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纪实小说《乔冠华和龚澎---我的父亲母亲》

小草

乔冠华和龚澎---我的父亲母亲的作者：

乔松都

前 言

本书作者为乔冠华和龚澎的女儿，作者以一个女儿的独特视角和挚切情感，为读者展示了乔冠华和龚澎的传奇人生和三十年风雨同舟的动人情感。

本书还首次披露了龚澎去世后，乔冠华晚年走过的沧桑，并讲述了所谓乔家的“家变”，作为乔冠华的子女一次回应了关于乔家“家变”的种种传闻。

乔冠华——新中国第四任外交部长，杰出的外交家。他才华横溢，被毛泽东称之为“南北二乔”的“南乔”（北乔为胡乔木）。

龚澎——新中国外交部的首任新闻司司长，外交部部长助理，杰出的外交家。她的才干，她的人格魅力不仅为她的同志所钦佩，也令无数对手所折服，周恩来说：“没有人能够代替她。”

　　作者乔松都以一个女儿的独特视角和挚切情感，为读者展示了乔冠华与龚澎的革命传奇人生和三十年风雨同舟的动人情感，读来催人泪下。作者还以生动的笔墨描绘了龚澎去世后乔冠华晚年走过的历程及家庭的变迁，这是乔冠华子女首次向外界披露这段引人关注而鲜为人知的故事。

　　

3月26日上午，中华书局和中国传记文学学会联合举办的《乔冠华和龚澎——我的父亲母亲》新书出版座谈会在首都大酒店锦云厅举行，50多名来自各界的领导、专家和媒体记者参加了座谈会。

书中以考古般细致的史料展现了上个世纪中国两位外交奇才的传奇人生和30年风雨同舟的动人情景。

引人注目的是，本书还首次披露了龚澎去世以后，乔家发生的重大变故，乔冠华的晚年沧桑，以及社会上流行的关于乔家的一些传闻的真相。

座谈会上,中国传记学会会长万伯翱先生和中华书局总经理李岩先生代表主办方分别致辞。

中国出版集团副总裁李鹏义发言祝贺这部书的出版。他说，乔冠华和龚澎作为我国杰出的外交家，对中国的外交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我们这一辈人都记得乔冠华在联合国大会上的开怀大笑，那是中国人民的开怀大笑。我们要学习他们为国家和人民奉献的精神。希望让广大的读者能够读到这本书。

中国作协名誉副主席邓友梅说：今天是特地和医院请了假赶来参加。看了松都的作品，我太感动了。

第一，感谢中华书局出了本好书，这是积德立功之举；

第二，我的家庭和乔家多少有点联系。岳父从前在香港时和乔共过事，我小时侯就听他说，龚澎是共产党里边最漂亮，有能干的人。

第三，我们有两代人的感情。这本书老伴和我抢着看，都看得掉眼泪。对历史有了一个客观的公正的评价。这本书对于历史的研究是一部不可替代的作品。作者的写作态度也是乔家道德修养的一个代表。现在书出的很多，但真正能够提高历史道德修养的并不多见。大家摸摸自己的良心，有没有这样的对社会对历史的态度。所以这一点是非常宝贵的。我愿意想向下一辈人，向社会上的青年人报告有这样一本书.

作协副主席陈建功带来了贺信。信上说：

我因出差不能与会，深感遗憾。我一直关注着书的出版，并为之深深感动，它让我们领略了卓越的外交家的传奇一生。我对本书的出版表示感谢。

这是一部感人的传奇，又是一部新中国的外交史。它展示了一代人为理想而奋斗的心灵世界，是近期传记文学最为重要的著作之一。

很难想象它是出自一个初学者之手。在此我谨向乔女士致以崇高的敬意。

文学评论家李柄银说：正如同周恩来所说，龚澎是没有人能替代的。她确实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女性之一。

这本书向大家展示了个人的视角，历史的眼光，写实的手法。

乔冠华和龚澎两位的人生经历，是历史过程不可替代的阶段。这不仅是乔松都个人对家庭的怀念，也是国家外交史的一部分。他们的人生道路将对今人选择人生道路产生积极的影响。

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傅溪鹏认为：

这是一本不多见的好书。我从60年代就从事外事工作，对乔冠华和龚澎很了解。

我非常欣赏这本书作者的写作态度，读后使人真正认识了乔冠华的为人和贡献。

龚澎是中国女性的精英，是坚定的革命者，也是家庭的主心骨。乔冠华是学者型的外交家，感情充沛，容易冲动。文革期间很多人都挡不住。龚澎却叫女儿来弹一曲国际歌，叫老乔来听，表现得非常坚强。乔冠华和龚澎夫妇无论在婚姻还是事业上都是一个典范。

