翰苑英华~“一鼎三甲”说探花

养笺楼

“探花”最早出现在唐朝，但当时并非是指殿试进士的第三名，只是一种戏称，与登第名次无关。之所以称为“探花”，是由于唐朝的新科进士放榜在春季，此时恰逢京城杏花盛开，新科进士会举办一场游园盛会庆祝自己中第，在这场游园会中挑选两位年少英俊的进士作为“探花使”，负责采摘鲜花迎接状元，故称探花。大家最熟悉的探花郎，应该就是古龙笔下的“小李飞刀”李寻欢了。

中国古代科举相当于如今高考的前身，不过比我们的高考更加艰难，也更加残酷。科举始于唐朝，完善于宋朝，结束于清末，是中国一千多年封建统治中最为重要的选拔人才的考试。这种制度的目的旨在为国家选拔人才，它可以实现很多底层的人民能够进入皇宫朝廷做官的愿望。因此很多读书人以此来改变自己的身份，通过考试后能快速进入上层社会，从而施展自己的才华抱负。而这一制度中的等级非常分明，其中进士的前三名分别被称作状元、榜眼、探花。

要知道状元可是科举的第一名，是才华与能力的象征。一旦成为状元，必是全家齐乐，而探花只是第三名，也就是说在古代，中状元比中探花难，所以状元比探花牛。但是，事实上历朝历代以来想要考中探花才是最难的，因为探花除了才华之外，还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那就是探花一定要长得好看，一表人才，气质要好。毕竟我们都知道，从古到今，都是一个以貌取人的年代。所以，在古代如果谁被选为探花郎，就意味着大家认可他的年轻和英俊。而且中探花的人会得到皇帝和大臣的特别关注，地位不比状元低。中了探花，表示朝廷对你样貌和才华的双重肯定。

鲍源深：（1811～1884），字华潭、号穆堂、澹庵，和州（今和县）梁山镇人。鲍源深出身官宦世家。祖父鲍本泰，赠光禄大夫，翰林院编修。父鲍东里赠光禄大夫、振威将军、大理寺少卿。兄鲍源薰、鲍源煦曾任翰议大夫、江西知府。鲍源深少年好学，塾师李光斗赏识他，书赠“晚步遽风”条幅。鲍源深于26 岁道光十七年（1837 年），考取拔贡，道光二十七年中进士，因廷试第三名（俗称探花），故乡人尊称他为鲍探花。他历任编修、国史馆协修官、纂修官、御史、贵州学政、大理寺少卿、太常寺卿、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咸丰九年（1859 年）七月到京，授惠亲王之子奕询、奕谟、奕详侍读。后出任工部左、右侍郎、顺天学政、礼部左郎、江南监临官、山西巡抚等职。

　　养笺楼藏～探花鲍源深致顺之札

同治五年（1866 年），鲍源深在任学政时，深感“章程紊乱，而寒畯亦无书可读，于是厘订新章咨部，并疏请开局，重刊钦定经史诸书，以惠多士，得旨允行”后，使千家万户学子得到读书机会。鲍源深到山西任职后，深恶鸦片毒害老百姓身体，除察吏治兵外，尤以种罂粟为农民之蠹，立定州县考成，以禁种罂粟多寡为定。”离任后，他得知山西发生饥荒，在拟办赈济事宜中，他首先自己“捐银二千两，兼劝绅商捐输。以惠穷黎。”故他在山西声誉很好。

　　鲍源深致顺之札（一）

鲍源深在贵州、广西任学政时，曾镇压苗族起义；在太平军占领江宁时，他又“疏请皇上严令统兵重臣，守土大吏同心防剿。”虽然出身官宦，身为朝廷大臣，鲍源深能够体察百姓的疾苦，并尽其所能为人民做些好事。同治十三年，他在给皇帝疏陈中，坦诚地说：“而各省自遭兵燹，十室九空，十余年来，民气未复，即有完善之处，或疲于徭役，或困于捐输，亦复鲜盖藏，人多贫窭，幸逢丰稔，犹不免冻馁之虞。”这段上皇帝疏，既暴露了清王朝镇压太平军的史实，又描述了人民的生活痛苦。鲍源深于光绪元年（1875 年）辞官归里后，捐置田产数百亩，在西梁山创立义庄，赡养族门年老孤寡。

鲍源深晚年善书法，喜诗文。著有《补竹轩诗文稿》、《桑梓兰言集》、《题图小品》、《偏庐诗草》，还有奏牍若干卷。[1]

