马辉之、姚依林、李楚离、王仲华、杨十三等人，在义和团刘存堂的屋里召开了会议，即“九间房会议”，进一步分析形势，讨论去留的大计。会议由八路军四纵队政委邓华主持。在九间房会议之前，邓华、李运昌、胡锡奎同志根据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和地方局八路军前方的来电精神，都同意坚持留在冀东，然而就在这两天里，邓华又接到司令员宋时轮从蓟县、平谷、密云发来的密电，敌人要兵分七路进攻冀东，蓟、平、密站不住脚，要求邓华同志带队西撤。

历史上著名的“九间房会议”遗址

革命者后代访谈录

　　九间房会议上，参加会议的多数人认为，在日军很严重的进攻面前，形势已经到了万不得已之时，于是决定四纵队主力和抗联部队全部西撤，只留下三个各有百余名的八路军支队坚守冀东。在部队撤退途中，因部队刚刚成立不久，缺乏组织训练，加上深秋以及缺衣少食...... 在这样的条件下，致使5万人的抗联队伍在西撤途中不断遭日伪军围攻、袭击，最后只剩下3000人。毛泽东等在11月25日的电报中对四纵领导提出严肃批评：“没有尽可能地保持并发展这一胜利，没有很好地团结地方党及军队，没有很镇静地应付那里的局面，以致退出原地区，军队及群众武装受到相当大的损失。”

1938年8月，冀东区党分委在遵化县舍身台举行会议，讨论建立抗日政权问题，为取得经验，决定自下而上先建立基层政权，而后再建立区、县政权机构。会议决定由丁振军负责管理政权工作，并且在丰润县北部皈依寨建立村政权的试点工作。

1938年10月，冀东武装暴动失利后，日寇对王官营地区的军民进行了疯狂的报复，于1933年至1942年期间，强征民工来实行他们所谓的“三里一碉，五里一堡”的封锁控制政策。在王官营地区主要地理位置修建炮楼、挖封锁沟、筑封锁墙、设据点......以封锁道口，断绝来往行人，禁止田间耕作；防止八路军突击、并且逐村清查户口，搜查抗日人员和物资。村子虽被日军占领了，但村民的抗日决心更加坚定了，斗争形式由公开转入地下。为了加强对群众抗日斗争的领导，组织王官营及附近十多个村建立地下党支部，然后自动组织起来，开展伏击战、阻击战。同时，为了方便开展工作，他们经上级党组织批准，领取了伪警察所发的“良民证”，以开饭店、做小买卖为掩护，在敌人据点内秘密进行抗日斗争。与此同时，村支部还组建了游击小组，随时随地铲除汉奸、特务，为游击队提供情报、站岗、带路，支持游击队的军事活动。

1938年11月迁西莲花院柳沟峪村会议后，抗联骨干分赴各地收拢失散的干部和队员，当年12月，集中了1400多人。经整编、组织，重新组建了总队、大队和小股游击队，活动范围仍以唐山地区北宁铁路以北各县为中心。新组成抗联第三总队，活动在丰润、滦县、迁安一带；原抗联第四总队，活动于丰润县腰带山大岭沟一带；原抗联第十三总队，活动于丰润县上、下水路和皈依寨一带。

1942年是日寇侵华最为疯狂、斗争极为残酷的年代，抗日战争处于最艰苦阶段。七区党组织为发展地方民兵组织，任命九间房刘氏家族第十九代孙刘旭永为民兵指导员。他和杨志富一起组织了两次伏击战，都把日本鬼子打得抱头鼠窜，龟缩而归。我村十八岁的刘淑珍妇女主任，组织妇女姐妹们参加村的妇救会活动；组织村民为冀东抗日的八路军做鞋，为在皈依寨村的伤病员拆洗被褥，烧水做饭，筹措粮食，为子弟兵站岗放哨等。