原全国政协常委，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说：我觉得龚澎是一个很完美的人。

我的母亲和龚普生与龚澎都有交往。我父亲和龚澎在北京军调部一同工作过。乔冠华和龚澎是值得我们学习和永远怀念的外交家。

在这里我想说一下传记的重要性。传记、历史和文学是不同的东西。写传记，是要对党，对民族负责，要把历史搞清楚。听说有关部门正在准备对历史进行实事求是地分析，从陈独秀，王明，博古，张国涛，林彪，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等开始。我看这里边一是要搞明白是敌还是友？而是要分清楚有功还是过；一个人不能说有了错误就不能再提了。

对于历史，第一是真实，第二是真实，第三还是真实。传记文学一定要要担负这样的历史使命。

乔松都对大家的光临和关注表示感谢。她说：
我母亲去世时我才16岁。当时我就有一个心愿，一定要为妈妈写一本书。现在这个心愿实现了。
我从2000年开始动笔。前后用了8年。2006年写出初稿。要完全记录他们的一生，首先要收集档案资料。其实81年起我就开始积累资料，还需要大量的采访。这几年间我的业余时间全部都用在采访上了，共采访了50多人。其中像熊向辉，朱启明，刘白羽，龚普生等都已经过世了。我不仅从他们那里记录了一批老前辈的事迹和精神。他们的精神和鼓励也成为我写作的动力。在此，我想借这个机会，向他们表示真情地衷心地感谢！
我不是专业的作者，我没有华丽的辞藻，只有真实的感情。我力求真实，对每一个史实我都像一个考古者一样去印证每一件事。最后再次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

外交部副部长乔宗淮说：
经过艰苦的过程，克服了种种困难，我妹妹写的这部书终于出版了。
松都出生在朝鲜战争结束的前一个月。她从小文静善良，从来没有让父母操过心，钢琴也弹得很好。文革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松都16岁就去了内蒙插队。1970年母亲去世，对她是个巨大的打击，那年她才17岁。1973年父亲再婚，我们家庭发生了很大变动，松都从20岁起就开始了完全独立的生活。她很坚强，这一点很像母亲。就这样走过了30多年艰辛的路途。
这部书30多万字，它反映了老一辈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下开创的历史史实，很有意义。也反映了老一辈艰苦创业的历程。也写出了松都心中的寄存了多年的愿望。作为兄长，我很欣赏她做出的这份贡献。
今天出席座谈会的领导和专家有，郑万通，伍绍祖，王蒙，胡德平，朱佳木，乔宗淮，邓友梅，李朋义，徐海峰，万伯翱，傅溪鹏，李柄银，孟鸣，杨伟峰，宋以敏，马波，张洪溪等。