光绪十年病逝，终年73 岁。

　　鲍源深致顺之札（二）

冯文蔚（1814～1896），字联堂，号修庵。浙江乌程（今湖州）人。清光绪二年（1876）丙子恩科曹鸿勋榜进士第三人（即探花）。光绪元年，冯文蔚中举。光绪二年，冯文蔚参加礼部会试中式，殿试策对，钦赐一甲第三名进士及第，授翰林院编修。工书法，笔意风流倜傥。作品：扇面、书法、殿试卷、七言对联等。

潘祖荫：（1830～1890）清代官员、书法家、藏书家。字在钟，小字凤笙，号伯寅，亦号少棠、郑盦。吴县（今江苏苏州）人，大学士潘世恩之孙。内阁侍读潘曾绶之子，咸丰二年一甲三名进士，探花，授编修。数掌文衡殿试，在南书房近四十年。光绪间官至工部尚书。通经史，精楷法，藏金石甚富。有《攀古楼彝器图释》。辑有《滂喜斋丛书》、《功顺堂丛书》。

　 养笺楼藏～探花潘祖荫致知无主人（彭祖贤）札

潘祖荫生长于北京，祖籍吴县。他的祖父为乾隆癸丑科状元潘世恩，官至太傅、武英殿大学士。他的父亲潘曾绶，字绂庭，官至内阁侍读。他的叔祖是乾隆乙卯科探花潘世璜。

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恰值潘世恩80大寿，道光皇帝恩赏潘祖荫为举人。咸丰二年（1852年），考中一甲第三名（探花），授翰林院编修。咸丰四年（1854年），历任国史馆协修、候补侍读、实录馆纂修。咸丰六年（1856年），历任功臣馆纂修、会试同考官、侍读、咸安宫总裁、南书房行走、文渊阁校理，因捐备军饷赏戴花翎。咸丰七年（1857年），历任日讲起居注官、侍讲学士。咸丰八年（1858年），英法联军入侵天津，上书请战，历任陕甘乡试正考官、国子监祭酒、侍读学士。

咸丰九年（1859年），升任大理寺少卿。咸丰十年（1860），时任骆秉章幕僚的左宗棠被弹劾，他上疏密保左宗棠，说他人才出众，此案才平息下来。左宗棠被释疑保举曾国藩襄理军务。又呈上四川军务宜筹防剿之奏折、陈“救时八策”并《团练章程》十二条、上疏直谏驾幸木兰等奏折。

咸丰十一年，潘祖荫署宗人府丞。上疏议郊配大礼，请皇帝按圣制永垂法守。咸丰十一年，皇帝下诏，求直言进谏。潘祖荫应诏陈言数条：第一、勤圣学。首先选典学施教，选有德贤臣开展日讲旧制。斟酌变通康熙帝时的旧制，在翰林中选择数名作为顾问，可以养成圣德、正本清源。第二、求人才。保国之道首先在于得人才，多事之秋，更要讲究用人。不要墨守成规，有才干又有学识的要破格录用。一定要广开言路，不受虚名，务求实效。第三、整军务。军法不明，军务松弛。将士窝里斗、看笑话，各霸占自己的范围，常常坐失良机。应该仿嘉庆年间设经略来节制各省。凡是临阵脱逃、城池失陷的立即按律处治。第四、裕仓储。国家根本以粮足为先。而今仓储空，京郊不能自足。要抓紧采买。在天津设收米局。钱不够用，可开设米捐。第五、通钱法。咸丰四年改用大钱，钱法更加破坏。官号、奸商浮开虚票，又改用私票。存钱数当不上使用钱数，钱不值用，祸国殃民。官府要严加管理，逐渐全用制钱，平抑物价，钱法就可以修正了。

