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羊城晚报》上发表的文章汇编

郭敬泓

目 录

汇编说明……………………………2

父亲的纪念册………………………2

“籴”与“粜”……………………4

赤脚学子……………………………4

补瓷器………………………………6

附录…………………………………8

外婆的故事…………………………8

儿时的“骑马打仗”………………11

一个儿童眼中的

广州解放前后几天……………13

大板车………………………………15

广州铁路史话………………………16

亲历50年代的教育改革……………23

广州人的跳舞史……………………25

汇 编 说 明

《羊城晚报》自2005年5月22日（星期日）开始，逢周日在《晚会》版出版《羊城沧桑》专版，其目的，是因为过去广州的“文史资料集中于表现政治军事领域，对文化领域、民俗领域、生活领域如百姓的衣食住行等景况绝少提及，”“而当前特别需要抢救记录近代广州真实社会的生活，从清末、民国，直迄改革开放前夕这个历史时段之内，因为见证人或后代尚在。”作为地道的广州人，我在广州这片故乡的土地生活了6０多年，责无旁贷地应该将曾经亲身经历的或所见所闻，提供给《羊城沧桑》专版，以尽一个广州市民应尽的责任。几年来，先后有多篇稿件被采纳刊登。为便于保存，特将所发表过的文章汇编成集。

所发表的文章有用笔名“晓雯”，亦有用本人真名的，特此说明。

郭敬泓

2009年8月





父亲的纪念册

晓 雯

近日读得本版刊登的老读者岑桑《几历沧桑说广州》一文，对文中建议：“当地的报纸能开辟诸如‘羊城往事’之类的专版，刊登一些旧照片，并为读者展现昔时广州的众多事物”，“展示旧日风物世情让人们缅怀过去，舐尝来自湮远年代的文化余津；历史上的光辉记录让人们为之感奋；屈辱的留痕让人们悲愤之余寻思振作；展览愚昧而荒唐的往事情景，则是为了让读者们回眸几十年前那段愚昧而荒唐的历史之际，再一次给予那些丑陋的日子以鄙蔑的冷冷一笑！”笔者读后深感所言极是，建议极好。不由想起近日在整理父母遗物时，发现了一本70多年前父亲年轻时的纪念册。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惜时广州青年人中的一种文化现象，值得我们回味。

这本纪念册已不完整，已没有了封面和封底，相信那是为了躲过那个愚昧而荒唐的年代而能保存下来，父母将其“化整为零”，仅将有内容的页面保存下来。

尽管我父亲的一生平凡之极，可以说是没有什么亮点值得炫耀的，但从这本记录了上世纪30年代这个特定时期一班青年人心声的纪念册中，我隐约看到我的父亲年青时，在他周围曾经有过一班热血的青年。

在这本纪念册中留下手迹的都是我父母的同窗、朋友，大概都是在1933至1934年前后写下的，那是我们国家处在内战不断、日本侵略野心昭然若揭的危难时期。

且看其中有一位写道：“××兄：民国廿一年七月余自旧都南还，一年容易，喜相逢，又是暑假时节，堪念。莽莽神州几经战后，金瓯残缺，煮豆燃箕，尽沈志士丹心碧血。整顿乾坤，还仗君努力，韶光驹影及时毋忘鞭策。横宇，羊城。”

另一位用铅笔写着：“国难临头！吾辈岂能袖手？拼将头颅一掷把中华国救；沙场枕戈胜枕美人玉手；渴饮倭奴血如醇酒；杀向扶桑三岛去！灭绝天王后裔才罢休！民廿二，五，十五。天奴狂言。”（如下图）

　从以上的题字可以看到，当时的他们都是胸怀报国之志、满腔激奋的青年。

　　从以上的题字可以看到，当时的他们都是胸怀报国之志、满腔激奋的青年。

　

注：本文2005年5月17日星期二，以电子邮件发给《羊城晚报》晚会版“羊城沧桑”专版责任编辑杨柳的邮箱。2005年7月10日星期日刊登在《羊城晚报》晚会版“羊城沧桑”B4版右上角。全文连标题753字。

“籴”与“粜”

晓 雯

看了10月9日《羊城沧桑》“广州口语”栏目刊出的《烧柴荷，糶白米》一文，倍感亲切，若不是看到该文，作为老广州人，真的差点忘了这久违的坊间口语。它所伴随着的真实历史生活的记忆，又浮现出来了。

因为文中说的是“去粮店买米”，应为“糴”字，今已简化为“籴”。而“糶”为“卖出粮食”的意思，今已简化简化为“籴”。故正确的说法应为“烧柴荷，籴白米”。“籴”字的汉语拼音是di'，广州话读作“笛”；“粜”字的汉语拼音是Tia'o，广州话读作跳”。

注：本文于2005年10月25日星期二中午，以电子邮件发给《羊城晚报》《羊城沧桑》专版责任编辑杨柳的邮箱，作为“广州口语”栏目稿。刊登在2005年10月30日星期日 A16版《羊城沧桑》专版“读者回响”栏目上，全文连标题220字。

赤 脚 学 子

晓 雯

时下，广州的中小学生，如果有谁斗胆赤脚上学的话，一定会被看成是“另类”，学校也一定不会让其走进校门。不过，上世纪60年代初以前的广州的中小学生中，不论男女同学，赤脚上学却是司空见惯的。

记得当年从小学至高中毕业期间，我等广州的莘莘学子，每年自5月初至11月底，无论行街、体育运动、远足（旅行）和返学，不少都是赤足而行，自称“赤脚大仙”，戏说双足为水陆两栖武器。学校规定学生上学服装要整洁，却没有规定不可赤脚上学。这是广州作为大城市，有别于北方城市的一道独特风景。