上篇 母亲龚澎
　　第一章 在颠沛流离中成长

　　在流亡中降生
　　1914年10月10日，日本东京湾最大的港口城市横滨，在一位追随孙中山的革命志士家里出生了一个健康的女婴。她天庭饱满，五官端正，一双明亮有神的眸子就像两颗晶莹的黑葡萄。按当地人的习惯，家里叫她“阿格”（日语：小女孩）。这个孩子就是我的母亲龚澎。
　　她排行老二，上面是比她大一岁的大姨龚普生。根据佛家“普度众生，慈悲为怀”的说法，姥姥、姥爷先为大姨取名“普生”，又为母亲取名“慈生”（又名庆生）；母亲在学生时代改用“维航”；参加革命后，因敬仰革命先烈彭湃而更名为“龚澎”。
　　1913年，灾难深重的中国处于一个巨变的时代。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统治，袁世凯却窃取了革命成果，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一大批革命先行者探索着中国的救亡图存之路，我的姥爷参加了辛亥革命和反袁护国斗争。讨伐袁世凯的战役开始后，姥爷在芜湖、长江流域树旗响应，并率先发布《讨袁檄文》：“今数其大罪与天下共弃之。”“二次革命”失败后，姥爷派“湖鹏”号鱼雷艇送柏文蔚去南京，他受到袁世凯的明令通缉，1913年深秋，在上海革命党人的帮助下，姥爷、姥姥带着刚满月的大姨秘密藏进一条运煤船的底舱，小船驶到吴淞口后，一家人登上了开往日本的轮船。在一个静悄悄的黎明，他们在日本横滨港安全靠岸，全家顺利脱险。
　　我没能见到姥爷，可从相片上看得出来，他身材魁梧，相貌堂堂，长得很威武很神气。
　
　姥爷龚镇洲
　　我的姥爷龚镇洲（原名龚镇鹏，1882—1942），是辛亥革命时期安徽著名的革命党人，安徽省合肥北乡古溏村人，祖上十四代高祖从江西迁入安徽。
　　北乡古溏村位于蚌埠、淮南、合肥三市之间，地处江淮交通要道，现今属合肥市长丰县。战国时有楚头吴尾之说，是南北文化交汇之处。长丰地势重要，自古以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抗战期间，新四军独立团在淮西与敌人进行殊死战斗并建立了抗日根据地，这片土地历来就是农民运动的策源地，素有“民风刚毅之乡”之称。
　　龚氏家族在合肥地区是一户大姓，姥爷自幼家境贫寒，家中只有茅屋三间，几亩赖以为生的薄田。太姥爷龚宗瑜平时一边在家中教私塾，一边种田务农。他为人正直，喜好书画,对史学颇有研究，国民党元老吴忠信当年曾是龚氏家塾的学生。
　　姥爷10岁就帮家里干许多农活儿，和兄长们一起担负着繁重的家务劳动。所幸的是由于有太姥爷执教私塾，农闲时可近水楼台，接受了“人之初”的基础教育。在家塾听课之余，他还阅读了大量进步书籍，接受了许多新知识和新思想，特别是康梁的维新思想对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他开始向往着一个更加广阔的世界，关注着国家前途和命运。
　　戊戌变法失败之后，姥爷结识了当地一批有志的青年，他们常常在一起聚会，共谋推翻满清政府之大计。为了掌握更多的军事知识，姥爷到江南将备学堂学习了一段时间。
　　1905年底，姥爷因在江南将备学堂被清政府指为“革命党人”而被捕，经同乡好友营救出狱后，由同盟会安徽分会主盟人吴谷介绍，加入了同盟会组织。不久，姥爷到安庆城外参加了李鸿章创建的新军。
　　1907年7月6日，姥爷龚镇洲和薛哲、倪映典等新军将士参与了安徽省警务督办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的武装起义,安庆起义失败，清军立即开始大规模搜捕革命党成员，为防不测，姥爷决定离开安徽。他身上揣着仅有的一元钱，手拿一把雨伞，背着包裹，从安徽出发，翻山越岭直奔保定府，徒步近一个月的路程，终于来到位于直隶省境内的保定陆军速成学堂。
　　新成立的军校不收学费，却要求考生具有一定社会地位和背景,恰逢本族一位堂兄报名后改变了主意，没有去考场，姥爷便冒名顶替参加了入学考试,并以优异成绩考入保定陆军速成学堂（后更名“保定军官学校”），成为这里的第一期学生，主修炮兵，与蒋介石同期同班。姥爷也从此改名为龚镇洲。翌年，蒋介石被军校保送去日本留学，姥爷则到安庆讲武堂任教官。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的消息迅速传向各地，担任讲武堂教官的姥爷正在准备响应之时，得知当地清政府驻军将奉命开往南京镇压可能发生的起义，姥爷迅速集合数十名士官生，趁黑夜潜入城内，待城外驻军刚刚开跋，便与清江城内守军激战起来，无奈寡不敌众，弹尽无援，姥爷跳入水中突围时不幸被捕入狱。在即将被处以极刑之际，几个属下士官冒死把姥爷从狱中带伤劫出，秘密潜往安庆。这次由龚镇洲领导发动的清江起义打响了苏皖一带响应武昌起义的第一枪。而姥爷的挚友吴谷却惨遭清政府杀害，在其慷慨就义时留下一首绝命诗：“来来去去本无因，只觉区区不忍心；拼着头颅酬死友，敢将多难累生灵。”