　　潘祖荫致知无主人札（一）

潘祖荫研索钟鼎、篆、隶书法文字，往来籀分。一次，闻听有碑石，他欣然前往一览，在篆床后壁间，秉烛细观，连垢面也顾不上，花五百金购回。潘祖荫尤其注意吉金，他所藏钟鼎彝器之类多达五百余件，成为当时收藏吉金的第一家。鲍子幸曾经与潘祖荫论好古象币者之弊有三：矫、痴、诬，潘祖荫为之失笑。被人称作金石学家。当时朝廷内众太监凡得古玩，必请潘祖荫鉴别。孝钦皇后曾说“潘祖荫所鉴定者固无甚大谬也。” 潘祖荫还是一个著名的藏书、金石收藏家。“滂喜斋”、“功顺堂”是他的藏书室，他将藏书编成《滂喜斋藏书记》、《滂喜斋书目》。他的门生叶昌炽为他的藏书著有价值极高的目录指南“藏书纪事诗”。攀古楼是他存放青铜器和石碑的储藏处，他还留下两部金石目录：《汉沙南侯获刻石》、《攀古楼彝器款识》。潘祖荫喜好藏印，有官印、印凡三百零四板。他的金石收藏甲于吴中，闻名南北。此外，潘祖荫通晓经史。生平著述不多，他刊印了他的一些游记和诗作。著有：《滂喜斋丛书》。潘祖荫擅长书法，与潘世恩、潘世璜一起被称为书法“苏州三杰”。在目录学和考古学上，他常与吴大澂切磋心得。另据传，说潘祖荫设同乡“关场宴”，他以新得一鼎，考其款识，乃“鲁眉寿鼎”。他特撰写“眉寿鼎图说”，赠来赴宴的人雅正。等应试举子考二场时，诗经题目即是“眉寿保鲁”，凡是得图说的考生恍然大悟，撇开常解，以鼎训诂考题。等金榜揭示后一看，考中的八人，有七名是赴宴得图说的人。足见，潘祖荫对金石古董的嗜好。在收藏界，人们叫他“潘神眼”。他收藏的国宝级文物大盂鼎目前存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大克鼎目前存放在上海博物院，都是我国青铜器藏品中的至尊。光绪十六年，顺天州县水灾，潘祖荫与府尹筹放义赈、添设二处粥厂。秋季，潘祖荫患病，仍不忘上奏请拨银米以备灾民过冬，皇帝答应他的请求并施行。潘祖荫病情更严重，不得不告假，三日之后，潘祖荫积劳病故，年61岁，官至工部尚书。皇帝赐谥号文勤，赠太子太傅。

　　潘祖荫致知无主人札（二）

辑有《滂喜斋丛书》、《功顺堂丛书》。著述有《芬陀利室词》、《西陵日记》、《秦輶日记》、《沈阳纪程》、《郑庵诗文存》、《攀古楼彝器款识》等。

　　潘祖荫致知无主人札（三）

张之洞：（1837年9月2日—1909年10月4日[1][2]），字孝达，号香涛，时为总督，称“帅”，故时人皆呼之为“张香帅”。[3]晚清名臣、清代洋务派代表人物，祖籍直隶南皮，出生于贵州兴义府（今安龙县[4]）。咸丰二年（1852年）十六岁中顺天府解元，同治二年（1863年）二十七岁中进士第三名探花，授翰林院编修，历任教习、侍读、侍讲、内阁学士、山西巡抚、两广总督、湖广总督、两江总督（多次署理，从未实授）、军机大臣等职，官至体仁阁大学士。[5]

张之洞早年是清流派首领，后成为洋务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教育方面，他创办了自强学堂（今武汉大学前身）、三江师范学堂（今南京大学前身）、湖北农务学堂、湖北武昌蒙养院、湖北工艺学堂、慈恩学堂（南皮县第一中学）、广雅书院等。[6]政治上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工业上创办汉阳铁厂、大冶铁矿、湖北枪炮厂等。八国联军入侵时，大沽炮台失守，张之洞会同两江总督刘坤一与驻上海各国领事议订“东南互保”，并镇压维新派的唐才常、林圭、秦力山等自立军起义，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11月，以顾命重臣晋太子太保，次年病卒，谥文襄。有《张文襄公全集》。张之洞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并称“晚清中兴四大名臣”。

　　养笺楼藏～探花张之洞致陶斋（端方）札

冯煦：（1843～1927），字萝华，一字梦华；号蒿史，亦号蒿盦，晚号蒿叟，辛亥后称蒿隐公。江苏镇江府金坛县（一作丹徒）人。侨居宝应。清光绪十二年（1886）丙戌科赵以炯榜进士第三人。