广州当年之所以有“赤脚学子”现象，一是那时一般家庭的生活水平都比较低，孩子较多的家庭，能省下孩子的购鞋款，就是节约一笔不少的开支。二是广州的天气，温暖炎热时间较长，尤其夏秋季节，烈日和雨水天气较多，光着脚板既不怕日头晒，也不怕水浸街。

本文所附照片，就是笔者1961年高中毕业参加高考后，暑假等放榜时与同班学习小组的同学到越秀公园拍下的。且看照片中光着脚的三位“准大学生”，显得多么自然而悠然自得，他们就在第二天，都成了国家重点学府的学子了。

　　 广州上世纪60年代的“赤脚学子”

注：原文及照片于2005年10月25日以电子邮件发给《羊城晚报》“晚会”版《羊城沧桑》专版杨柳编辑，作为该专版“麻石小巷”栏目稿。本文经编辑部修改后，刊登在《羊城晚报》2006年6月4日（星期天）“晚会”版《羊城沧桑》专版（B3版）的“复活记忆”栏目上。全文连标题451字。另外，编辑部在所附照片上增加了说明：广州上世纪60年代的“赤脚学子”。

补 瓷 器

晓 雯

上世纪40年代，我住在广州诗书路的一条小巷内，经常透过大门上的“趟笼”，见到一些小商贩、收买佬、修理师傅挑担沿街叫喊如同唱歌，边喊边兜揽生意。收买佬唱的是“收买烂铜烂铁”，通坑渠佬唱的是“通坑渠，整厕所、化粪池”。还有一种行头不多（只有一个小木箱和一个小凳子），唱着“补瓷器、瓷碗、瓷碟”，这是补瓷器的师傅了。

那时侯一般的家庭都比较注意节约，一些裂了或破了的名贵瓷花瓶或瓷碗碟，都会请补瓷器师傅补好再用。当时不到10岁的我，对补瓷器手艺印象特别深，原因是一种好奇心。无论是邻居，还是我家大人请补瓷器的师傅来，我都会认真细看补瓷器手艺操作，所以，至今隐约还记得补瓷器的全过程。我觉得与其说是补瓷器，不如说他们是“钉缝瓷器”（见下附图）更合适。

补瓷器的过程第一步，由师傅判断能不能补。只有裂纹的瓷器是一定能补的，如果打破了、破碎了，就不能补。能补的，师傅也要检查裂件是否齐全，因为碎后的瓷片拼接起来如果仍有缝隙的话，仍可能漏水，就没有补的价值了。工具主要有一把手拉钻、一些小铜铆钉和一把小铜锤子。那手拉钻其实非常简单，就是由两根相互垂直的木杆构成，上下向的直杆是钻杆，杆的下端装有一个细小的钻头，水平杆是拉杆，通过一条细绳绕住钻杆，左右一拉，钻杆就旋转（以前的木匠也经常使用这种类似的拉杆钻）。铜铆钉与我们现在常用的订书钉相似，不过铆钉身呈扁菱形。补时用手拉钻在裂纹或拼接缝的两侧，按铆钉钉间的距离钻两个小孔，手艺高超之一就在于钻的小孔绝对不能穿透瓷片。然后，镶上铆钉，用小铜锤轻轻铆紧铆钉，这手艺高超之二是小铜锤既要能铆紧铆钉，又不能因用力过猛敲碎了瓷器。当沿着整条裂缝或接缝一定的距离（约5-10毫米左右）都铆上铆钉后，这条裂缝或接缝就补好了。瓷器整个补好后，如果是花瓶、盛饭菜的碗碟，还要用水试试漏不漏，有漏水现象就继续铆紧铆钉，直至不漏为止。

随着各种新型黏合剂的出现，要补瓷器的人少了，这个行当，自上世纪50年代初开始就逐渐式微了。

　　附图:

　　注：本文于2007年4月29日以电子邮件发给《羊城晚报》“晚会”版《羊城沧桑》专版杨柳编辑，作为该专版“我经历的行业故事”栏目稿。后于2007年5月21日配上自画的附图重新发给该栏目。经《羊城晚报》“晚会”版《羊城沧桑》专版编辑修改后，连同所附图，刊登在《羊城晚报》2007年6月24日（星期天）该专版（B3版）的“我经历的行业故事（征文选登）”专版上（全文连标题816字）。

附录

█ 读者回响

本人年逾古稀，是贵报的长期订户和忠实读者。对《羊城沧桑》版非常欣赏和赞许，每期都详细阅读，许多往事历历在目，回味无穷。如刓布、补瓷器等都亲身观看过，这些往事都是现在的年轻人难以想象的。所以我认为将这些往事记录下来，并加整理出版，留给后世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是非常必要的。感谢你们为广东人民做了一件大好事。 口 何伟光



注：本“读者回响”刊登在2007年9月2日（星期日）《羊城晚报》B3版“晚会”《羊城沧桑》专版上。

外婆的故事

郭敬泓

清朝末年，朝廷腐败无能，致使民不聊生。广东四邑、南番顺和梅州、潮汕等地区，不少人因此被迫出国谋生，我的外公就是那时到了中美洲的巴拿马。先是打工，后来经商，虽然出国前他已成家立室，但多年在异国他乡奋斗，认识了一位巴拿马籍的西班牙裔的姑娘，名叫罗·特里莎（Lo Teresa），后来就成了我的亲生外婆。在国外谋生的华侨娶外国女子为妻，其实并不稀奇，但对这些华侨家庭的后人来说，就成了一种特殊的“海外关系”了。