　　1911年11月25日晨，孙中山先生从法国马赛港乘船经新加坡、香港抵达上海十六铺金利源码头，正在上海养伤的姥爷和同盟会党、政、军各界人士齐聚码头迎接。后来孙先生专门召见了他，黄兴还把自己夫人徐宗汉的堂妹徐文介绍给姥爷，那就是我的姥姥，不久后一对有情人终成眷属。
　　1912年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以“不取奉薪，唯以北伐”为宗旨，在皖北成立了范鸿先领导的5000壮士组成的铁血军，姥爷担任陆军部第35旅旅长，掌理军务，他作战英勇果敢，被赞誉为“铁血大将军”。
　　姥爷出身农家，一生淡泊名利，不善权谋，不好张扬，后来曾在陈炯明麾下掌兵，因不习官场的勾心斗角及军阀作风，故退出军界，寓居上海。尽管如此，姥爷的意志并不消沉，生活也不潦倒。在历史的几个大转折时期，他都能追求进步，从不趋炎附势向权贵低头。
　　1941年春，姥爷从桂林专程来重庆看望他的女儿们，周恩来得知这个消息后,当即与邓颖超、董必武、叶剑英等人在红岩村设宴招待他。
　　周恩来详细地谈了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和政策，姥爷甚感欣慰，他感慨地说：“我的女儿在你们这里不为个人谋私利而是为公工作，她找到了寻求真理的道路，我是很赞成的。我已告诉她，不管遇到多大挫折和困难，不要后退，要坚持到底。龚澎在你们身边工作，我可以放心啦！”
　　周恩来曾经在某次会见外宾时向毛泽东介绍了母亲的家世，毛主席听后对母亲说,你的家庭是中国近代史的一个缩影。
　　
　　 姥姥徐文
　　我的姥姥徐文，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人。她生长在一个开放民主、文化氛围浓郁的大家庭。
　　香山是位于珠江三角洲南端的一个半岛，这里距广州和香港都很近，一百多年前就是一个开放的口岸。岛的西南岸是澳门，许多华侨当年就是从这里飘洋过海到日本和欧美的。当地人以讲广州话为主。
　　明清以来，这里涌现了一批在中国近代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国父孙中山先生的故乡就在这里。当年在上海成功经商的有不少广东香山人，他们吃苦耐劳，精明能干，富于创业精神，曾给予上海政界经济界显著的影响。洋务运动先辈徐润（号雨之，别号愚斋）是姥姥的伯父，他14岁跟随父母从老家香山经澳门来到上海做学徒，逐步升为副买办。此后创办了招商局轮船公司，成就了一番大事业。他还在香山创办了一所西学，并且积极推动向海外派遣留学生的工作。
　　1872年前后，徐润协助容闳向海外输送了中国第一批赴美留学的小留学生，生源大多来自广东。那个时代人们的观念还很保守，一般人家都不愿意把自己的孩子送到万里之外的异邦去。为了完成这30个名额，他们只有动员自己身边的亲朋好友去充数，其中有一位就是徐润的弟弟—我后来的太姥爷。他们一行人在容闳的带领下远渡重洋，在美国康涅狄克州等地就学。七八年之后又回到了祖国。这批小留学生中最出名的就是中国铁路建设之父—詹天佑。
　　而我的太姥爷在当时的招商局任职。除了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之外，在美国最大的收获是接受了西方的民主和文明，不为子女包办婚姻，女孩子一样上学堂。一位富家女嫁给了他，她认为受过西方教育的人不会娶小老婆。那就是姥姥的母亲。
　　最初姥姥家里是非常殷实的，上海的南京路上也有置办的产业。如果孩子们为大人做点事情，就会得到一个银元的奖励。
　　姥姥有一位关系很好的堂姐是做中学校长的，这就是徐润的二女儿徐婉珊。她用家中分得的遗产筹备了部分资金，在上海创办了“启秀女校”。这是一个以中西女校和圣玛丽亚中学为蓝本而建立起来的女子中学，聘请了很多知名教师。孙中山先生的秘书是学校的董事和顾问。校内还设有成人班和钢琴班，姥姥就在这所学校学习过。
　　姥姥从小就知书达理，写得一手标准的钢笔字，并且也懂一些英文。
　　封建时代的妇女都盛行缠足，可姥姥是幸运的，她的父母率先在自家废除了这一摧残妇女的封建习俗，因此我的姥姥是迈着一双大脚走向“共和”的；后来，她又迈着这双大脚走进了龚家大门。这在当时是很开放的行为。
　　后来不知是因为经营不善还是因为富家子弟不知努力，徐家家境逐渐衰落。姥姥的父亲晚年生活贫穷，每天给在上海租界法院打官司的人代写英文诉状为生。
　　姥姥的另一位堂姐徐宗汉是黄兴的夫人。1907年徐宗汉在马来西亚槟榔屿加入了同盟会，后受命回国秘密组建了广州同盟分会,并带动家人也参加了革命。后来她和黄兴一起参加了黄花岗起义。徐宗汉在武昌起义的炮火中抢救伤员，并冒险解救黄兴脱险。黄兴在一封写给徐宗汉的信里曾说，安得国民均能知，真正幸福由极痛苦中来也。这些思想给了后人很深的影响。
　　1916年姥姥和姥爷带着全家从广东来到上海的时候，徐宗汉也在这座城市。徐宗汉是个新派人物，妈妈小时最喜欢过春节给大人拜年，有一年母亲拉着大姨跑去给她们的二姨妈拜年，刚走到大门口，正巧碰到徐宗汉从家里走出来，她对孩子们说，二姨妈不过旧历年！红包没有得到，孩子们扫兴而归。