　　冯煦幼年丧父，当时，他年仅14岁。父亲去世后，冯煦定居江苏宝应外公家，跟从成心巢先生求学。他学习努力，以词赋闻名。光绪三年到四年期间，他在金陵书局校书。光绪八年，冯煦以副贡生参加乡试，考中举人。光绪十二年，殿赐一甲第三名进士及第，授翰林院编修。此时，冯煦年纪已过40。冯煦入翰林院后，当时进奉文字，鸿篇巨制文章，多出自他的手。他多次上疏代奏，奏请奋发图强，使国力雄厚，以及施行有效政令等，受到光绪帝赞赏。冯煦还充任国史、会典总纂，在国史馆续修地理志、会典和各种图说。他审视章回，举例格外详备，他尽心竭力地考稽、修订，精确、缜密超过前人。光绪十四年，冯煦出任湖南乡试主考官。以确实选人才、纳名士，很受众人称赞。光绪十六年，京东发生涝灾，冯煦参与赈灾。光绪二十一年，冯煦参加京察考试，获一等，奖授安徽凤阳知府。他多次实施恩惠，剔除积弊。上任后，就赶上当地连年水涝，冯煦单独骑马巡视，一一勘察、访问，查清受灾实际情况，确定赈济的多少，百姓得到他善政的好处。此外，他多次为疑案、冤狱平反昭雪，很得民心。经当时总督刘坤一多次保举，冯煦两次升迁，扩大管理范围到凤阳、颖州、六泗道。光绪二十六年，由于他捐助赈灾巨款，赐予道员官职，加二品顶戴，候选道台。光绪二十七年，冯煦出任山西河东道，后任山西按察使。又调四川，在四川广安州任职。光绪二十八年，他出任四川按察使。后又调到广安州。当地有人聚众闹事，图谋毁坏学堂。其中有四个人被抓后，当地打算按土匪条款，依律处斩。冯煦坚持先上报巡抚，而后再考虑行刑，以消除纷争。在巡抚、按察使的批示未到之前，即使丢官，也在所不辞。使此案妥善解决。过了一年，冯煦署四川布政使。五个月后，又调任安徽按察使之职。光绪三十一年，冯煦出任安徽布政使。光绪三十二年，他以布政使兼代理提学使。光绪三十三年，冯煦升任安徽巡抚。他尽心处理民事，治理、赈济功绩卓著。当时朝政日下，海内外革命党人四处兴起，宣传革命主张。自从巡抚恩铭被刺以后，人心惶惶。冯煦上任后镇静自若，处理犯罪案件时不株连他人；坚持主张对于胁从者不予追究，以示宽大。民心渐渐稳定下来。然后，他又上奏：仅仅平息-，而民不聊生尚未解决；臣子不引咎自责、奋发图强，那么情况依旧；如果朝内只知-，日夜苟且偷安，必将贻误大局。奏疏中指出：整治的方法首先要核查名副其实、赏罚分明，而关键要记住“民为邦本”；忠君爱民的大臣应该用而不怀疑；祸国殃民的奸恶佞臣，应绳之以法、决不宽容。这样，天下自然安定，朝政得以治理；百姓安居乐业，再不会有-、危机产生，此乃根本大计。可惜，这份疏奏被当时权臣猜忌、怀疑，第二年就不再提了。冯煦任职期间，军机大臣鹿传霖和湖广总督张之洞修书一封，私下托付冯煦给予他们的亲戚石凤崖格外照顾。石凤崖在安徽凤颍泗任道台，却胡作非为。冯煦不徇私情，仍然将石凤崖-，使石道台丢掉官职。于是，为石凤崖道台一事，鹿传霖、张之洞与冯煦彼此之间结下怨恨。自此之后，冯煦处处受刁难、被中伤，最后，冯煦从安徽巡抚的职位上被开缺，丢了官职。他心中愤愤不平。冯煦以后即“卜居江苏宝应，‘以文史自娱，奖掖后学’”。

　　宣统二年，江南、安徽又闹水灾，冯煦奉命作为查赈大臣，冒洪水出入灾区，督促赈济-、验查救灾办法，深入到河南东部交界处。不到一年，他走遍三十九个县，发放赈济三百余万救灾款。而后，冯煦建立了义赈会，筹措钱粮。当时水、旱灾荒不断，再加上兵祸，远到鲁、豫、湘、浙，甚至京畿、直隶。冯煦真是做多长时间的官，忙碌赈济多久，始终与治理灾荒事物相关，一直忙到退休，大家交口称赞他是个大善人。中华民国后，冯煦以清室遗老家居上海，不再出来任职。但是他仍然创办义赈协会，遇有东南报告灾情，协助政府赈济灾民。十年如一日，他做出了丰功伟绩。晚年，冯煦“抚时悲戚”，“发为诗歌，与诸逸老相唱和”。民国十六年(1927)夏，因病去世。