我的外公毕竟是个中国人，一脑瓜子还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传统思想，在与我外婆结婚并生下了大女儿和二儿子（即我的三姨妈和二舅父）后，就带她回中国广东开平老家。外公再次回巴拿马继续料理生意时，骗我外婆说到香港办点事，几天就回来。直到几个月后，外婆一天洗蚊帐，发现外公放在蚊帐穿竹竿孔里的纸条时，才知道丈夫又回到了巴拿马，这一走就是几年。可怜我的外婆，一个外国年轻女子，生活在异国他乡，语言不通，举目无亲，饮食习惯和宗教信仰不同（我外婆信奉天主教），其困难程度可想而知。尽管外公后来还多次往返中国和巴拿马，但始终没有带外婆回过巴拿马的娘家。

由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通信、交通十分落后，外婆在巴拿马的兄弟对远赴万里之外的妹妹毫无音信，十分牵挂。但每次都只见外公一人回到巴拿马，而且每次都说他们的妹妹在中国的情况很好。逐渐，兄弟们得不到妹妹的确凿消息便心中生疑。终于有一次，兄弟们忍不住把外公给扣住了，并决定见不到妹妹或得不到妹妹消息之前，不准外公回中国去。迫于无奈，外公只好请回过老家的同乡证明外婆在中国的情况，同时捎信回老家，让外婆带着孩子们到香港照了一张合影寄到巴拿马，于是，就有了以下（附图一）的照片。照片大约是1915年照的（照片上的文字是后加的），那时我母亲（左1站立者）已5岁。因为是照给外婆的兄弟们看的，所以他们全都穿着“洋装”。

外公晚年回国后，与外婆定居在广州。1935年，在我出生前几年外婆就去世了。听母亲说，外婆在中国生活了几十年，除了依然信奉天主教外，各方面都逐渐与中国妇女同化了，执掌着一个华侨大家庭的日常事务，非常能干。从母亲留下的外婆晚年的照片可以看到（见附图二），她头上梳的是广东农村妇女习惯梳的发髻，穿的是唐装或大襟衫。听母亲说，外婆还能说一口流利的开平话和广州话。在外公的大家庭里，由于有了一位西方女子当家，使一些封建家庭的习俗得以改变，比如在家里提倡男女平等，鼓励女孩读书接受新文化教育和参加社会活动，教子女们唱歌跳舞，同意子女自由恋爱等等，这些改变无疑是给封建大家庭带来了一丝新鲜空气。尽管外公的子女及后人许多都继续侨居海外，但由于语言的障碍，在外公回国定居后，其后人与外婆家人的联系就此中断了。

附图一：为了证实自己还活着，外婆带着她的孩子照了张合影从广东寄到巴拿马

附图二：我的外婆已是典型的广东妇女打扮

注：本文及所附照片2007年8月5日（星期日）以电子邮件发给《羊城晚报》杨柳编辑，作为《我家的“海外关系”》征文稿。经编辑修改于2007年8月12日（星期日）刊登在《羊城晚报》B3晚会版《羊城沧桑》专版《我家的“海外关系”》栏目上。全文连标题1108字，同时刊发了两张照片（编辑为照片加了说明：“我的外婆已是典型广东妇女打扮”和 “为了证实自己还活着，外婆带着她的孩子照了张合影从广东寄到巴拿马”）。本文入编以《羊城沧桑》稿汇编的《羊城后视镜》③一书214页“我家的‘海外关系’”栏目第一篇。

儿时的“骑马打仗”

晓 雯

上世纪40年代后期到50年代初，因家庭的多次搬迁，我曾分别在广州大新路市立十六小学、诗书路六十五小学、净慧路八十八小学和大德路私立仁济小学读过书。这些小学体育设施都非常简陋，只有一些体操软垫、缆绳、跳高支架、竹竿之类的简单器材，甚至连一个篮球场都没有。如仁济小学的校舍，就在大德路临街的两搭半的三层楼房里（该楼房现在还在），体育课只有上“天棚”。

乒乓球虽是室内体育项目，但那时小学没有推广和普及，体育项目多为拔河、跳绳、爬竿、爬绳、立定跳远，在体操垫上做俯卧撑、仰卧起坐、颈臂倒立甚至是叠罗汉等，有时也跳鞍马，有沙池的学校还可以立个单杠，仁济小学就是在天棚上铺体操垫，支起跳高架上体育课的。

那时，体育课最时兴一种叫做“骑马打仗”的体育游戏了，（如下图）四人一组，其中三个人成“品”字形站立，后面左右两人的右手和左手分别搭在前面一个人的左、右肩上，形成“马背”；后面左右两人的左、右手手指张开，分别与前面一个人的左、右手张开的五指紧扣，成为“马”的左右“脚踏”，第四个人可以踩着“脚踏”坐上“马背”。玩时两组之间让两匹“战马”靠近后，“勇士”之间可以用双手互相推、拉或扳，“马匹”或左或右，或进或退，或摇头或摆尾与之配合，能将对方“勇士”拉下马者为胜方。这种游戏比较激烈，易摔倒，既需要体力又要有技巧，所以多为男孩子们在沙池或体操垫上进行。如今，我已成了爷爷辈的老人了，惟恐失传，特用拙笔描出“骑马打仗”的大概图样（如附图），以供我等当年的学童们回味。

附图：“骑马打仗”

　　注：本文原名《儿时的体育课》（全文连标题933字）及附图于2007年7月2日（星期一）以电子邮件发给《羊城晚报》杨柳编辑，作为《羊城沧桑》版《我家的衣食住行》专题征文。2007年8月6日（星期一）重新制作附图连同原文重发给杨柳编辑。经编辑修改，于2007年9月2日（星期日）刊登在《羊城晚报》B3版“晚会”版《羊城沧桑》专版左下角“麻石小巷”栏目上，改名为《儿时的“骑马打仗”》（ 全文连标题629字）。