　　1927年徐宗汉接办了贫儿教养院，抗战期间移居重庆后仍想方设法安置贫苦儿童。1942年5月，母亲和大姨陪同周恩来、邓颖超等人在红岩村会见了她。此时，徐宗汉看到的是两个颇有抱负的年轻共产党干部，她高兴地对外甥女们说，你们姐妹是很有出息了！
　　姥姥与姥爷结婚后，生了五个儿女。兄弟姊妹团结互助，孝敬双亲，经常协助家里料理很多事情，每个孩子各有自己的特点：
　　老大龚普生，在上海出生不久便跟随家人流亡日本，三年后回到广东，先后在上海圣玛利亚中学和北平燕京大学读书。在家中，她是孩子们的首领。新中国成立后，大姨历任外交部国际条法司副司长、司长。1981年任中国首任驻爱尔兰大使。
　　母亲排行老二，她平时话不多，总是宽厚待人,从不搬弄是非，也不飞扬跋扈。对待一些小事她很能忍让，但是如果有人一而再、再而三地惹她，她会怒睁着一双明亮的大眼睛，来个总爆发，把所有的旧账一下子翻出来。凡是见过这场面，听过她怒吼之声的人再也不敢造次了。母亲属虎，姥爷因此送她一个绰号叫“二老虎”。
　　三姨徐畹球，幼年时过继给姥姥那位任启秀女校校长的徐姓堂姐。
　　老四是我的舅舅龚维禹，他是家里唯一的男孩子，也是老太太的宠儿。舅舅是一个非常聪明而忠厚的人，他和几个姐姐的感情很深，为了支持她们在外安心工作，他一直守候在老人身旁，担负起赡养老人的责任，解放后一直和姥姥生活在一起。
　　最小的是我的五姨龚慧生，曾被送到慈善堂寄养，不久后又被姥爷领了回来。大姨和母亲参加工作后，设法把她送到解放区的护士学校去读书，后来一直在山东省立医院工作。
　　姥姥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她积极支持姥爷的事业，支持女儿参加革命，常常在家中向晚辈们讲述岳飞、林则徐、蔡廷锴的故事。有一次母亲在家发高烧几天不退，姥姥心急如焚，忽然发现一只蜈蚣在床下一动不动地趴着，姥姥马上把它送到院子里放生，小蜈蚣很快就跑得不知去向。第二天，母亲的高烧奇迹般地消退了，老人信奉佛教，她认为这是放生的结果，善举必得善报。
　　姥姥重男轻女，特别喜欢男孩子。可偏偏她的女儿们都精明能干，所以，她就把女孩按男孩排名称呼，舅舅的孩子们用上海话称呼大姨和母亲为“大伯伯”“二伯伯”。
　　后来有人把龚家的四个女儿称为“最后的闺秀”。
从横滨到广东
　　母亲从她生命的第一天起，就与家人避难海外奔走四方，这似乎是预示了她的未来，将要在复杂动荡的国际国内环境中度过自己的一生。
　　横滨与上海隔海相望，她的原意为“水平的沙滩”，是日本最早的对外开放城市，历经内乱而不断复苏重建。
　　在旅居日本的日子里，姥爷继续追随孙中山进行革命活动，并把自己的一些旧部也召集到日本，当时东京湾附近聚集了一千多同盟会员。为反对袁世凯复辟称帝，姥爷还受老友蔡锷将军之邀，奔波于南洋新加坡等地，在华侨中积极为护国军募捐。姥姥拉扯着两个年幼的孩子跟着姥爷在异国他乡东奔西走，姥爷走到哪里，家就安在哪里。
　　给母亲印象最深的是，那时大人孩子都像日本人一样穿着木屐。
　　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被迫发表声明宣布取消帝制，在此之前，姥爷已秘密携家人经南洋返回祖国。
　　母亲的童年是在广东度过的。广东是姥姥的故乡，也是母亲在祖国生活成长、留下深刻记忆的第一个地方，粤语成为她的母语。几十年后，母亲都没有忘记家乡话，只要遇到知音，她总是不由自主地讲起了广东话，那里有太多童年的记忆：碧海蓝天，群鸥飞翔，孩子们光着脚板在沙路上跑来跑去；在古老的榕树下，他们唱着童谣《月光光》；郁郁葱葱的南国四季如春，凤凰花、木棉树，还有满街的槟榔和木瓜。儿时经常听母亲讲她小时候在广东生活的有趣情景。每当听到那些半音节的“鸟语”，总有一种挥之不去的亲切与熟识的感觉。
　　我的三姨和舅舅都是在广东出生的。
　　1917年秋季，姥爷被以孙中山任大元帅的军政府任命为粤军支队司令，1920年他出任虎门要塞总指挥，守护着祖国的南大门。
　　从1921年起，母亲进入广州的小学上学，后来她又随全家来到汕头市，并在当地学校继续就读。
　　姥爷是个清廉的人，到了广东他就东奔西走忙于公务，却没有更多的精力好好安置自己的家。姥姥带着大姨、母亲、三姨和舅舅四个幼小的孩子过着简朴的日子，当时家里的生活并不富裕，更不能说是衣食无忧。
　　母亲说,他们全家曾住在阔亲戚给工人住的一间旧车库里，那房子靠着大门口，一碗热茶水泡米饭是孩子们经常吃的午餐。那是一段颠沛流离的生活。
　　1921年4月孙中山被选为非常大总统，5月广东革命政府正式成立，设总统府于观音山麓。打倒列强，分田地，那时的广州到处都洋溢着高涨的革命气氛。母亲在这风光绮丽的南国和大革命氛围中度过了她的童年。
　　有一次姥爷带着大姨和母亲一道去总统府办事，正巧在那里碰上了孙中山先生。孙先生身穿深绿格子的长袍和姥爷亲切地交谈着，还抚摸着孩子们的头问长问短。这一幕深深留在她们的记忆里。
　　孙中山先生一直是很器重姥爷的，但孙中山和粤军总司令陈炯明的关系逐渐出现裂痕，姥爷曾多次劝告陈炯明而收效甚微，为避免矛盾，他终于退出军界，“太息而去”。