　　养笺楼藏～冯煦致李佩秋札

冯煦一生廉洁而乐善好施。平日讲学，以知有廉耻教人，尤其重在身体力行办实事。就是这样，也挽救不了清王朝覆灭，“闻国变，痛哭失声。越十有五年卒，年八十五。”当清朝灭亡消息传来，他只能痛哭失声。辛亥革命后，他自称蒿隐公，以清朝遗老自居。冯煦擅长诗词、文章。他的诗词多怀感伤情绪，也能写骈文。常与人吟诗唱和。在民国年间又生活了十五年。他的文章温文尔雅，想不到，到老时竟然靠卖文章，聊以自给。可谓清贫一生，两袖清风。

　　冯煦去世后，留下笔记一部，其中原载有对张之洞等不满的内容。他的弟子要将笔记刊刻出版，经当时许多名流调解，方才将其间不雅之语及部分条目去除，交付刊印。冯煦擅长书法，师宗钟繇、虞世南、孙过庭。风格醇厚、朴素、遒劲，有骨有肉，神采烨然。

　　冯煦致李佩秋札（一）

著有《蒿盦类稿》三十二卷、《蒿盦类稿续编》三卷、《蒿盦随笔》四卷、《蒿叟随笔》五卷、《蒙香室词》(一名《蒿盦词》)二卷、《蒿盦奏稿》四卷、及《誉稿》十六卷、《杂沮》四卷、《随笔》十卷、《蒿盦论词》一卷等。有《宋六十家词选》、《江南通志》。

　　冯煦致李佩秋札（二）

谭鑫振：(1843～1882）字丽生、贡三，清湖南衡山县(今衡东县石湾镇泉水村）人。自幼聪慧，才智过人，曾求学石鼓书院。

　　同治九年(1870）中举人，署岳州训导，后受湖南巡抚王文韶器重，视之为“国器”，委校阅各书院经课。光绪六年(1880）赴京会试。主考官是景廉、翁同骙、麟书、许宝骙，考题是《子曰吾与》、《柔远人则畏之》，《又尚论古世也》，《静对琴书百虑清》得“清”字，会元是吴书棻，谭鑫振顺利通过礼部会试，殿试取一甲第三名(探花），任翰林院编修。光绪八年殁于山海关。流传书作有南岳《半山亭记》、南岳鹤岭东岳庙“紫气东来”匾额等，其书有欧意，榜书大气，楷书规整中有灵动。临终遗言：“知足是人生一乐，无私得天地自然。”传略入编《中国书法大辞典》。

　　养笺楼藏～探花谭鑫振致蓉泉札

　　谭鑫振致蓉泉札（一）

　　谭鑫振致蓉泉札（二）

　　郑沅：（1866年—1943年），字叔进，号习叟，长沙金井人，光绪二十年（1894年）甲午进士，殿试一甲第三名探花，这一年的榜眼叫尹铭绶，是湖南茶陵人，同样是一位才华横溢的书法家。与郑沅同入翰林院主事。不久尹为山东学政，郑沅为四川学政。后又同为辛亥革命后的总统府秘书，袁世凯称帝后两人先后脱离袁世凯政府，又同到上海靠卖字为生。尹铭绶以行楷为主，郑沅则以行楷和章草为主。郑沅的书法学得扎实，楷书是以颜真卿中年时期方正浑厚稳重大方书体为主，深得同僚及文人墨客喜爱。他的篆书写得古朴庄重，隶书则丰富多彩，笔画中往往参有魏碑的韵味。然而郑沅最具独自个性的书法是他的章草，雄浑、潇洒、大气。他的章草以方体带横式书体结构，突破了以往人们多以竖式结体的传统模式，由于横体字容易产生笨拙的感觉，他经常把第一笔用浓墨重笔加长加粗，突出地夸张一下，字体间的用笔讲究灵性与清秀，有时稍稍夸张撇捺的书写，使字体有点新意。他的章草时而带楷书笔意，时而又隶书笔法，时而有魏碑写法，他的章草不拘一格、尽情挥洒，在挥洒的笔墨中他把章草写出了一个新的境界。因为他书法创作的最高峰时期是在上海及周边地区，反而他的家乡长沙很少见到他的墨迹。“传家有道惟存厚 处世无奇但率真”这副对联曾是曾国荃书写的名联，郑沅也把它常记于心中，作为做人的标准。