本人为文中绘制的附图“骑马打仗”入编以《羊城沧桑》稿汇编的《羊城后视镜》③一书202页“我家的衣食住行”栏目的插图。



　　一个儿童眼中的广州解放前后几天

　　 郭敬泓

　　1949年广州解放前夕，我刚九岁，正上小学三年级，家里租住海珠北路仓前街一小巷内的一个大户人家的房子。大约10月份开始，学校已经停课，因而有闲到处玩耍。解放前后几天的广州，留给我的印象是那么的深。

　　 用纸条将家里的玻璃贴上米字

　　由于国民党当局的宣传，一般的广州市民都不太了解共产党和解放军，对于政权即将变更存在着恐慌心理。一时间，大人忙着抢购油盐柴米，以备战时所需；小孩帮着大人把报纸剪成条状，将窗上的每块玻璃都贴上一个米字，以防战时轰炸震坏玻璃。家里有人在外的，都想方设法通知其尽快赶回。

　　大街上，车辆极少，人们总是手拿肩扛，行色匆匆。在海珠北路、静慧路一带，常见路边有人手拿一叠港帀，一抖一抖地弄得“刷、刷”地响。那是黑市招揽兑换钱币。黑市金融之所以猖獗，是因为国民党发行的钞票如同废纸，市面通常使用港币、银圆，甚至还有用香港邮票作货币使用的。

　　海珠北路口与惠爱路交界处，横跨街面已用碗口粗的杉木筑起栅栏，恍如绿林中的山寨大门，仅中间空了几根杉木留作白天的通道。旁边站着几个上穿白“笠衫”，腰束宽腰带，下穿黑胶绸裤，似练武的人，对马路虎视眈眈，他们每人腰间都别着左轮手枪。想必这些都是街道商铺和居民自发筹款采取的自卫措施，以防战时城市真空，盗贼乘机抢掠。

　 　“派克”金笔被士兵抢了

　　解放前夕的一天，我曾溜达到中山纪念堂玩，看见纪念堂前的广场上，有大量的国民党士兵在列队操练，那是国民党溃退时沿路招募或拉来的壮丁。

　　10月14日早上，市面气氛尤见紧张。惠爱路上，只见大队国民党兵源源不断地自东向西撤退，溃不成军。士兵们肩扛步枪似挑担，挂着包袱、行囊等。我哥哥的一个初中同学在路边观看，被突然过来的一个士兵一把抢走了胸前别着的“派克”金笔。

　　记得广州解放那天（1949年10月14日）下午，曾隐约听到过几次爆炸声，下午五点左右的一次爆炸，印象特别深。当时我正在厨房，突然一声惊天动地的爆响，整个城市似地动山摇，厨房向北的一扇没有扣住的窗户在来回地扇动。事后才知道那是国民党军队撤退前炸毁海珠桥时的爆炸声。从傍晚到入夜，大人们都极度紧张，不准我们睡觉。然而，整个城市漆黑一片，显得特别宁静。直到深夜，隐约听到北面方向有过零星枪炮声。我困得实在熬不住，便进入梦乡。一夜无事，广州就这样被解放了。

　　 我看到敌特发射的信号弹

　　我家所租住的房屋，是大户人家，一家老少早已出走，仅留下三奶、四奶看房子，空出的大量房间后来被解放军借用。我家就和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132师中的一个团部成了邻居。

　　解放军的官兵很快就成了我们小孩的朋友，他们教我们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解放区的天》、《我们的队伍来了》等歌曲。他们都很年轻，大多来自北方，听不懂广州话，有时到市区里办事，就拉上我给他们当粤语翻译，但是我的北方话水平也很差。有一次他们要买栗子，我听成了要买荔枝。他们不时会讲战斗故事给我们听，他们说，部队南下到达韶关，原计划准备休整几天，但因为国民党军队已撤离广州，为了广州城区的安全，只好马不停蹄地长驱直下解放广州。进城当晚，战士们已疲惫不堪，为了不扰民，就露宿在广州街上的骑楼下。

　　广州解放后，市面很快趋于平静。但是，防空袭、跑警报却经常发生。一遇到防空警报，住在我们那里的解放军战士就立即背上“三八”枪跑到天台，我们有时也跟随其后观看。

　　当时，敌特活动很猖狂。一天傍晚，在天台我看到那些从隐蔽在楼房、树木角落里射出的彩色信号弹，“省略号”似的一串串划过城市的上空。占据制高点的战士一旦发现发射信号的敌特，可以立即击毙。记得一天晚上睡觉前，我们正和解放军战士们聊天，突然听到仓前街方向有枪声，随即听到有人大声嚎叫，战士们马上持枪前往。他们回来后告诉我们，部队发现了特务活动，特务已被击中腹部。由此可见，当时与国民党潜伏的敌特斗争之激烈。

　　不久，我家就搬离广州。我还曾给同住的解放军战士写过信，可惜没联系上。到1952年我家搬回广州，再到原住处找他们时，部队已经离开了那里。我很怀念儿时的这些解放军叔叔。如果有缘再见到他们，我和他们一样，都已经变成了老年人。

注：本文原名《广州解放在儿时记忆中的片段》，合计1790字，于2009年6月30日星期二，发给《羊城晚报》晚会版《羊城沧桑》专版梁力责任编辑，经编辑修改后改名为《一个儿童眼中的广州解放前后几天》，合计1657字，刊登于2009年8月16日星期日《羊城晚报》晚会版《羊城沧桑》专版头条上。