1944年9月，日寇进行了空前规模的大“扫荡”。10月16日，正在丰润县皈依寨村召开深入开展减租减息运动会议的中共冀热边特委、行署和丰滦迁联合县等机关，突然接到日军在丰滦迁附近大量增兵的情报。主持会议的特委组织部长周文彬同志立即决定南撤，转移到杨家铺一带。17日拂晓，夏庄子突然传来枪声和手榴弹爆炸声，住在李庄子的周文彬听到枪声后，走出院子，冷静地分析形势，命令二连指导员，抢占地形，接应夏庄子的同志，掩护机关和群众撤退转移。转移中为了弄清皈依寨、施家营方向的敌人情况，周文彬疾驰到杨家铺东山口，这时马蹄山响起了枪声，跑来的老乡讲焦家庄、皈依寨都有了敌人，他闻此命令后续部队和机关人员向毡帽山的东面转移，自己率警卫战士直接从山口奔往毡帽山。接近中午，他看到的敌人越来越多，转移部队四面受敌，形势极为不利，周文彬等几位领导简单商量后，周文彬说:“不要管我们，你们的任务是保卫机关和全体同志。”，自己主动留下来掩护部队、机关和群众转移。就这样，周文彬在敌众我寡的战斗中为了掩护前沿部队、机关以及群众撤退转移，不顾一切与敌人展开了殊死搏斗，历时十几个小时激战终于17日下午2点多钟，结束了战斗。周文彬在战斗中身负重伤，最后因流血过多而壮烈牺牲。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冀热边特委组织部长周文彬，冀东第四特委书记兼专员丁振军等430名干部战士，为了民族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用英勇顽强、不怕牺牲、勇往直前的精神，谱写了一曲气壮山河的战歌（注:周文彬烈士的详细事迹陈列在姜家营乡杨家铺革命纪念馆）。

杨家铺纪念碑

周文彬烈士由杨家铺迁石家庄烈士园

闫锡久、陈狄烈士墓位于郭庄子村

1945年10月，驻唐山国民党军开始大举进攻丰润解放区。中共丰润县委被迫由城关迁至王官营。

1945年底至1946年初，冀东军区卫生部下属的卫生处就设在皈依寨村，常住村里的是冀东军区卫生处处长陶永忠，所长刘颖。据已经过世的时任村治保主任的杨春清老人介绍说:当时有18名伤病号在村里各家各户养伤，因敌人的封锁，药品奇缺，致使16位伤员不幸牺牲。那些伤员牺牲后村民积极组织起来把他们妥善地埋葬在纱帽山的脚下，并为这些烈士们立了纪念碑（碑已经被文革时期破坏）。

1945年8月11日8时，李运昌司令员在大旺庄村收到了延安总部朱德总司令发来的第二号命令电报，命令现驻河北、热河、辽宁边区之李运昌所部，即日向辽宁、吉林进发，配合苏军作战，收复东北失地。冀东十五分区武装部长刘志民同志于1948年带领丰玉遵武装民兵和丰润县随军远征担架团赴东北参加辽沈战场，皈依寨村共有刘玉台、刘玉海等八个热血青壮年也积极报名参加了这场战役，主要是随部队抬担架、救送伤员、运送物资。

村干部、革命后代访谈纪

1946年8月底，国民党集中了16个正规师及地方武装13万余众，向我冀东解放区发动了全面进攻。敌94军一二一师三六三团于9月5日进军丰润县城。1948年12月12日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一部进入丰润，盘踞在韩城、车轴山等地国民党残兵望风而逃。至此，丰润县全境解放。县政府设在现在的韩城。于1949年4月丰润县政府迁至丰润东关。

据统计，为保卫自己的家乡，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皈依寨村共有19位烈士英勇献身，他们分别是王福忠……，还有很多不知名的革命者默默永远长眠于九泉之下了。

皈依寨村东山王福忠烈士墓

附：皈依寨村19位烈士名单

王福忠、杨连柱、王孟春、潘国强

张洪海、蒋秀山、李庆山、李长兴

顾守合、周玉柱、焦振堂、宋庆江

王福荣、杨庆山，陈 兴、刘广义

王会民、杨廷山、王洪奎。

皈依寨村的人民是英雄的人民，历史不会忘记那些为民族解放事业献出宝贵生命的英雄，希望后代时刻牢记历史，勿忘国耻，珍惜现在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要时刻牢记这幸福生活是谁给予我们的，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才能救我们的新中国。

注:

1.稿件推荐人：何健（王官营镇政府宣委）

2.稿件整理人: 刘钰强（王官营镇政府工作人员）

3.原始材料推荐人： 马信存、王化从、谷少东、谷孝峙、周学军等人

4.资料信息源：

一是中国共产党唐山历史第一卷

二是唐山丰润革命老区发展史《大事件》

三是丰润旧事

四是丰润浭阳名村

5.图片信息源：

基本上都是稿件整理者实地拍照，部分来源于其他资料。

说明:

由于稿件整理者水平有限，可能有很多地方写的有不妥在所难免，因此请喜爱我作品的朋友们多多谅解，同时由于作品属于历史事件整理，也可能疏忽了一些大事件和没有记载了一些革命者名字，还请烈士家属多多原谅。

最后希望各位朋友们提供更多的原始资料，稿件整理者将继续完善，力争把家乡过去的历史向后人如实展现出来，勿忘国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