未完待续

后 记

秋高气爽，天色湛蓝的10月10日，这一天是我的母亲龚澎的诞辰日。傍晚，我一个人不知不觉走到了北京东城区一条普通的街巷—报房胡同，低墙矮树小路，灰楼老宅旧物，一切如故。1957年至1973年间，我们一家就住在胡同里的一座宿舍大院中，这是爸妈在北京居住时间最长的地方，也是我们一家四口最后的家。院子里三十几家大使级干部是我们的老邻居。

　　一走进这条胡同，我的心就无法平静下来，那是充满阳光和激情的日子，30年刻骨铭心的记忆和思念齐涌心头，往事历历在目，爸妈的音容笑貌栩栩如生浮现在眼前。

　　那是妈妈——

　　优雅的身姿，浓密的头发，两颗钻石般的眸子闪动着智慧和真诚，眉宇之间有一种比美更豁达的气质。

　　妈妈的身旁是一个高高的身影，清瘦的脸上架着一副秀郎镜，开朗的神情，洒脱的笑容，他和妈妈长得有几分相似，这是我的爸爸乔冠华。

　　1971年他在联合国的那张“乔的大笑”的新闻照片，成为中国人民重返国际舞台的象征，而他大笑背后的动人故事却鲜为人知。

　　爸爸妈妈是一对“天生丽质双飞燕，千里姻缘革命牵”的恩爱夫妻，也是我和哥哥的好父亲、好母亲，他们携手并肩相濡以沫走过了30年的风雨春秋。

　　建国之初，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长亲自点将，妈妈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爸爸任部长助理，他们双双驰骋在新中国的外交战线上。每当世界上发生重大事件的时候，院子里总有几盏彻夜不眠的灯，人们经常透过书房的窗帘，看到爸妈和同事们忙碌的身影……

　　时光飞转，当年的门庭若市车水马龙已是明日黄花。沧海桑田，遥望双亲，往事如梦。只有老屋前那棵丁香树，虽然早已过了开花的盛年，却依旧在根茎上生出苍绿的枝叶，车库旁繁茂的紫藤萝散发着幽香，我站在寂静的老院子里，恍如昨日。

　　爸妈留下的许多动人故事已在时光隧道中流逝，然而青史留痕，在共和国诞生与成长的画卷中，仍然可以清晰地发现爸妈的身影，找到他们耕耘的足迹。当年周恩来为外交部女同志树起的那面旗帜至今仍在许多老同志的心中飘扬。

　　在夜色中，我遥望着无际的星空，看！那两颗闪烁的星星就是爸和妈！他们在遥远的天国正关切地注视着我。爸爸妈妈，你们看见了吗？我又回咱们家了。我一直在寻找你们，我又来到咱们的老屋前，等着你们下班回来。

　　什么时候我们全家可以重新团聚？什么时候我可以像天下所有的女儿一样，可以在除夕之夜守候在自己年迈的老父老母身旁？现在，我的身边又多了我的儿子——您们的外孙。我希望他能够了解他的姥姥、姥爷这一代人是怎样工作和生活的。