大 板 车

郭敬泓

上世纪50年代以前，广州市内的客货运输工具十分落后。记得孩提时候广州市内的马路上汽车很少，客运虽有巴士，但线路只有为数不多的几条，的士也不普及，黄包车成了人们的主要代步工具。市内的货运汽车亦十分罕见，那时量大的或大件货物以及搬家等运输，主要是靠一种叫“大板车”的来承担。

大板车是靠人力牵引的货物运输工具，速度奇慢，运输效率极低，在当时广州机动车辆很少的街道上尚可使用。大板车的结构十分简单，一个长方形的铁制车架，上面铺有木版乘载货物，车架前后左右的外侧边焊有插竿孔，插上木竿或竹竿再用绳子捆牢，以防货物倾倒。车架下面为两轴轮对，前轴可以自由旋转，便于转弯，后轴为固定轴。车轮为铁制辐条式，轮辋外包有（轮胎）胶皮。大板车行进时由一人拉着前轴伸出的牵引竿在前面引路，车的后面和左右视装载货物的多少和重量配若干人推动前行，亦可用绳子栓在车架上在前面拉。拉大板车的人亦称“咕哩”（苦力），兼任装卸工作，是一种重体力劳动。

“咕哩”们的工作和生活十分艰苦，故绝大多数“咕哩”都是男的。他们拉车时往往都是光脚赤博上阵且大汗淋漓，故每人肩上都挂一条毛巾或大的方形棉布，用以檫汗和搬运时垫肩用。我也曾见过个别拉大板车的女“咕哩”，也亲眼见过有“咕哩”在大板车边上挂着腊鼠干（不知那是田鼠还是家鼠干），也许这就是他们最好的营养品了。

解放后，大板车行业已逐步消失，现想找一张大板车照片亦十分困难，特根据回忆绘出一张近似图样（如附图所示），以供我等六十开外的广州老人共同回味。

　　注1：本文原文字数733字，连附图“大板车”于2009年8月13日以电子邮件发给《羊城晚报》梁力编辑，作为《羊城沧桑》专版《昔日行业》栏目稿。本文经《羊城晚报》“晚会”版《羊城沧桑》专版编辑修改成后，连标题630字，刊登在《羊城晚报》2009年9月27日（星期天）该专版（B3版）的“昔日行业”栏目上。

注2：本文刊出后被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主办的《半月选读》杂志2009年第21期第83页转载”。被“中国记忆论坛”（www.memoryofchian.org）于2009年10月收入“广东>从老明信片和老照片看——昔日的广州风土人情（二）”栏目中。



广州铁路史话

郭 敬 泓

广州始建铁路的由来

广州修建铁路，始于中日甲午战争结束后，美、英、法、德、日、俄等国，竞相争夺修筑铁路权而开始的。最初是在清光绪二十二年九月初三（1896年10月9日），恭亲王奕訢召见了督办铁路大臣盛宣怀，批准其面呈的筹办芦汉铁路说帖中的第一条：“请特设铁路总公司，先造芦汉铁路 其余苏沪、粤汉等处亦次第请展造。”清政府同意了美国索取的粤汉铁路和广三铁路修筑权，英国索取的广九铁路修筑权。

但是，因当时国力衰竭，缺乏资金，无力动工兴建粤汉铁路。当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美国华美合兴公司向中国驻美公使伍廷芳提出粤汉铁路修建权的时候，经清政府大臣盛宣怀奏请清廷即获批准，由驻美公使伍廷芳签订了《粤汉铁路借款合同》，确定由该公司筹款400万英镑负责修建，两年完成。翌年勘测后，该公司以原估价过低，又于清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十七日（1900年7月13日），由中国驻美公使伍廷芳在华盛顿签订《粤汉铁路借款续约》，改为借款4000万美元，工期改为五年，议定先修粤汉铁路省三支路（广州至三水）。于是，省三支路于清光绪二十七年十一月（1901年12月）开始动工，由此揭开了广东铁路建设史的一页。

光绪三十年十月（1904年11月），美国投资者合兴公司因内部人事变动和集股不力等原因，私售股票三分之二与比利时东方万国公司，背弃了《借款续约》第十七条：“不得将此合同转与他国或他国之人”的规定，致使清政府朝野上下，舆论哗然，湘、鄂、粤三省绅民强烈要求废约，收回粤汉铁路修筑权。清政府遂派铁路总公司参赞福开森（美籍）前往美国查询真相，指令驻美钦使梁诚查照办理。几经周折，于光绪三十一年五月七日（1905年6月9日），由梁诚与该公司订立了赎路草约，赎价675万美元，其中300万美元为省三支路勘测筑路费用，375万美元为废约损失。光绪三十一年七月二十九日（1905年8月29日）由湖广总督张之洞与美国华美合兴公司订立了《收回粤汉铁路美国合兴公司售让合同》，至此，该公司在华的所有产业、器材以及开矿特权，一律回收。这一做法为收回路权开创了先例，对其他省起了推动和鼓舞作用。

之后，湖广总督张之洞主张铁路官办，遭到湘粤两省人民强烈反对。光绪三十二年正月（1906年2月），湖北、湖南、广东三省各派代表在汉口开会，制定公共条款14则，议定各省各筹各款、各修各路的准则。经清政府批准，鄂定为官办，湘定为官督商办，粤则坚持商办。为此，广州总商会及九大善堂集股2626万元，于光绪三十二年四月二十四日（1906年5月17日）成立了“商办广东粤汉铁路总公司”，继续承担粤汉铁路广东段的修建工程。