　　养笺楼藏～探花郑沅致南屏（桂坫）札

郑沅曾为袁世凯幕僚，但发觉袁世凯要复辟当皇帝，便辞职，后寓居上海爱丽园，经常与尹铭绶、曾广均、何维朴、曹典初、谭泽闿等湘籍前朝遗老们雅集，以诗书消遣余生，体现了一个文化名人的底线和骨气。郑沅书法无论是篆隶还是楷书、章草均讲究气势，其字与字之间、行与行之间都有一股无形的气场相互贯通，所以看他的字不论大小均力度十足。加上他的文学功底与诗词特长融合其中，使他的书法有种特殊的逸情和傲气。

　　郑沅致南屏札（一）

　　郑沅的书法散落在民间，主要在上海、江浙一带。由于他是探花出身，有的藏家专门收藏状元或科考前四名的书信墨迹。长沙地区民间偶尔也有郑沅的墨迹出现，一般情况下很快就被专门的藏家或书法爱好者收藏了。喜爱郑沅书法的群体想欣赏其作品，只有到博物馆看有没有展出了。

　　郑沅致南屏札（二）

商衍鎏（1875-1963），字藻亭，号又章、冕臣，晚号康乐老人，清代为广州驻防正白旗汉军人籍，后改称广东番禺人（民国后甚至1949年后），1875年生。著名学者、书法家。 1894年甲午科举人。1904年为清朝最后一次科举考试，商衍鎏得殿试第一甲第三名，成为清末科探花，任翰林院编修。曾任侍讲衔撰文、国史馆编修、实录馆总校、文渊阁校理等职。先后任国民政府财政部秘书、江西省财政特派员等职。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江苏省文史研究馆馆长、中国文史研究馆副馆长、广东省政协常委、广东省文史研究馆副馆长等职。商衍鎏毕生研习书法,楷书学颜真卿、褚遂良,中年以后博采历代名家草书,变化自如,飞逸多姿。行书尤为流走飞动,别有一种高雅气格。 1941年书的楷书心经轴,人评为“贵在能以动人行而不失空灵静默, 一股清气统贯全幅”。商衍鎏的画亦有时名,尤以绘竹石著称。商衍鎏在1962年病逝于广州。著有《清代科举考试实录》、《太平天国科举考试纪略》,有《商衍鎏诗书画集》传世。

商衍鎏从小苦读，1894年甲午科举人，在广州光孝寺西华堂读书多年，后又入学海堂、菊坡精舍、应元书院。1904年甲辰科中一甲第三名探花，授翰林院编修，入进士馆。其间1906年至1909年被派往日本东京法政大学学习法政。后历任翰林院侍讲衔撰文、国史馆协修、实录馆总校官、帮提调等职。

1912年，受聘于德国汉堡殖民学院（Hamburgisches Kolonialinstitut，旧译：汉堡殖民学堂）东亚系（Ostasiatischen Seminar）研究助理，1916年聘约期满回国。（汉堡殖民学院成立于1908年4月，并于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被撤销。1919年汉堡大学成立时，殖民学院被并入该校。）

归国后，历任北京副总统府顾问、江苏督军署内秘书、大总统府谘议、江西省财政特派员。1927年任国民政府财政部秘书。抗战胜利后，于1946年回南京。

1960年7月被聘任为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1963年8月28日在广州逝世，终年88岁。

商家在广东科举史上有“禺山双凤”（商衍鎏、商衍瀛两个进士）的美誉。同时商衍鎏的两个儿子，商承祖和商承祚，都是著名的学者教授。其中商承祖曾任南京大学外文系主任，商承祚则是著名的古文字学家，中山大学教授。晚年商衍鎏撰写了《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和《太平天国科举考试纪略》，更凭记忆默写当年考题，为后世留下了非常宝贵的财富。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于1956年11月为他拍了《探花晚年》，介绍了他晚年的幸福生活。

关于是末代科考，民间有种传闻，说朱汝珍才是名至实归的状元郎，但慈禧太后最恨广东人，因为她的几个心头大患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都是广东人，一见朱汝珍是广东人，就一定要拉他下马。而商衍鎏在报名时填的是“广东驻防正白旗汉军”，所以避开了老佛爷的阴谋之手。另外，还有个民间传言却说，本来是商衍鎏卷子做得最好，但老佛爷认为刘春霖这个名字是吉兆，所以将他点为状元，让商衍鎏屈居探花。这些都是传说，没有依据，中探花的过程，商衍鎏先生在《清代科举考试述录》中有详细说明。

　　商衍鎏致沙仰三札

　　

商衍鎏致沙仰三诗札