　　人海茫茫，天地两相隔。

　　爸和妈，你们听到我的声音了吗？我有很多话，是从心里流淌出来的！

　　我想一个人静静地倚在你们身边，轻轻地为你们朗读我为你们写的书，悄悄地倾听从遥远的天国传来的回音……

　　我听见了！那叮咚的泉水声是妈妈亲切的回答！

　　我看见了！苍翠的松柏在悠悠地晃动，那是爸爸在会意微笑地点头！

　　我感觉到了！那柔和的春风像是爸妈的大手抚摸我的头。

　　爸和妈，在你们身边，我心里很踏实很温暖，就像一只快乐的小鸟，愿我和你们在此书中重逢！

乔松都：《母亲的眼神》----作者乔松都是乔冠华和龚澎的女儿。她的哥哥乔宗淮跟她爸一样，做过中国驻联合国全权代表。兄妹俩都不喜欢继母章含之。在他们的回忆文章里只字不提章。

乔松都17岁那年，正值“文革”时期，母亲含泪病逝；历经一些家庭变故后，而立之年的她再度失去了父亲。从2000年起，乔松都开始寻访父母的足迹：在父母抗战期间工作过的重庆曾家岩50号，讲解员的一声问候“你回家了”，让她热泪盈眶；在档案馆、资料室发黄的卷案与胶片中，她再次目睹了父母在重大外事活动中神采奕奕的形象。

“我享受以这种方式和父母重逢”，相比于父亲，乔松都更愿意谈母亲。“母亲是一个有大爱的人，不论怎样的狂风暴雨都无法摧折她的信念，她那坚定的眼神体现了一种超越美的豁达。”

1973年8月底，乔冠华搬离报房胡同的家，并按规定将这里的住房交回外交部。此后，乔松都和哥哥一度被迫远离父亲，最长时间曾3年没有见过面，“当时我们被一种看不见的力量隔绝了。”

1974年，“文革”后期，国内政局诡谲，同年6月，乔冠华被任命为外交部部长，两年后被免职。“父亲在极其复杂的历史时期，陷入了一场复杂的政治漩涡中。”乔松都坦言，当时听闻一些传说，很震惊，在她眼中，父亲性格耿直，历次运动总因为说一些过头的话而受批评，当遇到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问题时，他却常常感到束手无策。

此时，乔松都和哥哥又默默回到父亲身边。乔冠华曾对身边的人说：“在我最红的时候，我的孩子离开了我，但是在我最艰难的时候他们又来到我身边，还是自己的孩子好啊！”

母亲人生的重要启蒙教育来自我的老爷龚镇洲。他是安徽合肥人，出身贫寒。年轻时身上带着仅有的一元钱，徒步从安徽走到保定报考陆军速成学校，主修炮兵，成绩优异。毕业后被任命为35旅旅长，他追随孙中山参加辛亥革命，是同盟会会员。“二次革命”失败后姥爷遭到袁世凯通缉，全家连夜逃往日本，第二年母亲诞生于日本横滨，她是家中第二个女孩儿。袁世凯倒台后姥爷才得以回国，被孙中山任命为虎门要塞总指挥。后来他退出军界，寓居上海，一家人过着和睦而清贫的生活。

1933年母亲考取燕京大学历史系。1935年12月9日，北平学联组织近万名学生举行抗日救国游行，燕京大学出动了6个大队，每队90人，母亲是大队长之一。那时，我的大姨龚普生也在燕大读书，她们和一批向往真理为民族献身的青年知识分子经常聚集在埃德加?斯诺夫妇家中，探讨救国图存之道。根据斯诺的建议，母亲和大姨在燕大临湖轩主持了一次外国记者招待会，有十个新闻报刊的记者出席。她们正义和激昂的勇气、流利的英文，使得中国学生主持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开得十分成功。母亲与斯诺的友谊也由此延续一生。

母亲于1935年加入共青团，1936年在燕大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3月，母亲在即将毕业之际，看到了刚刚发表的斯诺的《红星照耀下的中国》和200张陕北照片，还有苏区的小电影。母亲把英文原稿中精彩章节译成中文，在燕大同学中传阅。1938年初。母亲决定和几个同学经香港奔赴延安，走时没有告诉家里真实的去向，但姥爷已猜出八九分，姥爷对母亲说，你认为你选择的道路是正确的，就不要回头。

1938年3月，母亲成为马列学院第一批学员，在这里她见到了毛泽东等革命领袖。在7月的一次活动中，她第一次为毛泽东做英文翻译。1938年9月，母亲前往太行山《新华日报》编辑部工作。路上她恰巧与彭德怀同行，边走边谈。最后母亲被留在太行山八路军总部，担任秘书工作。

1939年8月，她与曾在德国留学8年、同在秘书处工作的刘文华结婚，30天后母亲便奉中央之命调往重庆。1942年5月日军进攻太行山在反扫荡的行军途中刘文华因病无药医治而牺牲。