广 三 铁 路

在粤汉铁路建设过程中，省三支路是广东最先开工的铁路之一，原因是美国合兴公司鉴于佛山三水一带人烟稠密，物产丰富，佛山镇手工业发达，商业茂盛，号称中国四大名镇之一；三水县城位于珠江东、西、北三江汇合处，曾于光绪二十三年开放为商埠，修建省三支路有利于该公司的投资利益。遂向清政府提出先修省佛支路的建议，取得同意后纳入了“续约条款”，规定所有勘测设计和施工，均由合兴公司包揽。

省三支路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年初开始勘测，同年十一月开工修建，先后分两段施工。从广州市珠江南岸的石围塘至佛山一段16.5公里修为双线，于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1903年1月）竣工，称为省佛支路。之后，佛山至三水段32.36公里单线随即动工，并于光绪二十九年八月（1903年10月）竣工，改称为省三支路。至此，广州至三水全线贯通，成为广东省内建成的第一条运营铁路。同年九月二十六日（11月14日）举行了盛大的通车典礼，两广总督岑春煊亲自主持了通车典礼。

省三支路起点站位于广州珠江南岸的石围塘，是广州最早投产的铁路火车站，当时的候车室十分简陋，只有一座站台及雨棚。通车后，平均每日运送旅客却达万余人次，货运量仅占客运收入的3%。运营初期年收入毫银80余万元，利润高达50%。

民国2年（1913年），省三支路改称广三铁路，在广州石围塘成立广三铁路管理局，由北京政府交通部和商办广东粤汉铁路总公司共同管理。

广 九 铁 路

广九铁路是清政府借款修建的。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八月，英国政府向清政府提出5条铁路的贷款权，其中就有广州至九龙铁路。光绪三十三年正月二十三日（1907年3月7日），清政府派外务部侍郎唐绍仪与中英银公司在北京签订了《广九铁路借款合同》，借款150万英镑，年息5厘，拟订30年还清，以路产和营业收入担保，规定中国将来不得另建平行铁路，以保证本路的利益。同年四月（5月）成立广九铁路办事公所，由两广总督派华人魏瀚任总办，但总工程师、总管账由英国人担任，管理权实际操纵在英国人的手中。

广九铁路初建时为单线铁路，分华、英两段，以深圳河为界（新中国成立后广州至深圳段铁路改称“广深铁路”）。从大沙头至深圳罗湖桥第二孔第二节点处为华段，全长142.77公里；自分界点至九龙为英段，全长35.78公里。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英方完成设计，华段由中方修建，英段由英方自修。华段于光绪三十三年七月十三日（1907年8月21日）开工，宣统三年八月初七日（1911年9月28日）竣工，八月十七日（10月8日）通车。当年10月28日，华英两段在罗湖桥接轨，至此，广州至九龙全线通车。

民国元年（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交通部原定派商办广东粤汉铁路总公司总理詹天佑组织华段验收，因当时台风暴雨冲毁了部分路基桥梁而验收未成，延至民国2年（1913年2月）另派技正罗国瑞进行了验收。

民国25年（1936年）粤汉铁路全线通车后，英国政府为进一步扩大政治、经济侵略，极力谋求将广九与粤汉铁路接轨，因遭到广州市商界人士的强烈反对而未果。

广九铁路华段的起点站为大沙头车站（民国35年12月18日改称广州东站），是广九铁路建设时较有规模的客运车站。站房为英国式建筑的二层楼房，不过，头、二、三等候车室也仅有130平方米，只有1座站台和1股列车到发线。而华段的终点站深圳车站兼营客货运，站房简陋，只有简易候车室163平方米。图3为民国5年（1926年）时的深圳车站。

粤 汉 铁 路

粤汉铁路初建时，南起广州黄沙站，北至武昌徐家棚。广东段为广州至湘粤省界白沙河桥。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清政府赎回粤汉铁路路权后，准予粤汉铁路全线分三段修筑。北段为湘鄂段（武昌至株洲），中段为株韶段（株洲至韶州），南段为广韶段（广州至韶州），并准予广韶段商办，由商办广东粤汉铁路总公司主持粤汉铁路南段的修筑工程。

广韶段由广州黄沙至韶州（即今韶关），全长224.15公里单线，沿北江东岸北行。自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原合兴公司开始至赎回路权时止，仅修筑了黄沙至高塘（现江高镇附近）约20公里路基和黄沙至棠溪约10公里的铺轨。其后，商办广东粤汉铁路总公司接手继续向北修建，至民国5年（1916年）6月15日通车至韶州。至此，广韶段铁路成为粤汉铁路修建史上开工最早，中国商办铁路中筑路最长的一段。

粤汉铁路初建时广州的始发、终点站是广州黄沙车站，车站原为木板站房，后改建为两层小楼。车站有旅客站台2座和140米长廊雨棚1座。抗日战争爆发后于民国27年（1938年）遭日机轰炸，夷为废墟。后因粤汉铁路旅客列车始发终到改在大沙头车站，黄沙车站遂改为以货运为主，仅在车站到发线一侧建1座30米长简易旅客站台，供每天开行的一对混合列车之用，所挂2辆简易客车，载客约百余人。民国25年（1936年）黄沙车站改称“广州南站”。

粤汉铁路株韶段全长456公里，其中广东境内112公里，由于线路需跨越南岭地带的崇山峻岭，隧道、桥梁多，成为粤汉铁路工程最艰巨的一段，加上民国初年资金不足停工等原因，直至民国25年4月28日，南北铺轨才在湖南太平里车站合拢接通，9月1日正式通车。至此，粤汉铁路才全线贯通。

广州铁路枢纽的初成

自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至民国5年（1916年）间，以广州为中心的广三、广九、广韶三条铁路先后建成通车，其终点站均在广州市区：广三线在市区珠江南岸的石围塘，广九线在市东区的大沙头，广韶线在市西区的黄沙，各自设铁路机构管理，互不相属，互不沟通，尚未形成枢纽。民国25年（1936年）粤汉铁路全线通车，英国政府谋求广九与粤汉两线接轨失败后，国民政府改在黄埔筑港，修建起自粤汉线西联站（今广北站），经沙河、石牌、鱼珠至黄埔的支线。民国26年1月开工后不久，7月7日便爆发了抗日战争。国民政府为了依靠英美等国的援助，使进口物资能从九龙直接运往内地，从西联站已建成的路基铺轨至石牌附近，与广九铁路接轨。当年8月20日通车。粤汉、广九两线货运得以联通。

民国27年（1938年）10月21日，日军侵占了广州。日军为解决侵华战争物资海运与铁路运输联接的需要，于民国28年自广九线上的吉山站分岔，另修了黄埔支线，接通了黄埔港。民国29年，日军为修建天河飞机场，拆除了广九线上东山至石牌间的线路，由东山改绕沙河至石牌，在与广北联络线接轨处设天河站。

抗战胜利后，广九铁路局被撤消，划归粤汉铁路管理局管理。为理顺粤汉、广九两线的客货运管理，民国36年（1947年）在广北联络线上的云麓至广九线上的永村间，修建了云永联络线，使粤汉线上的客运列车可以直达大沙头车站，大沙头车站即成为粤汉、广九两线的客运终点站。大沙头车站自此更名为广州东站，黄沙站改为货运站。

至此，粤汉、广九和广三铁路以及所属的黄埔等支线在广州初步形成了路网枢纽。只是广三线仍为珠江所隔，客货不能直接联运，仅能以渡船接驳，效率甚低。直至解放后修建了珠江大桥才最终实现了广三线与京广线的连接。

从清末至民国末期的半个世纪中，广东乃至全中国的铁路建设均十分缓慢，铁路技术、设施和管理也十分落后。1949年广州解放前夕，国民政府军队余汉谋部破坏了广东境内的铁路桥梁，炸毁墩台，使钢梁断落，铁路中断。1949年10月14日广州解放后，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和衡阳铁路局三个桥梁队并肩战斗，积极抢修，于1949年12月28日全部抢通广东境内线路。粤汉全线于12月29日举行了通车典礼，广东省政府主席叶剑英在通车典礼上发表了讲话并主持了剪彩。从此，广州和全国铁路建设一样，迎来了新的历史时期。

插图1：广东省政府主席叶剑英粤汉全线通车典礼上发表了讲话并主持了剪彩。

插图2：广九线起点广州大沙头车站

注：本文于2009年10月8日星期四，以电子邮件发给《羊城晚报》“羊城沧桑”专版责任编辑梁力的邮箱。全文4152字，附图（照片）5张。

 本文经修改于2012年1月16日星期一，再以电子邮件发给《羊城晚报》“羊城沧桑”专版责任编辑杨柳的邮箱，全文4163字，附图（照片）5张。经编辑部修改刊登在2012年3月10日《羊城晚报》B10版“博文周刊”“羊城沧桑”专版头条“老城纪事”栏目上，全文3962字，采用了2张附图，另加了5张插图。



亲历50年代的教育改革

郭敬泓

1958年9月，中央提出了“党的教育工作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教育的目的，是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其时我正在华师附中，对此记忆犹新。

那时曾仿效苏联在中小学推行“劳动卫国制”（简称“劳卫制”），检测项目包括田径、体操、举重三类，田径有100米短跑、3千米长跑，体操有引体向上等，贯穿着速度、力量、耐力、灵巧，是对人的身体素质的全面检测。其等级分为少年级、一级、二级三档，中学生按一级、二级标准考核。获得等级达标的发给国家体育部门颁发的等级证章（如下图所示）和证书。

1958年前后，教育部门要求在校学生都要达到“劳卫制”一级，二级也要达到一定的比例。为此，广州各中学掀起学生“劳卫制”达标的高潮，教育部门亦随时公布各个学校达标比例。我们学校为加速达标，有段时间甚至停课进行。记得我为了3千米长跑项目（好像是属劳卫制二级项目），曾一天之内在华师的大操场，上、下午各跑了一次，仍不达标，第二天还继续跑。因为是群众性运动，检测项目多，学校里没有那么多的裁判（裁判基本由体育老师担任），选择部分同学负责，故内中出现一些弄虚作假便不足为奇了，例如一百米短跑多次通不过的同学，就让其提前10米起跑，到了标准起跑线时已有了一定速度时才开始计时，这样跑基本都能达标了。现在看来，作假现象估计不会只在我们学校里发生。后来因接着的“大跃进”和三年所谓“自然灾害”造成的困难时期，使“劳卫制”逐步淡出了中学校园，因为没有粮食，甚至坐在教室里“练气功”代替体育课，直至偃旗息鼓。

50年代末60年代初时期的中学生，参加劳动生产的时间较之前和之后的都要多得多。我们学校先后参加过农村农田劳动、芳村修铁路和西湖挖泥塘的公益劳动等。

王屏山校长主持下，成立了一个校办机械工厂，有车床、牛头刨床、钻床等机床，由物理老师任厂长，给我们上机械加工原理课，还请了一位高级技师教各种机床操作。本着勤工俭学的理念，机械厂承接外委的一些机械零、配件加工，每周都为同学们安排到工厂学习和劳动的时间。我就是在这时学会了开C630普通车床和老式皮带传动的牛头刨床的。虽然加工的都不是精度很高的零配件，但从中学到技能，体验到生产成果的喜悦。我也因此对机械产生了兴趣，为一生从事机械专业打下了基础。