1940年在重庆时，母亲除了担任周恩来的外交秘书兼翻译外，还是代表团的新闻发言人，每天都要和很多外国记者打交道。在周恩来的领导下，母亲勇敢机智地周旋在他们中间，利用一切机会做工作。一位美国友人回忆说，当时他在重庆接触的人当中，印象最深的就是周恩来的助手龚澎和王炳南。他说龚澎才华出众，举止大方而洒脱，和她交谈没有拘谨之感，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他对共产党人原有的印象。国际友人爱泼斯坦在谈到母亲时说，她的个人魅力的确是吸引人的一方面，但是更多的是外国记者可以从她那里听到许多事变和真话。

1942年7月，我的姥爷在桂林病故，晚些时候母亲病愈后才得知刘文华伯伯已先于姥爷去世，她难过得蒙着被子在床上睡了一天。后来邓妈妈去宿舍看她，周恩来又找她谈话，给了她很多鼓励和支持。

1942年末，我的父亲乔冠华来到重庆，他在曾家岩50号见到了早已仰慕的周恩来同志，同时也第一次见到我的母亲。1943年9月母亲父亲结婚，朋友们戏称“断肠人找到了心上人”。毛泽东称他们是“天生丽质双燕飞，千里姻缘一线牵”。1944年我哥哥宗淮出生。他们把孩子放在周公馆门口一个笼子里，谁有时间谁就帮着照看，周恩来有时也来抱抱孩子。

1949年新中国成立，母亲在外交部担任第一任情报司《新闻司》司长。35岁的母亲是当时正司级干部中惟一的女性。

母亲对人宽厚，严于律己，时过境迁几十年，当年的老同事还都记得和她在一起的那些难忘日子。在家里，母亲和父亲都喜欢听古典音乐，特别喜欢肖邦的《军队波罗乃兹》。我父亲是个书生型的革命者，他和母亲在一起，可以说是相得益彰，珠联璧合。我们一家四口是令人羡慕的温暖之家。

1960年斯诺冲破种种阻力重访中国，周总理指定母亲负责接待工作。1965年毛主席接见斯诺时，仍是母亲父亲陪同斯诺走上天安门。

英籍作家韩素音对新中国感到陌生，她把自己的困惑写信告诉母亲，母亲真诚地邀请她来中国看看。1956年经毛主席周总理批准，韩素音终于来到中国采访。经过母亲的引见她见到了周总理和邓妈妈。以后每年她都来中国，母亲常常和她畅谈。

1954年和1960年，母亲两次出席日内瓦会议，1964年跟随周恩来总理出访亚非14国，担任新闻组长和首席发言人。每当总理接见记者时，母亲都用简短的语言介绍出客人的背景和政治态度，使总理很快就掌握了情况。周总理有时候让母亲坐到他的车里，一路走一路与母亲谈工作。

正当母亲的事业蒸蒸日上时，1966年文革来临了。母亲父亲遭到了批判。母亲在被批斗时还要爬上6楼打扫厕所，她常常坐在楼梯上休息，此时她的健康状况迅速恶化。在一次外事会议上周总理问，龚澎来了没有，你过来坐在前排，龚澎你怎么可能是三反分子呢？！还有一次母亲高血压，医院给她开了三天假，可只获准休息一天，周总理得知后立即通知让她休息五天。

那时我们家被抄了两次，在门前刷的大标语前，母亲让我们贴上毛主席语录，勇敢，坚定，沉着……并照相留念。对此母亲很乐观，她对我说，我给你爸做了一套棉衣棉裤，如果我们不能继续做外交工作就全家到乡下去，我和你爸可以在农村教书。只要咱们全家还在一起就是幸福的！1968年哥哥下放到东北农村，1969年我下乡到内蒙，母亲每周都写信给我，希望我尽快成长。半年之后她病倒了。周总理曾亲自来到病床前为她把脉。

当她躺在医院的病床上看到我出现在面前时，高兴地对护士说，女儿来了我的病就好了一半！母亲非常希望我学医，可是她却因为脑部第二次出血再也没有看到她的女儿成为医生的那一天。

1970年9月20日，不到56岁的母亲永远离开了我们。父亲悲痛欲绝。一年之后的9月，父亲作为第26届联大中国代表团团长在联合国讲坛上为中国人扬眉吐气，在那张“乔的大笑”照片的后面，有一双明亮深邃的大眼睛默默地注视着我们，那是母亲。

1983年9月22日，我的父亲也走了。往事如烟……如今我常常对我的儿子说，瞧，天上那两颗眨着眼的星星是姥姥和姥爷，他们看着你在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