1958年暑假，王校长派陈鸿业老师带领我们几个同学到芳村耐火砖厂学习，参加了厂里耐火砖从配料、制作成型、烧结成品等生产全过程的劳动。回来后，筹办了学校的耐火砖厂，由芳村厂派出的师傅指导在学校岗顶建起了耐火砖窑。为解决一种紧缺配料，厂建议我们用“瓦粉（指盛水盛米的瓦缸瓦罐等碎片磨成粉）”代替该配料，还可以减低成本。于是，学校组织一部分同学，拉着手推车到石牌附近村落收检瓦缸、瓦罐、瓦煲等的碎片，部分同学在厂里用农村舂米用的米舂将瓦片舂成粉末，其余配料、打砖、凉干、进窑、烧制、出窑等工种都有明确分工。第一窑烧制成功的耐火砖选出的样品，是由我送到华南工学院热工实验室检验其物理性能的。经检验其耐高温性能指标稍微偏低，但其耐火能力对于当时大跃进大炼钢铁时期的土高炉、炼铁炉使用来说，是绰绰有余了，故当时是不愁没有销路的。

劳卫制证章

注：本文于2013年1月12日星期六，以电子邮件发给《羊城晚报》“羊城沧桑”专版责任编辑杨柳的邮箱。全文1826字，附图（照片）1张。因杨柳编辑未收到，1月16日重发一次。

经编辑部删改，本文与附图于2013年4月27日（星期六）刊登在《羊城晚报》B10版“博文周刊•羊城沧桑”版右下角，全文1306字。



广州人的跳舞史

郭敬泓

解放前，广州市民的一项公共娱乐活动就是跳舞（解放后称之为交谊舞），那时广州有不少营业性舞厅，其特点一是购票入场，二是都有乐队现场伴奏舞曲，三是配有职业“舞女”有偿为单身男子伴舞。父亲的一个朋友在永汉路一舞厅（位于现西湖路口对面的新华书店二楼）乐队当乐手，小时候曾跟父亲去过一次舞厅，印象中觉得那是一项比较高雅的娱乐活动，有些人甚至进舞厅只为听音乐。但解放后，广州的营业性舞厅可能被认为是藏污纳垢之地，“舞女”被等同于淫秽职业而被关闭了。其后交谊舞会不时还会在机关单位内部举办，但毕竟范围较小，取而代之的是曾经时兴的集体舞。

1952年前后，经过土改和镇反不久的广州，社会上也呈现过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安定祥和气氛。那时提倡中苏友好和学习苏联老大哥，在文化、艺术方面比较突出的是大量放映苏联电影，办苏联的各种展览，唱苏联歌曲，跳苏联集体舞。当时中华唱片厂还专门出版了“苏联集体舞”舞曲唱片（见附图一）。对广州市民跳苏联集体舞印象最深的是1952年的国庆节晚上，在广州市岭南文化宫(现文化公园)、中央公园前和青年文化宫等几个广场，同时举办的大型集体舞联欢晚会。那天我们一家吃完晚饭就近到中央公园前去观看，看到公园前至惠爱路之间一段路上已人头涌动，热闹非凡。人们热情洋溢地围成了几个大圆圈，随着喇叭连续播放的舞曲在跳着苏联集体舞。由于苏联集体舞舞曲简短重复，舞步简单，没有固定的舞伴，所以不论男女老少都可以进去跳，围观者很少。我们兄弟姐妹很快就融入到舞圈之中，后来连我父亲都忍不住进来跳了一阵子。记得当时一个叫“找朋友”的舞蹈，是舞圈中间的人拍着手，边跳边自由选择外圈的人做舞伴，跳完一段后，两人就交换位置，原来在外圈的人就换到圈内去另找新的舞伴。还有一种叫“匈牙利三人舞”，舞者里外围成三圈，三人一排手拉着手顺着圆圈的一个方向跳，跳完一段后中间一位向前进一位，更换舞伴后又接着跳。大家沉浸在兴高采烈之中不断手舞足蹈、欢声笑语地跳着跳着，不觉时间就到了午夜12点，舞曲伴奏终止了。正当不少青年男女感到余兴未尽时，不知哪位说了一句，“青年文化宫前还可以继续跳”，于是，我跟着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向永汉路青年文化宫涌去。可惜刚到那里，舞会也结束了。

“文革”期间，曾强制性地在机关单位普及过一种集体“忠字舞”（附图二），终因政治性太强，非人们所愿，不久就寿终正寝了。随着改革开放，交谊舞在市民娱乐活动中得到不断推广，已成为当今不少市民每日晨练的必修课。

　　附图一：上世纪50年代流行的集体舞舞曲

　　附图二：“文革”中强制普及的“忠字舞”

　　注：本文于2012年2月26日星期日，以电子邮件发给《羊城晚报》“羊城沧桑”专版责任编辑杨柳的邮箱，全文1131字。

2012年10月15日星期一，杨柳编辑邮件通知要求将本稿“请再传一次”。已将本稿连同两附图一并发去。

本文经《羊城晚报》“羊城沧桑”专版编辑部修改后，于2014年4月12日（星期六）B10版《博文周刊》版“羊城沧桑”专版左下角“城人讲旧时”栏中刊登。全文1014字，文中只采用了附图1（唱片图），编辑部另配了一张"'文革'中强制普及的'忠字舞'”的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